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王阳明《传习录》
《岭南文化时报》从1993年10月27日创刊到1998年12月30日停刊，历经了1888个时日，不过，现在回头望去，只觉得是短暂的一瞬。而从其停刊至今，其实只70来天（此文作于1999年3月14日，为首次发表——编者注），但犹如前尘往事。长与短、近与远的双重错觉，更令我意识到及时记叙5年间人与事的必要性，以免“真成梦幻”。
一 缘起
1981年至1991年，我一直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做学生，当时主编过全校性学生刊物《中大青年》，办刊办报的热情初次触发。1991年7月，带着八十年代的激越和无奈，我到新成立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工作，有幸遇上李明华博士这样一位好所长。1992年夏，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成立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李博士安排我负责联络事务并任秘书长。我当时向他建议能否以中心名义申请办报，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他自己曾在武汉主编过八十年代风生水起的《青年论坛》，所以他能体会我的心思，表示放手让我独闯。
1992年秋，我开始做起办报的梦，起草给广州市新闻出版局的申请报告，想象将来的报纸面貌。因为是以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名义申办，所以，报名只能叫《岭南文化时报》。那时，政府职能部门的腐败之风已开始盛行，职能部门办报，可以动用权力向管辖企业强征广告，报纸被视为摇钱树。于是，政府职能部门办报一时风起，而当时本地主管新闻出版的官员对申办省内刊号报纸，大都持宽容立场。《岭南文化时报》正是碰巧搭上这班“便车”的——1993年6月29日上午，早上刚下过一场大雨，九十点钟的太阳已很毒，我骑着单车，到位于水荫路的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领取批准《岭南文化时报》开办的“内部报纸出版许可证”。
从“想做什么”到“该怎么做”，对一介书生而言，的确有待考验其做事的耐力。
二“四君子”
按规定，申办者必须在获得“出版许可证”的半年之内正式出报，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处理。为了及时筹集经费、征集稿件，必须先有报社的框架。
最初参与办报的四个人是：单世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和我。因没有钱租借办公室，前两次碰头分别是在少明和我家里进行的。1993年7月8日，我们共同起草了一份“《岭南文化时报》介绍”，目的在于寻求有识之士的经济资助。其中有这么几段话值得记忆——
“我们都曾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有过建树，共同的思想见解、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怀把我们紧紧相连。
我们认为，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参与时代生活，参与文化的创造。当代学人的天地不应只局限在书斋之中！因此，我们开始了这条充满荆棘和希望的报人生涯。
在建设精神文明、汇聚时代潮流、参与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下，本报将努力与众不同，敢于标新立异，不惮唱反调。本报将以其真实的个性和独特的见解，在人语喧哗的当代环境中顽强地表达自己的声音。”
最后是我们的自许和期盼——
“在成熟的夏季，我们把又一颗文化种子洒落岭南沃土。朋友，请给我们一片荫凉，给我们一点生命之水吧！今天我们是无声无息的小花，明天我们将成为参天大树。”
我们分头接触了各色人等，把我们将要做的事情描述得很感人，对方最后说，市场前景不明朗，但对我们表示钦佩。无奈之下，我们改变思路：先把报纸出出来，尽量在形式上高档一点，然后再拿着现成的报纸去说服人也许会奏效。
报社筹集到的第一笔资金是16000元，那是在出报之前的1993年7月底，出资人是我所在的研究所的同事，他们是：李明华、李大华、贾云平、韩强、张勇、阮晓波、陈洁珍。那时时兴“股份制”，所以这笔钱也称“股金”。这笔钱解了我们燃眉之急，用这笔钱，我们在东山合群三马路（离中共“四大”旧址约100米）租了一间小屋作为编辑部，感觉有了“报社”。还购置了必备的办公用品，而余下的钱又使得我们敢于想到应该马上出报。（《岭南文化时报》虽然已被停刊了，但我还想在此最后一次代表热爱《时报》的全国各地读者，向我的同事们致谢！）
大概是在1993年10月中旬，我们邀请了广州知识界和新闻界的近20位朋友座谈，地点是市委礼堂的一间小会议室。一方面是约稿，一方面也是发布创办《岭南文化时报》的消息。按惯例，应给与会者一笔“车马费”，由于经费拮据，我们送给朋友的是三联书店出的两本小书，一本是雅斯贝尔斯写的《什么是教育》，一本是弗兰克写的《活出意义来》，共值5.95元。记得书是李公明从北京路书店挑回来的。再说朋友们收到这份礼物后百感交集——出乎意外的免俗之喜和体会我等办报之难。时任《广州日报》记者的庞彩霞女士回去后把这种感受写成一篇“特写”，大样都出来了，但最后被老总枪毙了，理由是“会给人觉得党报的记者也天天拿‘红包’”。
1993年10月20日，我们编好创刊号，送到《南方日报》印刷厂。我们手中只有万把元钱，但胆子似乎很大，决定彩印，出周报，四开八版。那时纸张贵，彩印一万份（包括文字输入、制版）要9000元左右。幸好印刷厂张姨通融，决定让我们一个月结算一次。10月25日下午，我们四个人在印刷厂做终校，看到有模有样的创刊号即将出笼，兴奋难名。回家时天已微黑，有点凉意，我们各自骑着单车穿过五羊新城，好像刚从前线愉悦归来。而当时我们四个人并没有拿一分钱的“工资”。
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是陈少明主笔的，我们宣称：“由青年学子创办的这份《时报》，是一块新开垦的精神试验园地。面对以大众传媒为主体的功利化文化洪流，我们想借这块小小的阵地，寻觅、团结更多的精神同道，联手对世纪末的庸俗化倾向作顽强的抗击。在这里，真理、理想之类日益被淡忘的价值观念，公正、客观之类渐趋逸失的新闻立场，将得到应有的重视。”版式是由与我们有深切认同的荷瑛小姐和阿翟先生不计工本精心设计的——一瓶香槟从一堆石头里喷薄而出，阿翟说，坚硬而棱角分明的石块是《时报》的性格，不可阻止的香槟是办报人的朝气。10月27日早晨，因为报纸要“出街”，我与李公明天没亮就出门，赶到广东电视台，在六点三十分的“早晨”节目里“自吹自擂”。我的导师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冯达文教授也特地早起，为我们从电视上转录《岭南文化时报》的这段黎明中的告白。
因为援资未到，彩印周报只出到第8期。在这8期中，基本没有固定栏目，但有固定版面，如“岭南物语”“西窗雨”“满江红”“学在人间”等。由于开始时稿源稀缺，近一半稿件都是我们自己充当“写手”。有领导因此批评道：“现在还办同人报纸？”
第8期的出版日期是1994年1月8日，而第9期是1月28日出版的。中间空缺一期，是因为时已“断炊”。当时我拿着报纸找到了我的大学同学云大斌，他同意斥资4万元“入股”，这样，《时报》的轮子又动起来了。
从第9期开始，我们精打细算，把周报四开八版彩印改为旬报对开四版套红印刷、改周三出报为逢八出报（这一格局一直保持下来。不过，自1998年3月10日的第119期起，又改为逢十出版），并更换了印刷厂，这样，每个月可以降低两万元的成本。编辑第8期时正好逢1994年元旦，李公明写了一篇“新年献辞”登在第一版的右上角，楷体排版，署名“本报编辑部”，这就是从此每期不断的、出现在同一位置的、影响最广的“本报编辑部”文章（被读者视为“社论”）的“第一炮”。从第9期起，在“本报编辑部”专栏里出现了一个标志，我们自己视为“报徽”，那是由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位朋友义务设计的，粗线条的圆圈里，一只尖锐的老式自来水笔笔头，整个造型类似步枪的准星。我们自己把它理解为“以笔为枪，瞄准目标开火！”第9期的报头也有了变化，“岭南文化时报”六个字出自一位在深圳经商的低我三届的中大哲学系同学，延安人，叫苗延丰，后来一直用他的手书作报头。同时，还从此在报头上出现“South china culture review”（“南中国文化评论”）的歌德体字体，这小小的举动也可以反映出我们执意淡化岭南地域色彩而直面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办报立场。这一时期，我们还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一李大钊先生的名言移作《时报》的广告语，我们发给他人的邀请及信函也一律以“同志”相称，我们的“社论”里也夹杂着“革命时期”的语言，如上述的“新年献辞”里称“我们的志向是任何艰难也阻止不了的，我们的志向一定要实现！”有点战天斗地的情形。
我们用上述的五万六千元及在此期间获得的带有赞助性质的三万元广告（这里要特别感谢李杨女士的帮助），支撑到1994年5月18日，出版了15期报纸。又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时报》只好暗地里停刊一个月，到了6月18日才出版第16期。也是从这一期起，《时报》的主办单位由“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改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因为“上级”突然规定，只有局级单位才能办报。）
1994年6月1日，报社从合群三马路搬到天河东路242号，那是广州禾田实业公司免费提供的场所。禾田公司的老板陈乐田先生是低我一届的系友，我在中大编辑《中大青年》时，乐田是一名重要作者。毕业后多年不见，大概是1994年春季的一个毛毛细雨的午后，我在天河路遇乐田，向他谈起报纸的境况，他希望我跟他多联系。所以，当《时报》再度危机时，我自然想起乐田，而他也爽快地资助了5万元。《时报》又得以出版下去。
我们四个办报人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都有几位共同的“忘年交”，他们始终关注《时报》的生存。是袁伟时和何博传两位教授热情地向霍英东基金会的何铭思先生推荐《时报》，希望得到基金会资助。霍英东基金会决定从1994年下半年到1995年上半年，资助15万港元给《时报》 （分三次拨款）。这是《时报》能迎来创刊一周年的关键所在。
1994年10月28日，钟情书画的新光花园酒家副总经理黄尔荣先生慷慨地在号称“广州白宫”的流花湖新光花园酒家内摆设筵席，庆贺《时报》创刊一周年。那天，我们还在广州市的主要街道中山一路至八路两侧的公共汽车停靠站设立50个无人售报箱，首开国内街头无人售报之先例（此项活动得到广东银海集团和广州市电车广告公司的支持。之后的1997年下半年，我们又在市内近百个书店设置新的无人售报箱）。28日下午3时，约120位来宾齐聚一堂，场面壮观。著名老漫画家廖冰兄先生当场挥毫，画面是一只耳朵的左右两侧站立对叫的喜鹊和乌鸦，并题曰“鹊唱诚悦耳，鸦啼亦惊人。传媒善兼听，报道力求真”。《山坳上中国》的作者何博传教授也即兴吟诗，诗曰：“岭南春秋波，文化色彩多。相看四君子，倚角推天磨。”注解是：“李鸿章是一代天绝，我们一代是天磨。四君子创报一年，奉献颇多。作为读者，无以为报，特作打油诗示谢。”从此便有了“四君子”之说。
三“二人转”
“二人转”是比喻单世联和我两个人苦力支撑《时报》的局面。从1994年下半年起，“四君子”中的陈少明、李公明二人由于教学和著书的压力而相继退居二线。所谓“二线”，是指他们还时常为《时报》约稿或撰写评论。别人经常问我报社有多少人，我总是含混作答，因为不仅单世联是兼职，我本人作为主编也仍然是兼职（广州市社科院作为主办单位既无钱可出也不出人，所以我还得完成社科院正常的年度工作量），这种无专职人员办报的情况，在我国报刊史上，可能是少有的。当然，后来还是有楚尘和付东流两位热血青年相继加盟，负责头版头条的采访稿。
经过一年多的操作，出版的程序建立了，稿件的来源开通了，我们逐渐踏上了轨道。我约定单世联周二、五在编辑部碰头，周二商量下一期稿件，周五确定当期稿件。我们还同时交换各自获得的思想信息和读书体会。单世联口若悬河，但手比口还快，经常有应急中的神来之笔。《时报》的“社论”，约有七成出自他的手笔。他的普通话不仅快而且扬州口音浓重，许多人听不惯。由于我们长期相处彼此适应，以致一旦耳旁少了“单氏国语”，反而觉得没有了谈话氛围。他有夜间工作的习惯，一般是上午睡觉。若约他下午三点到编辑部，他总是自带方便面或饼干，一边进门一边嚷着：“顶不住了顶不住了，妈的，今天一天没吃东西了。”
1995年5月中旬，《时报》又从天河东路242号搬到天河路太平洋商业中心，那是个专营电脑的商厦，租金高得惊人，根本就不是《时报》所能承受的。当然是又路遇知音了。这知音便是广州明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改为“广州明珠电力企业集团”）。明珠电力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永喜先生其实是我们的同龄人，不过他事业早成，他领导下的明珠电力红红火火，他本人多次被市人事局请去给全市临上岗的应届毕业生作报告，我就是在这一场合结识他的。在霍英东基金会的资助即将期满之际，我找到他，直言相告，希望他支持。从1995年5月18日出版的第47期起，《时报》的报头下出现了“协办单位广州明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字样。从此至1998年12月30日停刊的三年半时间里，明珠电力免费提供场所并斥近百万巨资不间断且近乎无回报期待地资助《时报》出版。如果说《时报》能生存五年之久是一项奇迹的话，那么，像明珠电力这样倾情扶持文化事业，其实也是中国企业界的一项奇迹。我们作为书生无以回报，唯有希望读者在追忆《时报》时，也能感念明珠电力的壮举及其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们！
在“二人转”人手紧缺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策划了一些专版，如纪念“二战”50周年、纪念王小波病逝、“国情研究”“香港回归”、粤北瑶胞贫困报道等专版，均产生很大反响，多家国内报纸作转载。这一时期，报纸的风格已形成，版面也进一步作了调整，如先后设立“三一工程”版（“一本书主义”“一言堂”“每日一课”）和俗称“四旧”版的“朝花夕拾”（“旧文新刊”“旧人再见”“旧图另看”“旧事重提”），各版面都有专栏，如“本报编辑部”“精英观察”“反调俱乐部”“旧文新刊”“点名批评”等都是名重一时的专栏。《时报》还在此时成功地建立起几乎包括当今中国思想界所有知名人士及部分完全不为人知但确有分量的民间思想者在内的作者网络。《时报》也因此备受京沪两地思想界的关注。作为一份传播面窄的知识圈内报纸，我们一直不愿意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来填充版面。但所谓的“大报”则动辄转载《时报》文章（1996年起几乎每期都有文章被转载），如《读者》《新华文摘》《文汇读书周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中华读书报》等全国近三十家（据我们已收集的）报刊都曾作过转载。由于我们势单力薄，“大报”既不事先征求我们的意见，也不事后寄赠样报。不过说老实话，在“大报”把我们视为“小报”时，我们倒真的是坚持以“大报”的立场和责任评点世事，而把所谓的“大报”当作无聊“小报”的。
我们不惮唱反调，讨厌传媒界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恶习。有人不从独立品格上作肯定，反指责我们是故作奇谈怪论。但随风转的所谓“大报”也有跟着我们这样的“小报”走的时候，如我们是最早专版评论王小波小说的报纸（1995年1月8日第36期。而两年之后王小波才走红），后来“大报”的“老记”们就注意观察我们的动向了。
1996年12月28日，承三和企业集团骆加中先生资助，《时报》假座“天鹅会”庆贺出版100期。那天，原广东省委书记、德高望重的任仲夷同志也到会祝贺。由于李明华博士和李公明先生主持有方，各项安排进展顺利且尚有余时，所以，两位主持临时要我上台讲几句话。在那一刻，我其实是沉浸在回忆之中——三年多来走过的每一步、付出的每一滴心血、数度关门的危险及其与某些无赖周旋的屈耻，所以在台上近20秒内竟无言以对，声音哽咽，不过我自己还是清楚记得当时讲的一句话——“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不过做了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应该做的工作”。事后，我们的朋友张志林教授说：“哥们，我当时真想冲上去啊！”
1997年6月初，《时报》又从天河路太平洋商业中心迁至天河北路452号天丰阁303室。此时，算是真正拥有一套完全独立的宽敞场所，并且建立起了电脑排版室，稿件可以在临出报前一天随时撤换，已具备对社会事件做出快速反应的条件。不管是从报纸风格内容、社会知名度还是办报的物质条件上看，应该说，从1997年下半年起，《时报》已步入前所未有的顺境。现在《时报》不在了，但我与单世联还不时展望《时报》的“前景”——如果能拿到公开刊号，按1998年的势头走下去，不出3年，《时报》当成为影响全国的真正大报。由民间培育一份全国性的报纸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四 风波
办报既要顶住经济危机，还得直面一些非经济的压力。在五年历程中，还真是风波未断。
这里所谓的“风波”并非因触犯禁忌所致，而是一些无聊的人在跟我们较真。以下依时间先后列举数例。
第4期（1993年11月24日）上有篇讲农民起义“造反有理”但“造反无功”的文章，谈的本来是事实，但时任宣传部系统的一位领导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谈工作”，严正地说：“你不觉得这期报纸出了什么问题吗？”我说暂时还没认识到。他不想兜圈子了，直言道：“你们说农民起义造反无功，那毛主席是怎么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唯一动力！”他还真的把毛的那段语录准备在手里，并当即拿给我看。在“铁证”面前，我唯有说以后会特别注意“政治”问题的。
第39期（1995年2月28日）上登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玩笑”的“读者来信”，对香港的姚美良先生捐资在中山大学校园盖陵墓式的“永芳堂”（姚永芳为姚美良之父）提出批评。不料中大历史系某位“名教授”坚决要求中大党委出面与我们交涉此事，理由是我们打击并否定港澳同胞的爱国义举，并扬言要把我们告到“全国政协”去（姚是全国政协常委），闹得市社科院领导出面请客求“私了”（当时广州的《粤港信息日报》报道过此争端）。最后的妥协是：《时报》必须登一篇由中大方面撰写的“正面”文章。（这些经过，我们都不在场。）文章的题目为“庄严的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署名为“钟达轩”（“中大宣”的谐音）。在本报主办单位领导的巨大压力下，我们只好选择“破财消灾”的策略——刊登那篇“正面”文章的第41期《时报》事实上只开机印刷500份（低于这个数则印刷厂不干，不然我们只想印10份奉送了事）。这期报纸除了送给中大宣传部外，所有的读者都没有见过。
第58期（1995年9月8日）头版也登了一篇被人视为“有无搞错”（“有没有弄错，这也敢登？”）的文章，题目是“是奖给黎市长还是奖给黎子流？”文章直接指名批评当时的广州市市长黎子流。来由是作者“洋丁”在《广州日报》上看到一篇祝贺黎市长获国家语委颁发的“推广普通话特别奖”的文章，获奖的依据是：虽然黎的普通话很差，但在公众场合不怕现丑敢开讲。“洋丁”认为，“这个奖如果奖给作为公民的黎子流，我是非常赞同的；但若是奖给作为市长的黎市长，我就有些不满。”因为广州市的普通话推广工作是无成绩可言的。这本是充分说理的，但黎市长手下的一些人难以接受“黎市长居然在当地被点名批评”的事实。于是直接找到我们的“上级”施加压力。幸好黎市长本人尚能海涵此区区小事。
第88期（1996年8月8日）头版头条是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的陈传席教授撰写的“关于‘评刘海粟’一文风波答记者问”一文，文章进一步列举刘海粟污点的确凿证据，如剽窃抄袭他人作品，充当文化汉奸，等等。文章出来后引起轩然大波，据我们所知，全国大概有十几家报纸杂志转载过此文。另外，刘海粟纪念馆的一帮人写来抗议信（我们当然不予理会），陈传席先生在南京也遭到围攻甚至电话恐吓。见我们无自我检讨的动静，那帮人也够有能耐，居然把江苏省委宣传部动员起来，而江苏省委宣传部也居然正儿八经地给广东省委宣传部发来一封函，意思是贵省的《岭南文化时报》太不像话，希望加强批评教育云云。有权力背景的告状人，一般不愿对簿公堂而喜欢通过所谓的“组织”，似乎“组织”之间一定是会相互给面子的。不过这一回算例外，此“组织”并不怎么给彼“组织”面子。
最后一次风波对《时报》来说则是灭顶的。第140期（1998年11月20日）头版头条刊登“正北丰村调查”的长文，作者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应届毕业生，文章是他在假期回到家乡广东电白县正北丰村时做的调查报告，文中列举乡村官民对峙、组织涣散、超生成灾、犯罪滋生、失业严重、教育荒芜等严重社会问题。调查是极其细致的，所有结论都有大量的数据、事实作根据。但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某位“厅级干部”（据后来与我们交涉此事的一位干部声称）看了大为不满，认为我们夸大问题言过其实，于是派了一员手下干将（该人其实早与我们相识）到编辑部调查该文的背景。我们说没有什么背景，况且情况更严重的农村还不少呢。据说林若（任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后来亲作批示，要求省委政策研究室派人到正北丰村再做调查。且说政研室的某领导认真翻阅这期报纸后，感觉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第3版“旧文新刊”专栏居然有一篇张奚若先生写于1946年的抨击国民党的“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的文章，他自以为我们是别有用心。有一情景我大概终生难忘，即那位干将在编辑部时对我指着这篇旧文说：“你看，你看，这样的文章怎么好登呢？”我说：“你具体看看内容就知道了。”他说：“要是人家不看内容只看题目呢？”在我们就此文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他始终没有复述过该文的标题，我怀疑他没有勇气哪怕是当着我们的面把该标题念出来。如此这般之后，《时报》终于在1998年12月30日出完最后的第144期（按广州方言，“144”就是“一定死”的意思）。
五 停刊
1998年10月20日，第137期出版，头版并下转二版，刊载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的《八十年代这样走过》的长文，是北京一位与龙应台相熟的朋友为我们约的稿。像我们这些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读到这样的文字，只有用“感同身受”来形容——
“89年10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百万人游行。风中帛帛作响的旗帜上，俄文的和德文的，写着：‘我们不要……’。”
许多人读到这篇文章后纷纷来电，抒发共同的感受，有人说是站着读完全文，有人说是流着泪读……我想不到，在这个据说已是图像化的时代里，文字居然还具有如此巨大的打动人心的力量。我们的激情包括责任被进一步唤起，我们必须突显文字的先锋姿势。应该说，自137期之后，我们便有意识地不断加强评论的冲击力，犹如上了一趟已经启动的快车，只能顺着惯性，越来越快地向前。如“别一种水患”（138期）、“似曾相识：改革与反腐败”（139期）、“乡村社会名存实亡”（140期）、“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141期）、“清算‘文革’前十七年文学”（142期）、“我们的教科书问题”（143期）、“身边的民主空间”（144期）等。
1998年12月20日，我们被告知：《岭南文化时报》1999年停刊。
12月31日上午至夜10时，单世联和我都知道是在做最后一期的文字编辑。我们惜墨如金地起草停刊通知，激动，悲情，被我们充分地节制，掩埋进本年度最后一天的夜幕里。
头版头条的图片是夜幕下迎风擦燃的火柴，让很多人想到戴安娜身亡后那首世界传唱的“风中蜡烛”。
我们也有简短的告别——“不说再见”。“新年钟声敲响/本报将消逝在世纪末的苍茫暮色之中/但我们不忍和朋友说再见。”望着窗外夜色，华灯已上，行人匆匆赶往迎新聚会。我不禁在心里说：你们尽管快乐地前行，而我们，也将抽身离去。
第二版的大半版面，依然是漆黑中的燃烧着的火柴。
报纸是在1999年1月4日中午才在街头出现。下午二时起，编辑部的电话声不绝。电话的那头除了激越的声音还有独自的抽泣——“一张好好的报纸，本来好好的，为什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我们无法回答。但是，我们能体会她的伤感——她不愿也不会相信一位成了她生活中一部分的亲人有一天会在自己的身边突然消失掉。
从1月6日开始，法新社、共同社、美联社、《明报》《南华早报》等媒体来电要求采访，但我们一一婉拒。因为我们的一贯立场是：我们不愿意参与“炒作”，也不愿意被他人“炒作”。
《时报》不在了，天也不会塌下来。
而我们的生活，仍然继续。
【附录1】怀念《岭南文化时报》
（佚名网友）
很多人都知道也都承认南方广东有一刊一报在国内媒体占据非常重要之位置，那便是《南风窗》与《南方周末》，有此二物，可以令国人对向来被人讥为“文化沙漠”的广东有另一种角度的思考和认识，广东其实自有其风貌和生意。二者皆冠名以“南”，反映了有岭南（南方）特色的文化思潮，实际上也是改革开放先行地思想文化学术的流向，是开放时代的积极产物。个人对二者的地位毫无异议，与此同时想提一提的倒是或许鲜为人知的另一南方思想文化重镇——《岭南文化时报》（以下简称《时报》）。
据我有限的资料，《时报》为广州社会科学院主办，创办于1993年（后？），而我在广州读书第一次碰见它时已是1997年，时为旬刊，四版开，当时已办到110多期。不经意有幸在校书店读到它，后来愈发喜爱，每次必定认真通读，有些读了多次，然而很多时候不能准时买到，故到1999年《时报》停刊时我才收藏了18期，缺失不少。遗憾的是，此前我本想写信询问购买其他期的报纸，然终未写成，想来是一大憾事。如今望着眼前只有薄薄的那么一叠，思绪万千，更多的是惋惜和留恋。
记得1999年下半年我到广州一辖市实习，其间一次回校见到本校报纸刊登了有关《时报》停刊的消息，也到那时我才知道其总编是年轻的吴重庆先生。而最后一期的《时报》我终是没能见着，心里甚为痛惜，至今也不知道停刊所为何故。《时报》虽为一张四版之报，印刷说不上精美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普通，也偶有错别字，然价格便宜只有五毛钱，除了赞助的某公司偶有专文介绍外，也没有多少的商业广告，绝对是一份适合当代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阅读的思想文化学术时评的刊物，它是我在大学读书期间读到的最难忘怀最有见解最有思想力度的少数读物之一。看到它，我便会想起我的充满激情的大学岁月。这也是我怀念它的一个个人的原因。《时报》停刊，我当然曾经私下妄加猜测，或许是其经营管理不妥，或许是其宣传不够，或许是其面临巨大压力，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也未可知。而如今《时报》停刊后已过去三年时间，我便只有怀念的份了。
于我个人而言，《时报》带给我思想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深刻的。我始终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如果说能从盲目无知到有所启蒙，至今还保有一点对思想文化的正确认知以及持有自由真实的态度的话，那大部分便是《时报》给我的，还有就是在外校选修伦理学时与港澳生一起学习和争论后认识到的。读《时报》曾经是我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每次拿到手虽只有一张报纸，但内容实是精彩纷呈，言之有物，论之成理，于时世有补，所刊文章大多所见所论精辟独到，追求真实和真理，敢言他人不敢言，决不囿于成见，决不附和教条，决不媚陷于世。时常也发表一些思想文化界名人的文章，如何清涟、龙应台、曹思源、李慎之、于光远、李锐、杜维明；还有一些有力度、有影响的好文章，如《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蛇口：中国的“泰坦尼克”号》《清算“文革”前十七年文学》《〈红岩〉作者罗广斌之死》等。《时报》有很多至今仍令人不能忘怀的版块，如“风雷激”“朝花夕拾”“岭南风物”“大音希”，还有一些栏目采取古为今用策略专门重刊思想文化名流比如胡适、冯友兰、罗隆基、张奚若、李大钊、傅斯年、梁漱溟等的重要言论的“旧文新刊”，今人难以再见的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重要人物事件的旧照片和图片的“旧图另看”，倡导学术百家争鸣勇于标新立异的“反调俱乐部”等，颇有文化品位，亦很有特色。《时报》所刊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伦理学、法学、文学、史学、美学、民俗学等，文章颇有思想文化之独立见解，独立主张，皆切中时弊，真知灼见跃然纸上，关爱民生之情力透纸背，读来令人拍案叫绝，痛快淋漓。
《时报》尤其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追求思想解放，关注民生国事，关怀人道人性，如此一张小报，实说得上是一面插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鲜明旗帜！吾今深深怀念之！在这里，我看到了中华民族曾有的深深灾难和苦难的真实过程，我看到了我们的先辈前赴后继地向前走来，我还看到了自由与真理的曙光，而我现在对未来始终坚信不疑，因为我仿佛看到了希望之未来！
吾今深深怀念《岭南文化时报》！深深怀念属于《岭南文化时报》的日子！深深怀念属于《岭南文化时报》和我共同的日子！
2002年3月19日晚
【附录2】周翠玲《羊城声色味》序
1993年初，在时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明华博士的支持与鼓励下，我受命筹办《岭南文化时报》。同年10月28日，《岭南文化时报》创刊号出版。那时，在“现代化”思潮的裹挟下，思想界无不以“去本土化”而后快，我们一帮在粤的“新客家”自然也不例外。为标榜新潮，我与办报同人单世联、李公明、陈少明诸君商议后，给《岭南文化时报》起了一个英文名，叫SOUTH CHINA CULTURE REVIEW，心底里是想摆脱岭南一隅的束缚。无奈的是，《岭南文化时报》是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的名义申办的，按规定，必须有所体现岭南地方特色。出于应付，我们将第二版的上半版命名为“岭南物语”，常设栏目有“岭南话旧”“粤人嘴脸”“粤俗好歌”“岭南沧桑图录”。没想到的是，不仅读者，连我们几位办报人，也渐渐喜欢上了“岭南物语”。这中间，周翠玲君居功甚伟。当时我们并无“专栏作者”的概念，但周君基本上就是“粤人嘴脸”的专栏作者。那时还没有流行电子邮件，也鲜有文化人拥有手机，我们只好苦等她的来稿，编辑部的发稿时间有时不得不以收到她的大作日期而定，反正《岭南文化时报》是旬报，出报流程可以紧赶慢赶。
虽然是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但对拆阅周君来稿信函的记忆犹新。那时的誊稿纸以400格居多，密的为500格，疏的为300格。周君的字体大开大合，殊为雄奇，所以，她都选用300格的稿纸。她同时也是做事缜密的人，在誊稿时每每使用复写纸，以防邮途不测。也许是出于对编辑的尊重，她总是将正稿寄出，自己则保留复写稿。正稿是使用圆珠笔誊写的，真正的力透纸背。这样一些细节，其实显示了周君的风范，豪迈，细腻。而她的文字，也是如此，总能以历史学家的豁达和文学家的体贴，将粤人的日常事相和岭南的节庆风情，置于层次丰富的时代幕景里，描绘得逶迤磅礴，韵致可人。时至今日，我还是认为周君的文字是抒写历史广州、文化广州和市井广州的最为传神的文字。
对今天的广州来说，尤其需要像周翠玲君这样贴近本土的作者。时世移易之下，我自己也早已消退了“去本土化”的冲动。这不仅因为我认同了广州独特的从容淡定的城市气质，更重要的是近十年来与“全球化”双轨并行的“全国化”趋势。事实证明，“全球化”在消弭文化多元性的同时，必定带来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危机，所以，“全球化”的反向运动是激发本土的身份认同，即“本土化”。但“全国化”则不然，在民族—国家的符号框架下，一国之内不同区域间的身份认同危机往往被遮蔽和淡化，不大可能出现“全国化”的反向运动。恰恰因此，“全国化”对区域文化特色的吞蚀丝毫不亚于“全球化”。在“全球化”和“全国化”的双重挤压下，从维护文化多元性的立场出发，多么坚决的本土诉求，恐怕都不为过。
常常说“杯水车薪”，也常常说“远水救不了近火”。但对“近火”来说，“杯水”肯定比“远水”更为可贵！灰烬下侥幸尚存的一二种苗，也许正是得益于“杯水”之功。如果多数人都有周翠玲君那样不舍“杯水”的执着，我们身边的文化传统，也就可以免于外来之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