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真伪问题，本来就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近来由于新出土材料的激荡，讨论更为激烈。《孔子家语》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是一部记录孔子及门弟子言行的书。由于卷入了经学学派之争——“郑学”与反“郑学”，由于对不同时代该书著录篇卷歧异的误解，也由于疑辨思潮的波及，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主流的看法为：它就是一部王肃伪造以难郑玄的伪书。虽然间有学者提出异议，但它的伪造案基本上板上钉钉。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现象：在研究孔子生平与思想的取材上，似乎只有《论语》是可靠的，无论如何，《孔子家语》是必须排除在外的。这种情况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有了重大的改变。如学者所指出的：
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出土的汉墓竹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汉墓木牍以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问世、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公布，重新开启了新时期人们研究《孔子家语》的大门。借助这些新材料，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孔子家语》这本争论已久的著作。围绕着《孔子家语》的成书、真伪、材料来源、文献价值和注释、版本整理等问题，李学勤、庞朴、胡平生、杨朝明、王承略、宁镇疆、王志平等从一个新的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孔子家语》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从而把《孔子家语》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2]
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推进有三点：（1）《孔子家语》中有不少材料，可与汉简《儒家者言》《说类》、木牍《儒家者言》章题、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等篇相互比较参证，说明《家语》的有关内容远有渊源；[3]（2）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编号为“斯一八九一”）保存了“五刑解第卅（此下题有“孔子家语”和“王氏注”字样）”整篇，及对应于今本《家语》第二十九篇《郊问》的篇末12行文字。特别是《五刑篇》篇末题有“家语卷苐十”字样，今传本《家语·五刑解》同为第三十篇，则居于第七卷。可证六朝已有多于“十卷”的传本流传，由此可以推证：《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七卷”，至《隋书·经籍志》云为“二十一卷”，而两《唐书》乃至今本都为十卷。其间的不同，乃分卷方法有异，而非内容有大的缩减或损伤。也就是说，今传本《家语》，渊源有自。[4]（3）《孔子家语》为孔安国所编纂或为汉魏孔氏家学之产物。非王肃所能尽伪，王氏不过藉注此书张己说而已。[5]出土文献的支持，使人们大大恢复了对今本《家语》可靠性的信心。
近年来的研究趋向，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家语》持较为信任的态度，越来越强烈地去正视它作为“《论语》类文献”[6]的可靠性问题。李零的话，确可为代表，他在重新归纳古书体例谈到“古书往往分合无定”的情况时说：
还有像《礼记》、《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皆记孔门弟子言语行事。前人不大怀疑《礼记》，却指后两书为王肃伪作。其实它们都是后人所编，也都各有取材的依据，原始材料有许多是相同或相近的。例如我们从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和双古堆汉简中的三方木牍可以看出，当时流行的一些“儒家者言”，取材范围极广，内容与大、小戴《记》、《晏子春秋》、《荀子》、《吕氏春秋》、《新书》、《说苑》、《新序》、《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史记》、《淮南子》等十多种记儒家言的古书相出入，《孔子家语》即在其中。[7]
不过，借助于出土材料的支持，加上对古书体例的新认识，而对《家语》采取越来越开放的态度是一回事，要达成关于《家语》成书年代与性质大体一致的共识又是一回事。事实上，由于任何一本历史上多少成问题的古书（尤其是有可能古到先秦秦汉的）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或者说是被卷入“走出疑古时代”学术思潮的洗礼，同时也要经受“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类似反省式的检验，关于《家语》的传统歧见，在今日之学术界重演。
诚如邬可晶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的，“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陆续有学者根据新出土古书的材料，对《家语》的真伪问题重新加以讨论。经李学勤、胡平生、王志平、杨朝明等人的研究，《家语》‘重新崛起’，其书直接取材于先秦时代的儒家文献，决非王肃伪造，已经成为一些学者心目中的共识……但是，也有学者通过出土简帛古书与《家语》相关内容的比勘，得出今本《家语》并非《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原本，而是较晚编成之本的结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宁镇疆和日本学者福田哲之的研究。此外，像萧敬伟认定今本《家语》“成书于战国中期或西汉等说法难以成立”，而对传统的“王肃伪作说有利”；李传军虽认为把《家语》“看成伪书是不正确的”，但他得出了《儒家者言》并非《家语》原型，今本《家语》系王肃据《说苑》《礼记》《韩诗外传》等古书撰辑而成的结论；王化平认为《家语》伪书说“当然有问题，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家语》的某些篇章虽偶有胜处，其整体价值“也未必在《礼记》等书之上，不可过高估计”。所以邬氏对目前学术界关于《家语》研究的学术动态的判断是：
由此可见，即使利用了新出土材料，大家对《家语》一书的时代和性质问题仍存分歧，远未达到“已经考察清楚”的地步。[8]
该作者对该问题所作的结论则最近乎崔述、屈万里的见解：《家语》盖出于“王肃之徒”。[9]该论文可以说是汇集了传统上以及新近以来有关《家语》晚出之论证，网罗了出土的和传世的相关文献，充分吸收了有关“辨伪”见解的带有强烈疑伪倾向的代表性成果。其基本断案虽是笔者不能苟同的，但是他所揭示和呈现的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的严重性却是事实。
在对《孔子家语》真伪的判断上，虽然笔者的观点与上述研究成果截然不同，但不拟更不可能亦步亦趋辩而驳之，只是在论题所涉及的范围内作必要的辨证。从方法的角度论，此类研究所推崇的“一篇篇地研究”甚至“深入到以章节为单位研究的基础上，以归纳法得出结论”，诚然有助于达到“深入细致”的境地，但是分散于诸篇章之比勘，与要达到对《家语》与《左传》《论语》《礼记》《荀子》《史记》《说苑》等古籍的关系有一个大体综合而合理之判断这一目标尚有距离。“充分吸收前人、尤其是清代学者辨《家语》真伪之见解”与自觉不自觉地流于接受与先入之成见相符的说法，实不能判然划清界限，更何况就探讨成见之渊源来说，清代之前的见解流变也很重要。更有意思的是，现有的研究，如邬博士的论文所典型呈现的，多倾向于做这样的划分：“从出土文献和传世古书中与《家语》相同或类似的内容看《家语》的成书时代和性质”，以及“从传世古书中与《家语》相同或类似的内容看《家语》的成书时代和性质”。是的，如此兼顾的研究已具有相当意义上的全面性，与出土文献的比较研究诚然处于优越的地位，因为新的看法至少是由此启动的，但是如此区隔，是否会妨害对《家语》文本本身完整性的尊重呢？与“相似性的内容”一样或者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的内容甚至是独有的内容。我们并不是说有关的研究实际上未曾涉及本书在这里所强调的要点，而是说如果合理调整我们的出发点，对文本本身的自主性或许会有更充分的尊重。所以观点的历史性与文本的整体性是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关于《家语》之成书早晚真伪文献价值高低，学术界颇有纷纭之见，而所用方法则大体一致，即学者所斥言之“异文的对读”，或刘笑敢所称“类同举例法”， [10]此种方法之运用源远流长，为史学比较研究方法中基本取径之一，至今不可废也。惟其易被先入之见所左右，亦颇有不可尽恃之处。职是之故，成见来由之检讨本身为澄清歧见之一大关键。学术界恰恰在此问题上似缺乏深入的讨论。虽然在有关论著尤其是综述性的文章中，《家语》“伪书”案及其争议之点总要被提到，但要么是语焉不详，要么把握不当，尚乏透宗之见。
一个近人热心于举到的例子是王柏。一种典型的看法是，“宋代王柏是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的第一人，他的《家语考》是第一篇全面考察《孔子家语》源流、真伪的文章。”[11]不仅过高地估计了《家语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品评亦颇失分寸。还是顾颉刚说得好：
可是这等奇巧的事（巍按：指“王肃《孔子家语解自序》”所谓王肃从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得《家语》之事）是不容易给人相信的。所以这书一出来，郑康成的弟子马昭马上就说：“今《家语》系王肃增加，非刘向校录之旧。”（顾氏原注：《玉海》引。[12]）后来颜师古注《汉书》，于《艺文志》“《孔子家语》”条亦注云：“非今所有《家语》。”这个问题到了清代中叶而完全解决，孙志祖作《家语疏证》，范家相作《家语证伪》，逐篇逐章寻出其依据，并指出其割裂改窜的痕迹，于是这一宗造伪书的案件就判定了。[13]
笔者引录这一段文字的兴趣不在于顾氏为某某学派之代表人物，而是他以学术史的敏锐眼光，将“《孔子家语》系‘伪书’的看法”之衍生脉络，作了清楚的交代，将《家语》“伪书”说层累积成之几大关节，扼要地揭示了出来：即马昭的“王肃增加”说，所谓颜师古对“今所有《家语》”的质疑，孙志祖、范家相等清代学者的论定。
我们很有必要钻到此公案中去，上下求索，一探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