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问学三十余年，深感做学问如爬山，即便走出了脚下的路，找到了“北”，可这个时候也知道了仰望学术的高度，难免因心向往之却不能至而自惭形秽。内心稍微强大一点时，便以“半桶水”自嘲。我之所以在饱受煎熬之后把自己的“半桶水”呈现在读者面前，乃源于一种无奈的乐观：半桶水的活力也许就在于能荡几下，荡过之后，自然显现知与无知的刻度，此时也许更知道如何引入知识的活水，冲走那无知的泥沙。
对我来说，学术是一个“坑”，它用理性诱惑着我，等到半生被埋进去之后才意识到理性的限度，那些关于人与社会的解释貌似合理，甚至以真理的面目示人，但离开一定的经验、范围、条件与情境，所言皆虚，都是一些等待人们去质疑的话语。在这种情况下，对自我的怀疑不可避免：我如何能把握认知对象？我如何能保证我的言辞是真实的？甚至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我如何能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做到“自说自话”？忍受不了怀疑的折磨而放弃怀疑时，学术就只能是一份“为稻粱谋”的工作，谋利越多，价值越少。于是，不期然养成为学的矛盾：一方面为所获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又为“所获能值几何”而困窘，以至于好多次都为这份困窘而心烦意乱，彷徨不已。
好在从马克斯·韦伯那里我得到了另一种启发，缓释了这种困窘。他把学术与政治从众多职业中挑选出来，称为“beruf”，对应于英文的“vocation”，即对人具有“召唤”意义的“追求”，这意味着从业者对自己的职业是经过认真选择的，他深知自己从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或专业，而不是“碰巧”得到。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汉语里的“志业”，其根本含义是选择要实现的“目标”（“立志”）和认准要坚持的“价值”（“志于道”）。韦伯给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人预设了充满责任感与荣誉感的理想人格，神圣味道十足，似乎不容易做到，但他指明的方法是切近于自我的，即忠于自己的良心，得出终极的、内在的、有意义的结论。这使我悟出一个道理，客观的、真实的、独立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如何依据良心去做研究，以及是否基于一定的目标与价值去做研究。以韦伯的观点来看，新闻传播是以政治为业的一种工作，治新闻传播学则是以学术为业的一种工作。两种具有共同的神圣意味，即把新闻传播作为一项公共事业贯注到生命中去，滋生出“为政治而生存”的责任感与荣誉感。从学术层面来看，新闻传播学的终极问题是，新闻传播为什么不自由？新闻传播如何自由？它由此显现建构人类的意义分享的目标，而意义分享的价值便是使人从孤独与冷漠中走出来，生活在理解与沟通的世界里。
可是，对我来说，“理解与沟通如何可能”始终是一个难解的问题，而且事关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危机。这个问题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那只老虎，使我在学海漂流中时时感到焦虑与绝望。也许就像老虎只不过是少年派的幻想一样，所谓的问题也只不过是我的幻想，但你不能否认，少年派的幻想表现的是生存的恐惧与绝望，我的问题凸显的是媒介化时代的交流所引发的焦虑与困扰。所以，我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时特别激动，想到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只让人不安的老虎，少年派因为它的存在而激发生命力，得以生存；我因为它的存在而激发思考力，得以面对现实，寻求新知。
1985年从武汉大学毕业时，我的所有选择都是学术研究，连留校教书都被排除在外，因为体弱多病的我悲观地认为，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思考。当时最爱的是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那是卢梭去世前留给这个世界的思考。一个法国思想界的风云人物在走向人生终点时，不再有邻人、同类、兄弟，他独自承担着一个时代的忏悔与沉重，继续寻找着人类精神的本源。我虽学不来思想家的此种心境，但他那种在孤独与黑暗中的遐想，却给长期养病的我示范了某种活着的姿态。当时，我以对生命的孤独与黑暗的体验，居然在“遐想”中发表了8篇青葱味道十足的论文，以及若干哲理性散文，得到了些许快乐。
承蒙彭斐章老师的接引，我开始在《图书情报知识》做学术编辑工作，一切似乎如愿以偿。也许是受到20世纪80年代理性精神启蒙的感染，比较爱琢磨知识的主体性、知识的分类与开放这类问题，但是，我对还没有打破知识封闭圈的图书馆学渐渐失去了吸引力。记得刚刚留校的青年老师经常聚在一起争论一个问题：哪一个学科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更大？印象最深的是，搞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模仿着阿基米德的口气说“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言下之意是他们的学科可以改变世界；而文科中最牛的是研习哲学的人，他们的观点是，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怎么会有改革开放？显然，在这样的争论中图书馆学是沾不上边的。此时，我注意到新闻承载理性精神的可能性，以及在大兴安岭火灾报道、关广梅现象讨论等媒体事件中，新闻展现出来的作为社会变迁之工具的魅力。我忍不住从治图书馆学的平淡之中出走，跨入热闹而又贫瘠、充满创造机会的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于1989年转入武汉大学新闻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可就在这一年，思想解放连同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启蒙都被画上了句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主流话语，媒介功能的多元化、媒介所有权的多元化、媒介声音的多元化都遭受猛烈批判，引自西方的传播、媒介等词语被视为掩盖阶级性的概念，客观、公正等专业主义信条被认为是掩盖倾向性的说辞。一时间，我心中充满疑惑：新闻改革的热点已转变为思想与实践的僵化，我们还有求取知识、理性与智慧的可能性吗？学问如此趋向主流话语或挟势力以行，我们如何走在理性的道路上？20世纪80年代的理性启蒙给我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深知，既然要以学术为业，就必须具备理性的精神，即笛卡尔所谓“我思故我在”的怀疑精神，还必须保持理论的姿态，而理论的本意是指全神贯注地观看，在开放心灵的过程中澄明世事，在澄明世事的过程中开放心灵，表现感性的呈现与理性的观照，在学术上“审时度势”，只会弄瞎我们的双眼。
当时所做的一件逆流而上的事情就是，在导师樊凡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中西新闻比较研究，探讨中国新闻业走向世界的道路。所提的问题还带有二元对立的味道：中国的传播活动为什么长期沉沦在邸报的黑暗中而显现不出自身的光辉？为什么中国新闻业到近代才出现，而且要由西方的军事侵略来催生？在“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20世纪，为什么西方的声音强大，而我们的声音却那么微弱？这种落差是怎样造成的？应该怎样改变？中国新闻业能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吗？这些问题在当时是“出格”的，难免心存担忧。但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讲的话可用来说明其“合法性”： “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发生实际的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1]。与此同时，我确认的另一个立论基础是，新闻作为一种公开传播的信息，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具要素，并为人类社会所共有；新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又在各自的文化圈内成长，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发挥着联系各个文化圈的纽带作用。由此，我着眼于开放的文化视野来审视中西新闻的差异，把内在的文化观念及其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表现作为比较研究的焦点，探寻中国新闻传播如何走出封闭的文化圈。这一做法曾被学界同行所称道，其实，其中隐含另一种无奈，即对于政治体制问题的回避。从内心来讲，我信奉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论说，认为这是中国超越西方的目标所在，但自由所提出的挑战是严峻的，它一般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封闭、集权的挑战，另一方面是自由交流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阶层与阶层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平衡。我们的新闻体制与媒介文化改革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应对自由的挑战，更新社会控制模式以及权力关系，这样才有可能在更开放的心态中吸纳西方新闻传播观念，并把它纳入自主的创造活动之中，真正推动中国的新闻改革。带着担忧与遗憾，我在1992年完成了关于中西新闻思维比较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托邓小平南方谈话之福，论文顺利通过，担忧一扫而光，但回避现实的那种遗憾却加重了。后来，我协助樊老师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最终在1994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最早的比较新闻学著作之一（另一本是同年出版的由陶涵主编的《比较新闻学》），可是，遗憾还是留在了书中。
在随之而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姓资与姓社的二元对立被消解，新闻传播渐渐融入市场经济大潮，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西方新闻传播观念，与浸泡在资本主义媒介体系中的大众传播学接轨，在多媒体竞争中把握媒介结构的变化，在传播过程中观察媒介功能的多元化表现，聚焦受众问题和传播效果问题以寻求对媒介市场的控制，进而实现媒介经营方式的创新[2]。同时，人们的视野也从新闻自由扩展至传播权、信息自由，从媒介竞争扩展至新技术条件下的媒介融合，从单向传播扩展至多向、互动式传播。我从中感受到一种危机，即旧的思想枷锁没有完全解除，新的思想统制却已产生，人们逐渐遁入西方传播学的象牙塔里，生活在传播学“诸神”的阴影里，自觉地服从于西方传播学所划定的思想方向、执着或陷溺于所习知识，不能面对中国传播问题进行自主的创造，从而让知识习气障蔽、阻碍了传播研究的智慧表现。当时，我认为做西方传播学的引介与研究虽然重要，但更有价值的工作是形成与西方传播观念的对话，而支撑这一工作的基础还在于中西文化比较。
有了这种想法，我便在1994年开始攻读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郭齐勇教授研习中国哲学，侧重于研究新儒家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在郭老师的接引下，我选择研究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唐君毅的哲学思想。一方面，唐先生的中华文化“花果飘零”的文化悲情、“灵根自植”的文化悲愿以及超越涵盖的文化精神吸引了我；另一方面，他的哲学贯通着圆融会通、两行并育的思维范式，既接通于儒佛道哲学思辨的精华，又遥契于西方现代哲学，这对于提高我的思想修养具有重要意义。我在研究中领悟了中西人文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不同走向，以及中西人文精神在现代交相融合的可能性，也体会到今天最圆满的人文主义必须是中西会通的人文主义，以解除现代世界中的文化偏蔽。同时，我也审视了唐先生思想的矛盾，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现代科学与民主政治，我认为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的创设，缺少历史和现实的依据，并且还形成了文化批判精神的有限性。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唐君毅哲学研究》最终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完成（在此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书稿《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由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再版），我备感中华文化走出封闭圈、走向世界的潮流已不可逆转，毅然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为比较新闻学和跨文化传播研究，从此不再改变。
1996年，我第一次获准主持教育部“九五”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中西新闻传播理论比较研究”。很快我就体会到这种比较的不对称，把内容一分为二，即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和中国新闻传播观念研究。前一方面的系列成果表现为：《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大众传播与文化——丹尼斯·麦奎尔的“传播—文化”观评析》《比较与整合：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新动向》《西方新闻传播理论表述的历史与逻辑》《西方受众理论评析》等；后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于2001年出版的专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
写作《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现代传播》1999年第1期）不仅是因为发现新闻客观性问题并未在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中得到解决，存在很多悖论，还发现新闻传播活动本来立足于自由、民主、理性、道德、市场、文化、技术等方面，但这些基础在中国还没有建设好，呈现出理论意义的迷失，新闻的客观性问题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当时的哲学界正在热烈讨论精神交往、主体间性、解构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等问题，我被这些讨论吸引了，感觉这种观念的转向对于新闻传播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很自然地就把新闻客观性的研究纳入精神交往与主体间性的理论之中，并找到了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的基本路径：新闻的客观性原则植根于人的精神交往需要和人的社会性道德意识，即交往中的人们为了维持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网，必然要形成一个使交往各方联成一个共同体的道德准则纽带，而客观、公正、平等、自由等，即是这一道德准则纽带中的重要一环；新闻的客观性指向新闻传播主体的理性的互动，这种理性的互动即是一种摆脱主体对客观事实单面的符合、超越个体理性能力的限制与片面而达于“综合的理性”的实践活动。虽然这篇文章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理论的重建，但从这个研究中我开始真正意识到，传播研究的根本意义不是对人类传播现象的反映和概括，而是对人类传播实践的设计和开拓。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当作人类传播现象的“认识者”，我们就会停留于理解、分辨、总结，而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还把自己当作“创造者”，我们就会进一步带着“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去设计和开拓我们所需要的传播实践。唯有如此，中国传播研究才能表现应有的智慧。
同样受到主体间性哲学的启发，我在2001年的全国受众研究会议上发表《西方受众理论评析》（后刊登在《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这篇文章因观点另类而受到广泛关注。在学界时而流行贬抑受众的论调，时而崇尚“受众中心论”的情况下，我通过反思西方受众理论，提出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根本不是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关系，而是同一传播活动中共生的两个主体，要准确理解受众，仅仅有文化批判眼光是不够的，还必须回到主体与主体的传播关系中，亦即在“主体间性”中把握受众，从而改变了传统受众理论的单一视野。后来，在翻译出版《受众研究读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时，我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写了近4万字的序言，更加细致地评价了西方受众理论，进一步指出，回到日常社会层面可能是激活受众研究的良方，既可在理论上扬弃概念化、类型化的受众，建构为人而存在的主体间性传播关系，又可在实践上应对意识形态对人的宰制，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同质化、单一化，把握受众的真实存在。
作为世纪转折点，2000年使总结20世纪新闻传播发展的活动达到高潮，我也加入其中，完成了《20世纪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为了设计和开拓新闻传播实践，我循着新闻业务的发展线索，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以及媒介竞争为背景，匆匆浏览了中国新闻观念的百年演变，试图在历史记忆的深处寻找中国新闻发展的生命，以证明那些“以新闻为业”的人的存在，发掘他们源于内在生命体验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创造活力。在为这本书写后记的时候，我突然感悟到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终极问题：新闻传播为何不自由？新闻传播如何自由？并坚信在这一问题的牵领下，能一步步实现学术的超越。
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化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潮，当人们在分析媒介全球化而使全球化成为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认识方法时，思想前所未有地向世界敞开。在全球化思潮的裹挟之下，我把比较新闻学研究延伸到跨文化传播领域，实际上是进入文化交往语境的比较研究。其中最幸运的事情是与法国学者欧梯也（Hugues Hotier）先生结成忘年之交，从2003年开始，我们往返于波尔多与武汉之间，共同主持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到2013年会议满十周年之际，老先生动情地说，他已把两地学术交流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而对我来说，会议就是一座无限延伸的“桥”，让我通向思想的大观园，亲近智者的美丽心灵，呼吸学术的新鲜空气。涵泳于东西方思想之际，追求理解与沟通的可能性，就成了我的一种信念。
根据我的理解，虽然跨文化传播与传播学都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但两者看问题的角度迥异，传播学注意的是大多数传播发生在同质的个体间，同质传播比异质传播更有影响，个体间的有效传播导致知识、态度和行为的更大同质，而跨文化传播注意的是传播在社会距离度不同的个体间发生，某类传播在一段时间后变得相对稳定，并由此表现了文化和社会结构，其核心问题就是我们与他者如何交流的问题，这种问题直击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疑惑：在我心与他心之间，理解与沟通的可能性在哪里？我把中西新闻比较研究看作寻找中西方理解与沟通的可能性，而跨文化传播研究则是寻找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理解与沟通的可能性。这种充满智慧的工作让我感觉趣味无穷。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过程中，我深受美国传播学家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的启发，认同他的一个观点：交流的挑战不是忠实于我们的地盘，而是对别人抱原谅的态度，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看自己一样来看我们。但是，我并不认为交流的无奈已使“我们能够交流吗”成为无意义的问题，只留下“我们能够互相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3]这样的道德追问。2003年，我在第一次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上直面“跨文化传播的基础与障碍”这一问题，发现跨文化传播首先来自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文化陌生感，或者说，它就在有文化距离感的个体间发生。这时，跨文化传播更多地表现出人类认识自我的需要、对新奇的需要、通过认识“他者”而扩大精神交往领域的需要，这些需要始终是跨文化传播的内在心理动因，并且构成了人的跨文化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圣经》里的巴别塔最终因耶和华对人类取代上帝统治天下的担心而没能修建成功，空留下“巴别塔”（Babel）的“混乱”之意。在当今世界，我们完全有智慧消解“混乱”之意，从多样性的统一之中重建“巴别塔”，即重建一座跨越不同国家、民族、种族、宗教、语言、文化等多种不同因素，促进人与人之间能够对话并相互理解的“巴别塔”。这种可能性深植于人类渴望交流、相互依赖的本性，它不取决于《圣经》中的上帝，而取决于我们智慧的表现。这些都构成了我在跨文化传播方面的基本学术信念。
经过长达十余年的研究，我在2010年完成《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书，算是对自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做了一个小结。回想整个写作过程，自始至终深受“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折磨，常常感觉在学海漂流的绝望。好在“人类理解与沟通的可能性”那个彼岸一直在提醒着自己，要把对于交流的焦虑与不确定性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为此，我首先考察了跨文化传播的思想发展史，试图从社会文化语境、跨文化问题的结构性以及思想的相互关联性、冲突性等层面，弄清楚人类对跨文化传播问题的解决及其思想的限度。其次，我在广泛体验人类跨文化传播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跨文化传播的四大基本问题，即我能够交流吗？“我、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如何走向自由、平衡？文化的多样性统一如何可能？如何面对媒介作为桥与沟的双重文化角色？由此建立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即文化与传播同构、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意义的必备要素、跨文化传播的基础与障碍，形成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思维路径：把“我与他”的主客体思维转换为“我与你”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思维；把主体间性转换成文化间性，形成文化的互恵结构，提高每一个个体超越自身和与其他文化互动的能力，从而建构完整的自我意识；把文化互动建立在“从他者出发”的基础上；从自由的文化多元主义层面建构跨文化传播的政治问题，即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选择权，反对把文化多样性作为文化隔离和封闭的借口；把跨文化传播当作一种实践理性，寻找文化间的伦理融合，既尊重文化伦理的差异性、历史性，又积极建构文化伦理的多样性互动关系；提供对他者文化的语境式理解以及文化间的可能联系，揭示文化间的可能的冲突，在文化的构连中建立动态的互动机制。其中，最有心得之处在于，面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现实困境，分析了带有美国观念的“软权力”（soft-power）的思想局限与现实冲突，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和谐理念，即跨文化传播需要以文化间性（自由的、和谐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平等权力为政治基础，从文化间性出发，可以对治差异所引发的偏见与社会分裂，消解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危机，而平等权力则可以使人把权力看作做事的、达到目标的特别是与人合作的能力，而且人在创造性的文化实践中有能力建构这种政治可能性。近几年，我也深陷于“比较如何可能”的怀疑之中。因为从文化人类学的15种重要理论来看，确实是每一种理论都贯穿着比较，但每一种比较都是有限的，有些甚至产生了文化偏见。这对满怀热情从事中西新闻比较的我来说，堪比泼了一瓢冷水，并且形成了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比较如何能超越比较者的局限性，超越“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的想象，应对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思来想去的结果便是，正因为我们意识到人的有限性，以及这种有限性所形成的难以逾越的二元对立，才有了“比较如何可能”的疑问。换一个角度来看，也还是因为我们能意识到人的有限性，才能把比较作为日常生活实践，通过接触他者、了解他者、对话他者而认识自我、拓展自我视野。进一步地想一想，人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一步步扩展，人在交往过程之中一点点地摆脱地域性的存在，打破旧有的权力竞争关系，拓展自己的交往空间，又实实在在地演示了比较的可能性。简言之，只要有人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实践，就存在比较的可能性。然而，实践具有不确定性，如何站在实践的角度进行比较？我对这一疑问做了实践哲学层面的解释，即实践的不确定性表现的是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条件性，沉浸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之中可以避免比较的绝对化、非语境化。实践哲学的一些基本理念会启发我们的比较思维：其一，随着实践的发展，一般会逐步分化和产生出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实践形式以及相应产生的实践职能的社会分化，我们由此会思考，新闻业这种独立的实践形式是如何从中西方分化出来的？又经历了怎样的社会分化过程？其二，实践活动就是要把实践观念具体化、现实化，在这个意义上，新闻观念是如何在中西方新闻实践中被具体化、现实化的？其三，一定的实践方式综合地反映着人类实践活动的自觉性之高低、能动性之大小、社会性的发展程度，并决定着人类改造世界的深度。
马上要进入“知天命”之年了，万分惭愧的是，我对天命似乎一无所知，只是充满敬畏。我好像已经隶属于“求解理解与沟通的可能性”的工作，并且自得其乐。如今的我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漫步者，而是试图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学者融合在一起，追求我所表述的一种“我们”的生存状态：
我们是一群走在文化边上的旅行者，梦想着文化间交流与理解的可能性。
我们是一群叮在现代性身上的牛虻，试图以主体间性的思维解构主体性的迷茫。
我们是一群漫游在学科边缘的探寻者，坚信跨学科的研究会解放封闭的视域。
我们是一群超越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的新自由人，努力学习站在他者的位置上思考。
我们是一群穿越媒介化社会的改革者，设想着把媒介变成无限延伸人类交流的桥梁。
我们是一群信仰对话与平等权力的实践者，在跨文化的旅途寻找人类和谐共处的家园。
这些书生气十足的想法看上去与现实格格不入，但对于时时需要克服焦虑与不确定性的我来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自我安慰。我一直希望活在这种慰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