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小平“南巡”，话当年东风
陈锡添
陈锡添
《香港商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曾任深圳报业集团总编辑、第二及第三届深圳市政协委员。主要作品有：《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风采集》《改革者的风采》等。曾荣获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项“韬奋新闻奖”，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深圳特区成立了30周年，30年来深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深圳的发展非常关注，他曾经两度到深圳，一次是1984年，一次是1992年，尤其是1992年这次特别重要，1992年这次人们称为“南巡”，他发表了很多指导性很强、针对性很强的讲话，人们称之为“南方谈话”。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对小平具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在深南路有一幅大幅的邓小平画像，在莲花山又立了他的塑像。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怀念邓小平同志，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忆小平‘南巡’，话当年东风”，回忆他当年南方谈话的过程，谈一谈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过程。
小平为什么“南巡”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处于一个历史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如何深入进行，怎样搞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经济、怎样进行现代化建设等问题都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中国人民正面临选择。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左”的势力抬头并且得势。当时“左”的势力表现在哪里呢？主要表现就是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什么事情都要问“姓社姓资”，用“姓社姓资”的问题来反对和干扰改革开放。1990年2月，北京著名的报纸发表了一位权威人士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篇文章里，这位权威人士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问得非常尖锐，就是改革开放的改革是资本主义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表面看来是问号，其实它有一个暗语，就是说你的改革是搞资本主义的改革。另外，当时很多言论满天飞，“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言论；还有人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还有人说，“任由个体、企业的发展，势必冲击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针对这些言论，邓小平在1991年到了一次上海，在上海讲到“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不应该这样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应该争论”。当时《解放日报》发了4篇评论，把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传达出去。但是文章发了之后，被北京围剿，北京各大报都来攻击上海，刊登了《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就是要问一个“姓社姓资”》等文章，题目非常直接。
当时问“姓社姓资”的问题非常普遍。一个领导干部做什么事情都要标榜自己是姓“社”，不是姓“资”，非常严重的“左”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在改革开放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胆子不大、步伐不快，束缚了民众的头脑。再加上这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时候中国人民就面临一个问题，怎样面对和平演变？应对和平演变的呼声非常高。当时有一种气氛，就是要把反和平演变当成一项中心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就非常缓慢了，经济发展只有4%～5%，1992年才提出6%。这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非常忧虑，改革开放要毁于一旦了，经济到了这样的程度，濒临崩溃。怎么办呢？小平同志希望通过讲话来解决民众的观念问题。
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
1992年1月末，载着伟人邓小平的专列开出北京，向南方大地驶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方谈话由此拉开帷幕。小平在深圳5天，没有作任何报告，全部是闲聊天。今天聊一聊，明天聊一聊，但是闲聊天没有闲话，一开口就涉及非常重大的问题，都是谈非常重要的话题。他讲话很慢，扳着手指，打着手势，娓娓道来。在这个过程中，就谈出了中国前进的航向，谈出了中国前进的正确方向，谈出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小平同志主要讲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姓社姓资”问题。因为当时“姓社姓资”的问题是最严重的束缚人的头脑的问题。针对一些人说“特区引进外资就是搞资本主义”，他驳斥说：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了，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这是他的原话，针对性地驳斥了“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另外他说，资本主义的东西怎么样？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可以用，股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可以拿来尝试，成功了就放开，不成功我们就收。另外，当时有人攻击深圳市姓“资”，他说：“深圳姓‘社’不姓‘资’。”这是他的原话，非常明确，非常斩钉截铁地反对那些攻击深圳、攻击改革开放的人。谈到“姓社姓资”的问题，他说不要争论了，就提出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的原话比较长，我简单概括就是这三条。按这三个标准去干就行了，管它什么主义，不要争论。另外，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都是他当年讲的非常有名的话。就是要求全国人民不要搞“姓社姓资”这些无用的争论。
第二，改革开放的问题。当时改革开放停滞不前，一个新的措施出台，唯恐人家说姓“资”不姓“社”，所以当时的改革开放几乎处于停滞阶段。小平就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姓社姓资”的问题干扰了改革开放，使得大家迈不开步。他说这是“左”，“左”的危害非常严重。另外，他说：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要求大家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那样，看准的就大胆试、大胆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险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就走不出一条好路，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事业。
第三，关于经济建设的问题。小平说：“我们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反和平演变很可能成为全国的中心工作。小平“南巡”这番话，使反和平演变成不了中心。他说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而且经济建设要搞快一点。他讲了很多，他说：搞得慢了要挨打。能快的地方，尽量要快。后来过了两三年经济发展有点过热，大家埋怨邓小平，是他说要搞快一点的。其实邓小平的话是很有分寸的，总的要求是要搞快一点，有条件的地方能快则快，他不是说没条件的地方乱快。大家可以看看《东方风来满眼春》里面有他的原话。另外，他提出要造个香港，广东20年内要超过亚洲四小龙，老人家讲了这个话，这是对广东极大的鼓励。2007年广东的经济已经超过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提前实现了老人家这番话的目标。他要求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如果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当然小平同志还谈了很多，谈了要共同富裕，要两手抓，要搞好廉政建设，不要搞政治运动，要实事求是，文章太长不行、会议太多不行。他在国贸大厦里面，指着外面那群高楼大厦说：“你看看深圳全是高楼大厦，这些都是实干干出来的，不是写文章写出来的，不是开会开出来的。”所以他说要实干。“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类似这样的话讲了很多。他的讲话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指导性非常强，针对性也非常强，为我们指明了航向，最主要的是打碎了束缚在人们头脑里的精神枷锁。放开“姓社姓资”的问题，打碎了这个枷锁，使人们的思想又得到了一次大的解放。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发表过程
我全程跟随小平同志在深圳的5天活动，听了小平同志许多激励人心的谈话。我白天采访，晚上做大事记，非常辛苦。上面有指示说没有报道任务，但我依然没有放弃采访，因为不报道太可惜了。小平同志的谈话对当时中国存在的很多问题都一一作了指示，如果把这些话传达出去，改革开放将会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但是小平同志走后一直没开“绿灯”，直到1992年的3月份。3月22日，我看到《南方日报》出的一篇通讯，叫《小平在“先科”人中间》，这意味着公开发表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有关报道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立即投入写作。
“东方风来满眼春”是唐朝著名诗人李贺的一句诗，针对这篇文章的主题用这句诗作为标题是再合适不过了。我当时铺开纸写的时候，真是激情澎湃，文思泉涌，我写得手都发抖。思路冒出来了，手跟不上，那时候还没有电脑，都是用笔写的。我大概用了两天半的时间把一万多字的这篇文章写了出来。
25日上午，我把文章向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杨广慧送审，杨广慧同志却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自己把关，但一定注意，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当夜，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被排上了次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我当晚也失眠了，怕有什么纰漏。第二天《羊城晚报》也几乎全文刊发了这篇通讯，再过几天，《文汇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越来越多的报纸都转发了这篇通讯。新华社在3月30日全文播发了这篇文章，到这个时候，我心中的石头才算是落了地。而后不仅是国内的传媒，国外的各大通讯社和大报也几乎都全部播发或刊登了这篇通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4月2日江泽民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的时候，他讲到，现在正在发小平南方谈话的通讯，以便让全国人民更好地理解小平谈话的精神，以便更好地在实践中贯彻落实。
小平南方谈话意义重大
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小平南方谈话打破了束缚在人们头脑中的“姓社姓资”的精神枷锁，促成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很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有几次思想大解放，一次是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倒了“两个凡是”。这篇《东方风来满眼春》文章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它主要就是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吓人的帽子从此以后销声匿迹。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资本主义也是一种社会形态，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第二，南方谈话使中国计划经济迅速地向市场经济转变。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他“南巡”的时候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主要一条就是所有制。现在环顾世界，全盘公有制的国家和全盘私有制的国家不存在了。资本主义国家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发现全盘私有制有很多弊病，在20世纪30、40年代，法国将法兰西银行，英国将英格兰银行、大矿山、大企业收归国有。
所以，现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私有制、国有制、股份制，都是实行混合经济。我们国家现在也是混合经济，有公有制、私有制、股份制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人类为了生存发展，不断在创造、改革、发明。任何国家都在寻求一种最合适的发展模式，建立一个文明、公正、和谐、富裕的国家。
所以，现在一些西方的理论家提出这样的理论：混合经济是沟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种世界秩序。所以问题不在于叫什么名称，关键是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第三，南方谈话是一个反“左”的新闻，给当时猖獗一时的“左”的势力以致命的打击。厉有为、谢非送邓小平从蛇口去珠海的时候，坐那个小军舰去的，在船上，邓小平发表了一番话：我们要防“右”，但是更要防“左”，“左”对我们中国革命的危害最大。上了年纪的人应该知道，过去有一句话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左”的路线下，我们“大跃进”，饿死了3800万人，不亚于一场大战。另外，在反“左”的政治运动中，“文化大革命”害死了一大批社会精英。
“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南巡”时期，“左”的表现是“姓社姓资”。邓小平提出不要争论，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才是当下最要紧的工作。
深圳经济特区的排头兵——蛇口
陈禹山
陈禹山
曾先后任新华社、光明日报社、人民日报社记者，后转任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部长等职。系第一批报道铁人王进喜的记者，也是第一个报道张志新冤案的记者。主要作品：《一份血写的报告书》《袁庚之谜》《蛇口传奇》。
蛇口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重大，蛇口改革是深圳改革开放最前端的历史，也是全国改革开放最前端的历史。蛇口工业区早在1979年7月20日就大规模地正式开发，而那时深圳特区还没有建立。
很多重大的实验、决策都是从蛇口开始的，它先走一步，这对于整个深圳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蛇口开始建设时，有一项工程就是建港口，深圳后来的建设好多都是通过建港口开始的，这对深圳经济特区硬件的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全国来讲，蛇口的影响也是不容轻视的，如我们这个文化大讲堂就是从当年蛇口的新闻沙龙演变过来的，现在的工程招标，也是最先在蛇口实践的。可以说蛇口一声炮响，起到了一马当先的作用，现如今全国的改革形势已由当年的一马当先变成万马奔腾。
神州大地满目疮痍中华民族路在何方
当年“四人帮”横行的时代，偌大中国满目疮痍：经济方面，奉行全国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方面，实行全国绝对服从的集权体制；社会方面，体现为全国党、政、企不分的混合职能体制；文化方面，受制于全国舆论一律的思想僵化体制。其结果，只能造成经济崩溃、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思想迷信。中华民族的路在何方？怎样使我们国家富起来、发展起来？
历史可以说是一个导航仪，研究它我们就不会多走错路、不会走冤枉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人也应该有一个导航仪，因为一切总在往前走。比如说，我这个年纪的人都经历过这么一段历史，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那一段是“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结果怎么样呢？很悲惨，我们是没有饿死剩下来的。还有另一段经历，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把国家的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人心也搞乱了。了解这些历史很重要，我们痛定思痛就不会再走回头路。
1979年的时候我是中国新闻代表团的成员，到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去访问，到那些地方后，与我们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香港的欣欣向荣、澳大利亚的居民生活让我好生羡慕。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当记者，我连买辆自行车都没有钱，人家可以开小汽车、吃鸡腿，过年时我都吃不上的鸡腿人家竟然餐餐有。我们实在是太穷了。
当时深圳的农民和香港新界的农民收入相比，起码相差100倍。1973年的时候，深圳这个地方的人口大概有31万，跑到香港那边多少人呢？34000多，大概是1/10的人口。跑出去的都是青壮年、有劳动能力的，到那个地方后很快就寄钱回来建房子，这个吸引力太大了。跑出去要冒很大的风险，我有一个老乡，他有过这么一段偷渡的经历。偷渡白天是不行的，因为到处都是民兵、部队，要夜里走，而且不能站起身来走，否则会被边防部队发现。我这位老乡描述道，从岸边到水里，是一公里的泥潭，他就躺在泥潭上仰泳，到了水边才能游，游到第二天才到彼岸——香港。只要一过去就是香港居民；过不来就是鬼，就是淹死，偷渡的人中淹死的是很多的。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提出了要改革开放，要在蛇口建设出口加工区，建设蛇口工业区。
敢想敢干蛇口大刀阔斧搞改革
蛇口是怎样开发的？“两大”方针、“三个”为主、“五不”引进。先搞“五通一平”，要通水、通电、通讯、通路、通气、平整土地。“三个为主”就是：蛇口工业区的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投资建厂以引进外资为主、生产的产品以外销为主。“五不引进”，到蛇口来投资是有选择的，补偿贸易的不要、来料加工的不要、技术落后的不要、有污染的不要、生产的产品和我们国家生产的产品争出口的不要。
当时开发蛇口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环境恶劣、人员缺乏，可以说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当时现场指挥部的总指挥曾经多次晕倒在指挥工地上，一年下来体重轻了9公斤。那个时候的粮食是配给的，吃的也很差，工人们吃菜也没有油，就是清水煮青菜，后来袁庚就想办法从香港弄来一些猪油，煮菜时加一点猪油，工人高兴得欢天喜地，当时的生活就是那么过来的。
蛇口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同步进行的。不改，没有办法前进。修路修到一半不干了，要你给钱，想打电话也不行，那个时候是没有电的，要和当地的人民公社联系，把电接到蛇口去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这是农用电，工业不能用。所有这些就逼着蛇口搞改革，没有改革寸步难行。
袁庚可以说是蛇口改革的领路人。建蛇口时，袁庚说：“蛇口只有2.14平方公里，对整个国家是九牛一毛，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应怎样走下去？要把蛇口搞成一个改革的实验场。”
从一开始，蛇口就从干部体制、民主选举、舆论监督等政治制度改革下手，1980年3月28日，蛇口在中国第一个正式实行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制，动摇了干部终身制。在《广州日报》刊登了新中国人才招聘的第一则广告——工业区全面招聘人才的简章。
正在建设中的蛇口工业区完全不同于内地，需要新知识，也需要拥有新知识新思想的人才和管理干部，但国内单位体制几十年铁板一块，难以撼动。袁庚经中央批准，借用香港通行的招考聘任制，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一批年轻干部，开办培训班，在人事方面为蛇口改革做好准备。同时蛇口也首次在国内推行了住房商品化，在经济方面解除了单位体制对人的束缚。
根据当年的规定，任职干部只能由上级部门调配、任用，而通过这种方式被任用于蛇口工业区的领导干部，常常会闹出一些笑话。有一次，工业区的领导问来访的美国商务代表团：“英国人讲英语，你们美国人讲什么语啊？”还有一次是问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团：“你们剑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这使袁庚深深地感到，必须在用人问题上进行一次改革，即实行公开招聘。
袁庚就提出要打破任命制，采用自由选举的方式，向胡耀邦请示，准备搞改革，除了人事改革外，还搞了干部改革，干部改革是怎么搞呢？蛇口工业区建好了，开始进入管理阶段了，就不是由原来这帮干部进行管理，要选举。自己可以报名，报名以后由大家来选，但是选举有一个条件，基本上是正式职工才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也有规定，做到工程师以上就可以自己来报名当被选举人。搞选举蛇口有这个条件，也符合蛇口的情况。如果是别的地方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因为蛇口的职工当时的年龄都不大，整个蛇口工业区几千人，平均年龄22.2岁，全是年轻人，而且全都是外来的，如果都是在这个地方的，像原来“文化大革命”时分成两派就没法选了，那是很乱的。职工的文化水平，85%是高中以上。当然中央当时也给了蛇口这点权力。
1983年2月9日，经来蛇口视察的胡耀邦同意，蛇口率先开始实行民主选举，那一年的4月24日，蛇口第一届管委会15名干部，经民意推选产生候选人，再经2000多人直接选举产生，从此干部终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废除。
选举领导层的改革，那个时候两年就换一届领导，每一年还要给选民新的投票机会。某位领导今年选上了，明年就按新的投票结果，如果选民对这位领导的不信任票过半，这位领导就不用说话，自动下台。对整个班子不信任，全部下台重选，就是这样的。袁庚为什么这么做呢？从他自己切身的体会，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康生一个批示就把他抓起来了，也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就被关到秦城监狱里面，他被关到那个地方五年半。这就关乎体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的生死存亡，都是领导干部拍板就行了，领导干部权力太大，而且没有监督，而现在的选举就是一种监督。选举的过程中，有一些候选人在上面讲，下面提问。其中有一个也是领导，他到美国出差一个月。有选民站起来问，你到美国出差一个月，办了些什么事？你游了多少山、玩了多少水？他都要回答，因为他是候选人。另一个候选人，他有两个弟弟在蛇口那里工作，他是当头的。选民问，在你的庇护下，你的两个弟弟在蛇口捞了多少钱？另一个候选人去参选，有人问他，你的女儿调到蛇口来，是怎么进来的？有一个候选人出去吃饭次数比较多，选民看到了，就提出了问题，你经常出入餐馆吃饭，是自己付钱还是用公家的钱？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老百姓就盯住你，就问你，你得讲真话，你讲假话是拿不到选票的，你得下台。
当年蛇口改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贪官，歪风邪气是没有的。不但没有贪官，连刑事案件都没有。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与人之间的争执也少了，更多的是相互体谅、关怀，大家一股劲搞建设、建设蛇口。
重温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有一句口号不得不提，这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的发源地就是蛇口工业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蛇口工业区“敢为天下先”，率先推行工程招投标、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劳动分配制度、城市居民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改革试验，全国第一家股份制的开发公司、第一家大型集装箱厂以及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公司等都诞生在这个只有2.14平方公里的实验区。
效果显著蛇口改革成就得到中央肯定
经过几年的发展，整个蛇口的发展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年头的时候，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到南方视察，小平同志在参观蛇口工业区时赞扬蛇口的港口搞得好。袁庚提出合影的请求得到了小平同志的同意，“海上世界”负责人请小平同志题词也如愿以偿，这使袁庚很受鼓舞。
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后，和中央几位领导讲到深圳发展非常快，特别是蛇口工业区发展更快，还说到了蛇口提出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于是中央领导就提出要扩大开放，把14个沿海城市都加进来。
中宣部理论局局长问我：蛇口建设那么快、深圳建设那么快，你有什么看法？我说有两条：一条学香港，学市场经济；另一条是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权力高度集中效率高。大家已经看到好处了，深圳这个城市，可以把全国的力量都凝聚起来，一下子发展起来了，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
如果要写《命运》的下部
陆天明
陆天明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曾获全国最佳编剧奖、全国优秀电视剧编剧和中国电视金鹰突出成就奖。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作品曾多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飞天奖、金鹰奖等多种国家级大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木凸》《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黑雀群》《高纬度战栗》，中篇小说集《啊，野麻花》，电影《走出地平线》；话剧《扬帆万里》《第十七棵黑杨》；等等。创作的反腐败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播出后，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国内反腐文学第一人”。近年来，创作了以深圳崛起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命运》，受到广大读者热捧。
我特别感谢深圳的朋友们，没有深圳、没有深圳人民，绝对不会有《命运》这部作品。《命运》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人或者说它能和读者、观众产生一种心灵的共鸣，是因为深圳的事迹本身具有巨大的魅力和冲击力。我感觉《命运》这部作品里面，基本的情节、绝大部分的细节甚至很多台词都是真实的，都是在深圳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我只是做了一个有心的编辑者，把它们收集起来，按照艺术的规律变成书、变成了电视剧。所以打动人的不是我的编剧才能、我的写作才能，而是这块土地上深圳人民所做的这些事情，是这些事情在打动中国、打动世界。
在《命运》这本书发行的时候，在深圳台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我讲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来交卷的，我是向深圳的人民、深圳的老百姓交卷来了。”我是应深圳人民的要求写了这部书，这部作品、这部电视剧行不行，第一个审判官是谁？是我们深圳的人民。只有深圳的老百姓有资格评判你写的行不行。
“深圳精神”成就深圳
我不是深圳人，我也没有在深圳认真地生活过，当时接受《命运》的创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题目对于任何一个作家、对于任何一个编剧来说，都是一个大难题，原因有四。
第一，它描述的故事与时代太近，它是发生在眼前30年的事。
第二，这30年深圳的崛起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有的经济学家说深圳的产值和中央的政策有关系，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中央是给了一些优惠政策给深圳，但是走过这条道路的每一个深圳人都会明白，并不是邓小平一挥手，中央政策一下发，这个小渔村就变成了1200万人的大城市。深圳这30年面临的危机和困境不计其数，要把深圳的伟大表现出来就不能回避一些矛盾问题，怎么表现？怎么准确表现？怎么把矛盾写透、写深？一方面，要能够体现深圳初创者的伟大、智慧和勇气；另一方面，还要准确把握矛盾的性质，不歪曲事实。
第三，30年来几千万人在深圳的创业，30年来一个伟大城市的诞生，怎样用一部作品去表现出来？这本身对任何一个文字工作者、任何一个创造者、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是一个巨大的课题。
第四，这是一部文艺作品、文学作品，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要让大家爱看。一帮老头在那很严肃地演改革开放，谁有兴趣看？怎么让人爱看？怎么让大家产生共鸣？怎么撞击大家的心灵？
由于以上这四个难题，当时这个命题作文给我的时候我犹豫过。但是还有两个原因支撑我写下去。
一是我当时正也要写一部中国三部曲，就是写中国这30年。我们是吃皇粮的人，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对中国这30年，中国老百姓这30年的甘苦，我们有责任去表现它，《命运》的这个主题刚好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二是深圳之伟大。我觉得深圳就像当年的延安一样，如果说中国的革命圣地是延安，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搞经济建设的胜地在深圳。
我当时在深圳采访一年，接触了七八十个深圳人，包括深圳当时的市委书记、部长，我真切地感受到，早期创业阶段的深圳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碗口大的伤疤。我采访过的这七八十人，每一个都在我面前流过眼泪。有一个部长满头白发，谈到他当年经历的时候号啕大哭。什么叫杀出一条血路？什么叫改革开放的艰难？什么叫中国要往前走一步是多么困难？深圳是可敬、可爱的，深圳的伟大全在这里面。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作家我一定要写，这是人民的伟大创造。今天之所以有深圳、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和几千万曾经到过深圳和依然留在深圳拼搏的人的努力和付出分不开的。
我在深圳找到了真正的共产党的形象。深圳不仅仅有邓小平的事迹，也不仅仅有深圳几千万老百姓的事迹，深圳的背后还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干部。在雨花台、在红岩，我曾经被一些共产党的先驱们打动。我2005、2006年到深圳采访时，我重新找到了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把乌纱帽别在裤腰带上来到了深圳，要突破一些政策，要开创一些新路子，为中国的未来、为老百姓争取一些东西，他们没有只为自己着想而活着，中国需要这样的人。由于深圳的带动，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大深圳。
《命运》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中央八套黄金时间播出，当时我们所有的主创人员全哭了，李雪健在台上哭得完全不能控制。《命运》千难万险终于通过终审，“大海波涛惊骇浪”从大海冒出来。这个过程让我经受了一种洗礼，一种灵魂的净化。
概括起来讲，我为什么要写《命运》，因为我觉得有一件东西对中国非常重要，是必须要大声喊出来、必须要把它留在中国历史上、必须要把它镌刻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的，那就是四个字——深圳精神。
什么是深圳历史？归纳起来就是百折不挠地为中国寻找一条富强的革新之路。这个追求的目标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到了深圳、到了改革开放，我们说我们找到了这条路。所以要富强、要革新，恰恰最典型、最集中地体现在深圳身上。所以我到深圳来，我写《命运》，我被打动、我被冲击、我被震撼，我看到了活生生的深圳人，我感受到了这句话，在深圳这里创造了一个伟大城市的奇迹。
当代中国人创造的一个城市就是深圳，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干过的事情。所以“深圳精神”产生的效应就跟原子弹一样、氢弹一样。《命运》60万字、30集电视剧，其实就说了这四个字——深圳精神。
这部作品、电视剧打动了很多人，里面没有三角恋爱，没有时尚的都市生活，但是人们看到了我们当代中国人怎么在眼前的这几十年里，在拼死拼活地寻找救自己、救国家、救民族的一条道路。我们总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当代生活很枯燥，都是在为眼前的利益奋斗，都充满着欲望，这些话都有道理。但是今天的中国人不管怎么样，心里仍然有非常纯真的东西，在寻找着民族的未来、国家的未来。所以《命运》得到了群众的呼应。
深圳的宝贝不仅仅是华强北、滨海大道，不仅仅是这些高速公路、霓虹灯，不仅仅是深圳的 GDP、月工资比全国都高，当然这些都很可贵。深圳最大的宝贝——深圳精神。
深圳需要第二次文化转型
我之所以能写出《命运》这部作品，是因为深圳创造了奇迹，才让我这个作家、这个编剧有东西可编、有东西可说。现在我要写续集，我有一个要求：请你们继续为我创造奇迹。只有深圳创造了新的辉煌、新的奇迹以后，艺术家和作家才有可能写出《命运》的续集来。
深圳的未来应该怎么走？上任书记李鸿忠、这任书记王荣领导都谈到过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每一个深圳人都在着急这个事情：深圳怎么保持领头羊的地位？怎么为中国、为世界再创造新的奇迹？我想还是那句话：不要丢掉深圳精神。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非常非常难。现在的再度辉煌、二度创业、重拾深圳精神要比宋梓南时期更困难。宋梓南时期一穷二白，只有拼命杀出一条血路，在他面前别无选择。但今天的深圳，诱惑太多了。我们都陷入一种个人命运竞争的深坑中，深圳精神似乎和我们离得很远，我们要伺候好老板、伺候好领导、伺候好发工资的人，这是最重要的。不仅是在深圳，在整个中国都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况，这是一种深层危机。
现在种种迹象都表明，整个中国也罢、深圳也罢，确实存在一种危机，或者说一种忧虑，一种需要拷问的东西。拨开现在光怪陆离、五彩缤纷的生活泡沫，我们看看大海深层正在出现的涌浪。有这样一篇文章《我们心中的天际线呢？》，题目意思就是人们心里总有一个底线、有一个界限，现在作者感觉到民众心中的界限没有了。他举了很多例子，生活的低俗化、拜金主义的风行，也说到前一段时间相亲节目中“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泣”的这种年轻人、数千名单身女竞相参加大款富豪的相亲等。电视节目不可小看。第一，60年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大张旗鼓、公开地在媒体上、在大众面前说出这种拜金主义的追求。第二，这是省级电视台在公开鼓吹，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第三，很多媒体追捧这个拜金女孩，立马把她捧成全国的红人。这个女孩个人拜金我觉得问题不大，这是她私人的事情，但是媒体把她捧成红人问题就出现了。还有那些网络红人，只要有收视率，只要吸引眼球，不分美丑，这些说明一些民众心中的道德底线开始扭曲了，开始崩溃了。
再举一个例子，汶川大地震的“范跑跑”，大家都很熟悉，我在网上说我看不起他，他将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竟然招来几十万网民骂我。北京一家报纸，登出很大篇幅文章为“范跑跑”开脱。 “范跑跑”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跑，很多人竟然觉得他应该跑、他有勇气、他真实地面对自己。我觉得一个人可以真实地面对自己，但是仍要记得自己的责任。教师这个职业就是应该承担这样一份社会责任，就像做父母的一样，当地震发生的时候，你能舍下孩子自己先跑吗？
我觉得可怕的不是“范跑跑”，可怕的是这几十万的网民支持“范跑跑”，可怕的是有媒体大肆为“范跑跑”开脱。我忧虑的是这一代人、一群人在向何处去，这些事情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改革开放带来了伟大的成果，但是改革开放也带来了问题，就像小平同志说的，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还不如不搞改革开放。
当我们富裕了、日子好过了，曾经为全国和全世界所仰慕的深圳精神，要问一下哪儿去了？我们还能为这个民族、国家再去创新些什么？除了为工资、房贷、养育孩子拼命，我们还能像当初的创业者那样想想民族、国家的未来吗？
日本、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1945年战败，当年日本一片废墟，整个民族都崩溃了，德国也是一样，柏林也是一片废墟。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1958年左右，我们“大跃进”，日本已经赶上中国；50年代中期，日本的国力和我们是持平的，德国可能还超前一点；到了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日本把我们远远甩到后头；到了70年代，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德国的发展也是一样，德国现在是北约、欧盟最强大的国家。日本和德国为什么能够在一片废墟的基础上迅速崛起？到现在仍然在经济上领先于世界？当然，这里面有美国保护的成分，但是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质，虽然日本的民族性有些方面让我们很看不惯，但日本人和德国人的严谨、拼命、认真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韩国曾经发生过经济危机，很多家庭妇女主动捐出金银首饰给国家银行。韩国人不买外国车，支持民族工业，当然我不是提倡这样做，但这是他们的一种特性，他们的这种民族性恰恰是我们没有的。我们富了之后眼睛只看到自己，这是很令人忧虑的地方。
深圳在GDP、创新专利方面甚至走在北京、上海前面，深圳的创新力非常强。我们应该重温一下深圳精神。《命运》是我写的，我只是真实地记录下来，他们当年确实是这样过来的，确实还需要一批人为民族、为国家、为大家、为别人去探索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应该怎么活着？中国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一百步我们才迈出了一步，这一步我们花了30年。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这种暴发户的姿态，我们一到国外旅游就显出我们文明素质之差，让韩国人看不起，甚至有些越南人也看不起我们，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归根结底，创造奇迹需要文化转型，如果30年以前深圳已经搞了一次文化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闭关锁国到开放、从绝对服从到现在多元个性发展，我们的生活姿态、思维方式有了很大的转型。现在我觉得要发挥、传承深圳精神，实现第二次文化转型，跳出绝对的利己主义，一起来为民族的革新、富强做点事情。
法国有一位思想家讲，“任何经济行为，短期的是受经济逻辑所左右，长期的经济行为都要受文化逻辑左右”。取得物质财富是为了要变成人生活的滋养养料。一心只为了钱，人们的经济、生活都会受影响。巴尔扎克有一部小说《高老头》，小说中的主人公高老头是一个吝啬鬼，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把挣的所有的钱、古玩放到一个仓库里面，到晚上去数钱，把古玩搬出来看一看、擦一擦。他很痛苦，又怕钱丢掉，这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一个典型人物。要挣钱、要致富，最后的目的是让我们活得像个人，像个真正的人，而真正的人是在人和人的交往中完成的，所以要有利于他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曾经讲过，“市场经济的根本，怎么发展市场？一定要利他”。比如做一个电脑，希望卖得好首先得让受众愿意用，要有利于受众。最终目的是为了发财，但是发财的途径是要利他。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致富以后只想到自己，不想别人，就是搞市场经济也搞不起来。如果心里只有我、只有自己，一个社会就要垮台，那么自己也不会有大发展。
如果整个深圳变成了全是只为自己挣钱的人在这里混，挣到钱就走人，这个深圳还值得尊敬吗？还有大的前途吗？不可能。物质富有了，精神却灰暗了，这是不行的。我等待着深圳人民创造新的奇迹，那个时候我继续写《命运》的下部。
中国经济特区的时代使命
苏东斌
苏东斌
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广东省政协常委。主要作品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导论》《现代政府的经济行为》《选择经济考察述要》《人的经济路径》等。
中国经济特区走过了30年，这个过程曲折又辉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深圳是浓抹重彩的一笔。
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的背景
要了解中国经济特区的创立，先得了解当时中国的时代大背景。
1978年的时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痛心地说，我的家乡汕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一个商业很繁荣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却满目凄凉，比我们儿时还穷，广东搞了30年经济建设搞成这个样子，我们还说人家（香港）是反动统治。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秦文俊讲了一个故事。当时人们都往香港跑，一个村子的人都跑走了，只剩了一个小孩，因为这个小孩前一天到他外婆家去了，第二天回来一看村子已经空了。
面对着当时“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状况，邓小平多次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并高度警觉地指出，外国人在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
当时中国经济的窘迫显而易见，穷则生变。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倡议的，是中央决定的。1979年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和中央直言，希望中央多给点权，让广东能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行一步，并请求中央拨发“三通一平”基建款。邓小平十分赞赏这个设想，对习仲勋讲，这个地方还没有起名字，我看就叫特区吧，中央没有钱，你们杀出一条血路，自己干。也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在酝酿一个重大决策，就是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从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出台，到1980年8月全国人大作出决定，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中国经济特区的创立可以作为中国道路的一个标志。第一，苏联模式不行，计划经济走不通，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第二，平均主义不行，均衡发展走不通。当时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一个很新鲜的观点，就是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第三，寻找突破口，建立经济特区，在现有僵化的体制之外，能够实行强制性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从此，中国现代化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西方模式的特殊道路。
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因素
中国经济特区的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对于成功的因素，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天时。特区有一把尚方宝剑，它是一场有自上而下的授权的改革，因而产生了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谷牧代表中央对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说：“你们就像一个半独立王国，你就是国王，搞特区的地方你要亲自抓。”1985年，时任总理赵紫阳对时任市委书记李灏讲：“特区有改革权，允许突破一些不合时宜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紧急问题可以在向省委报告的同时，直接向中央请示。”万里说：“你们要闯出一条新路，犯了错误也不要紧，由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就是犯了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
第二，地利。特区濒临港澳，华侨众多，水域辽阔。试想，如果深圳不是濒临港澳，改革初期怎么能引进那么多的外资？试想，如果深圳面临的不是香港，没有那么长的海岸线和深水码头，盐田港怎么会高居世界第四集装箱码头的地位？不仅如此，特区之所以首选在深圳，还在于它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计划经济相对薄弱的地区，又靠近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香港，同时对于全国来说深圳毕竟是一个小地方，万一出了错及时纠正，也无关大局。
第三，人和。深圳特区有一批敢于“大闹天宫”的闯将。有好的制度、好的环境，事情发展的决定因素还是人，当时来深圳的建设者和领导阶层都干劲十足，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努力。敢于大胆地使用中央授权、敢于真正先走一步的任仲夷，“我愿意到家乡去搞实验，要杀头先杀我”的吴南生，“再没有钱当掉我的裤子也要办一所深圳大学”的梁湘，不做副省长兼深圳市的市长却要果断地留在蛇口搞改革开放大试验的袁庚等，就是这样一大批敢于冒险、又敢于担当的改革家们，在特区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来进行特区建设。正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因素，才使得特区终于在体制之外发生了渐进式、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中国经济特区的历史贡献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以深圳为典型的中国经济特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概括起来有四大历史性的贡献。
第一，它贡献了一个新体制。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邓小平说，深圳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区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是探索一种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模式，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制度变迁的基础性保障。
第二，它贡献了一条新道路。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跃升为人口1500万的现代化大都市，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珠海由只有一条街道、一个粮站、一家工厂、一家饭店的落后小渔村，变成联合国授予的宜居城市。特区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就是寻找到了一条从一般的小城镇走向区域性的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发展道路，通过非均衡发展，能够比较迅速地实现由普遍贫穷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它探索了一条现代城市怎么走、现代文明怎么实现的一条道路。
第三，它贡献了一种新精神。邓小平多次提到，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他号召：第一，大胆地去干；第二，发现干得不对的地方要及时纠正，总结经验。当年袁庚在蛇口那句响彻全国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特区对中国精神的贡献就是形成了一种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品格，它突出地反映在思想上的解放和科技上的创新。
第四，它验证了一大理论。李光耀在1992年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它是中国改革的试验田，深圳的经验如果成功了，说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子是走得通的。”这就透彻地点出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功能、地位和作用。中国经济特区的创办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的理论创新，是开启中国社会全方位转型的关键之举，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的实践，而特区的历史步伐又极大地丰富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
中国经济特区的基本经验
特区的成功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经济特区30年的辉煌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但是我们必须也要看到，这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道路，本质上所体现的仍然是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切又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发展与揭示。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有两条基本经验。
第一条经验，从现实的状态来看，是选择、引进、坚持了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早在1980年底，特区条例公布之后，广东就明确地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而当时全国还把市场经济当作洪水猛兽，等同于搞资本主义复辟。
1982年是深圳最困难的时期，可谓“秋风萧瑟、寒流滚滚”，深圳由门庭若市变成门可罗雀，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邓小平在广州对任仲夷说了一句话：“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好，你们就坚持下去。”这是中央对特区极大的信任和支持。
转折点是在1992年，从1978年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基本局势已确定，却同时笼罩着巨大的阴影，改革到底“姓社姓资”是一个大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他不允许阴影弥漫、逆浪冲垮时代潮流。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作出了两个坚定的判断：第一，经济上的判断，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第二，政治判断，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还是防止“左”。正是南方谈话，拨乱反正，力挽狂澜，才使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又重新驶向文明世界的汪洋大海。
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价格是个信号，它引导我们利用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力量和天赋，去满足那些一无所知的人的需求，市场的魅力就在于此，竞争要有准则，准则是什么？就是价格、就是市价。这揭示了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灵魂，这是人类社会近300年历史智慧的结晶，是无数理论大师殚精竭虑的伟大成果。对中国来说，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成就了经济特区，市场经济救了中国。
第二条经验，从深层的动力来讲，是尊重和拓展对人的解放。邓小平说，过去我们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可以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不完整。解放人，首先解放中国人民才是邓小平理论的深层含义。解放生产力，就是解放人，因为对于机器来讲不存在解放不解放的问题。
首先，改革调动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个人的积极性，社会的最终主体并不是国家、城市和单位，而是个人。
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典观点认为，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方式，是个人对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经济学的基石就是价格理论，而价格理论的精髓就是需求理论，它背后的全部奥秘就是制约人类行为最基本的准则——“价格”，人类的全部经济行为，制约点就是价格。亚当·斯密比喻，他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他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这种对利益追求的前提就是特区对人的解放，深圳95%以上的人口都是移民，这种移民构成了生产力中最基本的要素——人的自由流动；大力引进香港、海外的资金，构成了生产力最强大的要素——资本的自由流动。
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农民工进城，成为特区建设大军的主力。2008年春节晚会上，有一个舞蹈是东北师范大学舞蹈系表演的农民工进城。破衣烂衫的农民工背着包，乘着汽车、火车进城，今天他们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服务的主力军。从特殊意义上来讲，打破束缚人身自由的城乡二元结构，这是对人的解放。
其次，改革也调动了另一个主体——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由原来的地方政府被上级安排任务、被动执行，变成了现在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应市场竞争而不断创新。邓小平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成了地区之间竞争的总动员令。田纪云说过一句话：“中国人民一旦得到了追求财富的自由，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创造力将充分地表现出来，可以说区域竞争构成了中国经济特殊的、强大的内在动力，中国的奇迹在这里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被赋予了庄严的使命感，再加上改变个人命运的强烈愿望，使特区政府更加充满了活力。”
深圳一反往常使“资本主义绝种、使小生产绝种”的传统法则，对于股票经营、土地经营、资本市场，坚决开展起来。干了一辈子革命，目的是什么？不是做个无产者。所以中央号召我们今天要获得财产性的收入，可以说有一分的自由，就能释放五分的潜力，就能形成十分的发展力量。
创新的主体并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在特区良好的创业环境下，终于酝酿出了腾讯、华为、中兴、比亚迪、巨人、格力等创新性的企业，以及企业背后的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形成了特区的中流砥柱，可以说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是特区自由发展的坚强基石。30年巨大的变化，特区最宝贵的还有企业家的精神。对人的解放，不仅限于政治，更在于经济，其根本内容就是对他们产权的确认。值得强调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尔·森在20世纪末提出的一个新的发展观念，就是“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个思想是极其先进和伟大的，直到今天许多人还没有接受。他说，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而且也是促进发展的首要条件，发展不仅不是以GDP为标准，而是以自由的程度来看待发展的水平，更主要的是把发展的过程看成拓展自由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经济特区比其他的地区实际上享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可见，“以自由看待发展，以发展去拓展自由”，就是中国经济特区以及中国社会近30年来巨大进步的深层奥秘所在。
归纳一下，看来诸位都是因为“自由”来到深圳的，争取自由，追求自由，投奔自由。以自由看待发展，对人的解放是第一要素。特区的发展从深层次动力来讲是人的解放，这两条基本经验，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和现代人类和谐价值的观念，邓小平这个理论和人类现代化核心观念达成高度共识与圆满结合，正是这一创新才终于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中国经济特区的双重新使命
“特区”是实行特殊优惠政策的地区，到1992年为止，20年来的发展，特区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当时所设想的窗口、试验田、排头兵的使命。1992年以后，当全国都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特区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了。朱镕基说：“现在特区已经不‘特’了，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实行特别优惠政策了，全中国都是一样的，我们并不是按特区来优惠，而是按产业来优惠。”
当然，特区还有新的使命。江泽民在特区成立20周年的时候讲，中央要求特区争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中国经济特区将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这两个全过程就清楚地表明特区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改革开放没有结束，现代化建设更没结束，特区被赋予了新的双重新使命。第一重使命，从改革的意义上来讲，要求特区加快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先锋队；第二重使命，从发展的意义来讲，就是要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发展更加科学化。
既然有这两重使命，那就自然要求赋予相应的权力。现任省委书记汪洋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特区还要日益进取，先行先试。”这表明特区还有先行先试的改革权，在今天这就是“特区”的基本含义。这种改革权有两方面的内容，抽象地看，允许特区“先行先试”，这四个字太过笼统。现在特区比较突出的矛盾是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之间失衡，其实全国都有这个矛盾存在。市场应该做的内容政府在包办代替，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政府又没有做好。
像现在的房地产是典型的暴利行业。所谓政府的主导和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之间的关系，就是要防止利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为个人获利，特别是防止利用某些垄断的优势去扭曲市场、使公权和利益走向部门化、集团化、个人化。改革30年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这个特殊的利益阶层的特点是，他们不迷恋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切，因为那将意味着他们失去30年来所积累的财富，同时他们更不希望改革的深化与开放的扩大，因为那将意味着他们失去现有的特权，他们希望在这种焦灼的环境中维持现状。许宗衡、陈绍基、王华元的案例，官商勾结，触目惊心。
邓小平晚年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富裕起来之后财富怎么分配？这是一个大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问题就会出来了。过去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解决分配问题不仅需要道德、良心，光靠教育是不行的，必须有良好的制度、政策来约束。社会在发展，科技也在发展，恩格斯说货币的出现把原始公社瓦解了，人类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补充一点，网络崩溃集权，世界的许多问题是通过互联网来解决。
分配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官商勾结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深层次则是政治问题、体制问题。中国的大战略家邓小平有一句十分清醒、准确的判断：我们的所有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当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毛泽东曾有诗句，“百代都行秦政法”，从秦统一中国到毛泽东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了两千多年，实行大一统，中央集权制，这是对传统威权政府所形成的路径依赖。这种制度有好处，一声令下全国总动员，效率高。但是它的弊端有两点：第一，权力过分集中，尤其集中在一把手；第二，缺乏监督，不透明。腐败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品质问题、道德问题、修养问题，说到底还是制度问题。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说：以随时可以罢免勤务员来代替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选举权应该成为他们真正的目的。胡锦涛讲，“权为民所用”，权是民所授，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我们应该民主协商，但这不能取代民主选举，更不能否定民主选举，我们要用党内民主去带动，而不是削弱社会民主，不能说只抓党内民主就行了，忽略社会民主，要用下层民主去推动，而不是停滞在上层民主，要一级一级来，选举制是民主政治的精髓。
对未来的预测，大趋势不会变，现代化的方向不可逆转，但是仍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把改革进行到底就建立起了现代市场经济、法制市场经济；反之则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那是很可怕的。中国再也不能与新技术革命失之交臂，再也不能与人类现代文明失之交臂，我们改革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尤其是在特区。
改革开放是科学发展的制度保障，是它的根本内容，中国也好，深圳也好，都还远远没有完成，深层次的改革还没有进行，有些方面是刚刚破题，有些方面还没有摸到。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说，我们不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了一个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我们不是为了一个完善的社会而奋斗，而是为了一个不完善的社会而奋斗。深圳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像新加坡，也不像香港那样港人治港。深圳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大陆城市，它是中国的深圳，是广东的深圳，有些事可以为、能够为，如地方的资源配置，有些事不可为、不能为。深圳特区的人们应以忧患的意识去畅想和实践自己的今天和明天。
深圳改革30年的思考
刘申宁
刘申宁
原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主要作品：《中国古代兵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合著）、《中国兵书总目》《孙子集成》。其作品曾荣获“金钥匙”全国图书评比一等奖、 “中国图书奖”荣誉奖、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
主持人：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盐田分会场专项讲座现在开始！下面我提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学者刘申宁教授给我们讲学。（掌声……）
刘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师长，更是我们盐田文化系统的专家和顾问，多年来他对盐田的文化事业发展、对盐田的文化产业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今天能请他来给我们讲学，我们感觉到很荣幸。
刘申宁教授是著名的近代史专家，是全国有名的学者，他曾任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深圳特区报》和《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专栏撰稿人，现任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在座的很多读者都非常熟悉他的作品，主要有《中国古代兵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中国兵书总目》《孙子集成》，他的作品曾荣获“金钥匙”全国图书评比一等奖、中国图书奖荣誉奖、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下面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教授给我们讲学。（掌声……）
刘申宁：谢谢大家！很高兴今天到盐田给大家讲一下深圳改革30年的思考。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是从汪洋书记给深圳提出三个问题开始思考的。汪洋书记说：你们过去30年都干了什么？你们现在在干什么？未来30年你们还想再做什么？虽然市委市政府已经在会上对汪洋书记的提问作了回答，但是我由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深圳30年走过的路程，头脑里有些想法，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算是和大家一起来试探着回答汪洋书记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所以今天我讲三点：第一点讲深圳的价值何在，也就是过去30年我们是怎么走来的；第二点讲一下深圳的机遇和挑战，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什么；第三点讲深圳的危机所在，就是未来30年我们应该怎么做。
一深圳的价值何在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深圳的价值何在？深圳作为一个城市，和全国660个城市是不一样的，不能认为深圳等同于武汉、沈阳、南京、西安，不一样的原因在哪里呢？深圳是中国第一个摆脱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奔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城市，这是深圳的特质。小平同志开创了深圳这样一个特区，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尖兵，杀出了一条血路，为我们先蹚出了一条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是深圳最大的价值。如果看不到深圳的这个价值，那么深圳就等同于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深圳可以和铁岭一样、可以和西安一样，甚至还比不上西安和洛阳有着浑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圳的价值在于勇于突破计划经济的藩篱和束缚，走入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模式，这是深圳的价值。
我们深圳3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有这么几点。
在15年以前，深圳市委市政府曾经做过一个了不起的决策，我认为这是深圳市政府非常重要的决策，在深圳发展史上都会留下浓抹重彩的一笔，就是当时把深圳的笋岗工业区、上步工业区等几个大的工业区里面的“三来一补”项目企业统统赶走了。这相当了不起。把这些企业赶到哪里去了？赶到东莞去了，赶到苏州去了。这些“三来一补”企业在深圳特区开创的初期，它们的作用是重要的，为深圳经济特区早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当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些“三来一补”企业便成了深圳最大的绊脚石。所以把它们赶走，用市场的手法，而不是用行政的手法把它们赶走。但是我们留了一个尾巴，留了一个富士康，富士康留到了今天，最终它还是要走的，因为深圳这个土壤已经不适合它的生长。连续发生了13次跳楼事件，让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深圳、关注着深圳的富士康，如果当时我们下点狠心把富士康也赶走，对我们深圳多好。
台湾在大陆有两个最大的企业，你说它没有文化？起个名字也怪怪的，一个企业叫富士康，还有一个企业倒过来念，叫康师傅。
为什么深圳不适合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一个最大的问题，“三来一补”企业不能给深圳的经济发展创造持久的价值，不能代表深圳的经济特点。而且我认为深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深圳不适合大规模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深圳的重点就是把内地的打工仔、打工妹拉到深圳来，建一些简单的工厂、生产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那样的话，深圳就不成其为深圳了。那样，深圳和东莞有什么两样？所以深圳的价值第一点就是赶走了“三来一补”企业，建立了我们深圳自己的支柱产业，这是深圳非常了不起的。我们现在的支柱产业有八大产业，第一个是生物制药，第二个是电子，第三个是通信，第四个是会展，第五个是奢侈品的生产。奢侈品的生产大家不要小瞧，不是简单的生产，深圳飞亚达手表的产量占了全国的80%，我们的水贝珠宝、饰品的生产占了全国需求量的75%，一个城市奢侈品的生产量占了全国的3/4以上，不能作为深圳的支柱产业算什么？还有金融、印刷，再加上航运，八大产业作为深圳的支柱产业。今天的深圳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特区，而是一个拥有1460万人口的新型现代化大都市。
我认为深圳的经济发展、产业模式的确立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这就是“华为”的成立和华强北电子市场的建立，这两件事情差不多同时发生，这两件事标志着全国电子制造业的中心转移到了深圳。这非常重要，整个深圳的电子通讯制造业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是因为深圳控制了这个漫长的产业链。
这30年应该说深圳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完成了产品的市场化改革，深圳的市场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国内的计划经济了，是比较完全的产品、商品的市场化，这种改革基本完成；第二，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特别是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改革，这些方面的改革深圳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应该说在中小型国有企业改革和产品市场化方面，深圳基本上完成了应该进行的改革。
目前，深圳正在进行的是另外四个方面的改革：第一，公共服务的改革；第二，社会管理的改革；第三，党内民主化的改革；第四，事业单位的改革。这四个方面的改革，深圳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在这些方面我们依然走在全国的前列。行政三分法的改革，现在我们正在摸底和正在进行的事业单位的改革，包括社会公共服务方面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方面深圳都走在全国的前面。
在30年的时间内，深圳创造了三个发展模式。一个就是像“华为”这样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展模式。“华为”从一个很小的民营企业，发展成今天拥有大量自主知识产权，而且把生意做到全世界，成为世界500强的大公司，相当不简单、相当了不起。我们现在很多国企挣扎了几十年，还做不到像“华为”这样的发展规模，所以“华为”创造了一种新的企业模式。
第二个模式是新能源的发展模式，就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的新能源发展模式。我们现在强调节能减排、强调低碳经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走上了这个道路，连美国巴菲特都要投资比亚迪公司，买比亚迪公司的股票，说明比亚迪公司的发展道路是全世界都认可的。
第三个模式是我们创造了一个保税区高效益的模式。深圳最早的保税区是沙头角保税区，紧接着是福田保税区，我们后来又建了其他几个保税区，如好大工业区。深圳在保税区中创造了极高的效益，每平方公里的产值居全国首位。所以说深圳的保税区模式已经成为全国各个省学习的一个模式，深圳30年创造了三个发展模式，相当了不起。
深圳人是怎么创造这个价值的？深圳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深圳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改革这台戏唱好了。那么改革的精髓是什么？改革的精髓就是政府要把激励机制搞好，然后让市场起作用，深圳充分体现了改革的精髓。
小平同志1992年到深圳来视察时地讲过一句话：“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看似很平淡无奇的一句话，但对深圳是最大的褒奖。深圳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敢闯敢干，想到了就干，想到了就闯，所以深圳才会有今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30年走过的历程，有三件事情我们至今不能忘怀。
第一件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20多年以前，袁庚在蛇口创造了一个奇迹，他在整个蛇口工业区这么大的范围内实行民主选举。他说：“把我选下来，我也下台，整个蛇口工业区是一个厅局级的单位，实行全员选举、投票选举，选上的就干，选不上的就下。”大家想一想，在80年代，在特区还要不要建设都成为问题的时候，袁庚在那里做了这样一件极为超前的事情。如果那个时代，中央肯定了袁庚的选举方式，中央把袁庚的选举方式作为经验、作为试点向全国推广的话，我们今天还需要在乡镇一级的选举上不断进行摸索和试验吗？我们今天还需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中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化吗？早就已经走完了这个过程。80年代，袁庚的选举方式被很多人看作是不合时宜，但是它确实预示着中国改革的方向，将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然是这样一条道路，一直要走下去的。袁庚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个尝试做了这样一件伟大的事业，而它就发生在深圳。
大家知道，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央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要扩大党员的权益，要落实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成果，要推进党内民主化，而党内民主化的核心就是民主选举。实际上到十七届四中全会我们才把袁庚在20多年以前就做过的事情给予了一个正面的肯定。所以现在想起来，袁庚在那个时代作出的决定真是非常了不起，他就凭着一种敢想敢干的精神，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上，在这样一个布满荆棘、路途坎坷的道路上作出了他的创举，相当了不起。
第二件事就是当年李灏同志主持深圳工作的时候，深圳发展没有钱，怎么办？有人说拍卖土地，深圳敲响了拍卖土地的第一锤。那个时候李灏顶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北京有人向中央写报告、提意见，说要追究深圳市委市政府的责任，深圳市委市政府为什么敢于违反宪法。因为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拍卖转让。宪法明文规定的，你深圳为什么敢拍卖土地？明显违反宪法，所以要求追究深圳市委市政府的责任。那个时候压力巨大，李灏同志顶着巨大的压力把这个事情做了。那个时候为什么全国都聚焦深圳？是因为深圳吸引了全国的眼球，它做的事情是全国人民都关心的事情。有人说深圳牛，牛在哪里？深圳敢于违宪，违宪了不要紧，1987年拍卖土地，1988年修改宪法，土地可以拍卖，这就是深圳人做的了不起的事情。发现哪里有问题就搞试点，完了以后改革，把事业向前推进，深圳人在过去30年是这样干过来的，深圳之所以是深圳，就在于深圳敢闯敢干。
第三件事是1992年中央批准了上海和深圳两个城市可以开设证券交易所。上海接到红头文件以后不知道证券交易所该怎么开设，派人到深圳来取经。为什么？因为深圳的证券交易所在中央批准之前，早就已经开办了，那个时候已经无照经营好几个月了。敢干，想到了就干了，中央虽然没有认可，但是我先行先试，这种精神是深圳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没有这样一种精神，不可能创造深圳今天这样的业绩。
所以深圳人走出去，在外地和别的地方的人走在一块，是不一样的，深圳人的谈吐、深圳人的意识、深圳人的语气、深圳人的眼界、深圳人的思考方式以及深圳人对待问题的态度、办事的方法和效率都和内地人不一样。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深圳的道路上，汽车擦碰一下是经常发生的。我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小心碰了人家一下，双方下来见个面，说声对不起，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看看该赔多少钱，然后给钱，双方走人，不影响后面的交通，不会发生严重的堵车。除非责任不清，需要请警察来解决，否则双方一谈，就把问题解决了。你到内地任何一个城市去，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不会像深圳这样处理，下来以后相互指责，打骂一顿，然后把警察叫来，互相都不认账，想办法抵赖。深圳人做事情的方式和内地不一样，完全不同，他认为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我干嘛要在这里耗时间？所以深圳的特质、深圳人的精神面貌和内地是不同的，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修养、这样一种风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深圳独有的一种精神财富。
深圳之所以成为深圳，它干起来的理由是什么？应该说最早来深圳的这一批拓荒牛、这些建设者，以及后来陆陆续续来到深圳的这些人，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有理想、有干劲，但是又不愿意在体制下被终生埋没的有识之士，有志之士在深圳作出这样巨大的业绩。应该感谢这一批拓荒牛，感谢这批深圳人为深圳的今天付出的艰苦、辛劳和血汗，没有他们就没有深圳。这些人的精神凝聚着深圳的价值，这些人的理想是这个城市的心灵和大脑。深圳的价值何在？就是我们30年创造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已经深入我们每一个深圳人的血液当中，成为我们深圳人之所以是深圳人的骄傲。
深圳用30年时间创造了1500万人口的城市，深圳30年来创造了每年向国家缴纳接近2000亿元人民币的税收，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深圳自己可以支配的地方财政收入超过很多省的地方财政收入。所以深圳30年走过的道路给了人们一个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一定要敢闯，一定要敢干，打破束缚，解放思想，大胆地往前走、大胆地往前闯、大胆地试验，这样才会有一个灿烂的明天，这就是深圳的价值。看不到这个价值，只躺在深圳的成果上睡大觉的人，他不可能理解深圳的价值何在。这是第一个问题，深圳的价值所在。
二深圳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第一个问题讲新形势下深圳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现在新的形势其实就是全球化，中国加入WTO以后，走入了世界，我们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出口产品受到了反倾销的抵制。我们的出口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现在面临出口和投资双重的困难，这是我们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所不曾有的事情，今天统统发生了。全球化是中国同时也是深圳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但全球化也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机遇。大家看一看东莞，东莞在这次金融危机到来之后，全市注销了10000多家企业，大量的企业冬眠、大量的企业倒闭，大量的员工放假，整个东莞的经济向后倒退了好多年，什么原因？就是东莞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太强了。我们深圳也面临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我们在早些年就把“三来一补”企业、贴牌生产企业都赶走了，所以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八个支柱产业才得以躲过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影响。
2004年，苏州的GDP首次超过了深圳，当时深圳很多人都非常惊慌，觉得你看苏州都赶上来了，深圳发展得太慢了。当时我在市委党校讲课时说，不要怕苏州赶上来，苏州的GDP数字和我们深圳目前的经济发展完全是两个概念，因为苏州的经济是建立在台商大量“三来一补”企业的基础上创造了极高的GDP，但是它并没有解决纳税的问题，苏州的地方可支配经济收入和我们深圳是不成比例的，所以深圳完全没有必要担忧。我们做过一个调查，苏州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占了全球的四分之一，全球每四台电脑就有一台是苏州人生产的。2004年前，买一台笔记本电脑需要人民币1万块，但是生产这个笔记本电脑的苏州人能挣多少钱呢？我们把它换算成红富士苹果，可以挣六个红富士苹果，生产一台笔记本电脑才赚六个红富士苹果，苏州人等于给台湾打工。我当时说了一句不太客气的话，我说把这些厂子统统推倒，种红富士苹果树也比这合算，因为还有绿化的效果在那里，你费了这么大的劲，生产这么多的笔记本电脑，创造了巨大的GDP，但是你得到了多少？你没有得到多少，你是给别人打工，整个苏州人在为台湾富商打工。所以台湾的老板很高兴，他们非常拥护苏州市政府，说：“我们拿了利润，你们创造了 GDP，我们是双赢。”这不是对我们政府巨大的讽刺吗？这是双赢吗？这是用我们低廉的劳动、低廉的资源、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在为台湾打工，它唯一的贡献就是把台湾的企业吸引到大陆来了，对于两岸走向统一做了一点贡献。所以说东莞的道路、苏州的道路都不是深圳应该选择的道路，不要看今天苏州的经济发展很好，它下一步面临着重大的经济转型，如果不能摆脱对外依存度这么高的状况，那么今天的东莞就是明天的苏州。
深圳在摆脱了“三来一补”企业之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深圳的方向，这是市委市政府在早期为深圳的定位，这是一个相当正确的选择。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走向世界，所以我们有了“华为”、有了“中兴”、有了“中康”、有了“康佳”，有了一系列可以走出去的企业，拥有了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创造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民族产业，这是深圳人值得自豪的事情。这不是以深圳拥有众多的打工仔而自豪，而是以我们拥有大量的具有自己品牌的民族企业而自豪。
但是目前深圳在经济转型方面依然面临重重困难。首先必须解决观念的问题，我们的思想观念还没有能够跟得上今天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没有能够跟得上整个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要求，像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对整个经济形态发展、结构转变的要求。深圳的对外贸易占了全球的1%，我们的外贸依存度占了300%，所以深圳应该逐步摆脱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拥有完全独立的知识产权，逐步建立有深圳特色的发展模式。
前些年市委市政府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希望深圳的发展逐步适度重型化，我当时在深圳市政协担任政协委员、深圳市文史委员会的副主任，现在的深圳副市长唐杰同志当时是市政府的秘书长，到政协去讲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思路，就提到了市政府提出的深圳应该适度重型化，要发展重化工业、要发展装备工业。当时分组讨论时就说了，不赞成市政府提出的适度重型化的发展思路，为什么？因为深圳不具备发展重化工业的条件，我当时讲了不具备的四个条件。第一，我们没有土地了，我们深圳30年的发展已经把90%的土地都占用了，本届政府难道要把所有的土地都开发了才叫发展吗？难道不给下一届政府留点发展空间吗？难道不给子孙后代留一点发展的余地吗？为什么不能学一学香港，一两百年了香港还有那么大的发展空间，还有新界上水这么大的空间没有开发，我们深圳为什么不能留一点地给子孙后代用于开发呢？为什么都要把它全部用掉？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深圳的土地不可能再扩大了，你什么时候能够做通中央的工作，再把惠州、东莞都划给你，你就有土地了，但是现在做不到。再说这个事情也不是你现在能考虑到的问题，你在自己能考虑的范围内，要考虑怎么节约土地、怎么促进发展。
第二，我们没有水源。我们深圳人喝的水是从东江花了100多个亿引来的，现在深圳不舍得喝这个水了，把它都给香港人喝了，我们深圳喝的都是周边小水库的水，这点水不够用。过几年我们还要从西江引水，而从西江再引过水来，第一期投资就要300多亿，这么大的一笔钱，把西江的水引到深圳来，喝还不够，怎么解决工业用水的问题？发展大规模的重化工业不是需要大量的淡水吗？水源的问题怎么解决？如果用海水淡化的话，成本是巨大的，怎么承担？
第三，深圳没有熟练的工人。我们深圳的高职院校也好、技校也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一大批熟练技工，深圳要发展重化工业、要发展装备工业，没有熟练的技工，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吗？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内地大型国有企业里面的七级电工、八级钳工全都迁移到深圳来？人家当地政府和企业也不愿意，肯定要对深圳提出抗议，你来挖我墙脚干什么？没有熟练技工，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即便生产出来也可能是次品和废品，这对整个经济发展有什么好处呢？
第四，深圳没有能源和资源。我们的地下除了土就是石头，没有任何的金、银、铜、铁、锡和石油，我们所需要的所有资源和能源都要从外地运来，都要从海外进口。我们既然可以从外地千里迢迢地把资源和能源运到深圳，为什么不可以把厂子建到西部去？青海、宁夏、甘肃，那里地广人稀，把厂子建在那个地方，对当地的经济是一个推动，挣了钱拿回深圳来发展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把工厂建在自己的家门口，建在自己的院子里呢？让它来污染环境、让天空不再那么蓝？这是农民的思维，一定要眼睛看到它才算自己的。现在整个世界工业生产的产业链已经很长了。美国、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把企业放到发展中国家来了，放到中国来生产，但是产业链高端的技术仍然控制在它的本部、控制在本国。在后工业化社会，制造业是最低端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你看现在，一个生产链条，原料采购、品牌设计、转运流通、订单处理、批发零售，所有这些环节的利润都要高于加工制造。现在很多女同志愿意去香港，到时代广场、置地广场、中环、尖沙咀、铜锣湾去买国外的一些名牌产品，买路易斯威登的包、买爱马仕的包、买巴伯瑞的衣服、买GUCCI 的鞋，买很多知名的品牌，她们为什么不到罗湖商业城去？在罗湖商业城花200块钱就可以搞定，而她们跑到香港去花2万块钱买一个LV的包，脑子有毛病啊？她们买的是一个品牌，买的是文化，不是买它的实用功能。实用的话拿个塑料袋就可以代替，干嘛花2万块钱买一个LV的包？所以说这个品牌和文化占据了产品的高端，它凝聚了产品的高附加值，而我们制造生产这个包早就已经无足轻重了。
我们东莞有一个生产阿迪达斯运动鞋的企业，属于贴牌生产。阿迪达斯的鞋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卖到1000元人民币一双，但是在东莞生产这类鞋的企业，它生产一双阿迪达斯的鞋，能赚多少钱呢？只赚26块钱，很少一点点，只是剥了一小块皮给你，你就是一个打工仔，连厂子加老板、加员工统统都在给西方国家打工，你以为有个厂你就是老板了？错。
所以在今天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思维应该发生重大转变，要从农民变成城里人，不要以为只有把工厂设在深圳才是发展。你说我们到深圳来是为了什么？就是深圳的天很晴朗、深圳的海很清澈、深圳的空气非常好，如果政府说要把深圳建一排大烟囱、建一排排的大工厂，把深圳变成了铁岭、抚顺，那我住在深圳干什么？所以不能把在内地都将被淘汰了的企业，还要在深圳发展。
最近有一则新闻，“东风标致”准备把它的汽车总装厂设在深圳，深圳给了一块地，建设标致汽车的生产厂家。深圳缺汽车吗？我认为引入标致汽车的事情是欠考虑的。大家知道中国现在钢铁、水泥、汽车都是产能过剩巨大的行业。中国的汽车工业，每年有一两百万辆汽车生产了卖不掉，还要再建新的汽车厂干什么？深圳有一个比亚迪，生产最现代的电动车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去生产传统的法国标致车。现在中国已经拥有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汽车品牌，而自己的民族工业品牌却很少。我们深圳再添一个这样的汽车厂，能解决深圳发展的什么问题？所以深圳不应该去发展产能过剩的行业，不应该走内地多年来走过的重型化、重化工业、装备工业的发展道路，深圳应该走一条和内地完全不同的新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十几年以前市委就提出的要走高新技术产业的道路，深圳的发展应该在全球化的视野当中去寻找那些具有最高产值、具有最高知识含量的产业，深圳应该发展高端的服务业、应该大力发展金融、应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你看一看香港，它有多少重型、重化工业？没有，但是香港依然是世界非常亮的一颗明珠，深圳为什么不能向香港学习？为什么反而要向内地的沈阳、西安、太原去学习呢？所以深圳应该考虑的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产业同构率的问题，在内地已经有的产业，深圳不应该再发展，不要再走内地产业同构率这么高的老路，深圳应该走出自己新的道路，深圳应该掀开新的一页，这就是深圳人敢想敢干的精神，也是深圳的价值、深圳的未来的所在。
深圳有了将近1500万人口，有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我们为什么不能大力发展服务业？让深圳在服务业的发展上超过北京、超过上海。深圳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金融产业、文化产业，推动奢侈品的生产与研发，然后和香港对接，发展总部经济，扩大研发机构。把这些耗能少、污染又小的研发机构落户在深圳，这才是深圳应该有的态度。这样，深圳在将来面临整个世界激烈的竞争时，可以作出自己的应对措施。
我觉得中央对深圳还是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国务院批准了珠三角的规划，应该说给了深圳一个重大的机遇。过去我们一直在讨论深圳的定位问题，因为原来深圳最早就是个经济特区，后来经济特区没有什么“特”的内容了，税收也没有优惠了，“三减两免”这些待遇也都渐渐没有了，深圳已经不再是个特区了，但是深圳又在不断发展，形成了这样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就带来了深圳定位的问题。在十多年以前，市委市政府召集深圳的很多科研机构讨论深圳的定位，曾经提出了很多设想。
有人就提出来，深圳要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后来才发现，全国都在建国际化城市，连张家港、张家口都要建国际化城市。据说全国有130多个城市要建国际化城市，所以说国际化城市被用滥了，深圳国际化不国际化已经无足轻重了。后来有人就觉得这还不够，有些人在网上提出深圳应该成为直辖市。我当时就说了，这个最好不要提，没有意义，为什么？深圳市委市政府是不会向中央提这个建议的，因为这样等于在伸手要官，从副省级变成正省级，所有的官员平地升一级。从中央来讲，也不可能给深圳一个直辖市地位，因为深圳重大的任务是要支撑香港，不可能在香港的边上再搞一个直辖市，和香港形成竞争的态势。深圳的任务是支撑香港，保证香港特别行政区能够顺利发展，这样才能解决台湾的回归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深圳改成直辖市，和香港展开竞争，这个“双城记”不见得是件好事，这不是中央所考虑的。
后来深圳的很多学者又提出来一个设想，把深圳发展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像香港那样。设想也很简单，就是把一线关放开，把二线关拉紧。把二线关拉紧以后，二线关里面的几百万深圳人就可以自由进出香港，这样深圳自由贸易区就可以和香港融为一体，扩增深圳的能量，支撑香港，同时使得深圳有了发展的活力，而且可以借助香港的经验在深圳进行各项试验，取得经验，辐射全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但是提出的有点早，当时香港人还接受不了，说你一下子几百万人融进来，我香港的楼价又得涨，各方面都很紧张，香港有点吃不消。再加上这个意见北京也不赞成，海关总署就提出来，深圳要形成自由贸易区，我们每年海关税收要减少80多个亿，这个事情怎么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提出来，深圳要和香港建自由贸易区，西藏会不会和印度提出来建自由贸易区？新疆和塔吉克斯坦也建自由贸易区？吉林和朝鲜也建自由贸易区？将来中国全部都是自由贸易区了，中国独立的、巨大的、整体的经济一体化便会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所以也不同意建这么多的自由贸易区，这个设想没有能够得到实现。
后来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深圳要建一个区域中心城市，华南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我们刚刚在酝酿这件事，广州就不干了，你深圳成了区域中心城市，广州是什么？广州才是区域中心城市，深圳不是。广州和深圳又在争区域中心城市，所以我们说深圳的定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讨论来讨论去一直定不下来。现在珠三角的规划实际上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珠江流域的发展是九个省两个市，珠三角的口上是九个城市的发展，这为深圳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所以珠三角规划出来以后，深圳、东莞和惠州三家提出来要实现一体化，深莞惠的一体化对下一步深圳的发展非常重要。把东莞和惠州作为深圳的后花园来建设，就使得深圳有一个宽广的腹地，可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下一步我们要解决的是深港同城化，也就是深圳和香港的一体化，当然小平说了，香港体制50年不变，你现在就想把深圳和香港弄到一块，这肯定不合时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进展，深圳和香港迟早是要走向一体化、走向同城化的。将来深圳是香港的后院，东莞和惠州是深圳的后院，深莞惠的一体化和深港的一体化，这两个一体化就紧紧地把珠三角的发展融为一体了。
在这两个一体化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交通建设，我们现在正在大力建设轨道交通、城际交通，这为两个一体化的衔接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家看深圳的四号地铁交给港铁来运营，深圳的滨海医院交给香港大学来管理，这都是一种新的尝试，是深圳和香港逐渐融合的一种新的尝试。我们和香港的同仁在一块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提出将来深圳和香港连成一个城市，叫什么名字？我们说叫“深港”，香港人说应该叫“香圳”。其实名字无所谓，但是深港的同城化一定是深圳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将来在珠三角这个地方，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前面是香港，中间是深圳，后面是东莞和惠州，形成一个新的城市群，形成一个新的发展带，这个宏伟大业正在深圳人的手中日益的实现着。
现在国家给了我们几张牌：一个是科学发展模式的试验区，一个是深化改革的先行区，一个是扩大开放的国际门户，一个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还有一个就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这几张牌应该说在深圳下一步的发展当中，给了我们五张通行证，给了我们五个路条，就看我们深圳怎么用了。用好了，对深圳下一步的发展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新的形势和机遇面前，深圳有一个薄弱环节，这就是文化建设。有些人说深圳是文化沙漠，没有文化，我们深圳一些学者不服气，说我们深圳也有文化，我们深圳有全国独特的打工文化、打工文学，你越研究打工文学，就会越觉得深圳没有文化，就剩下打工文学了。所以说文化建设是深圳的薄弱环节，但我认为它也是深圳的起点，它是深圳走向下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这些年来，深圳在文化建设上，应该说市委市政府是花了很大气力的。我们坚持了十多年的“读书月”活动，每年的深圳“读书月”活动都掀起一轮读书的热潮，相当多的市民、年轻人涌入图书馆和书店，购书的比例、购书量在全国都居于领先地位，我们深圳拍的专题片《珠江起风帆》获得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深圳在文化产业的改革方面也走在全国的前面，应该说在这些方面深圳都做得很不错，但是文化建设不是光靠产业化这一条路就能建设起来的，文化建设也不仅仅是建一个音乐厅、一个文化馆、一个图书馆就能取代的。文化的建设是一个博大的工程，它既包含着民间的普及文化，又包含着学术的高端文化，这两者的结合才能显现出文化的厚度和广度，如果深圳仅仅有打工文化的话，深圳真的就是没有文化了，深圳应该发展怎样的文化？在全国要争取有地位的高端文化，在学术文化的发展方面，深圳要有自己的队伍、有自己的专家、有自己的学者，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深圳有些人，包括我们社科联的一些同志提出，要建立深圳学派，我个人认为学派的提法还是早了一些，因为深圳究竟有多少学者、能不能形成一个派别尚在讨论的范围之内，还没有得到全国的首肯。这个深圳学派的提法肯定太早。深圳自己的专家队伍能不能走向全国，在全国能不能博得一席地位，连我们深圳自己都没能说清楚，怎么能够建立深圳学派呢？深圳市委市政府，包括深圳所有的学术研究机构，应该把自己的专家推举出来，要把自己的专家树立起来，形成自己的专家队伍群体，在全国亮出自己的品牌，深圳的学派才有可能渐渐形成。
我们现在开展的所有文化大讲堂、几乎所有的社科普及周，大多数都是请海外的或者国内的专家，我们深圳的学者登上讲台的并不多。所以深圳需要扶持自己的专家队伍，形成自己的学脉、形成自己的学术梯队。在这一点上，深圳应该放水养鱼，不然的话，深圳文化的发展和建设就会走向枯竭。
你看我们深圳有很好的交响乐团，我们深圳有一流的音乐厅，但是我们深圳没有一流的歌唱家，我们深圳没有一流的作曲家，我们深圳培养不出像北京、上海音乐学院那样一流的人才，为什么我们不能培养？我们深圳有大学，但是我们深圳大学的知名度在全国甚至比不上厦门大学，比不上一些普通城市的高校，所以深圳在文化发展上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在这方面，市委市政府的扶持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深圳要想走快一点，恐怕不能光靠政府，还要依靠深圳众多的企业来扶持学术的发展，深圳市政府也应该为一些私人学术机构的设立和创办提供条件，比如说研究社会科学的团体能不能给一些宽松的设立条件？靠民间的资金来养一些文化学者、文化传人，对于深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应该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设立太多的限制，这样深圳学术、深圳文化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繁荣起来。
三深圳的最大危机是什么
最后我想谈一下深圳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大家知道深圳走过了30年的路程，我们取得了相当不错的、令深圳人感到自豪的成就，但是从今天向前看去，深圳也确实存在发展的困境和危机，我认为深圳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深圳人没有危机感，没有危机感怎么能够认清危机在哪里呢？深圳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应该是改革向前推动的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要有危机感，才能在有危机的地方下刀子、用功夫、用气力去突破它、改革它。如果深圳人都是小富即安，都躺在眼前的富裕或者躺在眼前的自足中不思进取了，深圳的发展就彻底停止了。
深圳的危机感应该建立在对深圳发展的正确判断和分析的基础上。大家看一下，我们深圳这些年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我们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许宗衡案的出现，就是深圳问题的显现，许宗衡案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案，广东的陈绍基和黄华元案司法已经作了判决。深圳能出许宗衡就说明我们深圳的机体有问题、有病灶、有矛盾、有毛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值得全体深圳人思考的，更是深圳市委市政府要认真研究解决的，不能把这个问题仅仅归咎于许宗衡个人，病灶还是要在深圳的体制和机制上来寻找。深圳发展到今天，已经和深圳初期创业的时候完全不同了，社会在不断分化、利益在不断分层，阶层化、集团化、职业化、地区化，这些问题都摆在深圳面前，都是必须要研究的问题，如何解决特权阶层的利益？如何解决人民群众、劳苦大众的利益？我们要从机制和体制上解决根本问题，才能根除许宗衡这样的问题继续出现。
克服旧体制的病灶，必须不断解放思想。2007年底，汪洋同志来到广东，在省委十届二次会议上，汪洋同志把省委给他准备好的讲话稿扔到一边，没有采用，自己讲了一通解放思想。我敢说，当时参加省委十届二次会议的很多领导同志并没有能够深刻理解汪洋同志讲话的深刻含义。我就听到过很多领导同志在汪洋同志讲话后发表意见，大讲广东改革开放这些年取得的辉煌成绩。这和汪洋同志要求解放思想、打破既得利益、推进改革的说法是截然不同的。我听说汪洋同志参加分组讨论时，到了我们深圳组，许宗衡当时是市长，他发言说，我们深圳市这些年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得了多少个第一，一、二、三、四、五在那里数。汪洋打断他的话，他说你和国内这些城市比有什么意思，你有本事去和香港叫板、和新加坡叫板。市委市政府之后就开市委常委会，讨论怎么和新加坡叫板。你说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你都没有想一想汪洋为什么要这样说。汪洋是叫你去和新加坡叫板吗？汪洋是批评你不要再讲成绩了，你要看到问题，才能把改革继续向前推进。改革的事业是千千万万人的事业，不是你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你觉得自己富裕了，觉得有好处了，觉得能够享受利益了，就不想改革了，不能这样做。汪洋同志讲的解放思想，实际上是要我们全省的领导干部和全体人民要向改革的薄弱环节发起新的进攻。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是很清楚的，但是当时并没有看清楚，因为人在利益面前眼睛是模糊的。
我经常会自己暗自去作一些比较，也可能不太恰当。我记得2006年张德江同志在省委党校地厅级干部班上作了一个推心置腹的讲话，这个讲话用了三个小时，一直谈到中午12点半，我们都肚子饿了，但是德江同志还在那认真地讲，我们也在认真地听。一个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一个政治局委员跟广东省的地厅级干部这样推心置腹地交谈，很难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德江同志当时讲的一句话，他说：“我天天都在想，总书记在想什么？你们想过总书记在想什么吗？”我心里想，汪洋同志和德江的区别在哪里呢？德江天天想总书记在想什么，而汪洋同志表现出来的是：他很清楚总书记在想什么。我想这就是他们的区别。
汪洋考虑的问题是，中央把他从重庆调到广东，调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省、产值最高的省来，要他干什么？汪洋在想，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10年已经是第六年了，2009年全党才开始认真地研究科学发展观，前面五年多的时间没有多少人认真地研究，可以说大家都满足于字面上的理解和敷衍。汪洋同志到了广东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到了广东，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我怎么贯彻科学发展观，在全国树立一个表率、树立一个榜样，我到广东要种好这块样板田，要把广东打造成一个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表率、一个典型。汪洋考虑的是这个问题，是中国的发展大局。但是到了广东来一看，广东各位大佬，都躺在成绩簿上睡觉，纹丝不动，不思进取，所以汪洋怎么能不着急？省委十届二次会议上，汪洋就讲了一通解放思想，说你们要解放思想，你们要醒醒了，怎么把改革继续向前推进，他着急的是这个问题。可是我们还在那里讲成绩，还在那里睡大觉，显然已经和时代完全不合拍了。
所以汪洋同志在广东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提出了“腾笼换鸟”的主张。我认为到今天，汪洋同志“腾笼换鸟”的思想依然是非常重要、依然是非常可贵的。可惜“腾笼换鸟”提出的时机不好，提出来不久经济危机就爆发了。笼子是腾出来了，鸟也飞了，可是什么东西都不愿意再进来，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当然汪洋同志也很尴尬，他把鸟放走了，没有愿意再进来的，笼子空了，像东莞现在就这样，很多房子都空在那里，很便宜地租给你，没有人来租。所以“腾笼换鸟”造成现在很多的现实问题，这不是汪洋同志的主张不对，而是时机不好。“腾笼换鸟”的主张是希望把珠江三角洲这些发达地区的工业，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迁移到粤北山区，然后把这个地方发展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工业模式，摆脱这么强的对外依存度，这个思想非常好，非常符合胡锦涛同志的科学发展观、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
汪洋在广东曾经多次表扬过深圳，因为深圳在过去30年所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够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深圳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汪洋同志给深圳提出了问题，你们过去30年都干了什么，要总结一下；现在你们能干什么，要衡量衡量；今后30年你们再干什么，要看清楚。这三个问题应该说深圳市委市政府当时给汪洋书记就作了回答。但是我认为，汪洋同志这三个问题是有很深刻含义的，既有现实的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没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真回答好汪洋书记的这些提问，我们应该在这些问题上大做文章，带动深圳的改革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我认为深圳的发展现在面临一个重大的危急关头，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内地化”。原本深圳是要脱离开内地的体制，走向海外、走向世界，去建立一个新机体，但是今天这个新的机体又日益被内地的旧体制拉了回去。这个我们曾经拼死拼活与之搏斗的旧体制，今天在这里正逐渐地重新复活了。“内地化”是旧的体制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新机体上重新复活，这一点是深圳最大的问题。
今天，改革已经从过去一种观念的争论变成了实际利益的争夺，今天深圳的改革面临四大难题，这四大问题能不能解决好，决定了深圳今后的发展能不能上一个新的台阶，能不能成为历史的新的维度，是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我认为深圳改革有四大难题：第一，政府的权力过大；第二，事业单位过多；第三，民间社会力量太小；第四，公共利益部门化，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把这个利益变成自己的，这种把公共利益分割的态势非常不利于深圳的发展。这四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首先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都应该放弃眼前的既得利益，光看自己部门的利益，怎么能够一盘棋地推动深圳的发展？
深圳建市之初，曾经有一个很超前的口号，提出将来深圳要建立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模式！多么好的一个发展模式！我们如果能按照这样一种模式发展到今天，深圳将是全国最值得骄傲的一个城市。可惜，经过30年的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建立了一个无比强大的政府，五级行政架构：市一级、区一级、街道办事处一级、居民委员会一级，下面还有一个社区工作站，五级行政架构管理着这个社会。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架构，每年要耗费大量纳税人的钱，来维持这个庞大行政架构的运作。我们不是要向香港学习吗？要向新加坡学习吗？香港根本没有这么大的行政架构，特区政府下面就是一些署和局，然后面对的就是整个社会。我们为什么不能像香港一样？尝试着把政府的架构扁平化，要五层楼干什么？力气全用到跑楼梯的上上下下中去了！当然，今天不可能把它全部解决，但可以一点点解决，先撤掉一级行不行？能不能把区一级撤掉，市政府直接管理街道，可不可以作这样的尝试？去掉区一级行政，我们能省出多少钱来？将来能不能把街道这一级也撤掉？直接管理居委会，我们可不可以作这样的尝试和探讨？来实现我们当初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现在政府已经凌驾于社会之上，这么庞大的五层楼压在社会之上，所以社会感觉到所有的运转都要依赖于政府，自己什么都不会做了。我们应该把民间社会的机能、主动性调动起来，让民间社会有充足的生命力来维护这个社会的运作。在这一点上，我们深圳和内地的所有城市又有什么两样？这是深圳“内地化”最严重的一个表现。
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在用官位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你是个局级，他是个处级，他是个副处级。其实局级、处级算什么？有人说，人当官做到局级以上，基本就废了，退休下来什么也干不了，是个没有用处的废人。官位能够代表一个人的成就、代表一个人的贡献吗？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来衡量，但是我们深圳社会的官本位思想越来越严重，现在连党校的老师都希望变成公务员。我是处级公务员，我是局级公务员，这有什么意思呢？这只能反映深圳在不断地向内地退化，向那些即将被淘汰的、落后的体制妥协投降。深圳作为改革的先锋，我们既然已经挣扎出来了，为什么还要退回去？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这里有人的问题，也有体制的问题，更有意识形态的问题。
再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公共权力部门化的问题。深圳有这么多的局、委、办，掌握着大量的公共权力，这些公共权力都变成部门的利益了。这一点市委市政府前几年想通过阳光津贴的办法来解决。比如说，工商局很多要特批的，你就先去交费，交了钱以后我再来批，部门就有很多“小金库”的钱。现在市委市政府把这个全部铲平了，所有的“小金库”都是非法的，统统要上缴财政，然后公务员实行阳光津贴。市委市政府这个思考是对的，把公共利益部门化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思路是好的。
最近这几年又进行了行政体制改革，实行大部门制，实行“行政三分法”的改革，这个改革应该说相当了不起，是深圳最早提出了这个思路。2003年，当时我们的市长于幼军同志说，深圳要搞行政体制改革的试点，就叫市委党校、深圳大学、综合开发研究院几家单位派了老师和专家，组成一个班子来研究深圳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当时考虑指导思想怎么落实，大家就提出了“行政三分”，这个思路提出来以后，当时于幼军也很欣赏，就到北京去讲。这一讲出了问题，北京的“左”派们一听，说深圳要搞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马上就开始批判。当时黄丽满同志在这儿当书记，她说今后不要再谈这事了，各单位都不要再讲了，我们也不要再宣传了，告诉党校和深圳大学，不要再研究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就停下来了。其实，把“三权分立”和“行政三分”给搞混淆了，没有弄明白二者的区别！
本来最早是深圳提出了这个宝贵的思想，自己却没有能够坚持。到了十七大，特别是到了十七届二中全会，中央肯定了这一点，中央提出全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要用“行政三分”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要限制行政权力，要进行相互制约。这样行政体制改革在十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在全国又开始展开。深圳马上就把“行政三分”的思路拿过来，对深圳所有的机构布局开始新一轮的调整。当时我们如果坚持自己的做法，十七届二中全会就会充分肯定深圳。谁让你朝三暮四，患得患失，很可惜，我们深圳最早提出的思想，最后没有能够坚持。
“行政三分”和“三权分立”讲得完全是两码事。“三权分立”是什么？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的分立，因为洋人认为权力这个东西是恶的，既然是恶的，就要限制你，司法、立法、行政这三者互相制约，三者互相钳制，所以它叫“三权分立”，这成为西方宪政制度的一个基本理论基石。而我们所讲的“行政三分”，则仅仅是在行政权力内部，对它进行制约，是在行政权力里面分出了行政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这三个权力相互制约，根本上和“三权分立”这种政体结构完全不同。这是行政权力在运行过程中更加科学化的一种机制，所以十七届二中全会充分肯定了这一点，提出今后的行政体制改革要依据“行政三分”的办法。后来深圳根据中央的精神，推动了深圳的改革，现在成立了七个委员会，这七个委员会就是决策机构，然后成立了18个局和办，18个局和办就是执行机构，然后纪委和监察局就是监察机构，这三者分立，然后相互制约，使得权力的运行更加规范科学。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是制度化建设的初步成果。
现在深圳还正在进行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的改革困难重重，大家都知道前一段幼儿园闹事，就是由于事业单位改革带来的。我们这个国家这些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事业单位太大，用纳税人大量的钱养着事业单位，医院、学校、幼儿园，这些事业单位占用了纳税人很多的资源，其实这些机构完全可以用企业化方式运作，让企业、让市场来操作。比如说医院，你可以放给私人和企业去办，比如说学校，不一定非得政府全包下来，政府就管平民的教育、普及的教育。那些好的学校、高级的学校、贵族化的学校让企业去办、让私人去办，完全可以实行企业化、社会化管理，政府可以用购买服务的办法来解决，不应该大包大揽。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养了那么一大批的事业单位，今天要改革事业单位，涉及千家万户、涉及每一个人利益的时候，改革就变得困难重重，所以事业单位的改革是非常难以推进的大改革。
大家都知道最近社保局一点都不平静，社保局十几层楼里面聚集了大量的人，社保局人员在非常嘈杂和有生命危险的环境当中工作着。你们有机会可以到社保局看看，很多人在那里闹事，社保局几乎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有一些单位、一些企业不按规定交社保。我本来工资拿1万多，但是报社保的时候就说我只拿4000元，然后交很少一点社保，交了几十年，现在退休了，发现我本来拿1万多元，现在怎么只给我这么一点儿？既然你拿1万多元，怎么说你原来只拿4000元，只交了那么一点社保基金？那我不管，我原来拿多少钱，你现在就应该给我多少钱的社保，现在又来找社保局要。大家知道社保局自己并没有钱，它的钱全是财政的，它的钱全是纳税人的钱，社保局只是在替纳税人向外支付社保基金。现在什么样的人都有，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拿锤子砸你的头，然后我就打你。还有人跑去问社保局的局长：“你的官是不是花钱买来的？你花了多少钱？”现在社保局就是这样的局面。社保局发生的问题不是社保局的问题，社保局的问题反映出我们今天的体制必须解决社会保障的问题。社会保障的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提出来：我的社会保障为什么不能从东莞迁到深圳？我的社保在韶关，我现在人在深圳，为什么不能把我在韶关的社保弄到深圳？社保局也有难处。大家想一想，按照现在的说法，你只要在内地任何一个地方，交过一年的社保，你就可以把你的社保迁到深圳。如果这样的话，我在河源交上一年社保，马上跑到深圳来领一辈子的社保，那全国的人都可以到深圳来领社保，深圳的财政够支付吗？我们总要研究一个办法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我们深圳现在这点社保是20世纪80年代那些拓荒牛们每天吃咸菜、喝凉水攒出来的，现在内地所有的人都跑到这里来分社保，我们财政这点钱哪里够分？所以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
我认为推进改革最大的难题其实是一个怪圈。大家都了解我们这个体制，这个旧的体制存在问题，都知道我们要把这个旧的体制改革掉，但是怎么改革？什么时候改革？改革什么？这些非常重要的大问题，却是由旧的体制来决定的，不是我们普通的改革者所能决定的，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悖论。都知道旧的体制不好，但是怎么改革旧体制，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难点。在这个问题上，要想推动改革，只有一条路，就是政府要放权，政府的权力太大了，政府掌握着整个社会，政府把权力吐出来还给社会，改革才能推动，不然就不可能向前推动改革。政府要松绑，要让权力回归社会，才能调动社会的积极性，来解决以前改革所一直没有解决的那些难题。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服务业，中国要发展服务业，但是我们的第三产业产值太小，和整个经济发展规模不协调。大家知道美国、欧洲，它们的服务业占了整个GDP的65%～70%，它们的第二产业只占20%左右，农业只占百分之一二，我们国家三大产业的比例是：农业占10%，工业占70%，服务业占20%，是与西方国家相反的结构，我们如何加大服务业在GDP当中的比重？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但是服务业的发展今天面临巨大的难题，这就是政府的管制。大家想一想，我们服务业中所涉及的所有内容，比如说我想出书、我想办杂志、我想搞影视创作，全都要审批，我想搞食品店，防疫站也要审批，我想开个酒吧、我想搞夜总会、我想搞桑拿，全要审批，开网吧也要审批，整个服务行业几乎全部要审批。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2006年以后我国允许全世界的洋人到中国来开办金融业务，洋人可以在中国办银行，开办金融业务，但是国人不行，你说你想搞一个钱庄，你这个企业想办一个银行，根本不批，银监会不同意。洋人可以在中国开办金融业务，经营人民币业务，国人不行，为什么？管理、管制，这个管制使我们国内一大批的资金通过地下来运作。深圳有着全国最为发达的地下钱庄，它每天的现金流量占全国相当大的比重，洗黑钱，现金流量在地下的运作都是一些不法的经营，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们现在的管理模式，让这些地下的钱庄浮出水面，在政府的管理下、在阳光下正常运行，给它一定的管理权，让它们纳税，让它们正常运行，不好吗？你违规了、违法了，我就用法律制裁你，不要把路全部都堵死了。我们服务行业有这么多的管理，有这么多特审、特批的限制，服务业怎么能够发展起来？政府要放权，政府要加大改革力度，只能是政府放权，把权力回归社会，让市场来管理，这样中国的服务业就能发达，深圳的兴旺就有希望。
所有这些改革说到底还在于谁来推进，所以人才的问题是一切改革的出发点。怎么用人、用什么样的人来推动改革，是深圳最最关键的问题。当年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同志主持深圳市委工作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叫“治庸风暴”，要治一下那些庸官、治一下那些当官却什么事都不做的人。这样的庸官对于深圳的改革、对于深圳的干部队伍建设破坏极大，所以要“治庸”。用鸿忠书记的话来讲，要掀起一个巨大的风暴，把这些庸官治理了。但是治了这么多年，后来也没有听说治掉了什么“庸”，也没有听说深圳出现了几个什么样的庸官，这种光打雷不下雨，最终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事，我们深圳做得太多了，不应该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鸿忠书记的“治庸风暴”想法非常好，做法应该说有值得讨论的欠缺之处。根本的问题是，那些庸官能够上来，都是有后台的，你想“治庸”，他想“保庸”，最后不了了之。所以治庸不能光作为市委的一个口号，而应该交给全体人民、交给全体公务员来公投，从根本上、从体制上解决庸官产生的根本原因，只有把庸官彻底治了，深圳的人才才能冒出来，所有的地方都被庸官占着，有才能、有本事的人只好走了。
应该说这几年深圳市纪委的工作做得不错，纪委提出深圳要治“裸官”，就是你的老婆孩子跑到国外去了，你在深圳当官，随时都可能跑，这样的人就不能让他干一把手。深圳市纪委提出的这个做法，现在全国都在学习。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办公厅已经发了一个文件，对党政领导干部个人的有关规定，已经把“裸官”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提出来。深圳这个问题应该说提得非常好，也非常及时，而且纪委还提出一点，我觉得对于反腐倡廉极有建设性，就是一把手不要直接管钱、管人，现在一把手一说提拔哪个干部大家不敢吭气，一说要用什么钱大家也不敢反对，这样一把手直接管人、管钱就会出现许多麻烦，由其他分管的副手去管，一把手最后拍板决断，这是一个正常的民主程序，深圳市纪委提出的这些措施，我认为非常重要，对深圳政府的建设、党的建设至关重要。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深圳要想彻底解决官员的问题，还是要按照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用选举的办法，要用扩大党员民主权益的办法，用开展党内民主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你这个官不是上级任命的，而是要由选举产生，选举产生的官就不是光对上负责，还要对下负责，不能眼睛光看上不看下，只有把这个问题根本解决了，能人才能出来，庸官才能治理。
我记得2005年，那时候我还在政协工作，有一次政协主席李德成找我说：“政协要开大会了，大会中有一个发言，你代表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去发言，给你一个题目，讲深圳的人才问题，时间只有8分钟。鸿忠书记要来听，你认真准备。”任务交给我了，短短几句话，非常清晰明白。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感觉到很麻烦了，深圳的人才问题用8分钟的发言且要让他们听明白，谈何容易？后来我想了半天，实在是觉得很困难，我不断压缩，不断挤掉一些内容，最后就变成一句话了：“深圳的人才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说了”，一句话概括了成绩。然后问题也要概括，我说深圳的人才工作存在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要是解决的话，深圳的人才工作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就会有大的发展。
第一个问题是，一流的人才引不进。我们深圳进来了很多人才，但是缺乏一流的人才，全国有很多大师，学术的大师、艺术的大师、科学家，一流的人才我们深圳太少了，我们应该引进。深圳这么大的城市，1400多万人口了，一流的人才和这个城市的规模不成比例，一流的人才引不进来，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深圳大量的人才用不上。深圳号称接近1万个博士，你去数一数，1/2的博士改行做了其他的事情，学理工的去当秘书，学农业的去当处长，都改行了，干了别的事情，当了官，下了海，挣钱了，做什么的都有。但是很多人做的不是他所学专业的本行，这是高级人才的极大浪费，所以大量的人才没有用在最应该发挥作用的岗位上。
第三个问题是，优秀的人才留不住。深圳大量的优秀人才都走了，早期深圳大学的才子刘小枫去了香港，何清莲去了美国，党校的蒋庆到了贵州，《春天的故事》作者王佑贵走了，深圳培养的钢琴王子李云迪走了，一个个优秀的人才都离我们深圳而去，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深圳如果解决了这三个问题，深圳的人才工作就很有成就。七分钟讲完了，我看着鸿忠书记在那拼命记，我下来以后德成主席还对我说：“讲得不错，鸿忠书记听进去了。”我心里还暗自得意，好歹为深圳说了句话，虽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鸿忠书记最后总结发言的时候说，政协委员的讲话刀刀见血。见血也不怕，只要真的能把深圳的人才工作改进一下、推进一下，那也是一件积功德的事情。可是过了一个多星期，《深圳特区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深圳的人才工作引得进、用得上、留得住”。所以从那以后我基本无语了，我觉得深圳如果是用这样一种态度来看待自己存在的问题，深圳还有什么发展？还有什么进步的余地？所以2008年我也提前要求退休，去了香港凤凰卫视，严格来说我有点对不起深圳，但是我对深圳确实充满深厚的感情，深圳的任何一个单位让我讲课，我都会无条件来，都会来给大家谈深圳，来表达我对深圳满腔的热情。
今天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在座的各位冒雨前来，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每次听刘教授的讲座和讲课都觉得很精彩，很解渴、很过瘾，刚才我注意到大家听得也很专注，可能和我的感受差不多，我提议大家全体起立，向刘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讲座到此结束。
深圳城市规划30年
王富海
王富海
原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总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城市规划》杂志编委。深圳市政协委员，全国建设系统劳动模范。曾荣获国际建筑师大会（UIA）城市规划专项“阿伯克隆比”荣誉提名奖（1999）、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2000）、国家规划设计金奖（2000）。
城市规划概念
规划是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预先安排行动步骤，并且不断付诸实施的过程。城市规划的对象是城市，“一定的目标”就是城市的发展目标。我国《城市规划法》是这样定义的，“城市规划是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和实施管理”。美国的定义是：城市规划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一种政策活动，它设计并指导空间的和谐发展，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城市是很复杂的，包括物质构成、社会构成、经济构成、组织构成、文化构成等等。物质构成，包括地上、地下、地底、地面以及天空。它的社会构成是指人群，人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内容，人的各种分类在城市发展的动力及各种需求上都会有所体现。城市的经济构成里面，有产业、资源、区位、产权等。城市还有组织构成，包括政体、制度、管理体制、法律等等。城市的文化构成包括人类的文明程度、城市里市民的团体文化以及美学、历史等内容。城市规划选择的主要是城市的物质构成，这些物质构成又可归成4个方面，第一个是自然条件，包括地质、水文、环境、气象等，这些自然条件是做好一个城市规划必须要遵循的。第二个条件是城市建设的条件，包括用地、空间、生态。第三个条件是基础设施，就是交通、能源、环境、防灾等。第四个条件是实体构建，包括建筑、街道、绿化等等一系列内容。城市规划最终体现的就是要把这些实体的东西落实下去，并且协调好它们。
城市规划以物质空间作为它的本体，城市的其他各种构成都会对物质空间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在做城市物质空间的规划时，一定要把其他的要素研究透彻。城市规划主要是把这些物质的空间、物质的要素按照一个合理的序列进行安排，首先关注的是环境问题，另外城市的功能以及布局、城市的交通、城市的水电气路、绿化等基础设施条件，城市的建筑以及城市的公共空间等都需要安排。规划的目的，从静态来讲，城市需要安全、健康、高效、美观，城市居民生活力求方便、舒适，同时城市的节能问题也很重要。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状况跟城市的物质空间规划是一种互动关系。
城市规划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包括恒定的、动态的、长期的发展等因素，但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三个方面所形成的综合效益最大化是城市规划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另外，城市规划也以功能完善、布局合理、配套齐全等为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的功能、布局、规模、配套设施都是动态的。比如说教育体制问题，以前小学是五年制，现在改成六年制，接下来如果高中也作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这自然会对学校的范围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城市规模及土地预留等问题也要考虑到城市规划里去。
城市规划既要考虑前瞻性，又要考虑现实性，落实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是城市规划的最高原则。城市规划的一系列目标、原则，它的根本就是可持续发展。其实当前国家产业的升级、社会的和谐、城市的安全、生态的保护和恢复、城乡统筹、集约用地、低碳经济、低碳城市等，这些施政方针落实到城市规划的要求，必须要在规划里予以考虑，并且落实到空间的安排上。
普通市民对规划有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就是规划和设计的关系。大家很容易把规划和建筑设计混为一谈，但是实际上城市在发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规划和设计离得越来越远。设计和规划的共同点是：都是以物质建造为主，同时考虑多项要素，并且在考虑的过程中，功能是优先的，但是技术和艺术以及美学也是要结合的。两者的不同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在条件上，设计是给定了条件的，比如说要建一个图书馆，规模、功能这些都是给定条件的；规划没有给定条件，规划的条件是在变化中的，需要规划师和各方面一起探讨这些条件。第二是在过程上，设计是一次性的；规划是长期性的，并且是一个往复的过程。第三是导向性不同，设计是规定性的，如果某个尺寸变了，整个房子就可能不安全；规划更多的是一种引导。就像一个空间，可做演讲厅也可做宴会厅，但是这个厅旁边的柱子、上面的梁是不可以动的，这就是规定性与导向性的区别。第四是在结果方面，设计是稳定的，变更也是有条件的；而规划做出来本身就要适应变化。
城市规划是什么？城市规划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一般来说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再者，城市规划是蓝图，蓝图之说是城市规划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城市规划必须根据现实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整。还有人说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的指挥、依据等，这些说法对或不对，各有不同的理解。归纳一下城市规划在建设中的角色，我认为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编剧。编剧是写剧本的，整部剧的框架以及很多细节都需要编剧预先设计好。但是比编剧更重要的角色是导演，他是决策者，有自己的个性和角色要求，而比导演更重要的是制片人，因为他是投资方。一个城市跟一部电影一样，要想做一部大片，需要相应的投入。一个城市在规划、在发展，同时它的经济发展能力也不断积累。很多时候，尤其当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很可能办一些错事，但当走过这一段时间之后会知道这件事是对是错。所以以这样的观点理解城市规划，我相信大家对城市规划会有所包容，会有一种客观的判断。
城市规划如何进行？深圳的城市规划技术体系分为几个层次。最高一层叫做城市发展策略。这个城市发展策略是对深圳自身1900多平方公里全覆盖的考虑，包括很多不用来建设的用地，深圳之外的区域也要进行分析，得出来的是相对比较长远也能够操作的一个发展策略。第二层是城市的总体规划。这是城市建设的一个总体安排。第三层是区域规划。规划把深圳分成了特区、宝安和龙岗三个次区域，在此基础上又把深圳分成了几个行政区，然后在特区外又把宝安、龙岗各分成若干个组团，进行分区规划。接下来是深圳规划的真正操作层面，规划管理最重要的依据叫做法定图则。法定图则之后是把整个环境、整个安排做得更到位的详细蓝图，比如说福田区的详细蓝图。除此之外，城市规划还有一些客观的标准。比如说停车位，刚开始的时候，深圳的停车位是没有规划的，到了1986年、1987年的时候，深圳是10户1个车位，后来变成10户2个车位，10户4个车位，2户1个车位，10户6个、7个车位。城市的公共服务问题，没有大家共同遵守的一个准则，这是需要政府制定的，并且需要经常调整。
在规划分层次的前提下，需要有规划的技术编制、有规划的行政许可，规划局通过这样的形式进行管理。接着是规划实施，在规划做出来之后，如何引导城市一步一步按照规划去做，在做的过程中，规划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
深圳的规划体系，在国家的层面上有很多突破。国家在2008年实施的新《城乡规划法》里面有新的规定，这里面是一级政府、一级规划、一级事权，包括国家、省、市、镇、乡村等。国家和省通过城镇规划来进行协调和管理，城市和镇就需要做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详细规划当中又分成了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总体规划和控制性的详细规划。总体规划管的是宏观方面，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的是微观方面。
除此之外，好多城市还要做城市发展战略，国家也要做近期建设规划。总体规划在国家的规定里面，规划期是15～20年，这对于我们中国的城市，尤其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周期太长，我们很难把握这样一个城市15年之后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在几年前，国家又特别补充：“城市要做近期建设规划”，同时分区规划也要做一定的内容。另外，还要有城市设计，城市设计是对空间做更加详细、更加具体的协调设计，所以这比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技术上要求更高，它管理起来就更加有效。这是什么概念呢？一个城市要想做到精细化的管理，规划必须首先要相对精细化。我把这个归纳为法定规划和非法定规划。我们的规划体系其实是法定规划加上非法定规划。在国家的体系中，由于新的规划法颁布之后，深圳的城市规划条例还没有作相应的调整，当前我们除了执行深圳的规划体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贯彻国家规划法的精神。所以在深圳的体系里面，控制性详细规划继续在做法定图则，修订性详细规划我们叫详细蓝图。
我们看看城市规划考虑的内容，从国家的城市化政策落实到我们自身的城市发展，另外，产业化、信息化、现代化也是我们城市发展的几大因素。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所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有：一是全球化，因为当今中国的城市，再也不是一个个体的城市，甚至不是简单的小区域的城市，它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和全球化联系起来；二是区域化，如珠三角，它的发展对深圳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三是竞争性，城市间的竞争性非常强，虽然我们跟广州、东莞、珠海都属于同一个区域，区域协调是一个大前提，但是绝不排除竞争，竞争促进了发展，但是恶性的竞争阻碍了发展，城市发展是我们的主题，我们需要考虑区域如何统筹。在深圳的规划中，你要想到我在区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要从区域借助什么，我要给这个区域带来什么样的贡献。良好的区域发展会对这个城市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所以区域统筹很重要，经济发展很重要，社会的发展很重要。另外，城乡统筹是当前国家的发展主题，在总体规划中必须考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城市规划具体要做的有：第一，考虑资源；第二，考虑产业；第三，考虑人口；第四考虑用地。这几个最直接的要素，我们会通过城市发展的性质、城市发展的规模、城市发展的方向以及城市的空间布局结构这几大内容把它们反映出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定性、定量要求，有各种各样的判断方式。从2008年版的总体规划图——深圳最新的，我们可以看到规划图对城市的建设用地和不建设用地都作出了分类和具体的安排，包括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城市功能、生态功能等等。这是一张典型的城市总体规划图，看这张图感觉比较乱，但是我们分析了前面的要素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空间格局一定是糅合了各种发展诉求、发展条件以及发展的限制之后得出的结果。详细规划是什么？在总体规划上我们对土地进行细分，细分以后，规划局就可以对于每一块开发土地的申请提出规划方面的要求。详细规划是要定性、定线、定量、定边、定质的过程。
深圳城市发展的历程
深圳城市发展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0～1990年，这一阶段的发展主题是“敢破善闯、昂扬筑基”。在那个时候，深圳的发展就是要“先破”，打破当时一系列的束缚，并且在很多方面深圳都需要“闯”，这需要很大的气魄，正是这10年的城市建设为深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前5年特区刚起步，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一开始深圳就没有学国外出口加工区、保税区那种封闭的、以单一产业方式存在的模式，而是决定既要搞一个特区，又要搞一个城市，这一点对于深圳的发展至关重要。第二个5年是深圳工业起步期，也就是从1986年到1990年，一些工业开始大规模发力。在这期间，深圳的工业产值突破了100亿，这在全国很快就走到了相对前列的位置。并且此期间深圳在城市建设上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就是基础设施先行。
1980年的时候，以国贸作为标志的罗湖小区，曾经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中国的城市建设都属于先生产、后生活，城市建设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当深圳建起了这么一个现代化的小区的时候，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就是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建如此现代化的东西。特区的政策，实际上起到了一个标志性的作用。这个时期深圳的小区建设在全国独树一帜，工业类型的八卦岭、住宅类型的白沙岭以及碧波花园、滨河小区等，无一不在全国获奖。
也是在这个时期，深圳城市规划确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结构，就叫做带状的、组团式的结构。从东到西，盐田、罗湖上步、福田、沙河、南头、前海，当时定了6个组团，按照东西向把它们串起来，并且组团与组团之间有绿化的隔离，组团内部规划是居住、就业、服务、商业等的配套平衡。当时还没有发觉这个结构的优点，后来整个深圳的发展充分体现了这个结构的超强弹性。这个规划当时得了国家规划奖里总体规划的一等奖，确实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第二个5年的时候，政府大力修建城市的基础设施，罗湖火车站口岸、皇岗口岸、飞机场、水厂、污水处理厂、港口等都是在那个时期建设的。这也恰好为后来房地产发展和加工工业的爆发性发展作了前期准备。当时还有一个标志是华侨城的起步。
第二个阶段是1990～2000年，这一阶段城市建设的主题是“改革创新，开放搞活”。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深圳的城市建设是敢于尝试，深圳改革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还是在90年代。这一套制度对于深圳之后的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深圳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并且在体制的创新上，能够把各种动力要素都调动起来。
前5年最大的特征是房地产业爆发式地发展起来，这对中国的城市发展影响非常大。以前中国城市建设的来源是城市建设维护费，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GDP不足1个亿，这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房地产发展了之后，土地的有偿使用对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推动力非常大。同时，在这个阶段，加工工业也快速发展起来。后5年，也就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之前的基础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建设方面的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1991～1995年，这次的城市总体规划在特区内把带状组团结构继续往外延伸，分成了三个带：一个是西部的发展轴，延伸到广州；一个是东部的发展轴，通过东莞，也是延伸到广州；第三个是向惠州和汕头延伸的。这样三个轴线带动若干个组团，形成了一个组团式发展的格局。这个时期的规划从宏观方面做得比较多，还有微观方面，深圳的中心区在这个阶段规划的进展是比较快的。
1995～2000年，这段时间深圳城市的提升非常明显，包括海岸线、城市道路、街景绿化、公共空间、国门整治、商业街整治，以及在宝安、龙岗提出“一镇一广场、一村一公园”等，这一阶段规划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第三个阶段是2000～2010年，这一阶段的主题是“惯性发展、矛盾积累”。“惯性发展”是因为改革基本上停滞了，创新可以说已经不成为主流了。所以在这个阶段，在以前打下的基础上，深圳在惯性发展。同时，以前深圳采取的快速发展、快速扩张政策，以低成本的条件吸纳各种各样的产业，这样一个思路给深圳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同时积累的矛盾也在这10年慢慢暴露出来。
前5年可以说是多业并举，局部的创新和整体的惯性发展相结合，同时这一阶段深圳的财政收入增长非常快，土地作为原来第一大城市建设投入的角色开始往后退，政府的财政上升到了第一位。但是后5年，深圳的城市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各种条件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土地基本上快用光了，外向型经济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环境开始出现了负面的状况。
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可以说福田中心区的建设和发展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同时，我们在前5年总体规划实施的基础上主动做了一个总体规划实施的总结和未来5年发展对策的研究。后来又按照建设部的要求，作出了新版的城市近期建设规划，调整了组团，有政策性的建议、项目性的建议、地区控制发展方面的建议，后面都得到了采纳。这个时期轨道交通成为深圳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另外，城中村的改造也成为我们政府强力要推行的一个工作。
还有当时我们提出的构建城市公共空间体系，以及周边的公共空间如何跟我们的岸线配合起来，这是深圳湾海岸线的一系列想法。工业区不能再有大的扩张，整合提升是重点。另外，还有我们的生态控制线，把它划出来了，这条线到现在还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城市划的生态线。
还有，近期建设规划提出的几大新城基本上也在实施，龙华新城、大运新城以及光明、坪山新区都在发展。在这个时期提出，前海湾是深圳未来城市提升的希望所在。另外，最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已经基本确定，在城市发展的结构上，“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以西、中、东三条发展轴和南北两条发展带为基本骨架，形成‘三轴两带’的轴带组团构架”。具体来讲，就是西部发展轴、中部发展轴、东部发展轴以及北部发展带、南部发展带，这样形成了城市发展的一个大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很重要的是城市中心概念，提出了城市双中心概念，也就是把罗湖、福田作为传统的中心，把前海中心和宝安中心合起来作为未来发展的一个新核。另外，要做5个城市的次中心，包括龙华、光明、龙岗、坪山和盐田，作为城市新的次中心。还有8个组团的中心。
深圳发展模式的总结
深圳可以说是一座拔地而起的新城，30年城市建设成果显著，深圳城市规划的成就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深圳城市规划追求规划的高水准，并且追求规划在建设中先行一步。
经济特区的城市规划战略决策对深圳的发展至关重要，并且从一开始深圳就是规划先行，各级政府对城市规划很重视。在1996年到2002年这几年，深圳的规划成为全国的一大热点，那时候从中央到各地领导都来深圳考察特区城市建设。
第二，深圳的城市规划在体系、技术、操作上都是比较成功的。
深圳成功地把握了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关系，在这个方面很好地把握了适度超前的原则。另外是深圳的滚动式发展，因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快，所以我们5年做一次宏观调整，实行滚动规划制，以适应城市的快速发展。规划抓重点的具体做法以及规划制度的完善，都成为深圳规划很有借鉴意义的经验。
深圳1984年的那次总体规划，集中了当时全国能够集中的最强力量。1989年做完的城市发展策略，在全国也是处于领先的。1996年的总体规划，得过国际建设协会的专业奖，保持了全国甚至亚洲规划的最高奖。另外，法定图则制度是我们深圳强力推行的，至今也是深圳规划的一个最基本的制度平台。10年之后，我们的《城乡规划法》在确定控制性详细规划方面采取了很多法定图则的方式，并且法定图则是由政府和民间共同组成的一个城市规划委员会，但它是一个审批机构，这在全国至今还是唯一的。
另外，深圳经过2004年、2005年的近期建设规划之后，又落实了年度实施计划。近期建设规划所考虑的内容、组织力度以及城市建设的年度实施计划，在全国都是遥遥领先的。另外，刚才讲到的生态控制线，现在是全国唯一的。
第三，注重引进国际、国内最先进的城市规划技术。规划实施的整体环境是比较好的，反馈及时，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能够及时改正、调整。
虽然深圳在城市规划上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可避免，我们也要讨论到深圳规划中一些遗憾的方面：布局结构没能理顺，建设用地没能控制，领先的优势没能持续。
第一，特区内外的二元体制导致了特区内外的二元形态。特区内各方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城市，整体化、高效益，环境、就业、配套比较完善，生活也比较协调。特区外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水平比较低，土地的效益比较低，配套状况比较差。
多中心的建设没能有效地推进。我们一说到深圳的城市中心，还是从华强北到老街这样很小的一个范围，除此之外南山的中心最近发展了，宝安、龙岗的相对中心地位都不够强。全市这么大范围，100多万辆车，不至于堵车堵成现在这个状况。原因不是车多了或是路少了，主要是因为深圳市的中心是单一的，多中心的建设规划没有做起来。早期的罗湖现在正逐步走入衰弱，一个才30年的城市，不到30年的城市中心，现在正逐步衰落，这值得我们反思。而同时福田中心区建了十几年，到现在没有发挥中心的职能，相反，我们没有刻意打造的华强北反而成了城市的中心。再一个，山海特色建设严重滞后。作为一个有山有海的城市，山在哪儿？滨水在哪儿？
第二，建设用地没能控制。1985年的总体规划，当时确定的是2000年深圳城市发展的状况，规划的指标是110万人划122平方公里的用地规模。但是到了2000年深圳的实际人口规模是460多万，建设用地467平方公里。深圳的整个建设范围、用地规模大大超出规划控制的范围，原来预留的大量生态用地已经被蚕食很多。具体的指标是：规划建设用地到2010年的时候是480平方公里，但是在2005年，城市建设实际用地已经有703平方公里。最近这5年，深圳对于用地规模控制得很严格，但是仍然以每年几十平方公里的数量在增加，所以深圳现在应该是800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这就相当于几乎深圳现在所有可用的地都已经用完了，剩下基本上都是一些琐碎的用地，只有两块还相对完整，一个是光明新城，一个是坪山新城。
深圳所剩的发展空间不多，这对深圳的发展影响非常大，如果城市多以更新和改建来求得发展的话，到时候这个成本肯定要提升，要影响竞争力。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于农村宅基地的建设在体制上没有进行管理，城中村的存在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第三，深圳的领先优势也在逐步弱化。在战略上我们对城市的转型推进不力，一直还是快跑，没有在战略性转移上给予很大的推动力。另外，最近这些年我们政府重视的基本是产业的自身发展，采用的是产业优先政策，这样就淡化了对城市建设的重视。在规划上我们很重视单个项目，轻视项目之间的协调。在城市建设时，我们对于快速路网、轨道建设的投入异乎寻常地占据了绝大部分。发展、投资失衡可能就会产生比较大的问题。另外，我们的规划制度改革方面没能持续改进。
深圳的城市规划要如何应对新要求、新情况？下一步在城市建设方面要争取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低碳发展和创新发展，这是深圳市领导在相关报告里提出来的，也是中央赋予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定位，要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模范。在科学发展观上，处理好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制约和协调问题，特别要注重符合规律；在和谐发展上，民主、法治、公平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低碳发展上，需要在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转型；创新发展方面要求我们进行制度创新、产业创新，也要求城市发展的手段创新。这些对城市规划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国家统一的政策下，如何发挥深圳的特区优势，并且针对深圳的条件进行突破，这是需要胆量和智慧的。
首先，深圳还要继续在国际上借鉴经验、寻求知识，认真学习、借鉴、消化国外城市规划的精华内容。其次，深圳未来的发展，应从人口稳定开始做起，人口稳定就是社会稳定，社会稳定就是市民安居乐业。深圳作为一个有30年发展历史的城市，还是一个初生儿，很多方面还没有成熟。再次，我们社会的多种力量要共同参与到城市规划当中来。我们的决策者、领导者、建设者、规划者以及广大的市民、企业、业主，大家一起来协商，才能够把这个城市规划好。那时候，我相信我们的规划会从物质规划变成对政策的讨论，并且最终会走向一种全新的城市文化、城市文明。
低碳生活与绿色深圳
王石
王石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荣获“深圳市第一届优秀企业家金牛奖”。曾两度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至今保持着国内登顶珠峰的最年长纪录。目前已完成了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和穿越北极、南极的探险，是全球成功完成“7 +2”壮举的第十一人。
三组建筑
一 万科中心
万科中心也就是万科总部所在。是在大梅沙，从照片来看，万科总部几乎淹没在旁边普通的建筑群里。如果说看这个建筑是什么，可能远看跟搞科技的厂房有点像，并不比我们盐田保税区的厂房更显眼，但这就是万科的总部。基本上整个大厦是悬浮在空中的，所以它被叫做悬浮的地平线。整个长度是386米，但这个长度如果是竖起来的话，在大梅沙竖这么个东西就有点怪，因为前面就是大梅沙的沙滩，是夏天市民自由享用的度假胜地，在这儿竖一个高楼大厦，规划部也不会批准。但是万科公司不是因为规划部不批准才这样做，我们看看万科公司的思想是什么。
先说绿化，一般的绿化面积要求至少达到用地的35%，而我们这个项目报批的时候绿化比例是66%。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完成，它的绿化率是81%。学规划或者学建筑的人可能会好奇，这个建筑是躺在那儿，多出那么多绿化用地是不可能的。我们看这个大厦是飘浮起来的，但实际上整个大厦是用一种比较传统的技术支撑的。比如说我们去香港新机场要经过的青马大桥，青马大桥是用什么把它架在那里的呢？就是悬拉索。万科公司这个大厦就是用了悬拉索技术。悬拉索技术一般是用于建桥，建房子用得还很少。据我们了解，在中国本土上，用悬拉索建房子的悬条最重的是700吨，我们这个重量是5万吨，就是用悬拉索技术把5万吨的建筑悬空20米到30米，所以我们这个悬拉索的拉力要比青马大桥的拉力还要大。本身在运用技术上、功能上就是一个难点，针对悬拉索拉这么大的重量，怎么负载、怎么减载，都是由工程院士来解决的。当然我们这里主要解释如何才能更多地提供绿化面积，但这还不是要点，要点是我们把它抬起来之后整个建筑下面就成了一个阴凉的地方，又有这么高的绿化覆盖率，我们就把它建成了公园。既然我们称之为公园，那就是对公共开放的。万科这个总部是没有围篱的，没有墙、没有篱笆，甚至低矮的灌木丛这种象征性的植物也没有，这个地方是24小时对外开放的。当然你开着车是进不去的，因为地下车库和管理人员是不让你进的，那个是要围栏的。除此之外，你要是拍结婚照，甚至是一个流浪者想在里面过一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是公园，而且是24小时开放。
当一个企业的影响力非常大的时候、创造财富非常多的时候，它和社会是一种什么关系？是表现得不可一世、高高在上呢，还是戒备森严呢？是和社会有距离，还是和这个社会融为一体？那个地方原来是一块50000平方米的绿地，尽管被我们公司买走了，但我们能告诉人们这块绿地还是绿地，而且我们把它营造得让你感觉更美好，甚至是即将结婚的都愿意在那拍婚纱照。像这样一个理念可以说是21世纪的理念，就目前全球来讲，一个企业能做到这种程度可以说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相信这种做法一定会符合未来的人性化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发展。我记得我接待索尼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领他来看的时候，他说像这样质量的建筑在东京很多，但把这样的建筑建在完全开放、几乎接近100%绿化、和市民共享空间的，他是第一次见到，当时我听到这话非常开心。我们将万科中心称为大梅沙“城市公园”，为市民提供开放的公共活动场所，在炎炎夏日，成为市民避暑、嬉戏的最佳场所。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心灵是不是绿色的。刚才我们讲了对外的空间，我觉得这本身就体现了绿色的概念。建筑师捡到一片树叶，按照树叶的纹理设计了万科整个大厦外遮阳板的透光孔。由于这样一个设计，使用到现在，强光照射的时候，阳光通过这样纹理的透光孔进入整个大厦，就像漫步在森林里，感到光线斑驳，是非常美的。万科整个大厦用了光伏发电，年总发电量30万度，并入市政网。这是发改委批准下来的。相当于我们整个大厦用电量的14%，是用可替代能源的，是无碳排放的，相当于每年的碳排放268.39吨。
刚才讲了，申报了60%的绿化面积，怎么多出了20%？变成了80%。实际很简单，万科总部全是平顶的，顶上全部种草，如果说全种上草，覆盖面积超过100%，为什么这里是80%？因为上面还有很多是光能发电板，要占地方。这里值得自豪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现代的绿色住宅，它要求整个建筑的20%一定是速生、可再生材的应用，万科公司大厦的速生、可生材应用已达到了23%。举一例子来说，整个万科大厦当中你看不到一片木材，我强调的是木材。那你说你可以用地毯、大理石、石头，你不用木头，你用合成的也不一定环保，那我就告诉大家，我们全部用的是竹材，竹子。为什么用竹子？因为90%的毛竹都产自中国，竹子是速生材，树木成材一般要10年以上，毛竹3年就可以成材。另外，生产毛竹的地方基本都是偏远山区，比较贫穷。作为竹材加工成家具装饰，需要大量的劳力。那就是一举两得，不仅仅是对环境的保护，把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还起到了对偏远山区的扶贫作用。目前全世界办公大厦中全部用竹材的只有万科大厦。我们办公室原来的天花板基本上是钢筋混凝土的，但是像董事会办公室、一些VIP接待室都是用竹板合成材的吊顶，我们的门、墙护板全是竹材的。我的办公室里因为有人送了些礼物，那个礼物的底托是木头的，我记得我很自豪地请一位客人到我的办公室参观，我说你找不到一块木材，结果他指着木托说：这不是吗？
当然，我们这里也有碳排放，因为用电的85%还是要靠市电供应的。我们的空调也用电来送冷风，但我们这个空调叫“蓄冷空调”，就是晚上利用风度差的电来制冰，到了白天，再用风机吹这个冰融化产生的冷风，来调节整个大厦的温度，从而达到节能的效果。
目前国际上的绿色建筑有几个标准，我们中国叫绿色三星，美国叫LEED，LEED有五个标准，最高标准叫白金。这个就比绿色三星要高两个等级，目前世界上达到 LEED 白金标准的一共有15个建筑，万科是其中的一栋，也是目前中国大陆上唯一的一栋。这就是万科公司的总部。在这里我想提出我的观点，首先，你的心是绿色的，不要把大厦搞得很环保，但是却影响到社区、周围的市民，如何和当地的居民融为一体这才是第一重要的。第二，万科大厦并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东西，我说的建筑用的悬拉索是传统技术，我说的冰制冷也是在国内外运用很成熟的一种技术。关键是一种心态、一种生活方式，从自己做起，尤其是大企业更应该承担大企业的社会责任。
二 世博万科馆
上海世博会的万科馆，名字叫2049。它并不是强调建国100周年的时候会怎么样，它的寓意在未来，因为未来可以理解成20年、30年或者100年、200年之后，为什么叫2049呢？是因为好记，这是从广告传播学的角度来命名的。
万科的未来馆里面讲了这么几个故事。
第一个厅叫做雪山精灵厅。这个故事是说，在中国还有像大熊猫一样令人喜欢但是濒临灭绝的动物，就是滇金丝猴。虽然它没有大熊猫那么有名，但它确实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有一位环境保护工作者奚志农，从1992年到1995年用了五年的时间跟踪拍摄金丝猴，之后到北京呼吁大家保护金丝猴。因为那里的林场、林业区砍伐木材，金丝猴正在失去栖身之所。在北京他得到一位名叫梁从诫的老人的回应。梁从诫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叫“自然之友”。自然之友开始和奚志农先生一块呼吁保护金丝猴，而且引起国家有关环保部门进行响应，划定了金丝猴的保护区，把当地的林园企业停产、转行，才使金丝猴得到了保护，这也标志着中国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开始出现。中国现在的民间环保NGO就是从保护金丝猴开始的。就是从奚志农和梁从诫先生开始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我们看过的野生动物往往都是中央电视台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里的，都是非洲的、南美洲的，都是外国的视角、外国的野生动物、外国的审美情趣、外国的价值观念。因为上海世博会是一个国际交流平台，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短短的片子，让外国人知道，栖息在中国的除了大熊猫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很可爱的动物叫金丝猴，看看我们中国人的东方审美情趣，我们是怎么来拍摄我们这里的野生动物的。从而也表明，除了经济在高速发展中，我们中国的民间已经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进行环境保护，保护的就是金丝猴。
第二个叫做生命之树厅。生命之树厅是歌颂退耕还林。这里我们要歌颂一下政府，因为根据资料，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颁布执行的退耕还林政策至今还在执行当中。据联合国统计的数字，国际NEO组织认定，包括美国政府在内，这是政府最大的环保行动。退耕还林就是如何来保护西部的水资源、保护我们的长江黄河上游的水源，让当地的老百姓、当地的牧民不要种庄稼，也不要放牧，因为这样的水土破坏和水土流失会造成水资源供应紧张。这是一个补偿政策，就是我给你钱，你种树，你不要种庄稼了。这个可以说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生命之树厅就是展示这样一个主题。
第三个就叫做莫比斯环厅。就是来回循环的折叠的圈，表示一直在循环。这里讲的是关于处理垃圾的故事。我们知道现在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垃圾处理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远的不说，仅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的闲置问题和深圳蛇口垃圾厂焚烧带来的污染问题，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显然这个问题不仅是在广东，全国各大中城市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如何解决城市的垃圾难题，是我们要来共同面对的。我们这个故事要说的就是台北的垃圾分类，为什么把垃圾分类的故事说进去呢？这里包含着万科的切肤之痛。8年前，我们在武汉建了一个项目，附近一公里之外有一个垃圾厂，我们建这个项目的时候政府承诺两年之后搬迁，我们认为建好之后交房的时候它就搬迁走了，再绿化应该没有问题。就没想到两年之后没有搬，到了第三年还没有搬，这就造成了我们居民非常大的反感，造成了武汉这样一个事件。我当时还去现场处理了，在垃圾厂待了20分钟，但是垃圾产生的臭味在我身上一个礼拜都洗不掉。当然我身上有点臭味问题不大，但是一公里之外就是万科公司的小区，住着几千人的社区，里面既有孕妇、老人，还有小孩，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城市的垃圾问题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知道垃圾问题迟早要面对，无法回避。而从工业发达国家来看，垃圾只有进行分类，再循环、变废为宝，不仅仅是解决垃圾填埋、焚烧问题，而且也符合环保低碳排放的要求。
我考察了许多国家，基本上是两种模型。一种是北欧模型，一种是日本模型，这两种模型都不大好学。北欧模型是高科技，比方说真空传送、分类，甚至在小区就进行焚烧、发电，按照我们现在的人均GDP、按照我们的消费水平，如果按照那种高成本的方式去处理垃圾是不现实的。再一个是日本，日本的垃圾焚烧技术比较高，基本上可以把产生的二恶英降低到城市可以承受的程度。但是它的前期，从小区、从办公场所出来的垃圾完全靠人的自觉、自治来进行垃圾分类。而中国这个社会在转型，大家都不太自觉，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城市的市政出来的垃圾分类，小区出来的垃圾不分类，那只好堆到一块去。市政分类了小区不分类，还放到一块，分类也没用。曾进行过一些试点，往往试验两个月就经营不下去了。小区的垃圾分类，试点两个小区无果而终。
我有一次去台湾考察，不是考察垃圾分类，是考察慈善基金会，搞工业慈善活动，其中参观了大爱电视台。这是一个宗教组织，它每年的支出是3000万美金，其中三分之一来源于废物回收，一年可以收入1000万美金。我马上要求去废物回收站看看，到那儿一看，非常受感动。义工在那对垃圾进行回收，从旧衣服、旧报纸到各种瓶瓶罐罐，再把它们卖成钱。这是一个系统，是垃圾分类中的一个环节。我就拜访台北市市政局，拜访之后台北市市政局还请了一些环保组织，一块来给我们讲解台北的垃圾分类，这才知道台北在亚洲现在属于垃圾分类进步最快的两个城市之一，另一个是首尔。台北垃圾分类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70%，也就是70%不用送到焚烧厂，是循环使用的。包括我们看到的收回的塑料瓶，最后变成毛毯，变成很多的T恤衫，这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这是马英九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推广的。应该这样说，他的前任陈水扁提出了垃圾分类这样一个理念，但是真正把垃圾分类理念贯彻执行、推广成功的是马英九，就是说台北的垃圾分类馆跟马英九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的垃圾分类馆开了之后，很多台湾游客一听说大陆有一个企业专门有一个馆是介绍台北垃圾分类的，就一定要来看，其中不乏行政官员、议员，甚至还包括马英九的姐姐，是一位教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垃圾分类。
我们再来介绍万科公司的垃圾分类。北京的西山庭院进行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三年来每天都有统计报告，基本上我们已经自己消化了50%。市政局来收的垃圾占50%，另外50%是怎么消化的呢？按照比例，35%是厨房的垃圾。我们做了一个国际城市比较，发现华人社区垃圾占有量最大的是厨房，中国人喜欢吃、讲究吃，这在垃圾的占比上可以体现出来，差不多占了35%，甚至更高的达40%。这35%是通过微生物技术转化成有机肥处理的，通过烘干技术变成没有臭味的、干燥的、很方便使用的，你可以免费拿它当作花的肥料，小区用不了还可以输出。再有15%就是旧报纸、瓶瓶罐罐，经过分类之后直接卖给废品公司。万科计划，将在全国30个城市的100个小区来推广，目前落实到54个小区，还是借了上海世博会的东风，借着我们万科馆的题材，我们万科自己先做起来，做了之后再动员同行、其他开发商一块来做。我们介绍台北的垃圾分类是说给政府听的，你看台北是这样做的，有一些城市的领导参观了展馆之后，已经开始到台北参观垃圾分类。我们决心要做垃圾分类的城市，万科小区期待着。我们也在向深圳市政府发出呼吁，我相信深圳应该这样做。比如说我们总部所在的盐田，区域比较小、人口比较少、环境比较优美，要做垃圾分类处理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盐田政府也积极回应了我们的倡议。我们先从绿色深圳做起，先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所在的盐田做起，从我们在其他地区的万科小区做起。
还有一个就是蚁穴探险。因为原来考虑到世博会有很多小孩参观，我们建了带点趣味性的这个馆，但是开馆之后发现大人和小孩一样非常喜欢这个项目。蚁穴指的是白蚁的蚁穴，我们知道这会让人有点谈虎色变，它侵蚀建筑、危害建筑。深圳市政府专门有个白蚁办，就是像防魔鬼一样防它的。但从仿生学、建筑学角度来讲，白蚁值得我们学习，从建筑结构来讲，白蚁建的蚁窝是非常环保、生态的。我们指的这个白蚁窝，是非洲、南美洲的，比较干旱、温差比较大的这些草原上的窝，这些窝垒起来高30英尺，相当于10公尺，里面都是通上的管道，利用温差、空气压差来进行循环通风，因为地底下是恒温的，18度的始终保持18度，16度的始终保持16度。利用这样的恒温压差来循环，把18度、16度的温度调上来，使白蚁窝始终保持在22度。我们知道空调的温度让人很舒服，但有碳排放，这个白蚁窝是零碳排放的。讲这个故事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不仅要尊重自然，我们还要学习自然，怎么把它们的聪明、它们积累的智慧运用到人类身上。这种技术在国外已经有了，就是利用白蚁窝的通风原理来造建筑，万科公司的实验建筑2011年12月份就会出来，2012年我们就会运用到实际的商品房中。
第四个叫“尊重的可能厅”，这是最后一个故事。它想要说的就是我们要做环保。一个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这里面介绍了几个故事，比如说一个大学生，毕业工作三年之后辞职，去处理昆明湖的便池地下水污染，是便池污染的故事。再有一个，淮河污染得非常厉害，有一个环保工程师拍照片来呼吁大家关注淮河水。这里举的例子都是个人的行为，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在关注环保，都是有关环保的行为，那就是潺潺的、涓涓的滴水慢慢汇成了河、汇成了滔滔大江。我们不要说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咱们新来的市委书记王荣参观了这个厅之后，就说要把这个放到我们深圳去，要放到仙湖那儿，当然他的意见我们会非常尊重。
我们想来反映一下未来到底是什么样，这个时间是2049年，就是我98岁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一个公益广告片。咱们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希望我来讲，万科公关部也知道我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就给我拍了六个系列的公益广告，这是其中之一。要讲的就是万科这个馆里我们介绍的那些情况，我们面向未来，但是未来就会美好吗？不清楚。不美好会是什么情况？所以我们就叫“尊重的可能厅”。我们对自然应不应该尊重？我们对人、对社会应不应该尊重？回答是很简单的，应该。但实际上我们尊重了吗？所以我们这个展馆就是给大家提供一种思考线索，给大家一个启发：我们未来是不是要改变一种生活方式，改变一种生活态度？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要尊重自然，要与自然和谐共生。只有寻找到与自然的平衡，人类的生活才可能更美好、人类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这就恰好反映了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韩寒给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命名为“城市让生活更糟糕”。他不一定错，要看是从哪个角度来看。城市是让一部分人生活美好起来，但是未必是让每个人生活美好起来。对于那些生活不美好的，那可能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关键是我们怎么去认识、怎么去感受。
你也许会说这个馆跟万科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还有点关系，如从建筑上讲、结构上讲，我们用的是麦秸秆。这个馆体现了万科公司是一家建筑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我们建的房子应该是环保的。因为它是一个临时建筑，2010年12月份就要拆除了，我们就采用了麦秸秆板。我们知道麦秸秆现在基本在农村也不用了，就把麦秸秆烧掉，直接造成碳排放，造成空气污染。尤其是在机场工作的人知道，在麦收期间有时会影响到航班的正常起降。另外，这个麦秸秆板是变化的，它就像生命一样，你把它建好，半年之间，它会随着季节变化，经过暴晒、下雨、潮湿、发霉，半年之后从非常鲜活、亮闪闪的，到我们拆的时候已经开始发霉、变朽，它可以降解，“尘归尘、土归土”，又回到了大自然里，不产生任何的建筑垃圾，反映了万科公司的一种建筑理念和一个具体的建筑形式。里面的内容没有介绍万科公司是干什么的，老外看完之后会以为这是国务院环保宣传部的馆，因为里面没有任何介绍万科公司的资料。
三 万科建研中心
万科建研中心在东莞，规模不是很大。从2007年到现在运营了三年，现在按新的理念进行了改造。因为这个设计的时候是2005年，现在理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零碳建筑、零能耗建筑、零排放建筑，这几个标准。它代表着未来的一种可能，这是比较前沿的。
我解释一下这个建研中心，简单来讲，到2011年12月份全部完工之后，小区不用市政一度电，当然便宜的时候还是会用的，但是自己产生的电能是完全够用的，为什么它便宜的时候还要用？就是综合平衡下来用电量是自给自足的。而且不用自来水公司的一滴水，这个两百亩小区的用电、用水是自给自足的。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水电能源是怎么解决的。
第一是光伏发电。第二是微风发电。我要强调一下不是风力发电，而是微风发电，因为没什么强风，但是这个风一定要利用起来，利用风的气流温差流动作用产生的风动发电，我们叫微风发电。第三个就是蓄水发电。我们知道市内有一个很大的蓄水节能工程，就是晚上要把水抽到水库里，白天水库的水再发电，也就是利用晚上浪费的电，我们叫蓄水发电。还有垃圾发电，就是用我们所产生的这些有机物来发电。举其中的一个项目为例，叫给排水试验塔，本身是功能性的，这个塔也不是很高，120米，但是按试验塔来讲目前在亚洲是最高的，这个塔整个温度调整系统就是利用了刚才讲的白蚁窝原理，用地底下的温度通过调差来调控整个塔的温度，这个温度不再产生二氧化碳。一般不同的位置有三组微风发电，我们知道一般的风力发电都是纵轴的，微风发电显然用这个原理是带不动的，它是这样发电的：上面是一个大水塔，晚上利用市政不用的电，不是不用钱的，是比较便宜，用市政的电晚上蓄水，蓄能电站，把晚上便宜的电能变成势能。白天需要用电的时候就开始往下放水，发电。大水池上面是一个大锅，就像卫星信号接收抛物线的锅，这个锅不是给我们深圳卫视发电子信号，它像一个马达一样，可以用计算机来操控，一直跟着太阳的角度转，以最佳的角度吸收光热，把光能转变成电能。就是一个塔的建筑，利用它上面的太阳能、风能，还有电源热泵。但一般电源热泵的泵是通过发电来供应，我们这个完全用白蚁窝的原理，是不用电的，完全靠自然来进行循环。再下面是一个大水池，就是雨水收集系统，晚上就往水塔上供水，白天开始发电。可以这样说，只要现在在运用的、没运用的、试验阶段的、和住宅有关系的环保节能的技术，在这个建研中心里都会使用。任何一项技术都可以根据小区的特殊情况、实际情况来配备，我们也会按国家的12号计划、13号计划，争取在小区用电方面、在开发新能源上占到一定比重。
关于未来
我们刚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我们又迎来了特区30周年，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还是庆祝特区30年的纪念，如果让我这个过来人概括的话，我用三个字“想不到”来概括。真的想不到，我想不到我今天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想不到我创办的万科公司会成为世界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我也想不到特区现在已经是拥有1400万人口的城市，在世界上都属于超大型的城市，更想不到深圳从普惠特区发展到现在，已经和北京、上海、广州被列为中国四个一线城市。这些东西当时你说你想得到肯定是吹牛了，现在看来当时是完全想不到的。我们再展望未来的30年，我还是用三个字来进行概括，就是“不确定”。
为什么说不确定呢？确实现在地球不确定了，我们还有什么是能确定的呢？地球在变暖、气候在剧烈变化，很多现象你根本就没有想象到。另外，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我们突然成了经济大国。我们不是强国，国际上却要求我们去扮演强国的角色、要承担更多责任。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经济发展会按照原来的模式继续，这样的话会成为第一大碳排放国，我们这样是发展不下去的。我们的经济是好起来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汽车代替了自行车，但我们突然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亲密了，而是生疏了；我们的高科技医学现在越来越发达，但是我们发现遇到的疾病越来越多，甚至很多是恶性的。你突然发现一切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通过这个“不确定”我想说的是，我们总不能老做不确定的事情、制定不确定的计划，我们还得确定。我们确定的事情我想有两点：中国社会会从传统能源（劳动力）向低碳新能源（科学技术）转换，这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深圳未来的蓝图，显然就是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发展绿色低碳。
此外，作为一个企业家，作为万科公司，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能非常明确地确定已经有一定的能力、有一定的资源动员力量。既然企业家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企业家有所管控的企业，有相当的品牌号召力，那么我们如何来承担责任？刚才讲的万科总部、上海世博会的万科馆、万科的建研中心，这些都表明万科公司的一个态度，是我们对未来的责任和期许。
招商银行成长：战略、管理与文化
马蔚华
马蔚华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经济学博士，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荣获“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2001）、英国《银行家》杂志“银行业希望之星”（2005）、《亚洲金融》杂志“亚洲最佳CEO奖” （2009）、“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2010）。
招商银行30年的成长
1989年，我当时是央行的官员，时任央行资金计划司（现在的货币政策司）司长，当时领导让我总结一下深圳招商银行的经验，我到招商银行一看，就三间房，几十个人。我当时见的全是大银行，这样小的银行还是第一次见。我跟他们交流了半天，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它完全是按照不同于中国国内银行的框架和机制构建起来的。当时是“六能”机制，现在来看习以为常了，就是“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待遇能高能低”，但是那时候能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还有资产负债管理，我当时心里隐隐约约感到，虽然这个银行小，但是它潜伏着一颗正在萌芽成长的种子。没想到，10年以后，我居然成了这家银行的行长，我本来可以去做官员，但是我很热爱银行事业，所以我选择了招商银行。
那时候招商银行总资产就1000亿多一点点，从蛇口搬到新闻大厦，还是租的房子，全国有9家分行，几千名员工。当时很多人说，你怎么选择这样一家银行，但是我觉得小才能做大。2010年招商银行总资产已经超过2.3万亿元，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在西方银行蒙受灾难的时候，招商银行一举成为“全球股本回报率最高的银行”“全球品牌成长性第一的银行”“全球市净率第一的银行”，而且是国际权威媒体——英国的《金融时报》、美国的波士顿咨询公司评选的。招商银行作为深圳的一家企业、一家银行，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我最早听到“深圳”这个词，还是从一本报告文学上，名字叫《车从深圳来》，写的是我们的列车员怎么抵制资本主义的东西，它把深圳当作香港的一个农村。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知道深圳，好像在《红岩》这本小说里面有句“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30年来它的变化甚至可以抵上一个世纪的变化。深圳作为金融中心，2009年在全球排第五位。2010年在中国内地又名列第一。深圳的名字已经排到了上海和北京之前，一个金融中心的形成，像纽约、伦敦，都花了几百年，谁能想到深圳能用30年成为一个耀眼的明星？
2008年正是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国呼吁全球救市，10月18日，我们的分行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在纽约的世界金融中心开业。那一天有500多个华尔街的贵宾、美国的政要出席，当我和我们深圳银监局的局长在美国很有名的一家酒店——华尔街广场酒店（这是美国人和日本人签订汇率条约的酒店）宣布招商银行纽约分行成立的时候，作为一家深圳的银行我们感到很自豪。最近美国参、众两院刚刚通过华尔街消费者保护的金融法案，这个法案的前一个法案叫做现代金融法案，同时美国又出台了加强外国银行监管法，从这个法案到我们银行开业17年，没有允许发展中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进入美国市场。我们是中国第一个时隔17年后进入美国市场的深圳银行的分行。
深圳的发展离不开我们国家的环境。在过去的30年，我们的祖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今天在全世界受到尊重，我们感到自豪、感到扬眉吐气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大家记住这30年有这样三个数：一是30年来我们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超过9%，没有一个经济体30年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二是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到2009年，翻了92倍，这是量上的变化；三是我们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排名，从第10位跃升到第3位，2011年我们很可能，而且很有把握超过日本成为第2位，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决定金融的发展，而金融的发展也助推经济的发展。
我把金融变化归纳为五句话。第一是体系的确立。原来就是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现在是5家国有的，12家全国股份的，130多家城市商业的，再加上3000多家农村信用社，每天还在大量诞生城市村镇银行。第二是经济实力。1978年的时候，我们的信贷总额不足2000亿元，到2010年6月是87万亿元，超过400倍，年复合增长20倍。不良率是过去西方笑话中国的一个专用词，过去叫技术上已经破产，不良率已经超过20%，现在是1.3%。拨备的覆盖率超过180%，资本充足率超过11%。第三是服务能力不断增强。过去我们的服务功能只有存、贷、汇，银行的业务包括表内、表外、离岸、在岸、国内、国际、物理网点、空中银行、ATM 机24小时自助服务、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远程银行，还有i理财社区银行，服务越来越全面。第四是内外开放，就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中国银行走出去。现在在华的外资资产已经超过1.3万亿元人民币，我们走出去的资产也超过了3000亿美元。第五是地位显著提高。现在全世界前10家银行，前3家都是中国的，1000家大银行中，我们占了84家。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受到的损失是微乎其微。
但是，我们必须要客观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你不到海里游泳，你也不可能被淹死，所以将来我们还要学会游泳的本领。
为什么深圳有这么大的变化？我说说我自身的感受。第一，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人口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其中15岁到55岁的人口比重超过83%。昨天我在车上陪一个湖南的领导，我说你看马路边上走的都是年轻人。他一看，“都是很有素质的年轻人”，这是他补充的一句话。第二，它是一个移民城市，它是充满包容性的，它不排外，多种文化结合在一起，所以它保持了旺盛的活力。第三，深圳是一个改革的城市，是改革的实验区。正是当初中央给了深圳特殊的政策，才使我们得以迅速崛起。政策不能永远有，我们现在有了实力，要靠自己。第四，它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毗邻香港，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那里是国际金融市场，游戏规则是国际化的，招商银行的成长也是最早学到了资本主义的经验。第五，它是一个创业的城市。正是因为这些，所以我们深圳一批又一批的创业企业成长起来。
深圳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家也要记住这样6句话。一是实力提高。我们深圳现在金融资产的总量超过3万亿，从总量上输于北京和上海，但是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这4项关键指标名列全国第一。还有证券基金，这些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二是金融创新。深圳最大的特点和闪光的地方，就是我们在过去30年创造了100多项第一，招商银行就是一个完全持股的商业银行，在招商银行之前都是国有的，招商银行是当时力图从体制外推动体制内改革的第一个尝试，法人持股、企业持股。它有我们中国第一个中外合作的保险公司、第一家上市公司、第一家金融结算公司、第一家外汇调解中心，同时也有第一台自动提款机、第一次外汇交易、第一笔按揭业务，还有第一笔网上交易。
三是资本市场。中国有两个资本市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深圳，而深圳更有特点，它是多层次的，主板、创业板、中小板都有。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显现了深圳这个市场特有的魅力，2010年上半年深交所161个公司通过首次公开募股募集了226亿美元，占了2010年全球资本市场融资总额的22%，全球经济是低迷的，但是我们的发展是异常快的。我们有全国最大的私募管理基金，我们私募基金的总规模占全国的35%。
四是银行的发展也很快速。特区成立之初我们仅有8个营业网点，800人从业。现在是2.7万亿，在外面的还没算，只算深圳分行的，现在本外币存款余额1.8万亿元，贷款余额1.5万亿元，这比特区成立的时候分别增长了9000倍和1万倍，不良率是1.9%。
五是金融环境好。在金融城的评比中，2009年是全球第五，2010年是中国第二，仅次于香港。有些中心的形成可能是我们政府的意图更强一点，而深圳的金融地位是自己形成、市场形成的，这种中心更有它本身的规律性。
六是金融功能充分发挥。起码在深圳，金融业为我们特区建设提供了70%的资金，为企业生产提供了80%的流动资金，为居民大宗消费提供了60%的资金，为本地企业在资本市场筹集了3000亿元资金，为深圳的建设提供了60万亿元的保险。这些对我们深圳特区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招商银行现在的资产已经超过23000亿元，我们先后在A股、H股上市。从2002年到2009年的7年间，招商银行净利润的增长超过40%，股东权益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5%，没有辜负股东的期望，总资产的收益率和净资产的收益率年均分别接近1%和20%，这是全世界比较好的银行收益标准。不良率已经降到千分之七点几，不良资产的拨备率已经超过了250%，留有很大的余地。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很多指标得了第一，成长性排第一，包括全世界所有的公司，品牌的排名是第81位，女孩子喜欢的爱马仕、古驰都在我们后面，“全球企业品牌成长性第一”，第二名是美国的黑莓公司，我们比它多了59分。在福布斯全球最有声望的600家企业中，招商银行排第24位。在《华尔街日报》中国最受尊敬的企业中排第一位，等等。
招商银行成长的内因：战略、管理和文化
2010年我去了很多国外的名校，过去我还比较谦虚，现在我觉得没必要谦虚，我们到全世界宣传中国。为什么会这样？那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演讲之后，有一个法国老太太，是一个教授，原来是克林顿政府的顾问，她说：“没想到中国人也能办银行。”她是夸我的，但是我听着非常不舒服。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就理直气壮地讲。2010年4月份我在美国，当时沃顿商学院请我去演讲，也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给它们讲了几场。前两天我又到欧洲出差，剑桥大学、洛桑管理学院请我去演讲，我都给它们讲了。哥伦比亚大学还成立了一个中国企业研究中心，我非常荣幸地被他们聘为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的主席。我就大大方方地组织了一个理事会，理事会成员里有花旗银行董事长、信诺保险总裁、美国银行监管的厅长，还有AIG 的格林伯格，这些都是华尔街最知名的人士，当我的理事。在中国我也找了几个国企的、民企的代表人物组成理事会。上个礼拜我们的理事会在北京开会，这些美国老板专程飞过来，其中还有我的监管当局——纽约银行厅的厅长。我也感受到中国巨大的魅力，现在在全球的各种会议上离不开中国人的参与。
上个月我在意大利开新兴市场委员会，土耳其的总理、捷克的总统跟我在一块儿开会，我们没有去什么总理、总统，最大的官就是我，我就代表中国讲了一番话，他们非常重视。中国的地位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中国的成就。所以我今天讲也是讲招行银行的成长，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怎么看待招商银行这十几年的成长。
什么叫发展战略？我自己有一个体会：不知未来者无以评判当下，不知世界者无以理解中国，不知宏观者无以处理微观。所以，把战略归结起来，就是别人没想到的事你先想到，别人没做的事你先去做，别人没做好的事你先做好。9个字：“早一点、快一点、好一点”，招商银行的战略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把招商银行过去的战略归结为“三步两转”，“三步”就是业务网络化、资本市场化、管理国际化，“两转”就是第一次转型和第二次转型。
第一步是业务网络化，这是招商银行抓住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也是招商银行能够腾飞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机。招商银行已经连续5年获得了“中国最佳零售银行”的称号。把零售业务做好不容易，招商银行现在网点不到800个，连人家大银行的零头都不到，何以称为“最佳零售银行”？这是网络助力，招商银行“一卡通”大家知道，深圳市民是最早的持有者和最早的支持者。就是这个简单的“一卡通”，开创了中国零售银行变革的时代。过去都是存折，有了“一卡通”，有了网络，然后申请客户号，它就有了多种功能。就是“一卡通”使我们的客户超过了五六千万，而且有了稳定的低成本运作资金。相对于中等规模的银行，我们的储蓄存款占整个存款的40%，这是它们望而不及的一个比例，这是第一个轮子。第二个轮子是我们物理网点少，用网络替代。招商银行第一个推出全功能网上银行，这个网上银行还给我们固定了一大批优质的客户。现在我们的客户基本上是三种人：一种是年轻人，因为我们的产品比较时尚；第二种人是城市白领，包括公务员，他们有理财、有金融服务的需求，但没时间排队，网上银行解决这个问题；第三种人是VIP，就是有钱人，他们喜欢门当户对。互联网这两个轮子，助力了招商银行成为一个优秀的零售银行，这应该归功于我们对网络这个世界的敏感和前瞻性的考虑。我定义金融银行本身也是一个IT银行，因为银行具有两大功能，一个是融资，一个是支付，而两大功能的平台都是IT、都是通信。
在互联网面前，不管大银行、小银行、老银行、新银行，机会都是平等的，传统的业务，我们无法超越中国四大银行。在年龄上也无法超越花旗、汇丰这些老银行。但互联网是大家共同面对的机会，它对银行有变革性的意义，我们抓住了，不仅可以缩小差距，而且可以超越它们，这是我们招商银行成为零售银行的一个突破点。后来别的银行也大规模地搞网上银行，但是一个银行要不断地创新，战略意义就在于你要能比较早地看到，谁能看到未来的需求，谁就能知道怎么适应这个需求。如果你对社会、科技、经济的发展有前瞻性，你就会研究未来的需求，你就会有超前的产品设计。
我们在6年前搞信用卡的时候，中国没有人认为信用卡能赚钱，国际上一些大咨询公司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信用卡不赚钱，它们的依据是，中国人喜欢储蓄，不喜欢花钱，信用卡主要的功能是透支消费。所以当时没有人搞信用卡。我们研究信用卡屡遭失败，但是我们坚定不移、矢志不渝，我们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大的方向，离不开全球发展的轨道。同样在华人区，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都用信用卡，都比我们早20年，所以这是早晚的事。最敏感的是花旗银行，花旗银行的主席珊迪·威尔找我合作联名卡，我开始有点受宠若惊，后来冷静下来我觉得这个事不能做，虽然他很厉害，是我的偶像，但是我要跟他合作，我干得再好都是他的光芒。所以我婉言拒绝了。
但是我也不能闭门造车，我就选择了台湾，台湾这个地方的信用卡比我们早20年，而且选择的这个伙伴也想进入大陆，但是我不能给它股份，你当我的顾问，它有经验。中国第一张国际标准信用卡在上海诞生，从那时到现在的6年间，最多的时候，我们的信用卡占了中国的30%，但是我希望效益最好，不希望市场最多。别人没搞的时候我搞，别人都搞的时候我转型，老做一样不行。
这个信用卡还是有点名气的。大家知道歌唱家那英，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说能不能办一个白金卡，我说没有问题，你这样的歌星办我们的卡是我们的荣幸。她说她跟赵本山和一帮导演、演员一起吃饭，他们都拿出招商银行的白金卡，而她没有，当时她感到很失落。2009年我们在呼伦贝尔开全国银行会议，晚上有一台节目，那英被请上去唱歌，唱歌之前先说了通话，她说：“我不知道招行的马行长来了没有，我是招行的粉丝，我最喜欢招行的卡，它的卡最好用。”另外一家银行的行长问我：“你是不是给她钱了？”我说：“你给她钱，是不是她就替你说好话？”不在于给不给钱，而是真好。汤灿2010年来深圳两次，我都在场，她都说是招商银行信用卡的忠实客户。我去年在哈佛讲课，讲信用卡的案例，结果有一个黑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用卡，我说你怎么有我们招商银行的卡，他说：“我在北京工作过，我也办过你们行的卡。”这是我们的失误，本来不应该给外国人办的。
当初我们觉得信用卡不会赢利，我思想是比较解放的，我定的是8年赢利，但是4年就赢利了。而且赢利中40%来自于透支的利息，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我很好奇，谁透支呢？我一看一部分是有钱人，一部分是年轻人。这个现象和西方一样。沿海的年轻人、深圳的年轻人，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他们的思想也跟上了这个世界的潮流。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像父母那样一天到晚储蓄、不舍得花钱，他们有钱就投资，没钱就透支。这也是推动未来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动力，叫第三动力。这是信用卡。
我专门讲讲私人银行，私人理财方面瑞士信贷是全球第一，当时我们求它跟它合作，它不同意，我们被逼上梁山就自己干。我得到一个结论，咱们能做的事自己做更有把握。我们中国是成长性最强的，2009年我们私人财富的增长，全球排第三位，仅次于美国、日本。我们刚办私人银行时只有1000万以上的客户，不到两年已经拥有12000个客户，真是太惊人了。我们这两年已经连续荣获《欧洲货币》杂志“中国最佳私人银行”称号，在亚洲排名已经第五位了，这就是有客户资源。一个企业的战略特别重要，战略前瞻性强就有主动权。别人没做的我们做了，当别人开始做的时候，你已经有了基础、有了品牌、有了竞争力，这时候别人再跟你竞争，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时候你可以考虑下一步的事。
第二步是资本市场化。现在资本市场最头疼的事就是银行融资，老百姓说银行融资猛于虎。招商银行在资本市场上有5次融资，除了那次可转债，没有让大家觉得猛于虎，就是你的周期要和市场的周期错开。我们A股上市是2002年，当时创造了中国很多的第一，股本最大、筹集额最大、流通盘最大，而且我们是国内第一家用国际标准上市的，成功了。我觉得资本市场对我们的意义并不完全在融资。
经过A股上市，招商银行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因为上市有一个标准，它是一个提升管理的过程。当时深圳招商银行可转债曾经遭遇基金的联名抵制，它们恐惧这个市场，所以我们跟它们沟通，结果这个可转债在发行的时候超额认购达到164倍，原来反对的也争先恐后竞买。第三次是H股，我们是中国第一个A+H股上市的，而且当时我们公开招股和国际配售认股的倍数达到266倍和51倍，路演下单率超过97%，这也创造了中国内地企业在海外上市IPO 的诸多第一。我们在海外上市了，我们的股东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境外投资者，每年我都要到境外路演，接受他们的质询，这样会把你的管理理念越来越纳入国际化的轨道，海外上市是走向国际化的很重要的途径。第四次就是我们去年收购永隆银行300亿次级债，这也很成功，这是首次在银行间发行债务。最后一次是2010年春天我们A+H股的配股融资，我们是做得最早的，这样我们的资本充足率可以在未来3年保持监管当局的水平。
资本市场给了招商银行动力，也给招商银行提供了机会，走国际化道路的机会。银行国际化是一个趋势，为什么？银行属于服务业的行业，你服务的对象走出去了，你也要走出去。我们现在境外投资，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也没有低于60%，我们现在已经有700多家境内的投资主体在外面创立了1万多家企业，境外累计的投资额已经超过2200亿美元。再一个，我们的公民出境商务、旅游、探亲等，我们招商银行的信用卡境外消费额是国内最高的，200亿元人民币左右，这也需要我们提供一些国际金融服务。另外，我们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已经置身于国际化的环境里，必须适应国际化的游戏规则。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的大银行，特别是深受危机影响的大银行，出现了问题，它要达到巴塞尔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必须要收缩资产、去杠杆化。去杠杆化的过程也是去国际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遭遇的竞争对手减少了，你并购的对象也多了，而且政府也放松了准入的条件，特别是人民币升值，你会花低成本收购，这是机会。但是我们也要正确看待这个事，全世界都到中国来挣钱，我们也不可能舍近求远、舍本求末，中国的事要办好，但是对国际化不可能没有准备。
第三步是管理国际化。招商银行这几年在国际化方面的成就，除了我们自身管理的国际化以外，还做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在纽约建分行，在建纽约分行五六年的过程中，我和美国的政要和华尔街的高手频繁接触，基辛格是我们的好朋友，我的很多事基辛格提供了很多帮助。现在美国的财政部部长盖特纳也是我的好朋友，基辛格介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到纽约联储当主席。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的分行开业，我去见他。他说：“雷曼倒闭这事，我焦头烂额，这几个月我所有的客人都不见，你是老朋友，我就见你。”我说：“你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愣了。我说：“如果今天让你重新处理雷曼，你还让它倒闭吗？”他无话可说，我琢磨他也有难处，那是鲍尔森的决定。
非常有趣的是，当年制定现代金融法案的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格兰姆，金融危机之后，他被评为美国十大不光彩的人物之一。这个议员哥们后来到UBS当主席，我到美国建分行的时候，他陪着我找纽约银行厅的厅长泰伯，我逗他：“那个法案就是你制定的（因为那个法案，我们才进不了美国），现在又帮我们，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说：“此一时，彼一时。”就这件事的过程我总结出一条结论：我们中国要更多地融入世界。不同的价值观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的价值观不一定相互认同，但是可以相互认识。我们中国越来越多的官员、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要到世界上讲中国，要沟通，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让中国人更好地融入世界。
永隆银行是招商银行国际化的又一个尝试，因为国际化有三种形式，一个是建分行，一个是并购，还有一个是合作。并购你得审时度势，在并购的问题上我当时有一个选择，美国有一家小银行来找我，希望我购买它的股份。我当时一想这个事不能办。第一，我要去华尔街，不去唐人街。在美国人眼里，那都不是主流社会，被人看不起。第二，我要买，我得拥有50%以上的股份，我要控制权。第三，你在洛杉矶，我在深圳，咱俩见不上面，当时我拒绝了，幸亏拒绝了，这家银行去年破产了。后来我们选择了香港，为什么在香港？香港虽然是我们中国的国土，但是它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它还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一部分，它的游戏规则是国际化的，它可以成为我们国际化的跳板和实验地。我们跟香港联系，要收购一家企业并让他们必须心里有数。第一，在全球并购历史上成功的不多，只有30%，而失败的教训在于整合，整合不利主要是文化不相融。永隆银行在香港有75年历史，它跟我们文化相通。第二，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空间，不是和别人抢饭吃，就是香港客户对内地有需求，华南客户对香港有需求，我可以构建一个新的跨境业务空间。第三，“1 +1 >2”，永隆银行虽然发展了75年，但是它保守，它在内地没有网点，这是它的弱点，如果它不卖给我，它将来也难以为继。但是这个银行到了我们的手上，原来的弱点都会变成亮点。它的家族治理结构不善，我入手，治理就可以改善。它在内地没有网点，我有几百个，可以做它内地的分支机构。第四，它保守我创新，我可以影响它。事实证明，第一年业绩稳定，所有的主要指标在整个香港同业中居第一位。2010年上半年又取得了比上年更好的业绩，这应该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第一是我们的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就是当我们中国银行服务对象都是大企业，都是从事批发业务，都是取得利差收入的时候，我们提出发展零售业务、发展中小企业、发展非利差收入。到2009年年底，经过5年时间，零售业务占30%，中小企业占50%，非利差收入超过20%，第一次转型达到预期目的。现在是第二次转型，目标是降低资本消耗、提高定价能力、节省资本、取得更高的回报率。简单地说，就是在资本约束越来越严的情况下，以较小的资本消耗取得更高的回报，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也不会给我们的资本市场带来更多的威胁。表面上是经济指标，实质上是管理提升。
第二是管理。我们虽然有很多指标是第一，包括花旗这样的大银行，我们的市值曾经是它的两倍，但我们就像和刘翔赛跑，刘翔脚脖子扭了我们得第一，如果他哪一天好了，我们还能不能得第一，关键看实力，那就是提升管理。管理有很多内容，最关键的是理念，理念指导行为。过去我们追求大企业，在资本紧张的情况下，大企业不是我们的首选目标。因为大的企业、好的企业要求你利率下浮，是不合算的，所以面对中小企业，我们不仅响应了国务院的号召，对银行自身也是有利的。当然中小企业比大企业风险大，但是银行不跟风险打交道，就没有好的收益。一个好的银行一定要在风险和收益中取得最佳的平衡，如果我们现在不培养我们的风险定价能力，到中国完全实现市场化的时候，你就没有发言权。
过去账面利润是发奖金的标准，现在不一样，我得看利润是怎么来的，你是给大企业贷款，是批发业务，风险权重100%，我不鼓励。如果是零售贷款，风险权重50%，要是非利差收入，不用资本金，我鼓励这个。
我们牢记一点，要想业务发展、管理提升，理念就必须得变。深圳这个地方是适应理念变革的，只有理念跟上时代发展，银行才能跟上发展的时代。
第三个就是文化。什么叫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建立在你自身之上的特有的企业文化。我觉得招商银行在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生机勃勃，得益于招商银行独特的企业文化，而且这个企业文化是深入人心的。制度很重要，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但是任何制度都是认识的产物，它永远落后于实践，所以坚定不移地执行制度，但是不能迷信制度，必须辅以文化。文化是行为的理念，也可以理解为理念支配下的行为。
招商银行的文化源于它的出身，招商银行是什么出身呢？不是政府的亲儿子，没有政府投资，也没有政府的试点和厚爱。正因为这样，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时觉得心理不平衡，现在觉得很侥幸，培养了市场精神、培养了独立做事的精神。比如说创新文化，招商银行行要不创新，谁用你的产品？所以创新不仅是招商银行发展的条件，也是它生存的条件。比如说优质服务，你的服务必须比别人好得多，别人才能接受你。我们当时在沈阳搞年轻化的服务，牛奶、咖啡摆在那里，大家一看还可以免费喝牛奶，一天到晚总来喝，喝了三次就有点不好意思，总是要办点业务的。当然这也是宣传广告，叫“因民而变”，标志是向日葵，源于司马光的诗句：“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太阳就是客户。招商银行的形象是“一团花、一个人、一句话”：一团花就是向日葵；一个人就是郎朗，招商银行把他引进来，做我们的代言人；一句话就叫“因民而变”，这是招商银行文化的精髓，这种文化使招商银行不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