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体现着时代气候的变化。我理解，学术史乃是一个时代价值观的体现。
近30年来，中国学术研究发生着静悄悄的变化，这个变化甚至体现在每一个学者研究的工作中。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为上限，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经历了一条阶段性特征明显的发展线索。80年代作为一个整体，体现着学术思想启蒙发展的特征，解放思想、开放西学禁区和走向改革，作为80年代的标记留在学术史上。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启蒙不断遭遇着来自各个领域的干扰，包括来自自身的干扰。接下来，90年代迅速进入了思想寂寞和文化保守（最严格意义上的）时期。学术研究成为躲避思想冲动的“避风港”，告别革命，回归学术，所谓“纯学术”开始成为时尚，甚至被封闭在道君葫芦里的千年妖孽也破口而出，学术界道与术合流，正与邪不辨，在时代怂恿的利欲追逐下，学术成为“器”之一种，被“运作”着（这是90年代最时尚的词语之一）。求助于韬光养晦，经济领域GDP在悄然上升，而文化复古习气也蔚为大观，形成了经济繁荣与思想文化保守的巨大反差。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文化保守主义越来越掣肘社会的发展，也制约着文化繁荣，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行，文化成为国策里一个重要内容，开放的、健康的、有活力的文化建设成为时代命题。学术研究也开始尝试抖落一身尘埃，拒绝了“被运作”的命运，成为独立的求真事业。相对于学术被革命所绑架，拒绝功利绑架同样具有深刻的思想史价值。
回到学术史的视野来看待文化问题，乃是开放时代应有之义。
学术史的要点是什么？我理解，即是重整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对一些重大思想问题和文化问题的思考，包括语境、看待问题的角度和立场、解决问题的方法、价值观的重新检索，作为再出发的根据。它是属于思想、价值、思维层面的东西。每一个时代的学者都在重写学术史，重估前人的成果，作为后人的起点，所谓薪火相传，这是学者的使命。只有薪火相传了，这个民族的心智就不会灭，文化就还存在。而一旦学术文化之薪火灭绝了，这个民族就落入史前的愚昧之中。因此，学术史的研究本身就是文化传承。
学术史研究有着自身的规律。顾颉刚先生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学术史的叙述则相反，具有“厚古薄今”的特征，即越是问题提出的创始阶段，对问题原意的理解、阐释、解决方法越全面而完整，贡献越大，越是往后、靠近今天，所作的贡献就越有限，所叙述就越少。
但是，学术文化与其他文化创造不同，乃在于它的本质既超越民族又承载民族。说它超越民族，指学术穷究的最高真理，是天人、物我、性命、荣衰等人类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各个时代智者、仁人对此类问题的解答；这问题不止于中华民族，希腊民族、阿拉伯民族，还有斯拉夫、英格兰、德意志、法兰西等各民族的学者都在穷究着，他们的研究成果汇集到学术史里，为各民族学者所分享。所以，各国学者相会称为“同仁”是有道理的：他们做的是宇内学问，而非功利之为。说它又荷载民族、止于民族，即无论如何学者是依靠自己民族的经验、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场上、以自己民族和时代的价值观（甚至偏见）和思维方式，去求索上述那些宇内问题，代表着这个民族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以一个民族的智慧名义求索宇内面临之问题，这便是学问的局限性。
这个选集收集了我近几年写作的两组论文，一组名曰“学术史研究”，一组名曰“文化研究”，前者主要是对俄苏文学里一些重大问题的学术史梳理，特别是高尔基研究的梳理。对于20世纪这个“革命”与“战争”的世纪来说，有一些文学家是不能忘记的，也是具有特殊价值的，在俄苏文学这个框架里，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等就属于这个圈子。其中高尔基尤为突出而多义。一个作家达到极高的境界后，他对人类生活中的极端事件往往有独特的反应，例如“专政”“暴力”等，高尔基恰逢这个革命和暴力的时代，他作出的反应对于我们了解俄罗斯民族、苏维埃政权有什么价值？对于了解一般文学家有什么价值？这个反应在不同的时代，人们是如何去理解的？今天他的意义是什么？总之，区别于研究他的具体作品、具体人物、具体手法技巧等。
另一类则是专注于诠释俄苏文学理论框架下的重要观念，梳理它的来龙去脉、理路和理解路径。例如巴赫金的“外位性”概念、学术概念在不同语境下是如何被诠释的等。
“文化研究”是这个选集里另一个重要内容。“文化研究”之出现在英伦学术界，除了一般学者们所认识的一般意义外（这个意义在威廉斯研究、霍尔研究、霍加特研究和伯明翰学派研究的成果中阐释很多），除了作为整个西方学术史的补充性接续外，至少还有如下原因：英伦学术学派与法国学派、德国学派、俄罗斯学派、美国学派的对峙关系，有学术批判传统的影响，有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传统等，这些原因共同促成了威廉斯的日常生活文化观的产生。因此，我在面对“文化研究”这个事件，对它的几个核心观念的理解和实践，我更多采取补充、接续的立场去看待它与欧陆学术传统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对峙；采取建构而不是解构的视角去评价它。“文化研究”不是也没有中断欧洲学术传统，而是补充和接续了这个传统。《文化研究向何处去？》正是这个思想的接续。所收入的其他论文则在具体的领域扩展这个话题。
黑格尔在完成《历史哲学》的东方部分，转向西方部分写作时说：“在希腊，我感到像在我的家乡。”而我，无论思考着远方的俄罗斯文学，还是思考着纯粹理论问题，都时刻感受到中国现实的严峻注视。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