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当时资本所呈现的种种对无产者的丑恶、残忍和敲骨吸髓式的榨取剩余价值，使马克思主义一经确立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公开声明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以变革资本主义社会为己任。列宁说：“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6]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各种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潮，批判工人运动内部形形色色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潮中传播并指导着国际工人运动的。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也具有同样的特点。社会民主主义是19世纪中叶出现的政治思想，曾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苏联问题不能不涉及列宁主义的诞生，而研究列宁主义不能不涉及社会民主主义。纵观列宁主义的诞生与发展过程，也就是其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历程。
第一节 列宁主义形成于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中
19世纪中叶的欧洲大陆，由于在世界上独特的历史地位，是人类伴着血与火的新的生产方式历史进程的承载地，也注定了其在人类思想史上特殊而先行的地位。从16世纪以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为标志，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期间经历了大约300年的时间，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大陆的确立而完成的。几乎与此同时，以改良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民主主义也诞生于欧洲大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成熟和完善的历史阶段里，人类思想史也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飞跃：一是社会主义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转变，“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7]；二是以改良社会为特征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兴起，其演变与发展，与以变革社会为己任的科学社会主义如影随形、交相影响、联系紧密。从19世纪中叶起，二者联合建立了指导工人阶级运动的第二国际，共同构成了人类思想史画卷的主流色彩。但是二者毕竟分属于两个不同思想体系的社会思潮，所代表的阶级阶层也不一致，联合伴随着差异，团结中存在着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形成了一股改良主义思潮，占据了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主导地位。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革命性，列宁主义在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性分野中应运而生。列宁主义的诞生与发展的过程充满着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阶级斗争和内部冲突。第二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各种派别与社会思潮的分歧与斗争无休无止，复杂而艰巨的理论任务接连不断。马克思主义者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卓越的理论智慧和策略勇气，需要排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动思潮的无形阻挠；都必须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使无产阶级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都必须付出巨大的牺牲，才能将革命事业推向前进。这种充满始终的激烈斗争至少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列宁与第二国际的分裂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一 列宁与第二国际分裂的本质原因及其必然性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列宁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早已形成共识，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危害性的认识也比较一致，但是，自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方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并波及我国，在关于列宁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上，有文章就说：“不是伯恩施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8]这类观点虽然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其出现却说明了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混淆视听的空间和可能性，有必要从源头上，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探求列宁主义的诞生及其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裂的根源。
1.科学社会主义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目标明确，社会民主主义影响广泛、概念模糊、改良本质是固有的、明显的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周年后的德文版序言中写道：“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9]
上述中，恩格斯至少表明了两重意思：第一，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大陆上，各种各样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思潮流行于社会，它们有着不同的阶级背景，以消除社会上一切弊病为己任，但共同的特点是“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他们补缀社会的方式是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他们自称或被称为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是中等阶级的而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在欧洲大陆，还是“上流社会”的。第二，与这些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同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其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在这一共产主义的运动中，对现存社会进行单纯的政治变革还不够，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
恩格斯还明确指出，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即封建的社会主义；第二类是现今社会的拥护者，即“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封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随时都要坚决同这类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作斗争”；“共产主义者也必须同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不懈的斗争”；对于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只要他们“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同时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10]恩格斯为了使自己与“所谓的社会主义者”相区别，以是否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否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探求人类解放的重大问题为实践标准，旗帜鲜明地标明了自己的理论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因此，根据唯物史观，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历史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处在阶级社会中的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所持有的立场、观点都必然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11]也因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最重要的实践准备就是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这种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人民政权。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阶级背景是非常明确、清晰、毫不含糊的。
19世纪中叶至7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时期的野蛮与非人道性，资本主义大工业无情地吞噬了小生产方式生存的机会和条件，欧洲大陆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者或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类似于社会主义的情绪，并建立了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当时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概念伸缩性很大，精确度不够，涵盖面广泛。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在一定的条件下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结成过联盟。由于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情绪，可以被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等各类阶级阶层所接受，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有时也曾以此自称。也因此，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未来的联合存在着可能性。但从本质上考察，二者的区别是无法模糊的。马克思说：社会民主派是这样产生的，即“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被磨掉革命的锋芒，从而发生了民主主义的转折，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则丢掉了纯政治的形式而显露出社会主义的锋芒”[12]。当小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受到威胁，并受到反革命的危害时，它会和工人接近，以寻求无产阶级的支持；但当它以为能够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取自己想要的利益时，就背叛无产阶级，并使无产阶级的事业遭受必然的失败。因此，社会民主主义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改良主义范畴，是小资产阶级利益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在联合中，一旦本阶级的利益得到满足，则必然反对共产主义，从而暴露其在两大对立阶级、两种思想体系尖锐斗争中左右摇摆，直至保守反动的本性。因此，社会民主主义无论同科学社会主义多么接近，也只是接近。
马克思还说：“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13]尽管这是马克思对早期社会民主派的评价，与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并不具有完全一致性，但是，两个阶段的社会民主派本质相同。“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4]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力量小资产阶级，二者在某个历史时期，或因某一特殊的历史任务具有共同目标时，两个阶级及其理论能够表现出一些一致性和协作性，但当联合的条件消失，二者在如何实现其理想的社会制度等重大政治问题上，必然出现质的区别，二者的分野也是历史的必然。
2.一战爆发催化了第二国际内部隐含的分裂趋势
第二国际成立于1889年7月14日，是1889～1914年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后，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在欧美的广泛传播，到19世纪80年代末欧美已有16个国家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在这一阶段，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最近，社会民主主义概念逐渐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并且实际上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强国际联系，进而联合组成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存在的25年间，共召开9次代表大会，对于欧美工人阶级运动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但第二国际从建立起，内部就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等派别。期间，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越过欧美，磅礴于世界之时，工人运动内部暗流涌动，社会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产生并蔓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也发生分歧。列宁和其他左派分子开始用“革命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等词来突出自己和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不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社会民主主义者公开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战争，国际工人运动发生分裂，第二国际瓦解，各党左派成立第三国际，后来社会党国际也成立起来。在这一阶段，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各国社会党、包括原第二国际各党的右派和中派共同的思想理论体系与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对立，明确表述了自己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列宁主义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脱颖而出。从此，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也开始了背离期，长达半个世纪的无法弥合的鸿沟在这一时期初显端倪，并且从此二者若即若离，乃至渐行渐远。
伯恩施坦是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鼻祖，在早期活动中，他就表现出了机会主义倾向。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两派合并时，他参与撰写《哥达纲领》，后来又成为杜林主义的信徒。1878年，俾斯麦政府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伯恩施坦即逃往瑞士，与机会主义者赫希伯尔格、施拉姆组成反党的“苏黎世三人团”，公开主张放弃革命、取消党。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是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始作俑者，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合流也是从伯恩施坦开始的。因此，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而言，修正主义者与民主社会主义一样，代表的都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区别仅在于：修正主义打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是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打的是社会主义旗号，但不是科学社会主义。[15]二者的共同特点在于，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的本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也因此，带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大。毛泽东说过：“修正主义者，或者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16]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特殊的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形势面前，二者的分歧必然会充分表现出来。二者曾经密切与接近，又不得不疏远和背离。尽管列宁痛斥伯恩施坦的“叛徒”行径，但与其说是叛徒，不如说本来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列宁讥讽道：“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17]
3.列宁与第二国际的分裂根源于不同阶级思想代表的分裂
概括说，列宁与第二国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分裂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二者是不同阶级的思想代表。不同的阶级在对于未来理想社会、人类解放的理解与要求等重大问题上是根本不同的。将二者还原于所代表的整个阶级之中，其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18]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也许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可能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这个过程或许不算短暂，但是，终究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只能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同路人。分歧是根本的，合作是有条件的，分裂具有必然性。如恩格斯早在1847年时所说：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他们希望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作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作足以消除贫困和现今社会的弊病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还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阶级直到争得民主和实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者有共同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同时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19]。因此，社会民主主义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如何表现，同科学社会主义或近或远，从根本上说，都不会脱离其阶级属性。也因此，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分野是历史的必然。
二 列宁同第二国际分裂的俄国历史背景
列宁主义是东方的、具有俄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它的诞生与成长离不开俄国土壤。第二国际的核心组织成员国以欧洲为基本地缘，成熟的资本主义和进入帝国主义后的欧洲各国社会，其改良的条件日渐积累，与一战时期血腥与绝望的俄国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与俄国不同的社会存在必然合理的表现为不同的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列宁与第二国际的分裂有着内在而深刻的俄国历史背景。
1.欧洲大陆首先形成了浓厚的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氛围
对于人类发展影响甚大的莫过于当下发生的事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大陆确立后，以其自身必然的规律不断拓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获得空前提高，世界联成一体，人类进入世界历史，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上层建筑得以形成，维护新的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社会意识的逐渐确立，使社会制度日趋完善、成熟而稳定，进而使一些以拯救人类为己任的社会理想主义者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仅成为当时社会的拥护者，而且有了比19世纪中叶更为广泛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影响。同早期对当时社会的认识性质一样，“他们力图保持现今社会，不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弊病”[20]。他们提出的慈善或改革计划已经对社会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消除某些社会领域的弊病发挥了一些作用。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能不对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产生影响，较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时的贪婪、血腥与争夺充斥于社会的情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前是用极端的方式、激烈的行为、充满强力的呐喊表达寻找理想社会制度的愿望；现在则是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念和思想逐渐沉寂，一种温和而实用、悄然而具有一定生命力的改良思潮日渐强劲。他们把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当作足以消除贫困和当时社会弊病的措施，将在制度框架内改善劳动人民的生存状况的阶段性目标与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模糊混淆。这种以改良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更为现实，更为机会主义一些；也由于其目标的随机性、解决社会问题的浅显性和实现目标的较小代价性，更容易付诸行动。因此，欧洲大陆的改良主义渐成气候，深刻影响着国际工人运动及其组织。
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不会静止不动，时代的变化作为客观现实、作为社会思潮的物质承载，必然反映到社会意识形态上来。马克思主义者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响蜕化变质后，即表现为修正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去世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愈益明显，在欧美国家资产阶级改变统治策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所缓和的同时，各国工人党在长期合法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成就，因而出现了迷信议会斗争作用的心理和现象。一些工人政党的领导者在资产阶级收买政策的影响下，力图避免同资产阶级激烈对抗。另外，大批破产的小生产者加入工人阶级队伍，加上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工人群众更容易受到各种各样思想的影响。因此，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修正主义从理论上、实践上和国内外环境上都有了发展的环境和机会。比如，在德国，针对阶级矛盾的尖锐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德国统治阶级就采用了新的策略。他们一方面用金钱拉拢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培植工人贵族；另一方面于1890年宣布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实行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政策。由此，德国党内主张通过议会道路以和平手段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也迅速生长、不断发展。从1896年起，伯恩施坦以一系列文章及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修正，从理论上提出了一种明确的改良替代方案，并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各种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思想代表。各国社会民主党开始与从前的敌人和解，力图在现存国家框架内通过议会制民主和社会改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围绕着对修正主义的争论，第二国际内部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右派以德国的伯恩施坦为首，包括俄国的孟什维克；中间派以德国的考茨基为代表；左派以俄国的列宁、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代表。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改良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是，其影响始终不绝于时代。
2.俄国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形势异常严峻
正当西欧大陆弥漫着阶级合作、调和社会各阶层矛盾的炫目情绪的时候，俄国以巩固专制制度为目的、刻意推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起步。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因素在俄国农奴制社会内部有所发展，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工厂、机器生产，自由雇佣劳动逐渐代替了农奴劳动。但是，由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移植起来的俄国资本主义，不仅带有幼年资本主义的一切弱点，“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而且还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令人不堪忍受的弊病。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进行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后，俄国仍有大量的农奴制残余。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被消灭，少数地主贵族仍然霸占着大量土地，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只占有很少土地，而沙皇政府却把工业化的负担强压到农民身上，通过巨额赎金和高额税收，野蛮剥夺农民以攫取发展资本主义的资金。这一切都导致俄国的农业急剧衰落、农民大批破产流浪、流入城镇而无产阶级化。列宁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无视俄国劳动者痛苦不堪的状况时激烈地指出：“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是什么呢？不正是农民大量遭到剥夺，其强度是世所未见的吗？”“在俄国，只有在俄国，才能看到群众穷得走投无路，劳动者横遭剥削，它的贫民生产状况往往被拿来同英国相比（而且比较合情合理）；千百万人民忍饥挨饿是经常的现象。”[21]
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技术落后、自我积累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农业而发展的。同时，资本靠增加绝对劳动时间、最大限度压低工人工资甚至欺诈勒索来获取利润。工厂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甚至缺少起码的劳动保护措施，机器杀人的惨剧屡屡发生。由于俄国资本主义还处在起步阶段，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有大量的利润收买工人、扶持工人贵族。阶级矛盾非常激烈，无产阶级的苦难甚为深重，俄国无产阶级中机会主义产生的基础还没有形成。在俄国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中间虽然也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然而他们的影响在政治上积极的工人阶层中却是微不足道的。特权工人和职员的阶层在俄国非常软弱，因此，不可能有对合法性的盲目崇拜。
还有一个俄国自身具有的重要特点是，俄国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共同借助于专制制度，采用赤裸裸的强制手段、无节制地欺诈勒索劳动人民。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沙皇吏治的严酷和腐败没有丝毫减弱，社会民主氛围严重缺乏。社会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内在机制进行自行调节、疏散，以转化尖锐的阶级冲突，而是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压制民意、依靠武力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工人的罢工、集会、结社均为非法，随时会遭到镇压。争取政治自由和对沙皇制度的批评都被视为犯罪，将受到监视、逮捕、流放、驱逐出境等各种制裁。列宁明确指出：“俄国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比西欧），它像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身上，阻碍着一切等级和一切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不主张反对一切农奴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等级制度、官僚制度的斗争对于工人有巨大的重要性。必须向工人十分详细地指明：这些制度是多么可怕的反动力量，它们在怎样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怎样欺压劳动者，怎样把资本阻滞在它的中世纪形式中，这种形式对劳动的剥削并不亚于现代工业形式，而且给解放斗争增添了极大的困难。”[22]如此，俄国一旦发生革命，必然兼有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性质。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一般规律出发，俄国工人阶级的心理状态也就不可能与同时代的西欧工人相一致。当西欧工人可以指望用合法手段适当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从而逐渐淡漠了革命时，俄国工人却日益强烈地倾向于用革命砸碎锁链、获得解放。尤其是西方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俄国后，革命情绪迅疾占领了他们的意识。列宁主义的诞生，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形成，并不能由个别革命家独自打造，实在是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俄国特殊历史条件结合的产物。
刘少奇在延安时期的著名文章《论党内斗争》中也特别谈到了列宁主义诞生的条件。他说：“在当时，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大战的迫近，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迫近；而在另一方面，拥有广大组织的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还没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还不愿意也不敢去准备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进攻。”“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任务摆在面前，要求有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党去领导广大群众，执行这种任务；另一方面，拥有数百万党员和工会会员的第二国际各国党又是那样的松散，那样的不能战斗，而且各种机会主义思想支持着这种组织上的落后与散漫。这便是列宁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时期之具体的重要条件。”[23]由此也可见，列宁面临着双重的艰巨任务，既要在国际上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又必须从俄国实际出发，创造建党条件，建立一个坚强战斗的党领导广大群众。
在上述背景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状况：西欧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祥地，由于社会基本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血雨腥风、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已经少见，特别是巴黎公社以后，欧洲开始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期，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工人运动的领袖逐渐满足于合法斗争的温和与点滴的成就；而在俄国，无产阶级及其各个阶层正面临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和沙皇专制统治的一切苦难，迫切需要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以“批判的武器”揭露悲惨世界，以在“对武器的批判”的激烈的革命斗争中获得解放。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列宁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不可避免地带有俄国革命的现实要求的特点。
3.列宁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主义，为推进俄国革命进行着充分的理论准备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24]；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25]。因此，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推进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必须在理论上对修正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勇敢地捍卫真理，坚守着科学社会主义彻底解放无产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的终极目标。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第二国际的破产》、《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等多部论著中，列宁对修正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
列宁认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产生和蔓延，“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26]，有着其深厚的经济根源。它是占有殖民地的宗主国从攫取的超额垄断利润中分出一部分收买本国工人阶级的结果。这种情况早在19世纪中叶起的英国就发生了。“1871～1914年这个时期的相对‘和平的’性质滋养了机会主义——起初是作为一种情绪，后来作为一种思潮，最后作为一个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集团或阶层。这些分子所以能够支配工人运动，只是因为他们口头上承认革命目的和革命策略。他们所以能够取得群众的信赖，是因为他们赌咒发誓，担保全部‘和平’工作都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27]因此，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历史条件下，欧洲社会民主党必然会出现一批所谓新一代理论家，根据新的情况，提出一系列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如奥地利的鲍威尔、德国的希法亭、法国的勃鲁姆、英国的麦克唐纳和拉斯基等。这种改良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工人运动有巨大影响，因而对于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也是非常有害的。
列宁分析了修正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认为：“修正主义的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28]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还有大批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也即这个阶级的“上层”，“特别是[‘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包括社会党“议员、新闻记者”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十分自然，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当然就会不断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29]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决定了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这一阶级存在，修正主义就有存在的阶级基础。
由于修正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阶级基础，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最突出之点，即认为“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热衷于眼前的利益，满足于些许的物质改善，把社会主义运动的终极目标消遁于阶段性运动中。其基本政策就是“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30]由此，从本质上考察修正主义的阶级属性，就是严重的机会主义，而“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31]。列宁多次强调指出：“工人运动中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派别的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32]“机会主义者在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33]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在工人政党内的严重泛滥，必将导致这样一个事实：“主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革命行动，无条件地承认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34]而这种结果正是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考茨基曾经被列宁认为是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在1889～1914年这个时期，考茨基被称为是第二国际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是教导了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真正导师。但从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起，考茨基开始形成中派主义的立场，在党内原则问题上持折中调和态度。1910年发展到与希法亭、鲍威尔等人形成第二国际中派集团。在这期间发表的著作中，考茨基回避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国家问题上越来越倾向于机会主义。由此，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具体问题上，考茨基采取了和平主义立场，使第二国际的分裂无法避免。列宁在一战开始时毅然与考茨基决裂，并在十月革命之后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文章指出：“考茨基要么是根本反对国家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要么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容许他们摧毁、打碎这个机器，并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论断，在两种情况下，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并转到资产阶级方面，都是十分明显的事实。”[35]
列宁对于曾经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叛徒实质的分析，也不外乎是马克思早已揭示过的根源：“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还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阶级直到争得民主和实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36]而如果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同无产阶级的团结合作中，已经达到了所代表阶级的斗争目标，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斗争超出了这个阶级的愿望，那么对二者共同利益的背叛就是必然。由此看来，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经受考验和检验，需要在不同的斗争环境中证明自己的世界观。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特殊环境的检验下，颇有规模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分道扬镳，曾经的战友成为对手，既是偶然，又是必然。
第二节 列宁主义在批判俄国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壮大
为了解决俄国的问题，俄国进步思想界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如饥似渴地寻求革命真理。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列宁是正确运用和发展这个理论的典范。在俄国条件下，列宁把马克思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列宁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俄国的问题，首先必须同俄国各式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并战胜它们，这既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解决俄国问题的需要。列宁先后与之斗争的有：自由主义民粹派、经济派、合法马克思主义派、崩得派、所谓的革命的民粹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西欧马克思主义派（孟什维克派）、调和派（托洛茨基“中派”）等。俄国第一次革命（1905～1907）失败后，列宁又同党内的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思潮，即“取消派”、“召回派”、“造神派”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其中，最艰巨的任务是对民粹主义的斗争；最复杂的任务，是对孟什维主义或变相的孟什维主义（调和派）的斗争，因为直到1912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还同处于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内。在如此艰巨而复杂的思想斗争中，列宁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开始革命活动之日起，就向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宣布，要对它们进行“无情的战争”，揭露其本质及其反动性和欺骗性。
一 列宁扬弃了俄国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思想
民粹派是19世纪中叶后在俄国产生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自称是人民的精粹，故称“民粹派”。在人类历史上，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会有这样的先进分子，不怕牺牲，以天下为己任，上下求索民族和国家的未来。19世纪中叶，俄国的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就是这样先进的俄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促成了民粹派运动，而且启蒙了俄国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之前，民粹主义代表了俄国广大平民的利益和思想，既反对专制统治，又反对血腥的资本主义，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力。此后，民粹主义社会思潮不断发展，一度成为俄国的主流，后又几经发展变化，同俄国各种社会思潮如影相随，深刻地影响着俄国各个时期的先进分子。
1.俄国民粹派的历史演变
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民同地主和沙皇制度的矛盾愈益激化，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有了新特点。一批代表农民利益的平民知识分子民粹派成长起来，他们把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反对农奴制残余，认为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视农民村社为社会主义的萌芽和基础。这一思想代表了当时俄国广大民众的情绪和心愿，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民粹派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否认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提出通过俄国传统农村公社的独特道路，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民粹派认为：“1848年的失败如果说能证明什么的话，那就是只能证明一点，即这次尝试对于欧洲是失败的，但并不能说明在我们这里，在俄国不可能建立其他的制度。”还说：“我们是迟到的民族，而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得救了。”“我们研究了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我们看到他们的情况并不妙，我们明白，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当代欧洲的可怜命运。”[37]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民粹派还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深入农村号召农民起来革命。
“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民粹派出现了大的分化，一些知识分子走上了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道路，成立了具有极端革命色彩的“土地和自由社”、“民意党”等组织，策划了一次次暗杀沙皇及其大臣的行动。1881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炸死之后，民意党希望与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政府和解，并希望专制制度自主改革。然而，亚历山大三世没有从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中认识到改革的必要，反而认为必须用暴力手段压制民意，加强君主专制。1887年3月1日革命意志党人决定行刺亚历山大三世，被沙皇警察机关事先察觉，逮捕了所有刺杀行动的参与者，并对拒绝忏悔者立判绞刑。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等五名人民意志党人拒绝忏悔，壮烈就义。到此，民粹派寄希望于“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幻灭。此后，民粹派逐渐发生变化，“产生了庸俗的小市民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认为农民经济的进步潮流给人以‘振奋人心的印象’，而忘记了这种潮流带来（和引起）的是农民大批地被剥夺”[38]，民粹派由革命的民粹主义演变为自由的民粹主义，堕落为“小市民社会主义思想”、“旧时俄国农民社会主义思想”、“最平庸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理论”。1902年，民粹主义者成立了全国性的社会革命党，1905年12月召开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明确其作为农民的政党，目的是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根据村社传统把土地变成全民的社会财产交给农民平均使用，然后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民粹主义思潮对俄国社会的影响力衰落。
2.普列汉诺夫等人对民粹派的批判深刻影响了列宁
19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探索民族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路愈益宽阔，有着广泛社会基础、探寻未来发展道路的俄国革命的民粹主义社会思潮，同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不期而遇。1872年，民粹派的洛帕廷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还有一些马克思的著作相继被译成俄文，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普列汉诺夫曾于1877年加入民粹派，成为“土地和自由”社的积极分子。作为民粹派，他曾两次“到民间去”，在农民和哥萨克村镇中从事宣传和发动农民革命。19世纪70年代末，民粹派在组织上的分裂和实践上的失败，促使普列汉诺夫重新审查民粹派的全部理论。他于1880年流亡国外时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阅读《共产党宣言》之后备受鼓舞，即宣布开始了自己“一生中的新时期”。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德、捷依奇等人于1883年在日内瓦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开始系统地向国内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他们开始集中批判仍然对俄国革命运动拥有巨大影响的民粹主义，向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先进分子指明俄国历史发展的前途所在。
19世纪80年代末，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已经加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民粹派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普列汉诺夫系统地批判了民粹派的错误观点。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著作中，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俄国之大幸事，也是俄国的必由之路，因为伴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诞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政治力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它们必将在未来的俄国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39]通过这场大论战，俄国的先进分子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了广大工人阶级。
3.列宁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即对俄国民粹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
在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深受民粹主义影响的列宁也在1888年与之彻底决裂。他说：“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40]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探索符合俄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列宁撰写了大量著作，同民粹主义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批判地汲取了民粹派思想的合理因素，又鲜明地指出了民粹主义在其发展变化中的反动方面。
1894年，24岁的列宁写成《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首先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的唯心史观和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深刻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列宁在批判这些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同时，阐明了构成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基础的原理，论证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动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895年，列宁又写下《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等著作，系统地批判民粹主义的落后理论。列宁还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于1895年12月将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成“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其后来成为1898年成立的俄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坚持原则并采取灵活的策略，团结和联合了与会的大多数人，在社会民主工党中建立了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从此，布尔什维主义就“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41]了。列宁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将布尔什维克锻炼成一支坚不可摧的核心力量，致力于发动俄国最广泛的阶层——工人、农民和士兵，积极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
列宁主义是俄国历史传统及其具体国情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物，同时也继承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想的传统。列宁一向把赫尔岑等革命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的思想家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承认并正确认识民粹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存在着历史联系，并且相信：“从19世纪80年代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看到为取得这种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一贯所作的努力。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42]曾经是民粹主义的信仰者不仅没有妨碍列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反而成为列宁深刻理解俄国国情的重要经历，促使列宁形成了分析俄国国情的独特视角，即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如果解决不好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工人和农民的联盟问题，那么任何革命者就要变成“孤鸿哀鸣”。农民的感受、农民的呼声成为列宁考虑问题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二 列宁同俄国党内的孟什维主义进行不懈斗争
俄国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是俄国工人运动中一种主要的机会主义思潮。这种机会主义思潮伴随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而出现，充分说明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艰辛历程，说明了在列宁主义前进的道路上，始终需要披荆斩棘、克服不断出现的艰难险阻。
由于条件限制，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先后在布鲁塞尔、伦敦秘密召开。“二大”完成了预定目标，制定了党纲、党章和选举党中央领导机构。经过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的斗争，大会通过决议，在第二国际各党中，首次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中。而此次大会，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在选举中央机构时，由于部分与列宁观点不同的人退出了大会，使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结果拥护列宁的一派占了多数即为“布尔什维克”，反对列宁的一派成为少数即为“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此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大会标志着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但两个对立的派别也产生了。
孟什维主义作为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如斯大林后来所揭示的，他们“照例只是在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照例只是在口头上得意地宣扬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会或者不愿意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会或者不愿意实行马克思主义，他们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活泼的革命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板的公式。他们不拿经验，不拿实际工作的计算来做工作的根据，却拿那些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摘录下来的语句来做工作的根据。他们不在分析实际生活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针，却在相同的事情和历史上相像的事情里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针，言行不符——这就是这一派人的基本弊病。因此，他们总是灰心失望，始终都是不满意于那个常常欺骗他们的‘厄运’。这一派人的名字，便是孟什维主义（在俄国），就是机会主义（在欧洲）”[43]。这种机会主义思潮对工人运动和革命最为危害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着非马克思主义的行动。这对于文化程度、理论水平、革命觉悟有待于提高的工人阶级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影响很深远。列宁主义必然要对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潮进行彻底的清算。
自1903年孟什维克产生到1917年年底的15年时间里，特别是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间，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同孟什维克的错误观点和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04年，列宁写了《进一步，退两步》，批判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全面阐述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1905年4～5月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确定了党在革命中的策略。孟什维克单独在日内瓦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并制定了充满机会主义观点的策略。列宁写下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从理论上论证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彻底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列宁对孟什维克僵死地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动力，从而不承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说教作了有力的批驳；阐明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争取民主共和制的途径和方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问题。列宁指出，孟什维克的策略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向后退，他们提出的口号事实上没有超过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而“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44]。针对孟什维克借口避免无产阶级融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危险，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主张在起义胜利后马上放弃领导权，把一切果实统统奉送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只应“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的机会主义策略，列宁指出，俄国革命是处于政治动荡的新时期，绝不可把自己束缚在陈规旧套当中。在有利的条件下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是要“从上面”行动。这几乎是“前所未见的新斗争方式的政策”。同时，“从下面”影响临时革命政府仍然是在任何场合都必须做的。
围绕着党内复杂的思想斗争，列宁还先后写下了《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社会主义和农民》《革命教导着人们》《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做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玩议会游戏》《朋友见面了》和《吃得饱饱的资产阶级和馋涎欲滴的资产阶级》等一批文章，围绕着布里根杜马问题，痛斥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并继续批判孟什维克的尾巴主义策略。这一时期，列宁对孟什维克全面地批判，对于教育无产阶级群众，团结和壮大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把革命引上正确的道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12年1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被清洗出党，后发展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其观点称为孟什维主义。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孟什维克坚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支持沙皇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在组织上分化出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国际主义派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统一派。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在广大士兵和工人的革命激情推动下，投入了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孟什维克及时提出“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对二月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二月革命胜利后，孟什维克联合社会革命党将受他们领导的苏维埃变为了俄国临时政府。列宁深刻地指出，孟什维克的行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民粹主义和孟什维克领袖们的‘妥协’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的表现，小资产阶级不敢相信工人，害怕同资本家破裂”[45]。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妥协、支持，临时政府存在的8个月时间里即发生了4次大的危机，进行了4次大的改组。在6月举行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仍然为临时政府在前线采取新的战争行动做辩解。在七月事件中，又直接反对革命群众的示威游行，并追随临时政府镇压布尔什维克，致使革命形势发生逆转。七月危机后，孟什维克人为地削弱苏维埃的力量，并由妥协退让变为追随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从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到十月起义，孟什维克由一度左转到最后走上绝路。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孟什维克的成员发生分化：有的坚持反苏维埃活动或被法办，或逃亡国外；有的退出政治活动；有的承认错误，改变立场，以至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些孟什维克分子还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至此，孟什维克作为一个政治派别被取缔。
从列宁主义诞生、发展的艰难曲折的历程看，列宁主义不仅催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在其指导下的十月革命风暴也无情荡涤了苏俄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列宁在1916年写给阿尔曼德的一封信里作过这样的自白：“您瞧，这就是我的命运。连续不断的战斗——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从l893年起便开始这样。庸人们的仇恨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抛弃这个命运去同庸人们‘言和’。”[46]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列宁始终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捍卫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完成了对这些错误思潮的清算任务。列宁主义在斗争中产生，在斗争发展，并在斗争中指导俄国革命的发展，最终指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和成功。列宁主义战斗的、革命的、彻底的科学精神，为马列主义在东方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因此，列宁时期的各种社会思潮在革命的洪流中逐渐隐去，列宁主义在战胜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后，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里，社会民主主义在苏俄没有生存的条件。
第三节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及实践
1907年8月，俄英在彼得堡签订了划分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西藏势力范围的协定。协定的内容及后果远远超出了签字国的范围，它标志着欧洲彻底分裂为两个敌对的军事集团，即三国同盟（德、奥匈、意）和三国协约（英、法、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日趋激烈。随后，世界经历了几次战争危机，特别是经过两次巴尔干战争后，列强之间为重新分割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不断加剧，战争的乌云不断聚集。此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恩格斯在世时初露端倪的资本垄断逐渐席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一种普遍而趋势渐猛的现象，推动世界经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用“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来说明时代的学者越来越多。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俄国形成了一国可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和机遇。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着新时代、新情况、新问题的检验，需要发展创新。
一 “一国胜利论”的理论创新及实践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并没有首先把俄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发源地和实践地。19世纪中叶及下半叶，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成熟度依然依赖于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因此，革命的条件依然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无产阶级必须具备相应的政治觉悟，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已经无法克服而激化——上述现象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存在。但是，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则，即对理论的运用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坚持基本原理与发展创新的辩证统一。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坚持并不断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解决时代提出的新任务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质，也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列宁对20世纪初世界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考察，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有可能在帝国主义总链条薄弱环节的一国或几国首先形成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深入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各种矛盾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列宁作出判断，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帝国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在俄国业已形成。
1.帝国主义时代孕育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国家获得胜利”的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即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列宁曾经赞成把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口号，主张通过革命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制度，在此基础上，把欧洲各个国家变成欧洲共和国联邦。但鉴于一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第二国际的分化，列宁决定放弃这一口号，于1915年8月写下了《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明确指出，建立欧洲联邦只是按实力瓜分殖民地，用战争手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即使帝国主义国家达成暂时协议，其内容也只能是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保持已抢得的殖民地，因而成立欧洲联邦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反动的。文章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47]这是列宁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或少数国胜利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欧洲联邦、同时爆发革命的形势已经不存在，但单独国家爆发革命的形势出现了。列宁不愧是极富远见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刻洞察到了历史的变化，勇敢地作出了新的理论判断。
1916年，列宁研究了有关帝国主义的许多著作与大量资料，吸收了前人对帝国主义研究的合理成果，创立了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精辟而凝练地概括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48]自由竞争被垄断所代替，这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也是帝国主义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特征；而垄断必然引起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并表现为政治上走向反动与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方面的腐朽堕落；同时，由于垄断与竞争同时存在，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大大加剧，各国实力必然发生变化，这就导致帝国主义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世界战争的爆发，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也加速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这些危机促使社会主义革命时机不断成熟。由此，帝国主义变成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成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从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和本质上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一国爆发的条件和可能性。
1916年，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进一步阐发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单独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同时深刻分析了建立无产阶级军事组织的问题。文章指出，被压迫阶级应该努力学会使用武器和拥有武器，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绝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而必然以战争为前提，因此，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们方面说来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49]
考察一国胜利论的形成过程，列宁的理论创新是科学、严谨、符合时代条件的。这一理论创新至少表现出这样几方面的飞跃：首先，革命形势由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绝对不平衡规律必然引发帝国主义战争，而处于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国家，将是各种矛盾集中的焦点，最先具备了革命形势和条件。因此，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就不一定是经济上发达的国家，有可能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但一定是资本主义国家。其次，从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国家的数量、规模看，革命由多国的可能变为一国或几国。帝国主义总链条薄弱环节的状况，局限了革命规模，只能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获得胜利。再次，社会主义革命后的首要任务是，取得胜利的国家要支持和援助仍然在资产阶级压迫下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向全世界扩展，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进程。这是革命后最为紧迫的任务，也是首先取得胜利的国家保卫胜利果实的重要方法。最后，革命后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各国资产阶级必然发动战争力图打垮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因此，必须做好艰苦的准备，奋起反抗国际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正当和正义的自卫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帝国主义论及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理论的成熟，使得列宁能够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问题。
2.帝国主义时代造就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20世纪初，俄国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俄国的工业已占国民经济的42.1%，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英、美、法、德居第5位的资本主义大国。沙皇专制政府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屡打败仗，内外交困。俄国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人民大众与沙皇专制制度、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各民族人民与大俄罗斯主义统治等多种矛盾都表现得非常激烈。1917年2月，俄国首先爆发了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软弱、涣散，抓不住且也没有能力解决俄国内的主要矛盾，甚至害怕触及这些主要矛盾，不能保证维持人民基本生存必需的土地、面包和和平环境的需要。因此，濒临破产的俄国各族人民别无他途，只有通过革命获取基本生存的条件。这样，客观形势给予了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解决国内外危机的历史机遇。
列宁极为透彻地分析了二月革命后国内的政治局势和发展前途，得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推动俄国发展的历史结论。（1）统治阶级出现了政府危机，已不可能照旧维持自己的统治。各阶级政治势力依次登上历史舞台，但无一例外地都不具备解决俄国问题的能力，因而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俄国问题。列宁指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及其统治表明，这个阶级已经根本丧失了进步性，资产阶级制度也已丧失它在俄国存在的意义，只有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无产阶级才能拯救俄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50]是历史赋予了布尔什维克拯救俄国的使命、时机和机遇。这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成功的客观前提。（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异乎寻常地加剧，广大群众已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在异乎寻常的贫困和压迫下，工人阶级也得到异乎寻常的锻炼和考验，整体素质较高。其人数虽不占居民的绝大多数，但是具有高度的觉悟性、组织性和战斗性。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拥有一批具有较高理论造诣的革命家。党具备了较高的理论和组织能力，能够担当起领导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重任。
1917年10月，随着停泊在彼得堡涅瓦河上“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一声炮响，英勇的士兵冲向冬宫，推翻了临时政府，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胜利、落后国家能够在帝国主义时代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指导下，十月革命成功地将社会主义从运动形态推进到制度形态。列宁在新的历史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飞跃。
二 十月革命主客观条件的辩证关系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列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对俄国革命形势及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衡量与判断而成就的伟大革命。
20世纪初期的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专制国家，和英、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来看，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生产力条件相差很远。从这一意义上讲，列宁也并不否认十月革命是“超前”的，对于俄国当时缺乏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并不否认。但是，当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主客观条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形势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了处在帝国主义总链条薄弱环节的国家。而处在总链条薄弱环节的国家必定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因此，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实际上也就是革命的条件，必定表现出相对不成熟性：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前提相对落后；无产阶级在居民中不会占多数；工人阶级能够得到以获得土地为目的的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但革命后其经济活动有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客观趋势。因此，俄国革命的条件不够成熟，而在帝国主义阶段，这种不成熟的条件又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必然条件，成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形势。
列宁在其十月革命前后的著作中，都着重分析了俄国革命特殊的历史条件，指出，正是这些俄国的特殊性造就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和革命的成功。
列宁在分析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殊性时说：“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修养和觉悟程度都不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并不是特殊的素质而只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某一时期，可能是很短暂的时期内成为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51]在这里，列宁着重强调的是特殊的历史条件，造就了俄国无产阶级在全世界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先锋地位。那么什么是俄国革命特殊的历史条件呢？列宁认为，俄国同西方国家相比，较容易发生革命，是因为俄国政治上的落后“使得群众的革命攻击力量异常强大”。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俄国有1905年革命的“总演习”。俄国的地理条件使它比其他国家“更能长久地对抗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军事优势”[52]。也就是说，俄国革命特殊的历史条件之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俄国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状况使得广大的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苦难异常深重，因而其革命力量也大大增强。从这一点上看，俄国革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不成熟性转而变成了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条件。这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关于俄国的特殊条件，列宁强调：“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53]这种区别使得在西欧等国不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在俄国这块特殊的土地上能够发生转化，成为符合世界发展总趋势的特殊的革命条件。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历史的必然趋势无法回避，在看似多项而其实又是唯一的选择呈现在面前时，必须勇于和敢于抉择。列宁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发出号召：“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54]
十月革命90周年时，《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文章重新思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功绩时依然认为：1917年的俄国，一切党派，从社会革命党人到无政府主义者，只有布尔什维克党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强硬的军事力量，表现出了坚定的原则和不容置疑的对国家的领导权。布尔什维克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顽强的政治意志和非凡的能力，连他们的敌人都承认，他们看见了列宁主义胜利的原因。如革命后已经移居国外的邓尼金说：“除了布尔什维克外，全国没有一个政治组织是有效行动的、有充分准备的现实力量，能在沉重的遗产中提出自己的权利。”[55]最重要的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出俄式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用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行动，革命就从自发的愿望上升为革命者自觉的行动。这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得以成功的最为重要的主观条件。在客观前提业已具备的基础上，这是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条件。这样，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紧紧抓住了历史机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体选择性，将俄国革命推进到了社会主义的层次和水平。
苏联剧变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对十月革命大肆诋毁，认为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唯意志论”的产物，甚至是一次阴谋政变。这一看法实际上意味着，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夺取政权，俄国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下会顺利地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确，1917年的俄国存在着三种基本的政治力量：（1）沙皇君主制政府—农奴主—地主的首脑，旧官吏和旧将军的首脑；（2）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即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跟着他们跑的小资产阶级（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克伦斯基和齐赫泽）；（3）在整个无产阶级全体贫苦群众中间寻找同盟者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三种政治力量的存在决定了俄国存在着几种可能性前景，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一种前途。但是，三种基本政治力量要想取得政权，关键是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俄国最迫切、最根本的和平、土地、面包问题。掌握政权的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解决任务的条件，但是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进而保护本阶级的利益，才是他们的第一需要和根本需求。在当时的俄国有哪一个阶级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能够以解决广大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为自身主要目标？俄罗斯青年学者鲁斯捷姆·瓦希托夫在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时说：“二月革命的活动家和白党也是在同样俄国文明的条件下，有很有利的一体化趋势和人民和睦共处的关系，但事与愿违，最终掌握国家政权的不是他们，尽管这始终是他们的目标。布尔什维克最早并没有按照夺取政权设计自己的纲领和积蓄政治局势，是时代造就了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当时所有的党，除了布尔什维克之外，从立宪民主党到社会革命党成员都来自知识分子。而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是沙俄时期的产物，远离现实生活是他们的特点。他们总是停留在想入非非、抽象、幻想的思想中，虚无主义地对待权利和国家。毫不奇怪，当政权落入知识分子政治家的手中时，他们总是在党的会议、集会上夸夸其谈，在报纸和小册子上是天才的理论家，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为了恢复地区、城市和国家的正常生活最基本的和最需要的工作。”[56]只有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通过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确立先进的社会制度，为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开辟先进道路的。因此，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绝非偶然。
俄共早在1995年1月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就指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崩溃，领土被肢解，执政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联盟完全丧失能力的情况下，保存民族国家的唯一现实的机会。[57]俄共主席团2007年《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的决议中再次阐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由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进程本身酝酿而成的。革命变革的必然性来源于穷途末路的沙皇制度的束手无策，也来源于资产阶级专政没有能力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伟大的十月革命是自1917年2月开始执政的资产阶级—地主同盟彻底垮台的合乎逻辑的结果。[58]20世纪20年代初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路标转换派”也认为：“俄罗斯在1917年面临的具体情况，只有布尔什维克政权能够重新统一国家和恢复俄罗斯的国际威望。任何其他政治力量的胜利只会加速无政府主义进程，从而导致俄罗斯作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灭亡。”[59]
2010年4月23日，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新闻通报称：今天的共产党人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纪念列宁诞辰140周年，大多数联邦和地区电视台、报纸都有庆祝活动，并刊发消息说，今天是世界无产阶级领袖、苏维埃国家的创建者、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天才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家弗拉基米尔·列宁的诞辰日。媒体引述久加诺夫的话说：“今天，对于我们不只是一个节日，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是列宁的继承人，是苏联的继承人，是一个伟大国家的继承人，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以确保真正的劳动人民的胜利。列宁创建了一个新型的党。列宁拯救了即将倒塌的帝国并建设了伟大的联邦国家。列宁在5年间试验了4种政策：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和电气化计划。在历史上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在不到54岁的生命里做了如此多的事情。他现在仍然是世界上阅读和研究最广泛的一个政治家。”“这个世界有许多杰出的人，很多有才华的政治家、将军和国务活动家。但在如此多的著名人物当中，只有列宁是独特的，只有他创立了在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理论。列宁的著作在国外多次出版发行，成为仅次于《圣经》的普及读物。”[60]
任何个人和政治派别都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制造出一场革命。俄国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是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解决当时俄国国内外危机的唯一方法。俄罗斯学者尤里·别洛夫说：列宁比所有人都更有远见，列宁指出：“战争给人民群众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不能不引起革命的情绪和革命的行动，为了总结和引导这种革命情绪与行动，应当提出国内战争的口号。”历史的辩证法在列宁一边。[61]苏联剧变20年后，俄罗斯反思历史的社会思潮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将苏联历史与当代俄罗斯的发展相联系作出肯定性评价，从十月革命对于俄罗斯及世界的当代意义上肯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十月革命改变了无产阶级和贫困大众的命运，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第一次摆脱了被奴役被剥削地位，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鼓舞和动员了世界劳动人民发挥首创精神，为人类历史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平等开辟了光明大道。无论从社会历史的深处考察，还是从当今俄罗斯社会对十月革命的重新审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意义，其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毋庸置疑。人类社会历史还将继续证实这一点。
三 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曲折探索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又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创新任务。列宁充分认识到了任务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极其坦率地向全党指出：在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需要多少阶段。明确提醒全党，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绝不会一蹴而就，“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是要经过漫长的、艰苦的道路的”。如何去建设社会主义，“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早经试验合格的东西”[62]。
在这一时期，列宁对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探索体现在以下方面：
1.明确社会主义建设两个特殊的客观前提。这是帝国主义时代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首先遇到和必须正视的。一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只是从形式上推翻了沙皇制度，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小农经济依然占居优势，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必须正视十月革命在这方面的“超前”性，正视俄国当时缺乏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和社会前提，必须渐进地推进社会主义进程；二是苏维埃政权期盼的欧洲革命高潮没有来临，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孤军奋战，奇迹般的战胜了外国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反扑，但俄国只能单独一国向前进。
2.关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探索。十月革命后，列宁立即向全党提出，布尔什维克党现在应该“组织对俄国的管理”，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根本任务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到首位；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论断具有极深刻的含义，可以说，是继一国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胜利的理论后，一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又一次理论创新，为苏俄恢复和发展生产找到了一条切合实际的建设途径。但由于国内战争爆发，列宁阐述的重要思想有许多没有来得及变为现实。
3.关于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保卫苏维埃政权。国内战争的爆发，中断了列宁实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带有军事性质的临时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便更加有效地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在当时极为困难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保证国内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4.关于实践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的“新经济政策”。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保卫苏维埃政权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列宁说：“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63]“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的多，危险得多。”[64]经过在挫折中的反复探索，列宁得出结论：在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即使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有了直接过渡的政治前提，也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只能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迂回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俄共十大作出了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决定。通过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经济、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经济相对落后的苏维埃俄国找到了向社会主义渐进过渡的具体方式。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都是崭新的事业，理论创新并用于指导实践的过程异常艰难而复杂，只有一代代人努力求索不止，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社会主义的未来更需要在进一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克服弊端，努力研究解决新问题，使人类一步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四 正确理解列宁主义的时代性
1924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列宁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构成列宁主义的核心内容主要有：帝国主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毋庸置疑，是列宁主义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因为它指引俄国人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它鼓舞和推动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
距列宁主义产生的时代，人类已翻过了近百年的一页，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列宁主义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会有变化。历史就是这样走来，没有人能割断。但是，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当代俄罗斯人民依然崇敬和怀念着列宁。
苏联剧变后，俄罗斯社会舆论中心自1999年起，连续多年在列宁诞辰前夕（4月22日）就俄罗斯民众对列宁的历史作用评价作跟踪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对列宁的评价稳中有升。2008年4月22日列宁诞辰138周年纪念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当天的民调显示，大部分俄罗斯民众对列宁持正面看法。“俄罗斯劳动党”领导人安比洛夫认为，列宁是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也是自己的导师。他说：“我们是读着有关列宁的书籍，看着有关列宁的电影长大的。对于我来说，列宁的名字就是诚实、廉洁、勤奋和保护弱者的代名词，他所缔造的苏联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是如何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也不会忘记我成为一名少先队员的经历。”[65]2008年11月7日的民调，有50%以上的俄罗斯民众对列宁的历史作用持肯定的评价，“虽然列宁当年的实践未能持续很久，但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将市场经济原则和当时的社会主义探索相结合，为以后的改革事业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2009年4月15～28日，在全俄社会舆论中心的常规调查中，达45%的人回答“你最怀念哪位苏联时代的领袖人物”时选择了列宁。[66]
苏联解体20年来，是否安葬列宁墓中的列宁遗体也是一个老话题。当俄罗斯政治形势有所变动时，此问题就会被提出，成为俄罗斯一些政党测试民意的一个工具。2011年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第六届大选，1月20日列宁去世87周年前夕，统一俄罗斯党国家杜马议员梅金斯基又提出安葬列宁。为此，该党开设了一个名为“再见列宁”的网站，对是否支持安葬列宁进行网上调查。据统俄党公布的调查结果：大约68%的调查者赞成安葬列宁，只有32%的人反对。俄共则对投票结果表示质疑，认为统俄党在调查时做了手脚。俄共议员拉什金表示，客观的调查结果只能由独立和专业的社会民意调查机构做出，网站这样的调查结果令人怀疑。俄罗斯电台107.0兆赫在青年中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的受访者认为，谁想要移葬列宁，首先为国家做的事应比死者生前做得更多；只有9%的人认为，国家的主要广场不适宜作墓地。[67]1月24日，全俄舆论研究中心主任费奥多罗夫在统俄党网站发表文章认为：列宁墓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不能轻易拆除。他说：在俄罗斯，在安葬列宁的必要性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如果关于对是否安葬列宁的讨论在一个歇斯底里的状况下进行，那么大多数俄罗斯人会投反对票。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关于列宁不存在太多的意识形态争论。这些问题出现在公众意识里，只是在一个或几个政治力量同时抬高它的时候。即使在对苏联遗产持消极态度的条件下，人们也反对将列宁的遗体从陵墓中移出。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语气讨论，这非常重要。如果是在对抗、分裂和歇斯底里发作的情况下，大多数民众不希望看到列宁陵墓被拆除。[68]2月14日，社会活动家埃里克·罗巴赫在俄共官方网站发表文章指出：“列宁墓是20世纪俄罗斯胜利的象征，提出搬迁列宁墓的人，要么是俄罗斯的敌人、叛徒，要么就是傻瓜。”文章强烈谴责迁葬列宁的提议，认为一切有关搬迁列宁墓的建议都是对国家团结统一的破坏。列宁墓团结着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绝不仅仅是共产党员，还有所有热爱国家伟大成就和力量的人们。[69]
列宁主义诞生百年后，站在今天的时代看列宁主义，我们还需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列宁主义诞生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盛行、俄国沙皇专制制度残酷压榨劳动人民、一切无产者渴望摆脱沙皇专制统治、革命解放的信念和愿望最坚定、最强烈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故乡革命意志的萎靡化和祖国穷苦人民寻求革命解放的强烈愿望，使得列宁主义必然要担负起双重的历史使命：1.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作坚决无情的斗争。唯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冲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迷雾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阻挠，东移北上，在俄国这片广袤大地上，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天地。2.从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新形势出发，承担起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任务、理论原则、策略和目标等任务；根据俄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义有关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俄国革命相结合，将俄国的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以革命解放穷苦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建立人民的政权。因此，列宁主义总是充满了战斗的精神和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也因此，批判是它的生存方式，斗争是它的发展状态，对敌人的无情揭露是它的精神食粮，领导穷苦劳动阶级向着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是它的历史盛会。
第二，列宁主义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性。在列宁需要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理论清算的时候，由于列宁在反驳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从批判出发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策略，因而列宁主义似乎总是表现为言辞激烈的争论和批判，也因此，出现了一些对列宁主义的责难与片面理解。在这里，探讨列宁主义的时代局限性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是，用历史的观点研究主义和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70]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决定着历史发展方向和进程，是贯穿于历史发展过程的渐进与突变的统一。任何离开现实生活的理论都是空想的理论，而任何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了的理论，都是带有时代特点的理论。时代需要我们走向社会历史的深处，探寻事物背后的动因。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理解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分野，客观地、历史地把握列宁主义精神实质。也才能拨开云雾，正本清源，沿着历史的辩证之路走向未来。
在探讨列宁主义诞生的特点时，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不容回避，即在列宁之后，斯大林领导苏联的几十年间，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重大变化，由于列宁战斗的精神，毫不留情的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由于苏联建国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领域也呈现着高度集中。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此期间失去了生存的条件而逐渐消亡。而这一时期，尽管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逐渐显露出其弊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有影响，但是，历史地看，这一时期仍然是苏联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学说发扬光大的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