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裕太后时年整好40岁。很多人把她描绘成一个昏庸、悍妒又专权的女人，仗着慈禧的宠信横行后宫。而在清人和民国的笔记中，隆裕是一个苦闷、平常的女子，并不受慈禧的宠爱。相反，慈禧相当喜欢聪明活泼的珍妃和工于心计的同治皇帝留下的妃子瑜妃。隆裕既得不到慈禧的关怀，又得不到丈夫光绪的爱，只能在后宫对坐枯灯，生活单调而枯燥。冷板凳一坐就是21年。有名无实的窘况从下面这件事上可见一斑。1891年老醇亲王奕譞逝世的时候，隆裕作为他事实上的儿媳妇，要上门诣祭。皇后驾到，总要犒赏门丁、仆媪等人，需要上千两银子。隆裕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同时也穷得拿不出这笔钱，就空着手去了趟醇亲王府。最后还是王府代她出了这笔赏银，对外宣称是“皇后有赏”。隆裕知道实情后，大惭。一年后，醇亲王府举办奕譞的周年殷祭，隆裕百般筹措还是没有凑足赏银，就借口生病不去祭奠奕譞，说来实在有些凄凉的感觉。
关于隆裕的为人处世，晚清时期经常出入紫禁城的德龄评价她“个性温和”、“不爱管事”。隆裕的弟弟德锡则回忆姐姐：作为一个女人，她遵循了旧体制下“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谨言慎行，从不嚣张跋扈，从不怨天尤人，努力地生活在那个沉闷的世界里。隆裕曾对弟弟说：“我知道在这个皇宫里，大家都不喜欢我，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我每件事情都尽量做得小心，每件事情能忍则忍，能让则让，可为什么大家对我还是这样？”隆裕口中的“这样”包括他人的误解，也包括慈禧在世时自身的苦闷无助。她仿佛就是个邻家大姐，一心要过安稳的好日子，谈不上什么远大志向，也没有执政的能力。
这样的人做邻家大姐，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一旦被推上掌国太后的位置，就是她个人和王朝的双重不幸了。
隆裕暴得富贵，又没有什么志向，“唯得时行乐而已”。她要把失去的21年的欢乐都弥补过来。一旦掌握后宫的大权，隆裕就宠用内监张德（即小德张），负责张罗玩乐享受事务。脱下孝服后，隆裕一头扎进梨园，沉迷于京腔昆曲之中；又下令建筑长春宫，恢复宫市，买入欧美、苏广杂货。不过，隆裕的享乐也就局限于此，没有更过分的举动了。她毕竟是个邻家大姐，能想到的行乐手段也就是听听戏买买东西了，倒不会对国家造成什么伤害。至于军国大事，她都推给了载沣处理，当起“甩手掌柜”。慈禧赋予她的最终决定权，隆裕在革命爆发前都没有使用过。
40岁的皇太后隆裕不成器，那么25岁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又怎么样呢？
载沣热爱家庭，待人和善，生活简朴，喜欢读书、写字和观察天文。他是在优裕的贵族生活环境中长大的，衣食无忧，上有母亲管着家务，下有一大帮办事机构和仆人为他理财、酬应、供他役使，还有一群清客给他出谋划策以及聊天游玩，这就造成载沣的生活环境很狭隘，没什么社会阅历，对国情政情谈不上什么了解。更糟糕的是，他的父亲奕譞因为大儿子当了光绪皇帝，一生都在提防着慈禧太后的猜忌，韬光养晦。载沣从小跟着父亲谨小慎微地生活，养成了怯懦畏缩、没有主见的性格。他的座右铭是“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整个人喜静，不喜生事，更谈不上有什么进取精神。载沣刚开始监国时，很多人提议他移宿紫禁城，方便照顾溥仪和朝政。结果太福晋不同意。太福晋是奕譞的正妻，是慈禧的亲妹妹。她有一个儿子被慈禧抱入紫禁城成了永不能相见的光绪皇帝，因此对紫禁城有很强的抗拒感。太福晋坚决反对载沣住到紫禁城去，载沣不得不留在醇亲王府。载沣的两个弟弟载洵、载涛依仗着太福晋的支持，对载沣多有要求，载沣也不得不满足他们。载沣的正妻是荣禄的女儿，是个很强势的女人，利用丈夫摄政王的身份与外界交通关节，企图对朝政施加影响。结果醇亲王府的新老两任福晋都对载沣耳提面命，矛盾不可避免。载沣的福晋比婆婆更凶悍，太福晋争权争不过媳妇，就转向三个儿子求助。载沣是坐视不管，对老妈和老婆都无可奈何；载涛血气方刚，为母亲抱不平，曾经操刀向嫂子寻仇，几乎酿成大乱。王府闹翻了天，载沣退避三舍，在府外躲了起来，一连十几天不敢回家。大清朝的监国摄政王竟然如此狼狈，令人发笑。
遗憾的是，宣统王朝几乎完全由这么一个懦弱的年轻人在拿主意。载沣和军机大臣们同席议事，一切不敢自专，别人说什么都觉得有道理，就是提不出自己的主张来。一些躁进之徒、钻营小人就跑到他面前献言献策，载沣都欣然接受。往好了说是“监国性极谦让”，往坏了说就是“无能”。无能也就罢了，问题是载沣内心格局也不大，还不敢于任事。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入见，陈述各自辖区的政务。载沣召对时只慰劳了几句场面话，就说不出其他的了。瑞澂有政务想和载沣当面商量，开口说了几句，载沣就打断他：“你的痰病还没好吗？”瑞澂马上住嘴，不再说话。出使日本的大臣汪大燮屡次上书密陈日本政治动向，提醒载沣关注日本势力的扩张，一直没接到载沣的回复。汪大燮干脆赶回国内，请求面陈机宜。他对着载沣慷慨陈词，载沣默然无语，最后提醒汪大燮说：“已经十点钟了。”说完就让汪大燮退下。
溥仪也回忆了一件事：“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过了不大工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地干，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
说到执政理念，载沣没有成系统的政治思想，也没有提出新颖的执政思路。贵族生活和在德国的游历，只让他相信一点：执政者必须掌握大权，满族亲贵们只有大权独揽，才能迎接一个个挑战，带领王朝度过一个个难关。这是载沣最大的政治原则，他三年多的执政都是围绕这个原则展开的。
掌权之初，载沣就开始抓军权。他重新编组了禁卫军，把京城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任命忠君报国的满族亲贵良弼实际负责禁卫军。1909年，载沣以宣统的名义下诏，宣布皇帝是海陆军大元帅，因皇帝年幼暂由摄政王代理。其次，载沣重组了军事指挥机关，将军谘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变成一个直属摄政王的专门机构，指派弟弟载涛负责。军谘处后来发展为军谘府，类似于清军的总参谋部，剥夺了地方督抚、将军等原有的调兵权，把载沣的军事思想贯彻到各级军队（尽管载沣并没有什么军事思想）。他又将海军处从陆军部中分出来，组建了海军部，让弟弟载洵当海军大臣，重建海军。张之洞提醒载沣，载洵、载涛二人年轻无知，恐怕不堪重任，军队是国家重政，应该挑选精通军事的人主持工作。载沣不听，他就是要把军权都掌握在兄弟三人手中。结果，载洵和载涛兄弟两人做上官之后最热衷的便是出洋考察。载洵前往欧洲各国考察海军，载涛就前往欧美各国和日本考察陆军。载洵回国一数，弟弟载涛比自己多去了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不行，他又专程去了一趟日本和美国。
镇国公载泽是载沣的族兄，血脉出自嘉庆皇帝第五子。他和突然抖擞起来的载洵、载涛兄弟不和，仗着自己是隆裕太后的姐夫（慈禧的大侄女嫁给了载泽），气焰很嚣张。载泽走隆裕的路子，把度支部尚书兼盐政大臣的肥缺搞到了手。在任上，载泽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广东道御史胡思敬两次参劾两广总督袁树勋贪腐，举证的两处赃款都涉及载泽。奏折上去的第二天，载沣就召载泽入见，把奏折递给他看。载泽供认不讳。载沣说：“既然确有此事，就不必交查了。”载泽走后，以为载沣肯定要处分自己，惴惴不安。过了好一阵子一点消息都没有——载沣将弹劾奏折搁置不办。载沣对亲戚的态度是，只要他们不觊觎自己的权力，对自己无所隐瞒，哪怕亲戚贪赃枉法他都不闻不问。
载沣的放纵和乏力，使得一时间满族亲贵尽出专政。这些皇亲贵戚大多是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大大破坏了政治风气。可载沣就是相信他们，宁愿将权力交给他们，也不愿意选拔贤才。不要说汉族文武大臣，就是一般满族大臣，也在载沣时期靠边站了。比如良弼乃宗室多尔衮之后，忠于朝廷，留学日本，对近代军事颇有研究，是满族青年中难得的将才，就是因为和载沣关系不近而被安置在禁卫军，没有更大的舞台。年近半百的铁良先后任户部、兵部侍郎，和袁世凯并列担任过练兵大臣，参与创设北洋六镇新军，经验丰富且在新军中有一定影响，是满族将领中唯一可以与袁世凯相提并论的人选。可是铁良与载沣关系生疏，还做过荣禄的幕僚，得不到载沣的信任。载沣先免去他的陆军部尚书职位，又贬他为江宁将军，赶到南京去眼不见心不烦。经过一番人事清洗后，盘踞在清朝权力金字塔顶端的都是载沣、载洵、载涛、载泽等满人权贵小集团。
这个小集团是封闭排外的，因为权力本身带有排斥性。载沣为首的小集团势力膨胀后，就和袁世凯、奕劻、张之洞等人产生了矛盾。载沣等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本想将他千刀万剐，后来在奕劻、张之洞等人的强烈反对下，给袁世凯办理了提前退休，赶回老家。
载沣在慈禧时期，对奕劻、载振父子非常厌恶，手握实权后却没有处置他们俩，还对奕劻倍加优礼。虽然奕劻实权大大削弱，可还保持着仅次于载沣的朝廷二号大臣的名分。原来这是因为奕劻和隆裕的关系很紧密，载沣要防备隆裕，同时需要拉拢奕劻势力来巩固权力。奕劻也乐得和载沣结盟，来保住权势。载泽则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奕劻的权力夺过来，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载沣嚷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载沣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奕劻岿然不动，载泽又白费一次力气。
张之洞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活跃在政坛上，是硕果仅存的“中兴名臣”。1908年，他71岁了，对朝政有经验、有看法，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国闻备乘》说他“暮年才尽，执笔沉思，终日不成一字”。光绪皇帝的遗诏出自张之洞的手笔，其中有一句话是“在天之灵弥留不起”，读者皆掩口而笑。对于张之洞这样的老臣，载沣原本可以借用他的经验和人脉，让他办点具体事务。可载沣将张之洞也视为权力威胁，弃之不用，让他管些文化礼乐等冷衙门。张之洞晚年想提拔几个官员都做不到。比如一次安徽芜湖道出缺，张之洞举荐易顺鼎。载沣对张之洞举荐的人特别敏感，借口易顺鼎是著名诗人，诗写得好不一定能治好地方，搁置不用。遇到朝廷大事，张之洞极力谏争、百般陈述，载沣都怀疑张之洞的意见主张不是出于公心，全都不采纳。张之洞公开反对载洵、载涛独揽军权，最后载沣顿足呵斥他：“这不关你的事！”张之洞生平多处顺境，想不到晚年位极人臣了却遭到训斥，而且境遇越来越糟糕。老书生一时间想不开郁郁成疾。他干脆不管朝政，埋头将平日诗稿自编为《广雅堂集》，希望文章能流传下来。1909年（宣统元年）夏，张之洞即因病请假，10月病逝。朝廷追谥他“文襄”。
奕劻被搁置、袁世凯被罢免、张之洞郁郁而终，表明朝廷最高层真正有施政经验、踏实干事的力量的彻底消失。隆裕、载沣等人的最高权力，力图掐死所有现有和潜在的威胁，如今连能够制约他们的力量也消失了，成了不折不扣的绝对权力。在矛盾重重的王朝末日，绝对权力不见得是坏事——如果载沣能用好绝对权力，乾坤独断、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的话。对于有作为的掌权者来说，权力只是工具，断不能成为目的。可惜，载沣不能用权力来为国家和爱新觉罗家族做些有益处的事情，一味迷信绝对权力能保证王朝长治久安，对朝政却得过且过，辜负了慈禧对他的信任和厚望，也白白浪费了飞到他手上的历史机遇。为了权力而追逐权力的人注定不是个有作为的人——而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多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作为的掌权者来扭转危局啊！
不愿面对的现实
理清了晚清皇权的最后更迭和“隆裕－载沣体制”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统治者们面对着什么样的乱世景象——这也是产生历史变革的背景。
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原因，可以归咎为末世的财富与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整个社会丧失公正公平。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当官的人家世世代代为官，好处都被他们占尽了。而占人口多数的、没有财富和权力的群体生活日渐困苦，且看不到改善的希望，于是走上推翻王朝的道路，建立新王朝。大乱之后必有大治，新王朝会打破财富与权力高度集中的趋势，做一个平均化的努力，缓解矛盾，让中国历史踏上典型的王朝更迭之路。晚清社会大体上也遵循着传统的王朝崩溃路径。
清朝末期，贫富差距悬殊是巨大的社会问题。富者动辄一饭千金，流连在酒池肉林之中。袁世凯向奕劻行贿，出手都是十万甚至几十万两银子。朝廷新贵们占据京城的核心地段，大起亭台楼榭。而贫者，如京杭大运河的纤夫，将船只从天津拉到北京，花费数天时间才能赚几个铜钱，雇主还不管饭。湖北《国风报》报道1910年湖北大水，襄阳、荆州两府“被灾之民数十万，皆田庐荡然”。而“安陆府之潜江县、钟祥县、监利县亦连年受灾，所有受灾的地方，一片汪洋，数里不见烟火。灾民有生食野兽之肉者，有握泥果腹致毙者，有挖树皮草根以济急者，令人忍不目睹”，俨然是一副地狱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