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退位了，王公大臣们树倒猢狲散。一部分王公跑到东交民巷寻求列强保护，庆亲王奕劻父子带上财宝和姨太太搬到天津的外国租界；醇亲王载沣在御前会议上一言不发，儿子退位后他也躲进北海边的王府闭门不出；肃亲王善耆在宣统退位前一个月就知道大势不可挽回，早早携带家眷迁居旅顺。300年前，他的祖先皇太极，还有第一代肃亲王豪格，在辽东浴血奋战，开创了问鼎中原的基业；如今，善耆逃回了祖先的“龙兴之地”。出京前，这位铁帽子王口占一诗：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
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退位诏书是由张謇等立宪派起草的，经唐绍仪转袁世凯，由清廷发布。但袁世凯做了一个小动作，加了一句“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就意味着清朝将政权委托给了袁世凯，后者是清王朝遗产的真正继承人，可以与临时政府进行平等谈判。传统思想浓厚的袁世凯不愿意接受来自南方革命阵营的授权，宁愿接受清室的授权。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孙中山就清廷退位诏书向袁世凯提出了抗议，强调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但清廷已经退位，“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愤怒，可以抗议，但已经找不到交涉的对象了。皇帝的退位诏书一经公布就不能再改了——总不能让溥仪出来说先前的退位诏书不算，我再退位一次，重新颁发诏书吧？袁世凯通过这个小伎俩，给自己贴了金。
不过，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的消息传到南方，还是引起了一片赞叹声。“南京各地各色人物弹冠相庆，联袂北上，其拥袁之热烈可见一斑。”根据和谈条件，袁世凯将取代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清廷宣布退位后的第二天，2月13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称拥护共和政体，永远不让专制君主重现中国大地。孙中山履行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根据和谈协议，选举新任临时大总统，仍然是17省一省一票，袁世凯以全票当选。参议院给袁世凯发电，祝贺他当选。电文中称赞他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
16日，袁世凯复电南京参议院接受临时大总统之职。之后，袁世凯通令自2月18日（阴历正月初一日）前清所有军官、官吏一律剪发。袁世凯本人并没有剪一个时下流行、代表共和革命的“文明头”，而是在外务部大楼剃了一个大光头。从此，大秃头、留小胡子、身体发福的形象成了袁世凯的标准像。
后人往往惋惜孙中山将政权拱手让给北洋系军阀。殊不知，在1912年，这是多数人眼中和平、正常、对国家有利的权力交接。国家不经大战，共和骤然降临中华大地，何乐而不为？“辛亥革命党人其实是很温和的革命派，他们仍然保持着士大夫的思维方式，在国家面临危机面前，希望迅速平息革命后的动乱，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尽管他们在理论上信仰共和，但他们很快和前清立宪派人士在行为方式上没有多少区别。他们完全没有进行长期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这使他们看不清自己面临的危险。”（朱宗震著：《大视野下清末民初变革》）政治妥协在南北权力交接前后非常频繁——当然，南方做出的妥协要远远多于北方。
拿什么约束袁世凯？
孙中山还没对袁世凯完全放心，他推荐袁世凯不是无条件的。
孙中山的辞职咨文附有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新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章程。”在这里，孙中山给袁世凯套了三条紧箍咒：接受《临时约法》，政府设在南京，等袁世凯来南京就任后孙中山再正式卸任。
这三条之中，孙中山最看重的是《临时约法》。宪法未立，临时约法就代行宪法职能。西方的法律保障民主制度，人们对宪法和法律奉若神明。孙中山等人受西方教育熏陶，迫切希望给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圈上法律屏障。孙中山作为临时总统，主持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组织同志加班加点，只用了一个多月就赶在1912年3月11日袁世凯就职前颁布。
我们来看看《临时约法》的具体内容。首先，约法规定自由、平等和权利等原则，它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临时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中国人第一次在法律上拥有了如此宽泛的权利和自由。这些规定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条款并无距离。不管这些规定能否落实，它们就像一面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正大光明无可辩驳，没有后来者敢反对。整个社会受惠于此，在民国前期氛围宽松，知识分子利用《临时约法》规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纷纷组织党团、创办报刊、普及教育，百家争鸣，千舸竞发，万花吐艳，好不热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其次，《临时约法》最实质的内容是确定了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约法采取了先前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给予了议会和内阁很大的权力。议会选举内阁，总理领导内阁，对议会负责。总统没有实权，就是个象征，是虚位元首。孙中山等人引入了西方的分权制衡精神，在约法中规定立法权属于参议院，参议院有权议决一切法律、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及度量衡准则，募集公债，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弹劾大总统和国务员，对临时大总统行使的重要权力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大总统是国家元首，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率全国海陆军，但必须听命于参议院。比如《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大总统权力还受到了内阁的约束，行使职权时，须有国务员副署。比如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最后，参议院有权弹劾罢免总统。总统受参议院弹劾时，由最高法院组成特别法庭审判。法官有独立审判的权利。这样，约法就彻底否定了集大权于一身的君主专制制度。
袁世凯如果接受了约法，只能得到一个高高在上、空中楼阁般的总统。不过，袁世凯对《临时约法》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他不必在条文上和孙中山纠缠不休。况且，《临时约法》只是过渡性的宪法，正式国会召开后，必须制订正式的宪法，袁世凯在这期间有大量可以“操作”的空间，可以施展他的手段。
袁世凯口头发誓遵守《临时约法》，至于他怎么认识这部根本大法、如何去遵守，其他人就不知道也管不了了。相对来说，袁世凯觉得孙中山提出的三项条件中，最要命、最紧迫的是前两条。袁世凯不能离开经营多年的北方，更不愿意到南京去接任总统。
袁世凯的实力根基是北洋新军，盘踞在华北地区。军事强人很在意地盘，何况现在又是天下纷扰的乱世。袁世凯老担心一旦离开了老巢，权力就失去了根基，甚至连性命也可能受到威胁。
不过，老道的袁世凯不会明着说“我不去南京”，相反，他给孙中山发电报说：“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以谅此苦衷。”他以此为借口迟迟不肯南下。糊涂的参议员们竟然主动通过了定都北京的决议，引起了孙中山的震怒，黄兴甚至扬言要派兵捉拿那些同盟会的议员。参议院不得不重新开会，作出了定都南京的决议。孙中山又派蔡元培等五人作为迎袁专使，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面对孙中山派来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迎驾”专使，袁世凯高规格接待，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袁世凯重申非常希望早日南下就职，还与五位专使商谈了南下路线：走水路呢还是走陆路呢？五个专使天真地心花怒放，以为此行任务必将圆满完成，于是拍电报给孙中山：“袁将不日到位。”
2月29日，北京城突发兵变。曹锟的北洋第三师在北京闹市哄抢市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日后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刚从法国归来，穿着西装，在崇文门大街上足足站了五六个小时，目睹了乱兵抢、烧各店铺的过程。北洋大兵们将齐如山当成了日本人，对他很客气，还时不时向他请教所抢财物的价值。齐如山看到有人冲入铁铺，一无所获，将穷铁匠打了一顿。有人抢了冥衣铺里的寿衣、被子之类，问齐如山是不是绸子。齐如山想告诉他们是不能用的冥衣，可又怕他们再去抢别处，就说是。乱兵高高兴兴地抱着寿衣走了。又有人抢到貂褂，不知道是什么，向齐如山咨询。齐如山告诉他们是名贵的貂皮，乱兵们欢天喜地而去。我们知道，北洋新军在清朝招收的士兵基本都是忠厚的农家子弟，对抢劫的事情很外行，也没见过什么好东西。不过，这一次兵变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官兵们在兵变中“收获”丰厚，开始“迷恋”上了兵变。进入民国后，北洋军兵变迭起，各级长官为之头疼。不知道最初兵变的始作俑者如果知道后事，会不会后悔？
专使团住处周围，枪声尤其密集。有子弹射入专使居处，蔡元培等人跳窗而逃，仓皇避入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仅以身免。接着，天津、保定相继出现兵变。事后北京查点，发现有四千余家商铺在兵变中遭到哄抢，京奉、京汉铁路局和大清、交通、直隶三家银行以及制币厂也遭到劫掠，损失白银900多万两。东安市场、东四牌楼等处被焚毁，大火绵延三日。兵变后的北京城，街市白天如同黑夜，店铺住户闭门不出，路上只有巡逻的兵士和站岗的警察以及弃置的死尸。凄凉景象持续了约一周时间。列强驻华公使纷纷调集军队进入北京保护使馆的“安全”。北京的政局真的不稳了。
兵变后，北洋将领通电全国主张“大总统在北京就职”，北方部分人士也吁请袁世凯“万勿南下”。袁世凯因此再次要求暂缓南下，先在北京就职。蔡元培等人返回南京，也说北方多出兵变，的确需要有人稳定局面。临时政府紧急商讨，到底要不要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要不要迁都北京呢？许多人主张让黄兴统帅大军北上，名义上是迎接袁世凯南下，实际上是扫荡北洋军阀势力。会上，宋教仁认为这样就挑动了全面内战，不同意。马君武立即指责宋教仁在为袁世凯做说客，出卖革命。说到激动处，马君武挥拳打伤了宋教仁的左眼。场面一时失控，孙中山责令马君武向宋教仁赔礼道歉，而袁世凯暂缓南下一事就此搁置。关键时刻，西方列强支持袁世凯，也说北方不稳，纷纷向北京地区增兵，制造紧张空气。旧官僚、立宪派和一些革命党人也拥护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上海十多家报纸还联名致电孙中山，主张建都北京。孙中山无奈，只好妥协，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北京兵变恰是时候，帮助袁世凯破除了孙中山的两大紧箍咒。那么，这次兵变到底是袁世凯的苦肉计呢，还是真的是军队失去了控制呢？支持袁世凯的著名外国记者莫理循认为是前者，并对袁世凯感到失望。他说：“我感到太难过了，因此不得不把这一切打电报告诉了《泰晤士报》。人们在过去几个月里见到我一直把袁世凯说成是大局的唯一希望，我真不知道人们现在会怎么想。”也有人认为是北洋新军确实不愿意袁世凯离开北方，不愿意中央政府定都在南京，那样只会削弱北洋军在全国政局中的地位。他们认为兵变是自发的，并不是袁世凯授意的。
不管发动者是谁，袁世凯是最大的受益者。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大典在京举行。袁世凯以河南腔的北京官话宣读誓词。两天前，袁世凯电传给临时参议院的誓词说道：“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并表示“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但在正式宣誓时，袁世凯把后一句改为了“速定宪法，副国民之愿望”。三字之差，难道是口误吗？同日，袁世凯授权唐绍仪组织新内阁，以取代孙中山在南京的临时政府。
典礼结束后，袁世凯一行在院外走廊处与纷至沓来的记者交臂而过。《民国报》记者梁漱溟观察近在咫尺的袁世凯：“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及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尤其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分明是很不郑重。”
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手续最终完成。卸任后的孙中山希望将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发展上去，开始转向筹划中国的铁路建设。
第二天，临时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部分革命党人还是对袁世凯不放心，孙中山安慰他们说：“我们对袁世凯，要讲究方法，把他紧紧套住……我愿意让出总统，只要他能拥护民国……这是给孙悟空戴上金刚箍，使他不能随便作怪。我们虽有革命勇气，但经费支绌，各省督军，大多各自为政，所以现在只好利用袁世凯。”“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也不能改。”那是他的思维，袁世凯可不这么想。如果没有保卫约法的实力，如果有人不从约法不从舆论，你能将他如何？
立宪派的张骞则恳切地说：“大家推袁世凯为大总统，但大总统所处局势，日益危险。内部问题众多，外部有北俄南英图谋于我。希望袁大总统能够奋起图强，戡定大局，为人民造福。如此，袁世凯才能声名俱泰。”应该说，张謇所言表达了立宪派和多数百姓的期待。大总统一职诚非想象的那般容易担当，对就任者来说是福是祸很难说清。张骞的话还带有预见性，为袁世凯预见了一正一反的结局。
南北统一，中华民国定都北京，辛亥革命至此可算结束。从表面上看，革命取得了成功，共和国成立了。实质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脱壳于王朝体制的一批人控制了共和国。他们能否将民主共和的旗帜高举在中华大地上呢？从日后的事实来看，袁世凯等人并没有推进民主共和精神，没有将中国建设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相反，旧权威消失新权威迟迟不能建立，民国初期的中国迅速陷入军阀混战之中。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仍然要为民主共和而奔波，发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
很多人由此认为辛亥革命是失败了，或者起码是没有取得成功。围绕辛亥革命成败的争论到现在都没有停息。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就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古人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也不能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忽视它本身的光芒，以及由它而揭开的新的斗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