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生于1866年11月，广东香山（现中山市）人。他原名孙文，字载之，号逸仙，流亡日本期间曾化名“中山樵”，后来就用化名作为称呼，被人称为“孙中山”。孙中山出身农家，小时候没有条件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却在13岁时因为哥哥孙眉在美国檀香山（在今美国夏威夷）务农致富而移居檀香山生活。从此，孙中山接受了系统的西方教育，深信民主共和，一度还准备加入基督教。他是全新的知识分子，在之前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类似的群体。连孙眉都对弟弟的西化倾向感到担忧，将孙中山强行送回国内。
返回家乡后，孙中山对故乡的落后和同胞们的愚昧无法忍受，和好友陆皓东一起捣毁了家乡的神像。结果，两人为父老乡亲所不容，被迫避走香港。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结束学业，专业是西医，此后在港澳和广州等地行医和活动。年长后的他，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孙中山一度倾慕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但因为康有为自大自狂，要求孙中山拜为门生，两人没有进一步接触。孙中山又寄希望于朝廷权臣的主动改革。1894年初，孙中山起草了上李鸿章书，希望国家“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说：“此四事者，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是年春夏之交，孙中山和陆皓东一起从广州北上，费尽周折找到关系把建议书交到了李鸿章手上。李鸿章当时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手握重兵，正忙于一触即发的中日战争。他并没有接见默默无闻的年轻孙中山。上书的建议也石沉大海。孙中山失望之际，清军在中日战争中溃败的消息再次袭来，他对朝廷的自我变革彻底失去了信心。孙中山悄然前往檀香山，着手组织革命团体，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秘密誓词。朝廷不可救了，那就推翻它再造一个新天地。先后加入兴中会的有126人，大多是富裕华侨，身家顾虑较重。他们有爱国心，也同情革命，但不赞成孙中山采取激烈行动。第二年初，孙中山来到香港，同杨衢云的辅仁文社联合，成立兴中会总会。它的成员主要是新式知识分子和传统的会党分子，态度比较激进，开始采取实际行动：武装反叛朝廷。此后的十多年，孙中山筹措经费，组织武装，发动起义，屡败屡战。孙中山曾对蔡元培说：“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这种无畏的坚持，让孙中山成了朝廷通缉的要犯，也使他在革命团队中的声望越来越高。
孙中山起义的一再失败，表面上看是革命武装太弱，完全与清朝军队不成比例。他往往购买几百条枪支，联络绿林好汉就敢进攻官府。比如第一次广州起义，孙中山以为从香港运送几百人到广州，就能一举占领广州。但结果由于计划泄露，起义未及发动即告失败，好友陆皓东被杀，他也被迫流亡日本。不过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孙中山的失败是因为他没有获得国内多数人的支持。孙中山的支持者基本是海外华人，国内精英分子热衷于立宪，改良政治，很少有人愿意接受武装革命。在传统语境下，孙中山更像是一个“江洋大盗”。他在国内没有根基只能孤独无援地飘荡海外。期间，孙中山于1896年9月被中国驻英国公使馆诱捕。后来在英国同情者的支持下才获释，将坏事变成了好事，营造了著名的“伦敦蒙难”事件，让自己和中国革命党的名声传遍了欧洲。
1905年夏，孙中山抵达日本。留日学生将他视为革命领袖，兴奋地围绕在他周围。当时日本聚集着许多从国内流亡而来的革命者和革命组织。其中，黄兴等人的华兴会力量原是华中地区最大的革命组织；陶成章、章太炎等人的光复会则是江浙地区的主要革命组织。孙中山便主张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得到华兴会、光复会的积极响应。于是，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内外的革命者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行动纲领。众人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协助总理主持工作。
黄兴，字克强，湖南长沙人，1874年生，是官派留学日本的秀才。1903年，黄兴参加拒俄活动，并回国在长沙邀集陈天华、宋教仁等人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被公推为会长。随后，他联络会党，计划次年秋乘慈禧70岁大寿之机在长沙起义。事泄，黄兴逃亡日本，研究军事。黄兴结识孙中山后，大力支持孙中山筹组同盟会，成为会中仅次于孙的领袖。此后“孙黄”并称于世。同盟会总部的主要职员则有章太炎、汪精卫、宋教仁等人。
同盟会建立了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系统地阐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他以中国的现代化为方向，认为民族要独立，政治要民主，社会要均富，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奋斗目标。
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革命势力的成熟和联合。这对朝廷来说，实在是个坏消息——因为要推翻它的人越来越强大了。
要革命，还是要改良
同盟会成立后，在海外华人中爆发了一场到底是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争论。这场思想争论从国外蔓延到国内，对中国人起到了类似思想启蒙的作用。
激进的革命力量汇集后，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首先发动了思想进攻。他在《新民丛报》上与《民报》上的革命者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中国要救亡图强，路在何方？立宪派不赞成革命，主张和平的改革；革命者认为和平的改革已经救不了中国了，只能进行革命，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
梁启超重提中国人民素质低下，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政治能力的观点，认为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从理论上说，民主政治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基础和人民素质的支撑。共和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对国民的素质能力要求不同。大体上，民主制下国家大权和社会发展都取决于国民的认知和选择，而且每个人要在自由多元的环境中充分竞争，独立满足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民主政体对每个国民的素质和能力要求很高；在专制政体下，国民只要按照统治者设定的规范去行动和生活就可以了。专制社会不需要百姓有独立的思想，也不让百姓有创造性，结果造成人人循规蹈矩、没有尊严但安稳地生活着。所以，素质低下的人群比较适合生活在专制政体之下。梁启超对中国人素质的判断比较悲观，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自治、自理的能力，也没有民主宪政的迫切要求。如果中国骤然变成民主共和国，人们对民主共和制度都不了解，更谈不上具备当家作主的能力，只怕会引起国家的混乱。革命者也承认中国人的政治能力的确不高，但认为革命可以提高国民素质，普及政治。不能说一个人素质低，就剥夺他享受优良制度的权利，更不能消极地等待这个人素质慢慢提高。革命本身可以大大提升国民素质，推动大家对民主共和的认同。章太炎就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
立宪派又认为，革命的激烈形式和暴力行为，会对社会造成破坏。中国社会承受不了大的破坏。一来，他们怕革命给濒临绝境的百姓生活雪上加霜，担心革命威胁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引起社会紊乱。二来，立宪派担心中国革命给列强提供干涉的借口，引起列强侵略，进一步丧权辱国甚至使国家灭亡。然而，在革命者眼中，革命不只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革命打破的是旧枷锁，带来的是新秩序；百姓付出的是血汗和财产，得到的是全新的国家和宽松自由的空气。为了美好的明天，必要的破坏和付出代价是值得的。很多革命者着迷于革命之中“凤凰涅槃”的神奇和美丽。旧体制没有值得留恋的东西了，打碎了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而立宪派中许多人是新兴的富裕阶层和旧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担心革命的巨大破坏性。）章太炎就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汪精卫也认为，安宁地做缩头乌龟，只能坐以亡国，要救国唯一的途径就是起来革命。“与其为野蛮政府蹂躏而死，孰若为救国而死！”革命俨然成了救国图存的客观选择。
双方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革命者鼓吹的革命到底是种族革命还是民主革命。清王朝是满族人建立的王朝，多数革命者在宣传革命的时候将推翻清朝统治等同于“排满复汉”，宣称要推翻满族，光复汉室。梁启超就批评这种排满理论是狭隘的种族革命。他说，中国的问题是君主专制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如果仅仅是推翻满族王朝，那么这个革命也是狭隘的，成果也是可疑的。
种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问题，很复杂。一方面，垄断政权的满族和专制保守的清王朝是融合在一起的，很难区分清楚。在普通百姓看来，二者就是一回事，而且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对满族人的特权统治早已不满。所以，以种族革命相号召，革命者就容易动员群众，赢得支持。种族革命的宣传比民主革命的宣传要简单得多。比如章士钊说：“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是以排满之见，实正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革命宣传中，排满复汉和民主共和是合二为一的。蔡元培在《释仇满》文中说：“然而满人之名词，则赫然揭于吾国，则亦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记号焉耳……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非种族之争也……盖世界之进化已及多数压制少数之时期，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此其于政略上所以有仇满之论也。”另一方面，诚如梁启超所言，多数革命者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存在偏颇。三民主义是由三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可革命者最关注的、着力最多的只是其中的“民族主义”。比如，辛亥年前后湖北的报刊在揭露清政府的腐败落后方面刊登了大量的文章，而对三民主义的宣传仅局限在民族主义的反清宣传，几乎没有涉及民权、民生的内容。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宣传和思想上的局限性在清王朝推翻之后就会马上显现出来。一来，如果革命仅仅是推翻一个旧的王朝，那和老式的改朝换代有什么区别呢？二来，当民族独立的任务宣告完成，国家进入民主改革和民生建设时期，人们的思想毫无准备，行动怎么能跟上呢？三来，要知道，集中在反清民族主义大旗下的革命者不一定是赞同民主共和、建设均富民生的同道中人。这些问题在同盟会的宣传动员工作上没有加以考虑，革命胜利后三民主义偏废的后果就将暴露出来。
综合种种问题，梁启超力主最适合中国的是“开明专制”，实行君主立宪。立宪派盛赞光绪皇帝是数千年一遇的圣人：“皇上之圣德，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他们捧出一个旷世明君来进行自上而下的宪政，以此对抗革命。针对立宪派捧出来的“圣主明君”，革命者攻击所有的皇帝都是独裁者，所谓的“开明专制”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至于在立宪派眼中十全十美的光绪皇帝，则是虚构的神话。不能因为光绪皇帝无权，没做过什么伤害百姓、愚昧保守的事情，就想当然地认为他是爱护百姓、开明豁达的好皇帝。章太炎就直斥光绪皇帝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
平心静气地讲，孙中山和梁启超两派各有道理。梁启超一派缺乏革命热情；为革命热情所左右的革命者们又缺乏对中国国情和民心的深入研究。两派争论的客观结果是，多数留学生血气方刚，接受了孙中山的理论。因为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提供了一个使中国立足于世界最新型政府的行列的捷径，不仅可以赶上西方，而且可以很快超过西方。他不像梁启超那样麻烦，要掌握中国的历史，还要尽培训公民知识的义务。他要的是大跃进。学生们喜欢同盟会。”（［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同时，梁启超和立宪派在争论中提出的一些远见卓识也被革命者的热情所冲淡了。
这场争论起源于海外，很快就被引入国内，而且并不局限在新式学生群体中。即便如此，革命与改良的争论所涉及的对象还仅仅是占中国人口极小比例的知识分子阶层。“尽管革命党人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是影响所及，基本上限于知识阶层。下层民众对于革命的理解，极易误会为反清复明。同时，革命党也难以跟会党划清界限……多数革命党人其实自己也往往更在乎排满，而对共和理想不甚了了，甚至有人在进行革命鼓动时，居然操着跟会党差不多的话语……对于会党自己和旁观的老百姓来说，革命对他们更多的意味着一次成功的改朝换代，一次汉人取代满人的朝代更迭。”（张鸣著：《民意与天意》，载于《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底层百姓对此闻所未闻，没有受到思想的洗礼和组织动员，还生活在日复一日的艰难之中，对前途没有什么设想。另外，这场争论是粗线条的思想论争，并没有深入涉及具体的国计民生内容。它所争的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至于“如何革命、如何改良”则没有谈及。比如孙中山“平均地权”的重要主张，就没有得到宣传推广。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曾希望革命力量强盛的广东革命政府予以实施。广东省都督府向省议会提交了包含有平均地权政策的换契案，财政司长廖仲恺专门向省议会作说明，结果还是被省议会否决了。中国的问题层层叠叠千丝万缕，不是一两次争论能够说清楚，更不是争论本身可以解决的。
君主立宪的诱惑
立宪派和革命派思想争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立宪派相信君主立宪的道路在中国是可行的。为什么他们这么自信呢？因为清政府正在自上而下地推行“预备立宪”。
如果能和平地在中国实现宪政，那立宪派就会欢天喜地地迎来自己的春天，经济发展有保障，政治权力能够扩大。至于爱新觉罗皇室，权力受到宪法的制约，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为所欲为了，再向他们称臣也无妨。从1903年起，立宪派就积极鼓吹君主立宪，要求早日召开国会。之后的日俄战争，两个君主国在东北大打出手，最终立宪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沙俄。立宪派们抓住这个典型案例，说明君主立宪就是比君主专制厉害，中国“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一时间“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不仅立宪派、开明官僚宣传立宪，就连思想封闭态度保守的一般官员，对立宪的态度也开始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