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在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了复调小说的理论。复调小说或称作多声部小说、对话小说。巴赫金将小说区分成独白型小说与复调小说。独白小说是一种受到作者统一意识支配的小说，它尽管有不同的品格，展开不同的思想观念，但它却出于作者统一的意识。因为它的作者“归根到底是只能有一个观察的角度”。巴赫金称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好像实现了一场小规模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对比起独白型小说，复调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他强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相互间不发生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人物，在艺术家的创作构思之中，便的确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主人公的意识，在这里被当作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即他人的意识；可同时它却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变成作者的单纯客体。”换句话说，作者对不同角色之间的冲突、对话、矛盾、交锋，不是采取有统一意识在背后支配它们的态度，而是彻底地贯彻对话的立场：角色的立场、态度、思想可以与作者自身的立场、态度、思想无关。角色的存在及其思想活动对作者来说纯粹是客观的，角色之间的对话因而就不可能最终解决。就像个体不可能亲历宇宙演变的时间过程一样，他只能以自己有限的存在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对话是无止境的，灵魂的冲突也是无止境的。只要有人类存在，不同的立场和思想就可能永远对话下去。按照巴赫金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在故事叙述的形式中重演了现世里真正的思想交锋和灵魂冲突。因此，复调小说具有未完成性和未定论性。意思是，作者借助故事叙述的形式向读者展示对话，并不告诉读者结论是什么。因为对话是没有结论的，对话是思想发展的无限过程。
巴赫金认为，复调的本质在于思想的未完成性。只有具有那种未完成性的人，那种“不要百万家产，可要弄明白思想的人”。为某种思想而冥思苦想，备受心灵痛苦煎熬的人，才能成为思想的人。这样的形象在复调小说中才是有充分价值的思想的形象。巴赫金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研究，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理解人类思想的对话本质，思想观念的对话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看到了，也表现了思想生存的真正领域。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之中，它如果仅仅存留在这里，就会退化以至死亡。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思想本身有一种强烈的对话欲望，它不能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能深埋于不与社会接触的个人的幽暗洞穴之中，不能沉沦于自我满足的形式结构里。思想天生要摆脱自我孤立的情景，它需要广阔的蓝天，需要浩茫的大海，需要自由的驰骋，需要寻找自己的对手，和它交锋，在对话中丰富发展自己。因此，小说的复调性质源于思想的对话性质。离开思想的真正对话，也就没有什么复调可言了。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有自己的特点。虽然他反复强调只有复调小说，只有那种形式滔滔不绝的对话体、雄辩的辩论体、内心隐蔽的自我对话体小说，才能表现思想的对话和未完成性，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是不是灵魂的冲突和紧张，是不是思想的矛盾和交锋，只能寄托于复调小说的艺术形式？文学史上，一些深刻动人的小说，虽然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复调小说，但也表现某种对话性、复调性。因为故事的敍述给读者展示了灵魂的冲突、思想的对抗。比如，夏目漱石的《心》，毫无疑问，这不是一部复调小说，它不以表现思想的冲突为主，即使我们能发掘到人物命运背后隐藏的冲突，我们也不能说它是以复调的语言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复调小说的艺术形式固然是最终表达思想对话的艺术形式，但是，思想的对话、人性的矛盾、灵魂的冲突，却不唯一地存在于复调小说。复调小说虽然最终落实为复调的语言艺术，但我们却不能说只有复调的语言艺术才能达到探索思想与人性的复调性。从文学史的事实看，凡是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忏悔主题的小说，或表现了忏悔中人性冲突的小说，都存在某种复调性，对话性和未完成性，即使这些小说不是复调小说。
忏悔涉及的人性冲突注定起源于人的心理上的矛盾状态，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本我和超我的冲突。灵魂的这两部分不断对话，彼此申说，彼此反驳，这是忏悔存在的前提。假如不存在本我与超我的两面心理，假如没有追求欲望的自我实现和利他原则的不幸对立，那就无所谓忏悔了。只有既存在道德心又存在自利心的生物，才可能忏悔。忏悔在本质上是自我谴责。如果我们个人的行为和动机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谴责的，那谴责本身的存在就非常可笑和荒诞。人所以会忏悔，是因为他们的选择决定往往听从了快乐原则的劝告，而良知又从相反的方向发出告诫，对自我听从快乐原则作出的选择决定给予反省，于是形成了不同原则之间的对立，形成了本我和超我的对话。这种对话是一场漫长的内心焦虑与搏斗，当自我最后听从良知的呼声，履行应该履行的良知责任时，自我便会忏悔，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就像夏目漱石笔下的那位先生，当他沉浸于个人幸福的时候，他并不明白他的选择终将带来严重后果。他的朋友失恋自杀之后，那条拖在他身后的影子越来越长。他以前的想法是简单的，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是突然发生的事件让他开始了心灵的自我对话。夏目漱石虽然没有正面展开冲突，没有滔滔不绝的内心辩驳，但是每月上坟的沉重脚步，凝固的异样眼光，自问自答的“爱是罪恶”的语言，每一样都显现出一个被撕裂的灵魂。不写更多的对话，不用“先生”和“学生”之间的辩论，也不用内心对话体的表现手法，心理的冲突、灵魂的动荡却一目了然。
人性的深处是矛盾的，无论我们说这是善恶的对立也好，天使与魔鬼的对立也好，说是不同原则的对立也好，人的灵魂天生就被分裂为各不相让的两半。每一半都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自己的立场，因为他们同时植根于生命最内在、最深刻的基础。现实的冲突或许有妥协的余地，但内心的冲突永远是原则之间的冲突，它们是不可能达成妥协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生命激情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只要还有大海，波涛汹涌就永远是大海的景观。人性的分裂、对立和冲突，也使得思想分裂，对立和冲突。欲望与良知各自寻找支持自身的事实与逻辑，让它们以思想的形式相互对话，相互说服。自有文明史以来，这种说服、对话和辩论进行了几千年了，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我们是相同的生命，我们逃不脱神赐给人类的命运。
忏悔是灵魂的自我对话，忏悔者在这时候面对的是真实的自我。优秀文学作品叙述的忏悔与宗教意义上的忏悔是有区别的。后者追求的是个人对神单方面的责任，个人对自己绝对的谴责，而文学作品表现的忏悔，虽然也强调良知的绝对责任，但它并不绝对谴责个人，同时它表现内心冲突的过程比达到一个结论更重要。自我的对话常常是核心所在。两个自我，就像两个人谈话一样，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立场，各自摆出最充分的根据，外部世界对灵魂的自我对话来说不是必要的。《心》所写的那位先生，没有人逼他，也没有人说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自己的故事，他和K（失恋自杀的朋友）的故事，除了他自己，没有别人知道。学生不知道，朋友不知道，连与他最亲密的妻子也不知道。甚至K的死因，也是他事后猜出来的。如果他是一个没有忏悔心的人，他就没有可能自己去煎熬自己的灵魂。读者找不到一丝一毫外界的刺激对那位先生的忏悔心施加的影响。随着岁月的流逝，他那不平静的灵魂越来越骚动，他的表情越来越痛苦。对于人类的这种精神现象，解释只有一个：他是一个勇于面对自我的人，是一个有反省能力的人。他的生命在持续不断的自我对话中进行。作者虽然没有正面展开，但读者却能感到，故事中的先生每时每刻都在问自己：他的哪一种生命更真实？是日常生活的幸福还是灵魂最后的归宿？K死去了，他自己有没有责任？他终于娶了小姐，他是没有责任的，但他又终于不能坦然地生活，他是有罪的。罪名不是别人的判决，而是他内心的声音。在两种声音的对话中，他的生命又持续了许多年。终于又有那么一天，他受不了笼罩着黑影子的幸福，无法解决的对话便成了灵魂的拷问，他的整个生命都被严酷的拷问撕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