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坐落在今重庆市合川城东五公里的钓鱼山上，钓鱼城形状很不规则，城周长五千九百二十六米，设有八门，城门上建有城楼，供作战时观察指挥使用，设有城垛，估计城上没有便于戍守的骑城铺，按宋代的城制，平原地区的城池均构筑有马面，以增强城墙的防御。由于钓鱼城系依地形而构筑，所以没有设置马面。为增强城门这一薄弱部位的防御，城门多选在城墙凹入处开设，为了利于从两边城墙上掩护城门入口处，在小东门构筑了类似瓮城的建筑，使城门入口这一薄弱部位得到加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南北两面城墙中，各构筑有一字墙，与嘉陵江这一天然障碍相连，既利于掩护自合州来的援军，又可作为运输军需物资的屏障，在古代城池中尚属少见。从《钓鱼城记》可知，城墙高二十四仞，一般有三至五丈高（约9.6—16.0米），这是基于城墙下就是悬崖峭壁，东面坡度较缓，城墙就构筑得稍高，其他各面次之，有些地方则是就地改造山崖而未筑城墙。从钓鱼城本身来说，三面临江，据险设防，筑有皇城、内城和外廓三重。皇城是全城的核心，内城是钓鱼城的主要防线，外廓则是前沿阵地，外廓内还有若干堡寨，构成犄角之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纵深的、重叠设防的防御工程体系，具备了藩篱三层的作用。就整个筑城地域来说，沿岷江、金沙江、沱江一线称为外水，为钓鱼城的第一道防线；沿涪江、嘉陵江一线称为内水，为钓鱼城的第二道防线，再加上钓鱼城本身的设防，也有了藩篱三层的作用。
1259年2月7日，蒙军攻一字城墙。一字城墙又叫横城墙，其作用在于阻碍城外敌军运动，同时城内守军又可通过外城墙运动至一字城墙拒敌，与外城墙形成夹角交叉攻击点。钓鱼城的城南、城北各筑有一道一字城墙。9日，蒙军猛攻镇西门，不克。这日，蒙古东路军史天泽率部也到达钓鱼城参战。
3月，蒙军攻东新门、奇胜门及镇西门小堡，均失利。从4月3日起，大雷雨持续了二十天。雨停后，蒙军于4月22日重点进攻护国门。24日夜，蒙军登上外城，与守城宋军展开激战。“杀宋兵甚众”，但蒙军的攻势终被宋军打退。5月，蒙军屡攻钓鱼城不克。蒙哥汗自率军入蜀以来，沿途所经各山城寨堡，多因南宋守将投降而轻易得手，尚未碰上一场真正的硬仗。因此，至钓鱼山后，蒙哥欲乘摧枯拉朽之势，攻拔其城，虽久屯于坚城之下，亦不愿弃之而去。尽管蒙军的攻城器具十分精良，奈何钓鱼城地势险峻，致使其不能发挥作用。钓鱼城守军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协同指挥下，击退了蒙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千户董文蔚奉蒙哥汗之命，率所部邓州汉兵攻城，董文蔚激励将士，挟云梯，冒飞石，履崎岖以登，直抵其城与宋军苦战，但因所部伤亡惨重，被迫退出战斗。其侄董士元请代叔父董文蔚攻城，率所部锐卒登城，与宋军力战良久，终因后援不继，亦被迫撤还。
6月6日的下午，众将再也忍不住了，他们的焦虑心情和蒙哥汗是一样的，大家一起到蒙哥汗的斡耳朵内拜见汗王，一场没有准备的临时军事会议就这样在帐幕内召开。部将术速忽里道：“蜀川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数州而已，地削势弱，兵粮都必须依靠东南，故死守以抗我师。蜀地山险，重庆、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筑之城，依险为固，今屯兵坚城之下是不利的，不如留少量军队，与成都之兵相配合，不时困扰之，以牵制其援师。而我师应该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其上流重庆、合州孤危无援，不降即走矣。”
术速忽里的建议遭到其他部将的反对，认为这是一个迂腐的意见。这些部将有的也许已经读懂了蒙哥汗的心思，有的或者认为攻城是“功在顷刻”，钓鱼城在被围困五个月后，城内应该弹尽粮绝，不可能再支持多久。像是一个赌徒，以为输掉的将会很快翻本赢回来。
7月，南宋的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率水军猛攻蒙军架设的浮桥，血战后冲破蒙军防线进入重庆，然后率领千余艘艨艟舟，溯嘉陵江而上赶往钓鱼城去支援，途中与蒙古汉将史天泽遭遇。蒙军分军为两翼，顺流纵击，对南宋水军发起凌厉的攻势，吕文德所率水军苦战不支，被打得大败而归。
8月，蒙军全力攻城。蒙军以骁将汪德臣为先锋官，汪德臣身先士卒，亲自率精卒连夜杀上钓鱼城外城墙，由于宋守将王坚死命拒守，不但未得到丝毫便宜，还险些丧了命，最后灰头土脸丢下数百元兵尸首狼狈逃走。汪德臣见强攻不成，又想出了一条破敌“妙计”，想利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南宋守军投降。主意已定，次日，汪德臣单骑立于城下，向城上高呼劝降：“王坚，我特意来救你一城军民，投降不杀！”语音刚落，数块大石从城上抛下，汪德臣胁部中了一块，慌忙纵马逃回。不久，因伤重不治身亡。
次日，新一轮的攻城战开始了。但是，简而言之，蒙军无论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规模去攻城，始终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面对固若金汤的钓鱼坚城，素以机动灵活、凶猛彪悍著称的蒙古骑兵，一筹莫展。随着夏秋之交的空气愈加炙热，蒙哥汗再也无法掩饰他那焦虑和愤怒的情绪，失去了一个汗王应有的风度和从容，每天除了骂人就是杀人，脾气变得异常暴躁，身边的侍卫人人自危，除了耶律铸外都不敢近身侍候。
对久攻不下的钓鱼城，蒙哥欲探究城内军民还有无粮水坚持，遂命将士于西门外“脑顶坪”筑台建楼，楼上接桅杆，上驾飞车，欲借此送人上楼以窥视城中虚实。城内王坚、张钰等知其意，即针对对方方向安置炮位迎击。次日，蒙哥汗亲自来到城下指挥，刚将飞车升起飞车，炮石飞矢如蝗漫天飞来，桅杆被打折，飞车上的士兵被抛掷百步以外摔死。蒙哥亲睹此景泣血而退。
第二天，钓鱼城守军在王坚的授意下，决定再给输红眼的蒙军以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在钓鱼城内蒙军可以远远瞭望到的高地上，当着蒙军的面，宰杀了从城内鱼池里打捞的两尾十五公斤的鲜鱼，然后蒸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蒙军，对远道而来辛苦作战已经六个月的蒙军“表示慰问”，并投书蒙军，称即使再守十年，蒙军也无法攻下钓鱼城，钓鱼城的军民愿意陪着蒙军周旋到底。
此时的四川，暑气蒸腾，时雨时晴，本来蒙古军兵最怕热，又赶上军营瘟疫蔓延，即使是不开战，每天也有至少数十士兵死亡，战斗力愈来愈弱。盛怒之下，蒙哥汗亲率蒙古大军于钓鱼城下督战，钓鱼城上的宋军滚木雷石、热油冷箭纷纷而下，还不时扔下几个“震天雷”，在钓鱼城下蒙军血肉模糊的尸首堆积如山。蒙哥汗心急如焚，鬼催似的离城门越来越近，忽然，宋军从城上抛下一块巨石，在蒙哥汗附近的观察台上碰碎爆裂，几块碎石瞬间嵌入蒙哥汗体内。即使身着黄金甲，也抵抗不住石块锐利的锋棱，蒙哥汗大叫一声，摔于马下。蒙古诸将疾驰会集，把蒙哥汗抬回营帐。由于创口过大，时值溽暑，感染很快，蒙哥汗没挺多久就命丧钓鱼城，时年五十二岁。蒙军秘不发丧，只得从钓鱼城下撤围。当然，蒙古人一直对蒙哥汗之死讳莫如深，日后对外宣称他是病死。
钓鱼城一战，以一城之力挽救了岌岌可危的南宋王朝，至少让南宋的江山社稷多延续了二十年。而且，蒙哥汗之死，一时清除了蒙古三次西征的巨大威胁，欧、亚、非三块大陆诸多君王终于能擦把冷汗喘口气了。至此，蒙古对外扩张的热潮终于冷却，后继统治者转而把目光投向了广袤的汉人大地。
贾似道邀功
蒙哥汗在钓鱼城下被炮石击中毙命，身在江南的忽必烈并不知晓，他正率诸路蒙军大举进犯南宋。忽必烈手下的汉人学士郝经对蒙古人忠心耿耿，力图在蒙古王朝征伐四方的战争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他针对蒙古伐宋之事，上奏一道名为《东师议》的奏折。在这篇著名的奏折里，郝经首先指出，蒙古方面尚未具备灭亡南宋的现实条件，进而指出，即使是灭宋时机成熟，也不应该是以川蜀为主攻方向。
其中，就君主取天下的方略陈述了自己的见解道：“一旅之众，奋起于漠北草原（指蒙古），东征西掠以图天下，马首所向，无坚不摧。灭金国，并西夏，破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蹂躏世界各国，征服五湖四海，今十分天下，已有其八”。接着话锋一转，指出蒙古开国五十年以来，穷兵黩武，不修内政，经常是“扩军加税，朝下令而夕出师，躬擐甲胄，巴山越岭，举国出兵”，弄的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国家元气已经大伤。
然后，郝经又对这次南征做出了前景分析，认为蒙古大军早期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主要是依靠骑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搞大规模的迂回包抄，破回鹘、灭西夏、自关中败金军、经吐蕃亡大理采取的都是这种手段，应该说行之有效。不过，这种用兵的本质是要出奇制胜，因此就要攻其不备，可现在“穷天下之兵，出动百万之师，首尾万余里，惊天动地，翻江倒海……，由于声势浩大，所以宋军早有准备，这哪里是出奇制胜，简直就是掩耳盗铃，等于是以美玉击顽石，更何况南宋渡江立国已有百年，一向“法纪严明，君臣和睦，内无祸衅，东西南北，幅员万里，非小国可比。自败盟以来，未尝大败，不可谓弱”……。
再看川蜀，“到处都是大山深谷，如果迂回包抄，蜀道崎岖，路途艰险，宋军如果凭险而守。我之乘险以用奇则难，彼之因险以制奇则易”，“由于是深入蜀地作战，我军远征而来，日久必被供给所困。若被坚壁清野以待之，我则无掳掠以为资，无俘获以备役。”这就形成了“以有限之力，冒无限之险，虽有奇谋秘略，无所用之”。最后必然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进退两难，主动性尽失”……。
最后，郝经提出了解救之法，请忽必烈遣使禀告蒙哥，用大兵压境的手段，逼迫南宋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称臣进贡，割地并派遣人质入蒙古”，南宋的生存正遭受着严峻的考验，必然会接受这种不平等的条约，蒙古可趁机“暂时与南宋议和，偃旗息鼓，养精蓄锐，以图后举，天地人神之福也。”即便这条路最后走不通，也算对南宋仁至义尽，再出兵也为时不晚。郝经这篇《东师议》大致的意思就是认为现在国家内部环境不佳，不是灭亡南宋的好时机，最好的办法是从南宋身上讹诈一些利益，然后见好就收。
在用兵方略上，郝经又为忽必烈筹划了两套攻取方案。第一套方案为“避实击虚”之策，即先以轻兵掠两淮，断绝南宋军队的粮草，使他们各部之间失掉联系，只能各守孤城。然后蒙古军队主力直抵长江北岸，沿长江上下驻防，“号令统一，纪律严整，首尾呼应”，并且各路军队都准备好战船，声言要渡过长江，直捣南宋的都城临安。这样南宋军队必然震惊，势必自起变故，待宋军“一处溃败，其余则望风而逃”，各部首尾不能相顾，蒙古军队便可乘虚而进。
郝经的第二套方案是为了存养兵力而设计的，他提出了“循序渐进，万无一失，则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战略方针。主张分兵三路，“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为梁，水陆并进；一军出寿春，乘其锐气，并取荆山，驾淮为梁，以通南北；一军出维扬，连楚蟠亘，跨过长江、淮河，邻我强对。”如此“三道并出，东西连衡”，则南宋一举可下。郝经指出，此即取国之术。取国之术与争地之术不同，诸军并力一向是争地之术，诸军分道并进是取国之术。历代统一天下者皆是如此。
忽必烈听从郝经之策，诸军分道并进，他自己率军直逼大胜关（今河南罗山），派张柔率军攻打虎头关（今湖北麻城），然后再数路追击遁逃的南宋军队。
1259年10月间，在外征战的忽必烈才接到哥哥蒙哥汗的死讯，宗室莫哥派人送信劝他马上北还“以系人望”，实际是催他赶紧回去争夺汗位。尽管心中焦急如燎，忽必烈依旧迟疑，回复莫哥道：“我奉命南来，岂可无功而返？”忽必烈手下汉人心腹董文炳知其立功心切，想在争夺汗位之前先捞点政绩，然后挟功而返就可以增加自己的竞选砝码，于是对忽必烈道：“长江天险，宋人恃之，势必死守，待臣为您一战，以夺其气！”当晚，董文炳和二弟董文用、董文忠三人，率死士百余人乘轻舟，并不理会南宋扼江的巨大战船，冲上对岸，杀向南宋众多陆军，果然把宋军打得大败，当时岸上有宋军八万，被这百十号蒙军一冲，竟然一下子惊慌溃乱，自然被跟进的蒙军打得大败。转天，忽必烈率军渡江，进转鄂州（今武汉市的武昌区）。
蒙古军队攻打鄂州，中外震动，边关报急的文书传到朝廷，而时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的丁大全却隐而不报，以致战事日益转向不利。蒙古大军由云南入交趾，从邕州攻广西破湖南，丁大全才上报理宗，宋理宗如梦初醒，不知所措。这时，南宋内部展开了一场和战之争。权相丁大全主张迁都以避蒙军之锋，而贾妃族兄贾似道，却大搞政治投机，公开反对迁都，坚持抗战，从而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中书舍人洪芹上疏：“丁大全人如含沙射影之鬼蜮，行如穿箭之道，利用奸佞，陷害忠良，堵塞言路，扰乱朝纲。臣乞陛下将其罢官远放，以伸张大宋王法，谢天下黎民。”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相继上疏弹劾丁大全，监察御史朱貔孙也进言：“丁大全奸诈阴险，狠毒且贪婪、残忍，假借陛下的声威钳天下百姓之口，依仗陛下所赐的爵禄笼天下财路于一己之身。”监察御史饶虎臣也指出了丁大全的四大罪状：绝言路、坏人才、竭民力、误边防。理宗大怒，罢免了丁大全，命其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镇江府。
丁大全被罢职之后，南宋朝为解燃眉之急，宋理宗只得下诏，任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率军驻汉阳以援鄂州。贾似道，字师宪，浙江台州人，于1213年（南宋宁宗嘉定六年）8月出生在江西万安县。父亲贾涉曾经在江西万安县做过县丞，母胡氏是贾涉去万安县赴任前，在钱塘县购买的小妾。贾涉从万安离任时，把胡氏遗弃了，贾似道便跟随贾涉生活。1223年，贾涉病死，贾似道由于家道中落，无人管教，从十几岁开始便不务正业，终日在社会上游荡，以吃、喝、嫖、赌为乐，史书说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良少年。后来贾似道依靠“恩荫”（朝廷赐官职给官宦子女），在嘉兴谋得个管理仓库的职位，不过贾似道的时来运转完全仰仗了他的同父异母姐姐贾氏。贾氏在南宋理宗朝进宫，由于体若惊鸿，美若西子，竟惊得理宗魂飘魄散，于是1232年（绍定五年）贾氏被封为贵妃。
由于裙带关系，贾似道一路官运亨通。先后任“籍田令”、“太常丞”、“军器监”、“大宗正丞”等京差，在官场上厮混的贾似道，期间也完全恢复了顽劣的故态，恣意夜以继日地享乐，经常是白天在城里嫖娼，通宵于湖上泛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