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黼试图做最后一搏，带了仅剩的宋兵出城袭寨，但蒙军势大，在与蒙军的巷战中，不幸被蒙军射死在成都城西南。
丁黼虽一介文人，但遭遇强敌却不惜以自己文弱之躯和区区七百将士，阻挡蒙古的千军万马，其民族气节丝毫不逊色于一门忠烈的杨家将和精忠报国的岳家军。朝廷嘉其忠心，赐丁黼光禄大夫、显谟阁学士，后又加封银青光禄大夫，赐谥号“恭慰”，并下令在石埭建立“褒忠祠”。
丁黼是宋蒙战争中战死的第一个制置使级的高级官员，他死后，部下王翊继续组织居民抗蒙，直到10月26日，王翊投井自杀，成都城陷落。
成都被攻陷之后，整个四川盆地裸露在蒙古的铁蹄之下。阔端分兵四处残破四川，川西、川北、川南、川东都未能幸免，只有三峡地区的夔州，以及其他部分地区如泸州、合州等免于兵祸。四川六十州，有五十四州被残破，全四川的军民死了十分之七八，川东一直到重庆、万州（今万县）、开州（今开县）等地百姓都被屠戮。
在蒙古统治者发动对宋战争的时代，仍保留着落后野蛮的掠夺方式，他们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所过之处皆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鸡犬不宁。一时间巴蜀之地、天府之国惨遭蹂躏，直杀得苍天垂泪，大地含悲，江河呜咽。
单单成都一城，足以说明问题。后来宋军收复成都，在城中收埋尸骨一百四十万具。大片的良田成了野草丛生之地。四川本来是南宋的一个重要财源和粮仓基地，但在兵火破坏之下，加上四川制置司、制总司、漕运司等各衙门各地方的仓库库存被毁，从此之后反而要下游运粮接济，否则就财竭兵饥。单靠江南的收入，南宋要维持生存可以，要累积物资去抵御蒙古就很难了。随着四川被残破，从此，宋朝也就丧失了战略上进攻的一切可能。
此时，传来消息，中路蒙军主帅阔端的弟弟阔出病死。所以阔端认为反正目的已经达到，没有中路军的配合，蒙军也不可能攻破夔州，便引兵退回北方。撤退之时，又再次围攻文州，曾阻挡末哥军从摩天岭南下的文州，这次粮尽援绝，最终城破被屠。
阔端留下两支部队，一支驻扎在兴元（今汉中），准备把兴元发展成南下的基地。一支驻扎在沔州，扼住交通，并且随时准备南侵。阔端认为，蒙古的实力还不够占领四川，只能时不时地进攻四川，不给四川以喘息休养生息的机会，不停地残破四川，不停地在四川消耗南宋的援兵，最终让南宋虚弱下去。
四川战区凭借苦心经营山城防御体系，充分发挥了宋军野战不足、守城尚可的优势，坚守城池，使蒙古军在很长时间内都未能在四川打开局面。在两淮战场，淮东一带河网发达、水系众多，不利于蒙古骑兵驰骋作战；淮西据有淮水天险，又是距京师临安最近的防线，南宋在此屯有重兵，与淮东互相呼应。因此，与四川战区一样，蒙古军急切之间难以在江淮战区有大的进展。相比于四川、两淮，荆襄战区的防守则相对弱了许多，可以说是南宋“三边”防御体系中的软肋，而襄阳则是整条荆襄防线上的蛇头，为重中之重。
第一次襄樊之战
襄阳（今湖北襄樊）以地处襄水（今湖北襄樊南渠）之阳而得名，筑城于汉初。自东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荆州牧刘表徙治襄阳始，襄阳历来为府、道、州、路、县治所，素有“南襄隘道”、“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为南北要害通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初年岳飞北伐收复荆襄，但由于襄阳等地历年兵祸，难以补给，岳家军主力驻扎在鄂州，以鄂州为基地。当时南宋在长江中游的三支御前诸军共有八万四千人，其中驻扎在鄂州的就有五万两千，而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和襄阳府两地加起来驻军也没有鄂州多。
当然，岳飞也知道襄阳的重要，所以他对襄阳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要把襄阳建设成北伐的基地。在岳飞的经营下，襄阳开始具备了后来的规模，城高池深，扼水陆要冲，成为军事重镇。后来到刘光祖担任京湖制置使时，就把制置司衙门移到了襄阳。而后赵方担任京湖制置使时，在十大御前驻扎诸军之外，于襄阳添设新军，加强襄阳的守备力量，襄阳就成了整个长江中游的军事中心，而唐州与邓州就是襄阳的外围屏障。
宋蒙战争开始的时候，南宋朝廷想利用赵方在镇守襄阳时留下的威望，于是让赵方的儿子，本该对端平入洛失败承担责任的赵范来继任荆湖制置使。
当时的襄阳地区，有神劲军、促捷军、忠义军、虎翼军、突骑军等新军。宋将孟忠政又招募八方勇士组成忠顺军，后来他儿子孟珙也招募精壮之士组成忠卫军，称镇北军，他们的统兵官也同样叫军都统，但是性质比正规军要私人化。
战争之初，荆襄地区尚有河南地区作为屏障，就是说，蒙古要进攻荆襄，必须先闯过河南。只是当时防守这两大地区的主力并非宋军嫡系，而是金国灭亡后由金降兵组成的“北军”，而南宋朝廷对这些金降将从来就没有完全信任过。比如金降将赵祥原本戍守襄阳，赵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后，不但克扣军饷，还一度打算坑杀赵祥部，后因人劝阻才作罢。事后赵范仍然不能放心，将赵祥调往前线的邓州（今河南邓县），还派了两名心腹骆铃、呼延实到军中监视赵祥。呼延实与赵祥有很深的矛盾，从来也没将他放在眼中，还不断利用监军的身份压挤赵祥。在这样的情况下，赵祥自然心怀不满。
正因为南宋朝廷对金降将的防范心理太过一目了然，才格外令北军将领心寒齿冷，很难说得上对南宋朝廷忠心耿耿了。前面曾经提到汪德臣之父汪世显原为金国大臣，金国灭亡后，继续奉金为正朔，据地自守，一直不肯向蒙古投降。当时汪世显据有巩昌，号称“秦巩之豪”，是金国残余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一支，而且秦巩一线刚好是四川的屏障。他与蒙古有灭国之恨，有意投降南宋，曾多次向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表示愿意归附，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看到南宋朝廷对金降将的猜忌，多有顾忌，最终还是投降了蒙古，不但将秦巩一线拱手送给了蒙古，使四川完全暴露在蒙古铁蹄之下，还与蒙古联兵，转而对付南宋。
唐州（今河南唐河）北军主将郭胜的情形，也与赵祥大致相同。郭胜与知州杨侁素来不和，杨侁便乘面见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的机会，告发郭胜有异志，赵范不但不调停，反而召郭胜到襄阳。郭胜不是傻子，从此真的开始有了异心。不久，赵范下令以襄阳簿厅置勘院，准备审问郭胜，刚好赵范幕客蒋应符前往唐州，将这些事情告诉了郭胜。郭胜十分愤怒，立即点齐本部人马，趁杨侁不备，将其射死在轿中，并就此出城投降了蒙古。当时京湖制置副使全子才正在唐州戍守，当蒙古军逼近唐州时，竟然趁夜色率先逃跑，导致宋军不战而溃，唐州陷落，囤积在城内的大批物资均落入蒙古军之手。
蒙古军乘机南下，邓州首当其冲。守卫邓州的北军主将赵祥早已对南宋心怀不满，于是擒拿了监视他的呼延实，投降了蒙古。此后，均州（今湖北丹江口）范用吉、德安尚全等北军将领纷纷叛附蒙古。唐州与邓州是襄阳的外围阵地，两州失守后，襄阳就完全暴露了最前沿。这样，由于南宋朝廷和宋军主帅处理不当，导致北军将领大批叛逃，蒙军进攻襄阳轻而易举地打开了大门。
接着，蒙古以主力进攻枣阳，宋将樊文彬率部死战至10月底，终因没有外援，最终城破，樊文彬自杀。于是蒙古就移兵进攻襄阳。
襄阳城高池深，蒙军一时难以攻破，于是在设计颠覆宋军船只之后，除留下兵力牵制襄阳宋军主力外，余者移师进攻随州、郢州。随州被围多日，渐渐不能支持，幸亏宋将高世英带兵支援，突破蒙军包围进入城中增强守城兵力。高世英在突围时身中数箭，进城后不治而死，但随州终于守住了。
郢州城坚兵多，而且是南宋的一个水军基地，但是水军过于自恃，蒙将塔思以五百死士乘木筏吸引宋军接近，而后蒙军夹江射箭，南宋水军大败。不过郢州城非常坚固，蒙古无法攻克也只好退去。但是其他地方就没有那么好运了，从汉江流域到长江以北许多地方都被蒙军破坏。
1236年2月，蒙军开始进攻江陵城，宋将统制李复明战死，但蒙军也没能攻下江陵。蒙军之所以不敢放手围攻江陵等地，是怕襄阳守军出城袭击蒙军后路，而襄阳假如失守，江陵等地就危险了，所以当时襄阳是双方战略的关键。南宋朝廷命魏了翁沿江督视兵马救援襄阳，魏了翁会同数路宋兵星夜沿江西上，而蒙军主力不得不从江陵回师准备强攻襄阳。
然而此时的襄阳城里，赵范却还在朝夕豪饮，寻欢作乐。他以王旻、李伯渊等人为心腹。王旻经他同意，招收原驻黄州的克敌军残部四千余人重组克敌军。赵范又下令关闭襄阳四门捉拿奸细，弄得襄阳人心惶惶。等到蒙军真的到了襄阳城下，由于襄阳城门关闭已久，事先又未通知城里居民，城里没有什么柴草粮食储备，一时物价飞涨，而赵范仍旧饮酒作乐。
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但是赵范在处理这些复杂局面的时候，又出现了重大失误。1236年春，原驻镇江的李虎奉命率无敌军到襄阳增援，进城之后却与王旻的克敌军闹起了矛盾。赵范偏袒王旻，却又不想法子平息军中不满，结果2月23日，无敌军兵变杀死王旻，而事后赵范不思平息，却又转而开始偏袒无敌军，下令全城见克敌军就斩，一时间城里混乱，误杀错杀的不计其数。克敌军成了围剿对象，便四处劫掠百姓，干脆为匪，而城中的混乱也就演变成南军与北军的冲突。南军指的是原南宋的军队；北军指的是原来南宋以北，在金末战乱时逃难或归附或投降而来的军民。此时北军几乎要兵变，赵范无法控制，便同李虎等四人偷偷离开襄阳逃往后方，于是李伯渊等率北军献襄阳城投降蒙军。自岳飞收复以来，襄阳经过一百多年的苦心经营，城里的大量积存，包括二十四个兵器库的武器装备，以及京湖制置司衙门等仓库的金银盐等，全部落入蒙军手里。蒙军拆毁襄阳城防，焚毁襄阳城，把襄阳城的居民全部强行迁移到蒙古地盘的洛阳地区。从此，京湖制置司衙门不得不后移到江陵，南宋又丧失了以襄阳为基地北伐的可能。
襄阳地处于南阳盆地之南，夹岘首山交峙两边，汉水流于其间，东可至江淮，西临关陕要地，不仅控扼南北，又跨揽河南、湖北两地，为南宋两陲最重要的军事重镇。
襄阳的失陷，给宋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襄阳一失守，就意味着蒙军可以长驱直入抵达长江，汉水流域的其他城市都难以坚守，于是前面坚守在随州、郢州、荆门等地的宋军，都往后撤退，只有复州守将施子仁战死。这样，江陵北面的京西南路九郡——均州、房州、随州、德安（今湖北安陆）、郢州、荆门、信阳（今河南信阳）、光化（今湖北老河口西北）等——尽陷蒙古军之手，蒙军的兵锋再次指向江陵。
南宋在鄂州紧急设置沿江制置副司，危难之际再次起用史嵩之为沿江制置副使，命他派人救援江陵。于是史嵩之命孟珙为主将救援江陵。孟珙本在襄阳，但是在蒙古南侵前被调离襄阳到朝廷当文官，他一手招募的忠卫军也被赵范分给李伯渊掌管，并在襄阳之乱中随李伯渊投降了蒙军。因此，此时的孟珙，手下除了一批亲信将领，几乎没有什么兵力。
但孟珙侦知蒙军在枝江准备造船渡江，于是带兵在江面上变易旗号，往返循环，夜里就点明火炬数十里，摆出一副宋军大军到来的假象，使得蒙军不敢渡江。而后孟珙亲率军队多次出击蒙军，前后破蒙军二十四寨，夺回被掳的军民两万多人。加上当年10月，蒙军中路主帅阔出病死军中，最终迫使蒙军不得不退兵，扭转了长江中游的不利局面。
两淮战场
当中路蒙军在攻略荆襄的时候，东路蒙军也经由荆襄侧面进攻两淮。当时由于淮河以北残破，蒙军东路进攻也不能直接进攻两淮，而要随同中路军一起南下，然后才从荆襄地区攻击两淮，并且两路互相掩护侧翼。于是当中路蒙军占领唐州邓州之后，东路军便从唐州邓州出发，进攻淮西地区。
一直以来，对于偏安南方的王朝来说，长江是最后的防线，而淮河又是长江的骊道防线，因此守江必守淮，失淮则失江，所以南宋朝廷对两淮是非常重视的。端平入洛之败，使两淮兵力大受损失，但到蒙古进攻时，根据魏了翁的奏章，两淮地区仍有官军、民兵共二十五万。不过其中只有近十万的正规军，分别驻扎在两淮前线淮东的扬州、真州（今江苏仪征）、楚州（今江苏淮安）、滁州等地和淮西的和州、庐州（今安徽合肥）、濠州（今安徽凤阳）、黄州（今湖北黄冈）等地。而在两淮军的后面，沿江布置的是十大御前诸军的最后三支，建康都统司五万兵、池州都统司一万两千兵、镇江都统司四万七千兵作为战略后备部队，哪里危急派往哪里。
1235年，蒙军从荆襄来攻淮西，德安（今湖北安陆）守将德尚投降，并为蒙军前导，导引蒙军攻略淮西。第二年，蒙军继续进攻两淮，蕲州（今湖北蕲春）、舒州（今安徽潜山）、光州（今河南潢川）守将都弃城逃走；淮西将领吕文信、杜林等率溃兵数万叛宋。在叛军的导引下，蒙古军进占六安、霍邱等地。口温不花遣部将察罕率军攻真州，宋真州知州丘岳力挫攻城蒙军，并乘胜出击。考虑到蒙军人多，丘岳在城外设三道伏兵，并于西城置炮，等到蒙军再次进攻时，宋伏兵突起，炮石俱发，将蒙军击退。随后，丘岳又招募勇士袭击蒙军营垒，加上中路蒙军已经开始撤兵，东路蒙军也不得不退出两淮地区。
此次蒙军的进攻，由于种种原因，呈现西强东弱的景象，蒙军对两淮的进攻虽然不猛烈，但是凭借此次进攻，撕开了两淮防线。从此，蒙军对两淮的攻击，可以直接进行，而不怕受到荆襄宋军从侧翼的威胁。因此，接下来的一段战局里，就变成两淮战区蒙古主攻南宋主守、荆襄战区南宋主攻蒙古主守、四川战区互有攻守了。
我们仍然采用分年和分地区的方法来讲，因此接着上面的1235至1236年战局之后，接下来的是1237至1241年战局。仍然先从四川战场说起。这段时间的四川战场，主要是蒙军袭扰四川，执行继续残破四川的战略，而宋军主要是恢复和巩固防线。在这阶段的宋蒙战争并不十分激烈，其中主要的战斗有以下这些：
1237年春，汪世显率蒙古骑兵，趁元宵灯节，突袭武信（今遂宁），将存在城里的府库钱粮劫掠一空，附近的资州、普州、嘉定府（今乐山）也遭到蹂躏。
1237年6月，蒙将郝和尚拔都从大巴山小道攻袭夔州，夔州安抚使卢普逃遁，统制杨福兴战死。郝和尚拔都以勇士七人乘舟驰于长江之上，因水军兵力不足，未敢过江，但前锋曾沿江远至巫山。
1238年冬，蒙军进入川西寻求与宋军决战，与四川制置使王履正部激战，宋军都统张珍战死。蒙军深入川边，直到渡过大渡河至宋朝国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