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永定门火车站，就撞上了大脚翠姑，这在他是万万没有想见的。
“大少爷！”辣辣一声喊，翠姑伸手就来抢行李。
他起先没有看见她。人如黄昏的蜂群，一群群过来，一群群过去，嘈杂而拥挤。雨刚停，泥地上水洼如镜，亮亮地打闪。他避着水洼走，跨一跨，跳一跳，小心翼翼，尽量使皮鞋不染泥。这双鞋他在火车上就擦拭了好几遍。车过常州时，他还特意买了一只糯米粽，借粽叶上的一点粘劲，抹平了右脚鞋面上翘起的一块薄皮。
在跳最后一个水洼的时候，一只挑着的柳条筐揍了他一屁股。为了规避那只莽撞的柳条筐，他事先往横里闪了一步，但这一步非常不幸，左脚恰巧伸在另一个挑夫的右脚下。他哎哟了一声，声音很大，倒不是为脚背的痛楚，而是为皮鞋的境遇。棕色鞋面上弄了一大滩黑乎乎湿糊糊的烂泥，整只鞋像一团新鲜的牛粪。
他躲到一边，蹲下，抽出一张草纸狠狠擦拭。他相当懊丧。这双鞋的遭遇真够复杂的，他这样想。
等他抬起脸的时候，他就看见大脚翠姑了。
翠姑说：“哎呀呀大少爷总算来了！我每日每日都来永定门等这趟车呀！太太说，大少爷看见电报，肯定会上北京的。太太一托人打出电报，就催我：翠姑你也快去京城，去接接大少爷，也听听大少爷说说老爷的事，翠姑你连夜就动身呀！你瞧瞧太太急的！”
他点点头，知道妈牵挂着爸爸，不是一般的牵挂。
翠姑说：“走，走，那边有骡车。去老德顺旅店，房间都备好了。那店离牢房近，探视老爷方便，一天跑几趟也无妨。”
他没有意见，便跟她上了一辆带黑篷子的骡车。
一天跑几趟，哪里可能！他思忖，能顺顺当当看望一趟就了不得了，只恐怕一见面爸爸就不给他看好脸色呢。
翠姑说：“她，你也见吗？”
他知道翠姑指的谁，便说：“兴许吧。”
“太太叫我关照大少爷，见了她，别喊妈，要喊姨。”
他说：“知道。”
“是嘛，”大脚翠姑高兴了，“我就对太太说了，大少爷一准知道，心里透亮着呢！”
京城马路很宽，风吹到脸上，又燥热，又骚臭。臭味来自黑油油的骡屁股，屁股下一左一右地晃悠着一只粪袋。
他听着骡蹄的声音，又问翠姑：“妈还吃素吧？”
翠姑说：“吃素吃素。三日两头去迎江寺上香。太太可是惦坏老爷了。”
妈妈真善，他想。
时近三更他还没睡着。天气闷热。街上时不时总有蹄声，不知道是马车还是巡夜的兵。
他拎着蒲扇下了床，赤脚站到窗前。没有月亮，窗外灰灰糊糊。大脚翠姑告诉他，往西方向，不出两条街，就是大牢。他举眼西望，不知道爸爸此刻是否安睡，牢房潮不潮，热不热，蚊虫多不多，还有，胃病犯了没有。近在尺咫，他牵肠挂肚。
爸爸胃不好，是妈告诉他的。四年前，他离开安庆老家奔上海，临行前跪在妈面前。妈眼泪汪汪，一手数佛珠，一手在他脸上摩挲，对他说：“见了你爸，告诉他，冷的，辣的，千万少沾，胃坏了，人就不长精神。”
他应了。
妈又说：“还有，见了她，别喊妈，要喊姨。”
他应了。
这时候他就看见妈的眼泪下来了。妈哽哽咽咽说：“你姨聪明，识字，能说会道，三十二颗牙没有一颗不伶俐的。也没缠过脚，眼睛也比我水灵，你瞧我这细眼，我不怨你姨，她好歹是我亲妹子。我只怨自己命薄。”
说到这里就听得有烟杆子咚咚咚敲窗，窗纸上出现了爷爷黑糊糊的身影，嗓音又哑又凶：“闭嘴！你还唠叨这份丑事？逆子贼胆包天，败坏门风，不许再提他！往后，上上下下都听着，不许他们两个再跨进我陈家大门！”
妈赶紧拭净了泪，换个口吻对他说：“你爸能把你们弟兄两个叫到上海去念书，那是他肚子里还有良心。要好好带乔年，好好念书，别像你妈，一字不识，一世受苦。翠姑！翠姑！鞋面子上好没有？”
后来翠姑就送鞋进来。黑布鞋，面子挺刮，底子厚重。他两双，乔年两双。妈说翠姑好针钱，翠姑就喜。翠姑说：“不是我夸口，这鞋，大少爷二少爷就是一步步走出安徽，走到上海，上海人还会问，这新鞋，哪买的？”
翠姑这一回走京城，又带鞋来了。他一双，乔年一双。说是太太亲眼看着她一针一针扎就的，鞋底子手心一攥就知道厚实，摔在青砖地上像龟板一样嘣嘣有声。
他知道翠姑心地好。有翠姑伺候在妈左右，他和乔年都放心。翠姑原是高家小丫头，妈嫁到陈家，她死活跟上了，说是跟惯了。翠姑三十岁那年，妈死活不让她跟，推她出门嫁人，不出一年又两眼红红跑回来，腿脚上有青有紫，说是那男人不是人，该硬的地方不硬，不该硬的拳头倒很硬。妈就说：“回来吧，也不少你一口饭。你我一样，黄连的命。”
妈说这话，他都听见的。他还听见翠姑好几回对妈妈说过这样的话：“太太，你本不该是我的命！你好歹还算得是将门之后哩，性子里怎么一点轰轰烈烈都没有？太太你呀，你火上架着烤着不会爆，只会淌油！年轻轻的就捏佛珠，不是我翠姑多话，太太你打算捏到啥时候去？”
妈确实苦命。他想起妈，心里就像有什么咬着似的。
渐渐地上来了一些风，风里带一丝凉意。他从窗前抽身，重新上了床。蚊子嗡嗡嗡唱京戏。他一边摇蒲扇一边瞪着眼猜度爸爸。爸爸想到妈妈的时候，心里会不会也有咬的感觉呢？哪怕就像夏日蚊虫一样细细地咬？估计不会。爸爸向来不提安庆老家的事，也不准子女提。爸爸就是爸爸。爸爸从来不回头。章士钊说他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爸爸走的步子脚印都很深，一个脚印一口井，深不可测。他知道爸爸很早就为自己写过这样的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爸爸是个伟人。不是伟人京师警察厅不会请他。
思路走到这里，他手中的蒲扇便软软地倒了。
早上，翠姑唤他两遍，他才惊醒，发现太阳都上了墙。
翠姑说：“大少爷眼圈黑，怕是没睡稳吧？”
一边说，一边就把桌上座钟的钟摆重新打起来。为了不让口当口当的报时声吵扰他，她昨日晚饭后就扶停了黄澄澄的钟摆。翠姑心眼细密，像她针下的鞋底。
他穿衣服的时候，翠姑就从盖着白布的竹篮里端出绿豆稀粥和油条。接着，又翻起衣襟，从兜里叮叮当当摸出银洋来，一共十枚，一迭儿放在桌上，说是给他的。
他像着了螫：“收回去，我不能要你钱。我爸最反对受人钱财。”
翠姑说这是太太吩咐的。
他说：“妈也不行。”
翠姑拍了他一肩膀：“大少爷，哪里是给你的，给牢头禁子的！莫说太太不识字，识的理不比你少！”
他不再吭声，穿皮鞋。鞋面上那块薄皮又翘了起来，他从碗里沾出一滴粥，抚一抚。
翠姑见了，噗哧一笑，说：“大少爷呀大少爷！”
又说：“穿布鞋！在京城就穿！”
他摇摇头。
皮鞋其实是叫乔年踢坏的。
她姨塞给他鞋的当夜，他就试穿了，棕黄的颜色在灯光下闪着油油的光。乔年听说了，也来试，穿着走几步。他问：“合脚么？”
乔年说合脚。
他挥挥手：“那就你穿。”
乔年很快脱了鞋，一扔，说：“我穿？我是什么人？我才不穿呢！”
而他，平日也不穿。就一双皮的，怎么舍得。逢上学校有庆典活动，他才穿，还去杂货铺买了一盒棕色鞋油，把鞋擦得雪亮。每当他整治鞋子的时候，乔年的眼睛就发冷。他一抬脸看乔年，乔年就躲了目光。
那是一个冬天，乔年说：“哥，借那鞋穿穿。”
他二话没说就从床下翻出了皮鞋，还问他鞋油要不要。乔年说不要。
那天晚上乔年大汗淋漓跑回来，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弟弟脚上的鞋已经不像鞋，灰土弥漫，鞋带绷断，左鞋跟脱裂，右鞋面卷皮，一脱下来，臭烘烘两团垃圾。
“上哪去了？”
“足球场。”
他走过去，突然揪起弟弟：“你是故意的？”
乔年不吭声，看他脸上表情，倔得很。
他慢慢儿松开了乔年。他想：乔年是故意的，肯定是故意的。但是，故意的又怎么样呢？弟弟大了，懂事了。离安庆那天，弟弟害羞，不肯跪在妈妈面前，只躲在花窗后头瞧哥哥做孝子，那时候他觉得弟弟实在不懂事。而现在，现在不一样了。
“去吧，掀开被子！”他对弟弟说，并决定从此不再提到这双鞋子。“今天吃烘番薯，一人两只，还热呢，我一直焐在被窝里！”
弟弟晚上打呼噜的时候，他将那双鞋洗了，刷了，擦了，仔细地上了油。
甬道很长。湿漉漉的水门汀被他的棕色皮鞋敲击着，发出一种带回音的声响，疹人得很。
手续就办了两个钟点。无休无止地坐等。京师警察厅监狱张着虎口，他一早就坐在牙缝里等待，头枕着发黑的石灰墙。最终还是银洋起了作用，大脚翠姑有先见之明。
他忽然意识到，妈妈派翠姑来京城接应，实在是掐准了一颗佛珠。
这两个钟头里，他想得最多的还是爸爸。他心里好几回忐忑，见了面，会不会挨爸爸一顿骂。
“爸爸准定骂你！”接到安庆打来的电报之后，乔年就一直这么说，口气不容置疑。
在昏昏黄黄的灯光下，他们拉大锯，盼望在三天之内拉出一份去北京的盘缠。锯木场老板出的价钱不低，但是活儿沉重。乔年好几回停了锯子，吮吮右手，右手虎口上有个很大的水泡。他走过去，抓住弟弟的手，寻出一根尖利的木刺。乔年随后眉心一抽。
他问痛不痛。
“不痛。”乔年咬着牙关，“爸爸准定骂你。”
他说：“那我就不去了。让妈妈发急吧。”
弟弟那时候的神情很犹豫。他心疼弟弟。弟弟的模样也跟自己一样惨不忍睹，一身烂衫，一头锯屑，一背脊臭汗。
“哥，我们再拉！”乔年最后这么说。
他很心疼乔年。乔年比他小四岁。
记得火车轮子动起来的时候，弟弟泪汪汪了。
“哥，”乔年跟着车轮跑，举起裹着白纱布的右手，“叫爸爸保重！”
“我会说的！”
“爸爸骂你你也要说！”
“知道！——知道！——知道！”
父亲的严厉他自然是领教过的。爸爸规定的事情不能逾矩。但是他想，这一次他贸然来京，爸爸也许不会严厉。六十多个潮湿闷热的黑糊糊的昼夜，大约能改变许多事情。他沿着黑黑的甬道越走越深，这样的猜测就越强烈。
他一共转了两个弯。他感觉得到，每转一个弯他都惊醒了一批眼睛。眼睛一律沉默，幽幽地移动，在两边为他夹道迎送。他不敢看那些眼睛，那些眼睛像豹子，也像猫。
第三个弯还没转，走路悄无声响的牢头禁子就站下来，用一串铁钥匙敲敲某处的铁栅。
“就这只笼子。”
他一下子就扑到铁栅旁边。含泪的视线渐渐清楚起来。他看见了熟悉的背影，白色西装，佝偻着，并不见动作，像是在慢慢翻一册书。
父亲转过了脸，并且从床沿上站了起来。
“爸爸。”他轻声喊，声音激动而悲酸。
父亲走近铁栅了，眼睛渐渐眯缝起来，目光却比平日亮了两倍。
“爸爸！”他把手伸进铁栅，伸得笔直，想抓住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