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共情的行为只是钟形曲线的末端，它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群中都会出现。如果我们要把“恶”这个说法换成“共情腐蚀”，我们就必须对共情做一番详尽的了解。
先要明白一个关键的事实：我们所有人都位于一条共情光谱（从高到低）的某一点上。那些我们称为恶人或残酷的人，不过是处在这条光谱上的一个极端而已。根据共情的多少造成的个体差异，我们都可以在这条光谱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一章中，我们要开始探讨为什么有些人的共情较多、有些人却较少。我们先要理解共情的钟形曲线，这既是为了深入探究共情这个神秘而强大的实体，也是因为我们会在这条光谱的一端发现“零度共情”（zero degree of empathy）。
不过首先，我们还是要对共情下一个定义。定义共情有许多种方法，我的定义是这样开头的：共情就是我们放弃了单一的关注焦点，而采取了双重的关注焦点。
所谓“单一”的关注，指的是我们只关注自己的内心、自己当下的想法和知觉。而“双重”关注指的是我们在关注自身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别人的内心。从这个区分中立即可以看出共情的功能：当共情关闭，我们只考虑自身的关切。当共情打开，我们也会关注他人的关切。人的注意有时可以比作一只聚光灯，根据上面对共情的定义，我们的注意可以是单只聚光灯（灯光穿过黑暗，只照亮了我们自身的关切），也可以是两只聚光灯相互配合（同时也照亮他人的关切）。
然而共情的定义并未就此结束。上面是这个定义的第一部分，只描述了共情采取的形式（双重焦点）。它还要包含共情所需的脑内机制：能够在同一时间分别反思两个心灵（自己的和别人的）[1]。我们到本章的后面部分再来研究共情的脑机制。就目前来说，这个定义还忽略了共情产生的过程和内容。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定义加以扩展，修改如下：共情是一种能力，它使我们理解别人的想法或感受，并用恰当的情绪来回应这些想法和感受。
可以看出，共情至少包含两个阶段：识别和反应。这两个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单有前者而没有后者，你就不能算是具备共情。如果在火车上，我从你的表情看出了你正费力地想把箱子放到头顶的行李架上，却依然坐在原地无动于衷，那我就没有对你的感受（挫败感）做出回应。共情不仅要求你能识别另一个人的感受和想法，还要求你用恰当的情绪回应。[2]在本书后面的部分，我会介绍一些患有特殊疾病的人，他们的身上要么缺少了共情的一个或两个部分，要么就是这两个部分没有发育完整。
当第二只探照灯也在工作时，你就既能识别他人的内心也能做出反应了，这时你不仅能询问别人的感受，也能敏锐地避免伤害他们的感情，你会思索怎么做才能让他们舒服，也会考虑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会对他们或其他人产生什么影响。当他们向你讲述自己的感受，你不仅能听懂他们的话，也能觉察他们说话的方式——你能读懂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好像它明明白白地表现了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只要他们有任何痛苦的情绪，你都知道要献上安慰和同情。
然而，如果你的注意只有单一的焦点，也就是说，你关注的只有自己当下的兴趣、目标、愿望或计划，对别人的想法或感受毫不在意，那么你的共情实际上就关闭了。它关闭的原因可能是你的注意飘到了别处，你的心灵状态出现了短暂的动摇。举个例子，假如你正在自己的物品里翻弄，急切地想找到一件东西，那么你的注意就可能完全集中在当下这个赶紧找到东西的目标上。在这一刻，你就可能会完全无视他人，或至少会无视他们的感受。在这个片面的精神状态中，其他人或其他人的感受，都已不复存在。你关心的只有解决眼前的急迫问题：找到那件物品，解决这个麻烦，把想做的事情做好。这时如果有人打断了你、问你在做什么，你的回答也会是片面的：你会报告自己当前一心关注的事情，你用来描述这个状态的语言也完全是自我聚焦（self-focus）的。
在这本书里，我们会认识一些囚禁在自我聚焦状态中的人。说他们身处囚禁中，是因为这对他们而言这已不是暂时的心灵状态，他们的共情不会在片刻之后恢复。对这些人来说，自我聚焦是唯一能体验到的心灵状态，就好像是他们的神经计算机里少了一块芯片，无法切换到别的状态了。一个人的共情发生短暂的起伏，他还有希望挽救回来。但要是共情的丧失变成了持续的状态、稳定的特质，那人或许就救不回来了。
拥有共情就意味着能够准确地理解其他人的处境，能为他人“设身处地”。它也意味着你能在无法调和的目标之间找到出路，避免出现死结。共情使对方感到自己的价值，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有人倾听、有人认可、受人尊重。共情能使你交到亲密的朋友，也助你维持这份友谊。共情能让你看清对方可能的意图，从而避免错误的理解或沟通。它还能防止你冒犯别人，因为你会预先考虑，同一件事，会在不同于你的另一个心灵中引起怎样的体验。有时你自认为你的行为或语言只是为了逗趣、无意伤害别人，但这并不表示别人也有同感。虽然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共情不足的负面影响，但我们也很有必要记住普通水平（甚至超人一等）的共情能够带来的好处。
到这里为止，我对共情的定义都假设了它要么有、要么没有。当我们的注意陷入单一焦点时，共情就关闭了。而当我们的注意转向双重焦点，共情就再度打开。我这是把共情描绘成了一种二值运算（不是开就是关），就像脑中的一只灯泡。而实际上，共情更像是一只调光器。在科学中，调光器对应的是一条光谱或一张定量量表，有低档中档也有高档。按照这个定量的观点，共情在人群中是变化分布的。现在假定我们有一种测量共情的工具（这样的工具确实存在，所以这不是随便的科学幻想），能给每个人的共情评定一个分数。这样的测评结果就是我们熟悉的钟形曲线，或者叫正态分布曲线。
有些人的共情很高，有些中等，还有的偏低。接着我会论证，有些人在共情分布图中的低端位置可能是持久性的，而位于极低端位置的一些人（不是全部），我们就会称之为“恶”人或残酷的人。这些人以前从来不曾有过共情，以后也可能不会有。另一些人处于共情分布的低端，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共情在当时的处境中暂时关闭了。他们有过共情，只是暂时丢了。但是无论你通过什么路径坠落到了共情量表上的这个低点，结果或许都是一样的。在那一瞬间，你都能够不把其他人当作人类（dehumanize），或者把他们当作物品处理，并可能就此酿出悲剧。
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的共情是高、低还是中等？在回答这个关键的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对共情做一番经验性的科学研究。而任何经验性研究的开端都是测量。
测量共情
在研究共情的本质时，我和几个同事（萨利·惠尔赖特、邦妮·奥义安和卡丽·艾利森）设计了一张量表，用来测量不同年龄阶段的共情。和这个富有创意的团队共事很有乐趣。
共情商数（EQ）量表成人版
1.我能轻易看出别人是否想加入对话。
2.我觉得向别人解说我能轻易理解的事很困难，除非他们一点就明。
3.我很喜欢关心别人。
4.我很难明白在社交场合该做什么。
5.常有人说我在讨论中过分坚持自己的观点，乃至使人反感。
6.在和朋友约会时迟到，我并不太在意。
7.交朋友和谈恋爱都太难了，我还是不要费这个心思了。
8.我常常难以判断某人是粗鲁还是礼貌。
9.在对话中，我倾向于专注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考虑听我说话的人可能在想什么。
10.我小时候很喜欢把蠕虫切开并观察结果。
如果你认同第1、第3项的表述，你就得到2分EQ分。如果你不认同第2项和第4~10项的表述，你就得到全部10分EQ分。得分越高，就表示你的共情越强。
我们发现心理学研究中最常使用的一款共情测试其实不单单是测试共情的，[3]于是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份量表，叫作“共情商数”（Empathy Quotient，简称EQ）量表。设计时，我们把问题分配给了共情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识别和反应）。这份量表的表现很好，因为它能把那些难以产生共情的人和普通人区分开来。（12）上面举出的是这张量表中的10个项目（总共有40个，完整版见附录一）。
EQ量表的成人版依据的是自我报告。它在大样本的人群身上效果很好，也揭示出了一些规律，比如主修人文学科的学生比主修自然科学的学生得分略高，而且人群中女性得分比男性略高。13,14更重要的是，根据EQ量表的结果绘出的共情钟形曲线，和我们预期的共情在人群中的分布规律是一致的。
但是根据自我报告来测量共情可能并不准确，因为有的人或许会高估自己的共情能力。这是因为共情较弱的人往往也认识不到自己的真实情况。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丧失了共情，你同时也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共情较弱。这是因为共情的本质里就包含了心灵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不仅可以用来推测别人的感受和想法，也可以用来揣摩别人会怎么看你。想象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自我觉知”（self-awareness）。我遇见过一些共情较弱的人，我感觉他们仿佛没有观察自己内心的能力，他们似乎缺乏了一架反向的潜望镜，无法获得关于自身在别人眼中的任何影像。
你或许担心有人在填写EQ量表时不够准确，这个你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我们的数据样本很大，难得有些不准确的结果也会相互抵消。后来我们又设计了一个儿童版的EQ量表，由儿童的父母填写。我们从中发现了和成人EQ量表一样的规律：平均而言，女孩的EQ要比男孩的略高。（15）（两份量表都在附录一中。）总之，EQ量表直观地显示了谁共情较高、谁共情较低、谁又处于中档。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认识几个得分极低的人，但是在那之前，我还是想先展示一下不同的个体在EQ上的差异范围。
共情机制
想象人脑中有一条回路，共情回路，决定了我们每个人能够产生多少共情，我们称它为“共情机制”吧。根据EQ量表的结果，我们可以把共情机制分出7个等级。[4]这些等级都很宽泛，在平日的生活里，由于共情的短暂起伏，我们都可能在同一等级内部略微移动。但我们所在的等级是大致固定的。
处在0级的个人完全没有共情。我们将在第三章里认识几个这样的人，他们要么是自行到医院求诊，要么是因为触犯了法律或经过强制诊断而被扣押（在英国被称作“等候女王发落”［at Her Majesty's Pleasure，意为无限期扣留］）。这个等级的一些人可能沦为罪犯，犯下比如谋杀、袭击、折磨和强奸等罪行。所幸的是，不是所有0级的成员都会对别人实施暴行，他们中的一些只是很不擅长人际交往，并非想伤害他人。而0级的另一些成员就很不同了，你即使向他们指出他们伤害了别人，他们也完全无法理解你的意思。这些人无法体会悔恨（remose）或者内疚（guilt），因为他们压根不知道别人的感受是什么。这是极端中的极端，是共情彻底为零的例子。
处在1级的人也可能伤害他人，但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反思，也会表现出懊悔（regret）。只是事发的时候，他们控制不住自己。显然，共情并没能有效地制止他们的行为。这个等级的人，脑中的共情回路有一部分“断了线”，而这个部分正是在正常情况下阻止他们伤害他人身体的回路。在特定的条件下，这些人也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共情，可是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一旦爆脾气上来，他们就会变得“怒火中烧”，理性判断完全受到蒙蔽。到这种时候也就顾不上别人的感受了。可怕的是，共情回路的断裂会使这些人犯下极端的暴行。在凶案当时，他们的心中会涌起难以遏制的攻击欲和毁灭冲动，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受害者此刻变成了一件物品，只能被消灭或者移除。
处在2级的人仍然有巨大的共情障碍，但他们对其他人的感受已经有了些许体会，因此不会再发动身体攻击了。这或许还不足以遏制他们对别人叫骂，或是说出一些伤人的话来，但是当他们看见别人的感情受了伤害，他们还是有足够的共情能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不过他们还是无法自然而然地预估别人的细微感受，要受害人或旁观者的反馈，才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过分了。一个处于2级的人在生活中只能胡乱应付，他总是会说错话（比如“你又胖了！”）或做错事（比如侵犯别人的“私人空间”）。他们总是因为这些失礼的言行惹上麻烦，有时在工作上，有时在家中，他们或许会因为这个而丢掉工作、失去朋友，但他们总闹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处在3级的人已经知道了自己有共情障碍，他们可能会为此掩盖或者补偿，比如回避时时需要使用共情的工作或人际关系。对于他们，努力“假扮正常”会耗费大量精力，造成格外紧张。（16）他们有的会在工作中回避他人，因为社会交往实在太难了，他们宁愿埋头工作，希望这样就不必与太多人接触。他们或许意识到了自己听不懂别人都能听懂的笑话，大家的面部表情是那样费解，自己到底该怎么做？他们从来拿不准。对这个等级的一些人来说，寒暄、闲谈和对话都好似噩梦，因为这些活动没有明确的准则，也难以捉摸。当他们终于回到家里，那份释然（来自再也不用“假装”和别人一样）是巨大的：他们只想独处，做回自己。
处在4级的人已经有了接近均值的共情。他们的共情略为迟钝，但大多时候已经不会影响日常的行为，虽然当话题转移到情绪以外的方向时，这个等级的人还是会感到更舒服一些。相比女性，处在4级的男性更多，他们更喜欢解决实际问题，或主动排除技术障碍，而不是长时间地讨论彼此的感受。（17）他们的友谊多半建立在共同参与的活动和兴趣上，而不是亲密的情绪，但他们的友情并不会因为这一点而显得乏味或是脆弱。
处在5级的人，共情已经略微超过均值，且女性的数目超过男性。这个等级的友谊更有赖于亲密的情绪、彼此的信任、相互的支持和同情的传达。虽然5级的人并非时刻考虑别人的感受，但他们许多时候都会为别人着想，因此他们在工作和家中都会加倍小心地与人互动。他们不会太过直接地主张自己的意见，以免凌驾他人之上或者侵犯他人。他们也不会匆忙地独自决策，一定是先广泛咨询，参考众多角度。即使有许多事情要忙，他们也会耐心地与人交流，因为他们想要（敏感而又迂回地）了解对方是否开心、对方的心里又在想些什么；而要获得这些情报，最好的做法不是直接询问，而是和对方谈论大量不同的话题间接摸索。
到了6级，我们就会遇见具有真正超凡共情能力的人，他们始终在关注别人的感受，而且会不辞辛劳地送上关怀和支持。他们的共情仿佛始终处于过分活跃的状态，从来不会忽视其他人。我不会抽象地描述这个类型，而是直接向你勾画这样一个人：
汉娜是一名心理治疗师，天生就有体会他人感受的禀赋。你只要一走进她的起居室，她就开始解读你的表情、你的步态和你的身姿。她问你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吗”，但这绝不是敷衍的客套。还没等你脱下外衣，她的语调就已经传达出了邀请的意思，她在请你向她倾诉秘密、分享心事。你的回答即便是只言片语，她也能从声调中读出你内心的情绪状态。你刚一回答，她就迅速说道：“你听起来有一点悲伤，是有什么伤心事吗？”
就这样，不知不觉之间，你已经向这位绝好的倾听者敞开了心扉。她在中间会插进几句，但那只为传达安慰和关心，并回应你的感受。她偶尔会说几个抚慰人心的词语，鼓励你继续，也让你觉得自己很受重视。汉娜这么做并不是职责使然。她在和来访者、朋友甚至和刚刚认识的人交流时都是这样的。和她相处，朋友都觉得自己在受她照顾。她的友谊都是建立在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基础上的。她的内心有一种无法阻止的共情驱动着她。[5]
共情回路
是什么将一个人的共情机制设定在了不同的层次？对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回答是它取决于人脑中的特定回路，即共情回路。在这一章里，我们先大致介绍一下这条回路，到下一章再来考察在那些行为残酷的人和那些难以产生共情的人身上，这条回路是如何变得不活跃的。
多亏有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科学家得以用清晰的图像显示在共情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脑区。目前在神经科学界形成的公论认为，至少有10个相互关联的脑区参与了共情（以后或许还会发现新的）。（19）接下来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些脑区的名字在第一次读到时或许会显得奇怪，但是在稍微熟悉之后，它们就会变成老朋友了！为揭示共情回路中的不同部分，研究者运用神经影像技术（neuroimaging）开展了一些富于想象的实验。
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
共情回路中的第一个区域是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研究者认为它是社会信息的处理枢纽，在比较自己和别人的观点时起到重要作用。（20-22）MPFC分为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MPFC）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dMPFC的功能是推测别人的想法和感受（有人把这称作“元表征”），（20）（23）它也参与我们对自身想法和感受的思考。（21）（24）相比之下，vMPFC更多是在反省自己的内心时发挥作用，不太用来推测别人。富有才华的迈克·隆巴尔多曾是我的博士生，他根据自己和别人的研究，提出vMPFC可能也在自我觉知中扮演关键角色。（21，25-27）
但这还不是这个脑区的唯一功能。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vMPFC能储存关于各种行为的情绪效价（emotional valence）[6]的信息：如果一个行为能带来回报，它在情绪上就是正面的；如果一个行为会招来惩罚，它在情绪上就是负面的。他把这称作“躯体标记”，并主张我们对自己做出的每一个行为都有这样一个标记，只有当一个行为的躯体标记携带了正面效价，我们才会不断重复它。他用vMPFC受损的病人作为证据，指出他们在看到使人痛苦的画面（比如灾难和伤残）时，自主反应不如常人活跃（比如心跳变化不大）。[7]（28）还有一条证据能表明vMPFC标记了情绪效价：它参与了人的积极思维或消极思维，当vMPFC受到刺激，抑郁的人也会变得不那么消极。（29）（30）
菲尼亚斯·盖奇（1823-1860）是神经心理学领域最著名的病例之一，他也在无意间为vMPFC参与共情回路的理论添加了一条新证据。菲尼亚斯是一名从事铁路建造的工头，在一次事故中他被铁棒扎穿脑子，人却活了下来。这次事故的主要结果不是对他身体的伤害（在事故之后他又活了12年），而是令他失去了共情。[8]事情是这样发生的：1848年9月13日，25岁的菲尼亚斯正在为美国佛蒙特州的一段铁路爆破岩石。他的任务是加入火药，连接引线，并用一根铁棒将火药填进一个洞里。谁料到火药提前爆炸，铁棒迸出，射穿了他的侧脸（经左眼后方，由颅骨穿出）。令人称奇的是，他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还在推车上坐了起来，意识清醒，也能够说话。但是在之后的几年里，旁人却在菲尼亚斯身上注意到了一个重大变化：他在事故发生前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现在却变得幼稚、不敬而粗俗，他的嘴里脏话连篇，在社交场合也不知道自制。他已经丧失了共情。[9]一百多年之后，神经科学家汉娜·达马西奥和同事得到了保存下来的他的颅骨，利用现代的神经影像技术，算出那根铁棒一定破坏了他的vMPFC。（31，32，34，35）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共情较弱的人，他们共情回路中的vMPFC和其他区域是多么地不活跃。但现在我们还是来绘出这条回路中的其他部分。
眶额皮层OFC
与vMPFC重叠的是有时称作“眶额皮层”（orbital frontal cortex, OFC）的脑区。1994年，我和同事霍华德·林首次证明了OFC是共情回路的一部分。我们发现，当被试判断一张列表上的哪些单词是描述心灵的功能时，他们的OFC就变得特别活跃。（36）这张列表中的单词包括“认为”“假装”和“相信”，也包括“跳跃”“行走”和“进食”。后来我又和同事瓦莱丽·斯通发现，OFC受损的病人很难判断什么行为算是失礼，这说明他们的共情出了问题。（37）OFC受损还会使病人丧失社会判断能力，并在社交中对自己不加约束。此外，当普通人看见针头扎进一只正常（没有经过麻醉）的手，他们的OFC就会激活，说明共情回路的这个部分参与了对某件事是否会引起痛苦的判断。（38）
岛盖部FO
与OFC相连的是岛盖部（frontal operculum, FO），它既是共情回路、也是语言回路的一部分，因为它的一部分参与了语言的表达。这个区域受损，伤者就很难产生流利的语言（这也叫“布罗卡失语症”，患者能理解别人说出的句子，却无法用完整的句子表达自己）。FO和共情发生的联系来自这样一个观点：猴脑中也有一个和FO对应的区域，其功能就包括编码其他动物的意图和目标。（39）也就是说，当一只猴子（它的脑子放进了一个深部电极）见到另一只猴子伸手去拿一件物品时，它FO区域的细胞电活动就会增强，而当这只猴子自己伸手去拿一件物品时，相同细胞的电活动也会增强。
额下回IFG
FO的下面是一个更大的区域，叫“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这个区域受损会使人难以识别情绪。（33）我还有过一个才华横溢的博士生，名叫比斯马德夫·查克拉巴蒂，他先让被试填写EQ量表，再让他们躺在脑扫描仪里观看快乐的面部表情。比斯马预感到IFG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也确实是一个很好验证的假说。为了验证它，比斯马使用fMRI扫描仪，在不同的脑区和它们相应的4种“基本”情绪（快乐、悲伤、愤怒和厌恶）之间建立了联系。
我在看见这些人脸时总会不由微笑，因为左上方正是我的女儿凯特，当时她还只有9岁。（她负责的是做出快乐的表情，其他三位就很难说是快乐的了。）比斯马发现，厌恶主要在前脑岛（anterior Insula, AI）处理，快乐主要在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处理，愤怒在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cortex），而悲伤分散在好几个区域，包括下丘脑（hypothalamus）。（40，41）他接着又研究了脑中是否有一个区域始终和EQ量表的结果相关，无论被试观看的是哪一种情绪的面孔。IFG正符合这个要求。你的共情越强，你在观看这些带有情绪的面孔时，IFG就越是活跃。
尾侧前扣带皮层cACC/MCC和前脑岛AI
进入皮层的更深处，我们发现了尾侧前扣带皮层（caud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cACC），又称为“中扣带皮层”（middle cingulate cortex, MCC）。cACC/MCC也参与了共情的产生，因为它是所谓“疼痛网格”（pain matrix）的一部分。这个脑区不仅在你自己感受疼痛时激活，也会在你观看别人感受疼痛时激活。（42）接着就要说到前脑岛了，它参与了自我觉知的身体方面，而自我觉知本来就和共情有着紧密的联系。（43）使用fMRI，苏黎世的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和同事发现，当一个人的手受到疼痛刺激、或者当他的伴侣受到这样的刺激时，他的AI和cACC/MCC都会激活，无论经受疼痛的是你自己还是你的爱人。（44）芝加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让·德赛蒂和同事也发现，如果你看到某人的手被夹在了门里，你的AI和cACC/MCC也会激活。（45）激活的程度取决于你把自己想象成那个人的程度。（46）AI还会在你尝到难吃的味道、或者看到别人露出难吃的表情时激活，这再次显示了脑的这个部分会让你设身处地地体会另一个人的情绪状态。（47）
塔尼亚·辛格还从另一个方向观察了人脑：她让被试判断另一个人是否在博弈中做到了公平。结果发现，当被试看到自己喜欢的、在他们看来也公平博弈的人遭受痛苦时，无论男女都会激活cACC/MCC和AI。有趣的是，平均而言，当男性看见他们认为没有公平博弈的或他们不喜欢的人遭受痛苦时，他们共情回路的这个部分的活动要低于女性。（48）在男性的眼里，有些人是潜在的竞争者，有些是举止不当的人，还有一些即使维持交往也无益于自己的既有利益，对于这些人的痛苦，男性似乎比较容易关闭共情。cACC/MCC和AI也明显和一系列情绪的体验及识别有关，包括快乐、厌恶（disgust）和痛苦。（44，47，49-51）这两个区域的损伤会妨碍伤者对这些情绪的识别。由于上面这些原因，cACC/MCC和AI成为了共情回路中的关键部分。
颞顶联合区TPJ
研究发现，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的右半边（RTPJ）也对共情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判断他人意图和信念的时候。（52）这个脑区和共情的识别部分关系较大，这个部分有时也称为“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当我们推测别人的想法时，运用的就是自己的心智理论。TPJ受损不仅会使人难以判断他人的意图，还会造成灵魂出窍体验（out-of-body experiences），（53）而对RTPJ的刺激会引出一种古怪而让人脊背发凉的感觉，使你在独处时也觉得身边仿佛有人似的。（54）这些反常现象显示RTPJ参与了对自我和对他人的审视，虽然RTPJ可能也承担了与社交无关的功能（例如注意的转移）。（55，56）
颞上沟STS
与RTPJ相邻的是后颞上沟（posterior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pSTS），许多年前就有人把它和共情回路联系在一起了，因为有动物研究显示，当动物在监视别的动物眼光的方向时，它们的STS细胞会做出反应。（57）而在人的身上，STS受损也会使人无法判断别人观看的方向。（58）当我们注视另一个人的眼睛时，显然不仅是为了确定他的观看对象，也是为了揣摩他们对于观看对象的感受。（59）STS还参与了对生物运动（生物自行发起的一类有生运动）的观察。（60）
躯体感觉皮层SMC
共情回路的下一个环节是躯体感觉皮层（somatosensory cortex），它不仅参与触觉体验的编码，也会在观看到别人被触摸的时候激活。（61-65）[10]除了产生感觉体验（顾名思义）之外，躯体感觉皮层还会在我们观看尖针刺进别人的手时激活，[11]这一点同样是靠fMRI发现的。（47，67）这强烈地证明：当我们设身处地体会别人的痛苦时，我们的反应是很感觉化（sensory）的。这个清晰的人脑反应告诉我们，即使并非出于有意识的决策，我们也会不自主地把自己放进他人的处境，我们不仅是在想象自己假如身处此境会有什么感受，而是在切切实实地体会别人的体会、仿佛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感觉似的。难怪我们在看到别人受伤时，自己也会禁不住退缩了。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对这样充满情绪的情境产生强烈的共情反应。如果我们的躯体感觉皮层遭到损坏或暂时受了干扰，我们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就会显著消退。（68，69）比如外科医生，可能就是因为没有这种情绪反应而格外适应这份工作的，这个假说已经得到了郑雅薇的证实，她发现实施针灸的医生在观看人体受针刺的图画时，躯体感觉皮层的活动较常人更少。（70）
顶下小叶IPL和顶下沟IPS
与FO/IFG相连的是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PL），这两个脑区都很有意思，因为它们都是“镜像神经元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由脑中的几个区域组成，它在你自己做出某个动作或是观看别人做出同样的动作时都会激活。帕尔玛大学的贾科莫·里佐拉蒂曾领导一组意大利神经科学家首次在灵长类动物身上证明了镜像神经元的存在，他们将电极埋入这些动物脑中的特定区域，记下了神经细胞的活动，这些细胞不仅在动物做出某个动作时放电，在它们看见别的动物做出同样的动作时也会放电。（71）既然IFG也是人类镜像神经元系统的一部分，那就说明共情也包含了对他人的动作和情绪的某种反映。（49，72）人类的镜像神经元系统是很难测量的，因为把电极埋进一个清醒的人的健康脑中显然有违道德。[12]但是利用fMRI，科学家还是发现这个系统包含了IFG、IPL及顶下沟（inferior parietal sulcus, IPS，就在IPL后面）。有趣的是，由这个镜像神经元的概念还可以引出某一类特定的神经元，它们会在自己或别人/别的动物注视某个方向时放电。一只猴子的IPS神经元不仅会在它注视特定的方向时放电，还会在它看见另一个人（或另一只猴子）注视同一个方向时放电。（74）
这里插一句：有些人很快会假定镜像神经元本身就可以和共情等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镜像神经元系统只在对单个细胞活动的记录中得到过证实，因此它也许只是建构共情的模块。比如镜像神经元系统参与了行为模仿：当你在给一个婴儿喂食，而他张开嘴时，你也会不由自主地张开嘴；当别人打哈欠时，你也禁不住会照做。这种对于他人行为的应和一般不需要有意识地思考对方的情绪状态。这就是一些社会心理学家所说的“变色龙效应”（the chameleon effect）。（75）
还有人提出，情绪感染也是共情的一种形式，比如当一个人表现出恐惧时，其他人（看见了他的面部表情）也会“传染到”同样的恐惧感；或者当一个婴儿在产科病房里哭出了声，也会引得其他婴儿一起哭。和行为模仿一样，我们也可以假定这种传染不需要人有意识地思考其他人的感情。我在本章前面已经指出，我所谓的“共情”不仅仅指这些简单的现象。共情似乎超越了这类自动的应和。共情中既有自动的镜像系统，也有意识程度较高的、用来清楚地理解他人精神状态的神经系统，而且两者是相互作用的。（25，76，77）
杏仁核
共情回路中的最后一个区域（在许多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部分）是杏仁核（amygdala），它位于皮层下方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之中。它参与的是情绪的学习和调控。（78，79）纽约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曾经广泛研究我们是如何学会惧怕某些事物的，最后他把杏仁核放在了“情绪脑”的中心位置。80，[13]（对杏仁核的痴迷和对音乐的喜爱促使他成立了一支名叫“类杏仁核”[Amygdaloids]的乐队！）[14]我有幸在约瑟夫2009年访问剑桥时和他见了一面。关于杏仁核在共情系统中的作用，一条关键的证据来自我和他在1999年开展的一项研究。我们让被试躺在fMRI扫描仪内，要他们观看别人眼睛的图片，然后判断这些人的情绪和精神状态。他们的一个脑区明显激活了，那就是杏仁核。（83）另一条指出杏仁核是共情回路的组成部分的证据来自一个著名的神经病人，她以名字首字母缩写SM为人所知。SM的两侧杏仁核都受了特定的损伤（我们的两侧半球都各有一个杏仁核）。她虽然智力很高，却面临一个重大障碍，就是无法识别别人的脸上的恐惧情绪。（84）这个识别恐惧表情的障碍和眼睛有关：眼睛是在别人脸上认出恐惧的关键因素。SM的杏仁核受伤，妨害了她与人对视（eye contact）的能力，这就是她很难认出恐惧表情的原因了。（85）我们能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当我们指导她注意别人的双眼之后，她就又能在别人的脸上读出恐惧了。（86）SM的例子提醒我们，杏仁核在引导我们观看人的眼睛这件事上是多么关键，正是由于它的引导，我们才理解别人的想法和情绪。
我们已经对参与共情的10个脑区做了一番简单介绍。[15]这些脑区中的好几个都既参与了对经验的自动编码，又会在我们觉察他人做出某些行为或者有相似体验的时候自动活跃起来。[16]类似地，在我们思考自身的心灵时，那些负责有意识地推测他人心灵的脑区也会变得活跃。[17]因为有了这些脑区，我们才能够探讨脑中的共情回路。作为回路中的环节，这10个中继站并不是简单的线性连接关系（比如一串项链里的一粒粒珍珠），而是相互间有着复杂的多重连接。根据共情等级的不同，这些脑区在不同人的身上也有不同的活动强度，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前面提到的共情如同调光器的说法了，在解释为什么有人的共情很少或没有时也有了直接的工具。（77）由此可以预测，那些在共情的钟形曲线上远远落后的人，他们的部分或全部共情回路的神经元活动应该会比常人少得多。我们很快就来考察这个预测。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比别人残酷，我们离这个问题的答案更近一些了吗？现在的我们已经可以用“共情腐”代替“恶”来解说了吗？还不行。我们目前列出的全部证据还只显示了有些人在EQ量表上得分很低，我们还在一张清单上列出了若干脑区，它们的功能决定了一个人能表现出多少共情。但这还不能算作令人满意的解释，原因有几个。第一，我们要证明在那些施加暴行的人身上，这些脑区确实“掉线”了。第二，对那些在EQ量表上分数特低的人，我们还需要做更清晰的描绘。第三，我们要弄清通向零度共情的路是否不止一条。最后，我们还要了解造成共情回路故障的环境和生物学因素。要是能说清共情是如何丧失的，我们就能完成探索，并对人类的极端暴行做出解释了。
注释
[1]我的同事艾伦·莱斯利（他目前在美国罗格斯大学任教授）20世纪80年代和我在伦敦共事的时候提出过一个有趣的理论。这个理论叫“元表征”，它为这种“双重关注”提供的解释是合理的，因为它既包含你自己对于世界的（初级）表征，也包含了你对别人如何表征世界的表征。
[2]我们暂时来钻一钻牛角尖（我最喜欢在聚会上玩这个）。假设我看见你在艰难地放置行李箱，也感到了一阵强烈的同情（sympathy），但我依然把脸别过去了。我会申辩说我还是产生了共情的。但出于共情而采取行动是排在识别和反应之后的第三个阶段，并不是共情的必要组成部分。渴望（desire）减轻他人的痛苦确实是共情的一部分，至于你是否将这渴望付诸实施，则受到几十上百个不同因素的制约。（你有能力帮忙吗？你离对方够近吗？你可以从手头的工作上抽出空来吗？你认为还有别人会出手吗？）因此，你只要体会到了恰当的情绪（“我很同情你的困难，也希望可以帮忙”），那就足以说明你已经产生共情了。但如果你只是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地体会到这种情绪（“我同情你的困难，但并不怎么关心你的遭遇”），那就不能算作是共情。共情的情绪反应阶段一定要是完整的。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共情可算不上共情。
[3]目前测量共情的主要手段是“人际反应指数”。10虽然这个指数能得出漂亮的正态分布，但它测量的不只是共情。比如它的一些问题还测量了你有多容易幻想，这虽然也很有趣，但和共情没有直接联系。
[4]我虽然决定将共情的钟形曲线分成7个等级，但这样划分实在是有一些轻率的，因为到今天为止的所有数据都显示共情是一条连续谱、一个没有接缝的尺度。不过这7个等级依然是有用的构造，因为它们在共情的钟形曲线上揭示了一些质的差别，如果纯粹用渐进、定性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差别就不会这么明显了。
[5]芭芭拉·奥克利编过一本有趣的书，主题是病态的利他状态（pathological altruism），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会受到他人情绪的强烈感动，并完全被这些情绪淹没。但我认为处在6级（超凡共情）的人未必会因为共情之强烈而痛苦，虽然其中的一小部分可能是这样的。6级的成员本身就值得详细研究。（18）
[6]情绪效价指的是与一个具体刺激相联系的情绪价值，例如，看见心爱的人出现在你面前这个刺激具有一个非常高的情绪效价，而如果看见的是街对面的邻居，这个刺激带来的情绪效价则相对较低。——编者注
[7]迈克·隆巴尔多正确地指出，vMPFC的这两个功能用到的不是同一块区域：对情绪效价的编码发生在脑中略微靠后的位置，而自我觉知的功能略微靠近脑的前部。
[8]关于盖奇的伤情还有争论，有人说他丧失了共情，也有人说它丧失的是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在我看来，这两种功能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这个脑区受损的病人难以用自身的情绪来指引恰当的社会行为，而这类过程又决定了一个人能否用恰当的情绪回应另一个人的情绪。（31-33）
[9]后来的一次CT扫描显示，盖奇的损伤主要在脑的左侧。他的表现符合共情回路部分受损的症状，不过相关的记载年代久远，我们已经很难弄清他只是共情受损，还是也丧失了其他技能（比如规划能力）。
[10]有的人具有“镜像触觉联觉”，只要看到别人被触碰，自己就也能体会到触碰感。这些人都有高超的共情能力。（66）
[11]这就是所谓的“电生理反应”。
[12]研究者曾在癫痫病人的脑中记录到单个神经元的活动，对这些病人的新近研究又发现，人脑中确实包含镜像神经元。（73）
[13]大多数科学家都同意杏仁核至少有两个主要部分：基底外侧核（BLA）和中央核（CeN）。其中中央核负责编码对条件刺激的反应，而基底外侧核主要负责将特定的情绪基调和条件刺激相匹配。约瑟夫·勒杜和剑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巴里·埃弗里特及同事在动物身上展示了这一点。（81，82）
[14]约瑟夫听说我也玩乐队，于是建议我们在我的家里办一场即兴演奏会。我请来了比斯马，因为我和他一直在共同研究共情的脑神经基础。比斯马负责敲印度鼓（塔布拉），约瑟夫弹节奏吉他。我们运气不错，约瑟夫的同事、神经科学家达妮埃拉·席勒是类杏仁核乐队的鼓手，刚从老家以色列飞来，于是她取出了鼓槌。我也找出了我的电贝斯。我们从合奏中得到了很多快乐。
[15]有人主张，后扣带皮层（或楔前叶）和前颞叶同样参与了对他人信念的理解，所以我们要记住一点：共情回路很可能包含了不止10个脑区。（19，20，52，87，88）
[16]见注释42，44，47-49，51-65及71-74。
[17]见注释20-22，24-27，52，87及8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