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河之国的第一夜
The First Night of the Country of Rivers
她的风头居然盖过了两条跨国大河，岂有此理！
Her charm even topped the two rivers across thecounty. How could that be possible!
踏上孟加拉土地的那一刻正是夕阳残照。孟加拉和尼泊尔与印度的时差各为半小时和一刻钟。似乎这两个与印度为邻的小国，都刻意地保持着尊严。
两个入海口，一东一西，跨越四个经度。
Two river entrances to the sea, one in the east, one in the west, across four longitudes.
在达卡（Dhākā）机场，我是唯一的外乡客，Sadaf是唯一的接机人。其实，即便有许多接机人，她依然引人注目。Sadaf穿着一套豆沙色的亚麻长袍，肩上飘着同色的披肩，黑发和脸蛋在夕阳下闪着青春的光泽，神态妩媚。
我从未见过Sadaf。听外子说，当年她父亲在剑桥获得博士后，去伦敦的一所大学任副教授。当年英国的教授位置非常稀少，一个外国人能做到副教授，已是凤毛麟角。她父亲所著的宇宙学教科书，迄今剑桥大学还在采用。因为她们家一直住在剑桥，所以外子曾见过Sadaf。那时候她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丫头。
Sadaf迎了上来，我们一见如故。她的英语既无英式英语的装腔作势，也非美式英语的圆滑，听起来有些异国情调，咬字却十分清晰。Sadaf的名字来自波斯语，其意为珍珠之母。
我看她优雅的体态，美丽的面孔，不禁赞道：“你太漂亮了，真是一颗珍珠，而非珍珠之母。”
一上车，Sadaf就说：“既然你想看恒河，是否在意夜晚旅行？如果可以，我们今夜直抵拉杰沙希（Rājshāhi），第二天再顺博多河（Padma River）而下。”
恒河下游分成两条主要支流。一条仍在印度境内，从加尔各答入海，名为胡格利河（Hoghly River），另一支从西面流入孟加拉，当地人称它博多河。我不清楚拉杰沙希的位置，从地图上看，它是恒河进入孟加拉后最大的城镇，位于博多河北岸，距离达卡二百七十公里。我担心主人辛苦，她却说：“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理由，可以离开公司去度假了。”
达卡以前的名字叫Decca，是灯塔的意思。这座城市建立于公元十世纪，地理上几乎是孟加拉正中心。从德里到孟加拉湾一千多公里，虽然跨国越界，但达卡仍属于恒河平原。
我们穿行在达卡的街区。市中心的草地上，休闲的青年男女或坐或站，身旁散落着大群的鸽子和乌鸦，吃草的白羊和黑羊。红砖或灰砖的建筑或方正或浑圆，三角形和半圆形的大窗户恰到好处地切割着砖面，也投影在一片又一片的清水中——那是美国建筑师路易斯·汗（Louis Kahn）设计的国家议会大厦。光影在农庄大门路上忙碌地穿梭着，白色的居民楼躲藏在各色热带花树中。从我经过的地区来看，达卡已经是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其现代化的程度令我有点吃惊。
沿街所见最多的还是清真寺。街上，许多男人都戴着小白帽。孟加拉近90%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教徒多属于逊尼派（Sunni），但Sadaf及其家人都是苏菲教派（Sufism）。在当今的伊斯兰世界，苏菲教派占极少数，听说不到10%。这个教派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力量，甚至被批评为非伊斯兰。但在历史上，伊斯兰的学者、诗人、音乐家多出自这一教派。Sadaf说，整体而言，孟加拉的伊斯兰教徒相当温和，并且宽容开放。后来在达卡，她特意带我去看了亚美尼亚的天主堂、印度教神殿和佛堂。
六年前，从达卡向西，过河都得靠轮渡。码头距离达卡西北一百多公里，那里也是博多河最窄的地方，但是等候渡河的时间很长。Sadaf说，虽然锡拉杰干杰（Sirajganj）在更北面，距离达卡二百公里，但2000年那里建了一座大桥，渡河快捷得多。
车子一直向西北开去。经过坦盖尔（Tangail），过河之前，我们停在一个小镇上。此时已是夜晚九时。孟加拉人和印度人生活习惯大同小异。下午四五时喝晚茶，八九点甚至十点才开晚饭。小镇的饭铺不大，就座时，我看见Sadaf将一个塑料袋放在餐桌上，同行的小伙子Mashiur又把另一个塑料袋放在桌上。他们解开塑料袋，拿出饭锅和一个三层菜盒。Sadaf解释道，这里任何一家餐馆的菜都很好吃，不过她担心我一时吃不惯，肠胃不适，特意让家里的佣人为我煮饭烧菜，其他人都吃饭店的菜。她还笑道：“世界上大概只有孟加拉的餐馆容许客人自带食物。”吃到最后，我们叫的菜当中，还有一碟原封未动，店家走过来收回去，并不算钱。这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吧。
餐桌旁，除了我，同桌的人都用手抓饭吃。Sadaf的先生Kamel个子十分高大，轮廓突出，经常被误会为中东人。他不疾不徐，从容不迫地吃着。Sadaf正将汤汁蔬菜和米饭拌在一起，她的手指十分细巧，拌饭的动作颇有节奏。她一边拌一边说：“当地的菜只有用手吃才有味道。”说得不错，用任何器皿搅拌，怎么都不如手拌得均匀。Sadaf拌的饭引起了我的食欲。我啃着鸡块，既不文雅又啃不干净，而她用手指剔出鸡肉，灵巧极了。此时的Sadaf完全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孟加拉女人。
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所有在他国念到高中毕业的人，都不能算具有本土文化。据我的经验和观察，此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如果照此说法，Sadaf确实不该算作孟加拉本土的女人。她生长在英国，十六岁时随父回到孟加拉。当时，她感受到非常强烈的文化震撼。她一点儿也不喜欢孟加拉，只在吉大港（Chittagong）呆了一两年，成年后便立刻去了英国。在英国念完大学，她又回来。这一次她才开始喜欢孟加拉，后来遇到了她的先生，于是决定留下来，而其妹回到英国就再未归来。
我问Sadaf刚回孟加拉时是否有语言问题，她说当然有，顺带说起了自己的家庭：“我父亲生长在孟加拉，但我母亲生长在加尔各答。尽管我母亲会说孟加拉语，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之间只说乌尔都语。你知道，我父亲二十年前就到吉大港大学任教，但是在家里他们还是说乌尔都语，我根本无法想象他们用孟加拉语交流。不过我父亲总觉得既为孟加拉人，怎能忘记祖先的语言，所以从小他就刻意和我说孟加拉语。即便如此，当我嫁过来的时候，婆家人说什么，我完全是一头雾水。后来我们从吉大港搬来达卡，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开了窍。现在我不但会说孟加拉语，还可以分辨出不同地区的口音。”说起来，语言是推动东巴独立运动的契机之一。印度独立，巴基斯坦立国，原属于印度的孟加拉地区被分为东西孟加拉。西孟加拉划给印度。尽管东孟加拉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上更接近于印度，但因为信仰而被划入巴基斯坦，是为东巴。从地图上看，这个划分也挺奇怪的。东巴的西北面、北面都和印度接壤，只有东面的邻居是缅甸，而和巴基斯坦隔着一个印度。1948年，巴基斯坦规定官方语言为乌尔都语，而在东巴，乌尔都语属于精英语言，只有3%的人会说，超过半数的人口都说孟加拉语。
孟加拉语属印欧语系。在尼泊尔曾发现孟加拉文佛经，据说那是玄奘时代的作品，也是最早的孟加拉文的书籍。近代的泰戈尔多以孟加拉语写作诗篇。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消灭其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从消灭语言开始，孟加拉人对此深感不满。1947年，学生和知识阶层掀起了语言运动，并于1952年达到高潮，结果遭致2月21日的残酷镇压，孟加拉人民为保留其母语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语言运动酝酿了后来的独立运动，经过1971年的独立战争，孟加拉最终于次年独立。为了纪念语言运动，人们在达卡竖立起纪念碑，而2月21日也被联合国定为国际母语日。
车子驶过锡拉杰干杰大桥。黑暗中，看不清博多河，只知从此向下三百多公里，这条河将在瓜伦多卡德（Goaland Ghat）附近与贾木纳河（Jamuna River）汇合。贾木纳河的母亲是雅鲁藏布江，大概在1800年代，许多小河与雅鲁藏布江的一条支流汇合，改道而行，是为贾木纳河，而她的母亲却依然沿着古老的河道流淌。博多河和贾木纳河合为一体，浩浩前行。在坚德布尔（Chāndpur），大河再次与梅克纳河（Meghnā River）汇合，梅克纳河是由来自印度的小河在孟加拉的土地上汇流而成，所以她只能算一条本土的河流，而这条河因其入海口而闻名于世，风头竟然盖过了前两条跨国大河。
在大河入海的孟加拉湾，河流织起密集的水网，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三角洲依然保留着恒河—雅鲁藏布江之名。仔细看地图，孟加拉的入海口和加尔各答的入海口，一东一西，经度相差四度，跨越孟加拉湾宽达220英里，由此可知这三角洲之大。这片巨大的三角洲是恒河生命的轮回之地，在此她结束了作为大河的一生。
三角洲西南部的孙德尔本斯地区（Sundarbans）跨越孟印边境，面积达一万平方公里，拥有世界最大的海滨红树林带。那里，海浪舔食着泥岸，吞噬着小岛。那里，土地永远因潮汐而生灭不息。在海水和泥岸，小河和小湖，池塘和森林的世界里，无数鸟儿在水边跋涉，在枝头跳跃。梅花鹿躲避着孟加拉虎，恒河猴自得其乐地大嚼野果。因为世界上的孟加拉虎多躲在此地的红树林中，故人称孟加拉为“孟加拉虎之国”。在这里，孟加拉虎可以长到三米长，重达二百多公斤。因为生长环境特殊，孟加拉虎都是游泳健将，除了吃鹿、野猪，还会自己捕鱼，逮螃蟹吃，如果渔夫不小心，也难保不入虎口。
行前，我计划前往孙德尔本斯，但是从达卡到库尔纳（Khulna）大约需要一天，然后乘船再走一整天，进入三角洲之后，还得走两三天。从我的行程来看根本不可行。于是我托加尔各答的朋友联系，看看能否从印度进入。得到的消息依然是不可行。三角洲内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固定居民，进入雨季之后，访客更少。那里，孟加拉虎经常出没，三两人一起旅行都都通行乌尔都语，其习俗文化也十分相像，甚至市场上卖活鸡的笼子都一模一样——和鸡身等高的竹筐，上罩绳编的伞形网篮。
非常危险。除了孟加拉虎，还有专抢游客的土匪。外人要进入那里，必须凑够一定的人数，由武装警察护卫才能成行。据印度人说，土匪都是从孟加拉过来的。事实上，在印度东面的奥利萨邦（Orissa），我见过一些人一贫如洗。他们就住在路旁由茅草和棕榈叶搭成的窝棚里，窝棚的门只是一扇大棕榈叶。我听印度人说，那些人中的大多数也是来自孟加拉。
除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曾提及孟加拉之外，莫卧儿王朝之前孟加拉的历史，几无资料可寻。人们大致知道印度最强盛的王朝，孔雀王朝[1]和笈多王朝[2]都曾统治过这个地区。虽然自十三世纪起，因为宗教信仰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古老的恒河文明已经在此断裂，但孟加拉和印度的西孟加拉邦依然说同一种语言，伊斯兰教的中上层社会又大约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二世纪之间，古希腊人记载了恒河下游的文明。希腊人称孟加拉为Gangaridai，希腊人的记载恐怕是最早并且也是比较可靠的记录了。据说公元前四世纪，Gangaridai王国十分强大，拥有六千士兵、一千骑兵以及七百头战象。不过曾经如此辉煌的国家，过了近五百年才为西方人知悉。希腊语中的Gangaridai就是“河位于其心脏的土地”。虽然因为宗教信仰的改变，人们不再视恒河为圣河，但在生活中，水——河水和潮水——一直影响着孟加拉人的衣食住行。在孟加拉东南的Cox's Bāzār，海岸线长达一百多公里。在一些海河交错的地区，退潮时，海岸宽达四百米，而涨潮时，海岸则缩小一半。靠河海和低地的许多家庭则随季节而搬迁。旱季水季，行走的路线也不同。因为许多河流常常改道，船运也得走不同的航道。在达卡，除了走远道的船，还有许多短途小船，招手即停，犹如陆地上的出租车。
日落月升，潮起潮落，淡水和海水互动着。在旱季，大概十二个小时后，潮汐才波及恒河地带的中心区域。但季风一起，豪雨一过，淡水漫漫，几近海岸，其泄洪量猛增一倍。偏偏孟加拉地势低平，在恒河地带，一半地区的平均海拔不到三米，而那正是潮峰的平均高度，所以在世界新闻报道中，除了七十年代政变频仍，几任总统都被暗杀或遭灭门，有关孟加拉的消息似乎永远和洪灾连在一起。我看过一幅法国知名航拍家Yann Arthus-Bertrand从高空拍摄的照片：一个老人和小孙女坐在树干上，树干横架在滔滔洪水之上，极目之处，一片汪洋。
Sadaf说，因为可以带来足够的肥料，当地人需要洪水。这和阿斯旺高坝建立之前的尼罗河颇为相似。高坝阻挡了洪水，人们不必再担心遭受洪灾，但是尼罗河两岸的农田却因此而失去洪水带来的有机肥，必须施以化肥，由此引发了高坝对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的国际争论。自1971年高坝完工以来，这种争论一直不断。
虽然我不清楚孟加拉不建水坝而任由洪水泛滥的真实原因，但河水泛滥而带来了养料却是不争的事实。继中国、印度和印尼之后，孟加拉是第四大稻米生产国（美国农业部2003年资料）。在孟加拉，能够制作靛蓝的树就达十五种，据说她也是最早出口靛蓝染料的地区之一。中国江南地区讲究吃食的季节，而孟加拉也有类似的讲究，比如芒果，五月中到六月初，吃的是绿色的gopalbhog，六月吃himshagor，六七月吃lengra，七八月吃fazli。我想如此讲究季节食物的地方，土地一定肥沃。
到达拉杰沙希已是凌晨，河的味道随风而至，穿过敞开的窗户，飘入蚊帐之中。
2006年5月17日，拉杰沙希，孟加拉
注释
[1]孔雀王朝（Maurya Empires，约公元前323—前187年）是印度历史上强盛的王朝，其疆界曾北达现在的阿富汗，南至卡纳塔克邦（Karnatak）。
[2]笈多王朝[见第一章注]的疆土覆盖了整个北印度，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这一时期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汉唐时代。
第二节 夕阳工业，末代公主
The Sunset Industry, the Last Princess
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有些人只生活在未来或过去，另一些人只生活在现在。
Nations are like people; some live in the future or past, some live only in the present.
这是一个令人愉悦的上午。拉杰沙希位于北回归线以北，艳阳当空，河风凉爽。
我们将早饭和中饭合并在一起吃，饭食也是孟西合璧，pari puri（一种油炸加馅小饼）和西式摊蛋吐司一起上桌，烙饼（porota）和中国的葱油饼非常类似。Sadaf看我吃得香，说道：“看来你可以解除禁忌了，我们一致批准你吃当地食品。”之后几日，我发现孟加拉菜确实可口。多数印度人食素，而孟加拉的任何一个小饭店都卖荤菜，当然猪肉除外。印度北方菜过咸过辣，孟加拉菜却清淡得多。孟加拉人吃鱼，我将这鱼取名为黄烧鱼，那里面放咖喱、孜然、葫芦巴和黄姜，新鲜而无腥气。孟加拉人烹调鸡肉有点儿类似广东人做凤爪。
我们走到博多河边。白茫茫的沙，浅绿色的河滩，一小片水，映出蓝天。一些地方隐约露出浅灰色的河底，犹如水中浮云。再一片白茫，再一片浅绿，遥远之处，一片深色的树林，博多河不过是深绿、浅绿和浅灰之间的一条细带。
光着上身的男人在河滩上开挖白沙。穿纱丽的女人顶着瓦盆，携着水罐走向河边。听说雨季时，河宽可达四五公里。孟加拉年降水量平均为三百毫米，而拉杰沙希地区只有一百四十毫米。这里大概是孟加拉降水最少的地区之一。可是即便是旱季，博多河也不至于如此细小吧，这太不像恒河，更不像一条旱季泄水量平均可达每秒三万五千立方米的大河。Sadaf一再说，这要归咎于恒河上游印度和孟加拉的分水计划。
失望之余，我转向河岸，那里停着一些人力三轮车。这些三轮车的遮阳棚色彩斑斓，描绘出很有意思的图画。进到拉杰沙希城里，发现三轮车艺术更加丰富多彩：古代的神，现代的电影明星，性感的女人，强壮的男人和俏婆娘的合影，还有动作片的人物。那些动作片的人物形象给我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他们戴着牛仔帽、墨镜，面孔是南亚的，造型又似美国早期的西部牛仔或意大利的黑手党。
除了达卡这样的大城市，三轮车似乎是孟加拉多数城镇的主要交通工具。英文称因上下班而造成的交通拥挤为rush hour，Sadaf笑说：“你看此时是人力三轮车的rush hour。”坐车的人形形色色，穿西装打领带的上班族，全身罩在黑纱中的伊斯兰教妇女。听说三轮车夫多是乡下无田之人，到城里谋生，蹬三轮勉强可以活下去，如果连这样的劳力和资本都没有，则将沦为赤贫。
在我所经过的城镇，只在达卡的码头上遇到了乞丐，不知是政府控制还是都跑到印度去了，也许Sadaf刻意不让我看到那些贫困的地方。后来在达卡机场，我遇到一位来自英国的医学院毕业生。她告诉我，她工作的医院里确实有不少赤贫的孩子，他们瘦如骷髅，是绝对意义上的营养缺乏。达卡和印度的加尔各答都号称世界的NGO（非政府组织）之都，可见需要救助的人不在少数。
因为经营成衣业，Sadaf和Kamel对织料都很有兴趣。丝和棉是孟加拉人主要的服装织料，平日里，他们多穿棉布衣，节庆则穿丝袍。他们告诉我，近十年来，企业的许多原料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我问为何孟加拉不能生产，Sadaf说很久以前孟加拉的棉花可与当今的埃及棉媲美，可惜早已绝种。拉杰沙希是知名的丝产地，Kamel在此寻找丝厂。一路上，我们问了好几个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丝厂，那里却已停业。Kamel不死心，继续向前找去。我们敲开一扇铁门，进入院子。这里完全不像工厂，更似住家。主人带我们走进二层小楼对面的房子。黑暗之中，两三台纺丝机上挂着翠蓝色的丝卷。惨白的日光灯下，织机上白色的长丝闪出同样惨白的光泽。三个女工，其中的一位正在给断头打结。
我们走出工厂，Kamel长吁短叹。他说主人告诉他，此地原有几百台纺织机。我问衰落的原因。“唉，政府官员接受贿赂，说中国和日本的丝都很好，并在政策上对进口这两个国家原料的企业给予优惠，严重打击了孟加拉的民族工业。”Sadaf插言道，“孟加拉从来就没有鼓励民族企业发展的环境和政策。”
说起来，Kamel出身官宦世家。其父曾任孟加拉独立后的第一任商业部长。后因总统解散国会，实行军事独裁愤而辞职。政权更迭之后，其父又出任过驻美国和墨西哥的大使。在孟加拉，如此世家子弟尚且难为，那么其他企业家的苦楚又有多少呢？
一个小贩走来兜售棉格子布，当地人称这种布为gamcha。Kamel让大家随意挑选，我们一人买了一块，价钱十分便宜。孟加拉男人用这种布包头或当汗巾，女人一般不大用。后来我发现这种棉布颇为实用，犹如印度女人的披肩，既可遮阳又可挡灰，天凉时还可裹身。
这种格子布都是手工织成的，长约一米五，宽不过一米，红黄蓝绿黑白各色相间，织得不算紧密，颜色却十分鲜艳。这些手织布令我想起格拉明（Grameen）银行的故事。
格拉明银行的创建者为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诺斯（Muhammad Yunus）博士[1]。他和Sadaf的父亲同在吉大港大学任教。1976年，尤诺斯遇到编竹器和织布的妇女，发现她们付不起几十美分的材料费或租机费，扣除这些费用之后，她们一天的劳动几乎一无所获。因为信用额度太低又无人担保，没人借钱给她们。她们十分勤劳，手艺精湛，却永远贫困。于是尤诺斯决定建立银行，通过小额贷款来帮助这些妇女。这些人从未和银行打过交道，许多人还是文盲。这个银行的贷款员骑车走过田野村庄，调查借款人的背景和还款能力，并向贷款人解释文件条款。银行成立之后的十年中，它为将近二十万人提供了无须担保的贷款，还款率高达98%。相对于无偿赠款，这种低息贷款能更有效地帮助贫困家庭自立脱贫。这个银行的模式曾得到发达国家的赞许，也成为一些贫穷国家的榜样。
三十年过去了，格拉明银行依然经营着，但孟加拉的民族工业却未见长足进步。在这河之国，多数河流没有架桥，而不多的桥梁也是他国援建的。
拉杰沙希城外，水田盈盈，竹林苍苍，农人荷笠戴斜阳，白鹭独归影悠长，好一派田园风光。我的心情十分矛盾。当今世界，田野农业意味着落后贫穷，而高楼工业却代表了富裕先进，我们到底要什么？
我们沿恒河向东二十三公里，来到普蒂亚（Puthia）。普蒂亚只能算一比较大的村子，普通地图并不标注。但此地的印度文化遗址最丰富，旅游地图上特意画了一个绿色的小圆点。
拐入小路不久，即见一座白色的印度神塔矗立湖边。那是典型印度北方神塔的建筑风格：一座白色方形庙堂，中间三个小拱门，两旁各一大拱门。庙堂屋顶的四角各立一座小神塔，中央一座大神塔，每座主塔又被小塔如莲花般地簇拥着。我想起一位印度建筑师的话：“印度神殿建筑高塔，除了象征精神上的崇高之外，还有实际用途。古代的南亚次大陆森林密布，唯有建筑高大，才能冲出丛林。在漆黑的夜晚，唯有高大才能显露在星月的微光之中。”
在莫卧儿时代，孟加拉人大多皈依了伊斯兰教。印巴分离时，为数不多的印度教徒继续遭受迫害，并被强迫皈依伊斯兰教，所以当地的印度教徒为数甚少，即便有，也多是低种姓，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声音。但凡伊斯兰入侵者所到之处，印度神殿多遭破坏，甚至荡然无存。此地得以保留这座神殿以及附带建筑已属稀奇了。
我们走进这座神殿，拱门上的堆云雕刻依然完好，透过雕花门，望见隔壁的小神塔、芭蕉树和通往湖边的台阶。显然，这座神庙既非古迹也非遗址，只是村民纳凉休闲之处。
在神殿的后街，我们看到了一座茅屋式的印度女神（Jagaddhatri）神殿，离神殿不远，即是一个国王（Raja）的宫殿。
这曾经的宫廷已经衰败得不成样子，处处断壁残垣，唯有门雕依稀可见当年的精美。院中一棵木菠萝树（jack fruit），几只木菠萝形象丑陋地躺在树干上。木菠萝树之后，矗立着一座红砂岩的建筑。这房子前有雕花廊柱，一层门宽窗大，二层只剩岩石的窗框。尽管如此，仍可见当年的规模。屋旁种满了芭蕉，竹竿上晾着衣服，廊柱前的台阶上睡着两只黑羊和一只白狗。几只鸡匆匆跑过，一只大公鸡仰脖长鸣，声音洪亮。
一个男人走出来，Kamel和他聊着。Sadaf向我招招手，我跟了过去。穿过花园拱门，我们停在一栋水泥房前。门前雨帘下，晾着一绳衣服。虽然外院的房屋已经相当破旧，但气派和品味依在。而这栋房屋虽比较新，但总体来看不过是一个水泥方盒。到这里干什么？未容我细想，就见一位白衣老太太迎了出来。老太太面相端庄大方，身材很高，皮肤挺白。
她用孟加拉语向Sadaf打招呼，看到走在后面的我，她就改用英文说“欢迎”。起初我并未在意她的英文，等我准备脱鞋入屋，她突然用英语说：“It isn't necessary。”很纯正的英语，很准确的用词。
一进屋，迎面就是两张床，呈直角靠墙摆着，单双各一。老太太盘腿坐在双人床上，我们倚门而坐。大家开始用孟加拉语交谈，而我则趁机仔细打量房间。一个镶穿衣镜的大衣柜，虽然陈旧，质地却是上好的，衣柜的边缘刻满花纹。小木桌和小柜子都和大衣柜配套。头上的电扇慢慢地转动着。屋顶上横着几根粗梁，粗梁之间，架着若干木条，参差不齐的木条中夹着一些竹棍。墙壁刷了一层白灰，钉了几只铁钉，白布小口袋就吊在那上面。迎门的墙上，挂了几幅旧年历。
老太太看我无聊，就开始说英语：“我生在加尔各答，出生二十一天之后，我的亲生父亲去世，母亲再嫁。怎么说呢，我母亲是加尔各答有名的美女。”从老太太的容貌看来此言不虚，“我的继父是一个Raja，他待我很好，送我去加尔各答最好的女子学校——Loretto Calcutta。那是天主教修女办的学校，我学了英文。后来遇到我的丈夫。我和他生了九个孩子，因为我是独女，所以我想要很多小孩。现在我有十九个孙子女……”
在那个时代，伊斯兰教妇女本来就很少上学，何况上的还是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即便今日，伊斯兰教妇女也不便抛头露面。埃及因为游客众多而比较开放，但是在那里，我几乎没见过妇女执掌店面。在印控克什米尔，街面上看不见女人。按Sadaf的看法，孟加拉也算开放的伊斯兰教国家，可我们每次进入餐馆，整个餐馆里，只有我和Sadaf两个女人。
Sadaf的祖母也是伊斯兰教徒，在加尔各答住了一辈子。也许因为英国殖民统治的缘故，加尔各答的风气更开放些。她祖母年轻的时候，经常在清晨时分高声练唱，还将孟加拉语的书翻译成乌尔都语出版。但是尽管她多才多艺，却也无法在社会上施展，后来在生第十三个孩子时难产而死，享年不过三十七岁。至今，Sadaf去加尔各答的旧宅，邻里老人还会提起她祖母的歌声和译作。
“您怎么会到这里来？”Kamel问老人，“这是我继父的产业。他去世后归母亲。我母亲去世了，你说我该怎么办？我从加尔各答搬回来。”
Sadaf问：“那你一定会说乌尔都语。”
“是呀。我来孟加拉时，根本不会说孟加拉语，不过回到娘家，我很放松，所以长得这么胖。”老太太说着，笑起来。
说着说着，就停电了，老太太拿起一把扇子。这竹扇并非左右扇动，而是旋转，扇柄为轴，扇面绕轴转动，周围的人都能感到凉风。
小城普蒂亚曾是老人父亲的王国，也以她祖辈的名字命名。推算下来，老太太至少八十岁了，而此宫殿大约建于十八世纪初叶，曾经占地八百公顷。最初的普蒂亚王受封于阿克巴大帝之子。1823年，普蒂亚国王在此地建造了供奉湿婆的神殿，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座。如今，国王的产业多为草木覆盖，供奉湿婆的庙堂也成为当地人休闲的场所。末代公主的子孙走向神殿，但是他们不是去朝拜湿婆，而是沿着神殿的台阶去湖边汲水洗衣。
注释
[1]穆罕默德·尤诺斯博士为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作者得知消息之后，曾电邮孟加拉朋友祝贺，回电为：“Many thanks for your e-mail - yes, its great to get some good news about our country - now the world knows more about us than just floods!!! ”（作者补记于2006年10月13日）。
第三节 勿忘我——访泰戈尔故居
Forget-Me-Not—a Visit to Tagore's Residence
自由鸟说：“这栅栏之中，哪里可以展翅？”
Says the free bird, "Among bars, where is there room to spread one's wings?"
鸟儿唱起歌来，婉转而悠长，鸟儿说起话来，清脆而饶舌。通往西莱达（Shilaidaha）的小路犹如鸟语，蜿蜒细窄绵长。一方又一方水田，一片又一片池塘，知足而宁静。无数的小河小湖，浮云在那里梦游。椰子树剪切着天空，让它更优雅一点吧！芒果树将影子留给树下的花草，也抖落些阳光的碎屑。一片水田，刚刚收割完毕，但并不孤寂。它默默地躺在那里，望着禾苗从邻居怀里探头探脑。在另一片新绿之中，褐色的田埂像大鲇鱼拱起的脊背。
一段矮墙上，坐着两个白衣人，他们怀抱孟加拉的dotara琴，吟唱着。我问Sadaf：“他们是谁，唱的是什么？”
“当地农民，他们唱的是孟加拉诗圣拉龙[1]的歌。你知道，拉龙曾住在附近，泰戈尔深受他的影响……”
路面上晾晒着新稻，一片金色略微起伏着，淌出无浪的潮。我们的车轧了过去，路旁的农人十分欣喜，好像等了很久，才等到这样沉重的时刻。圆形的稻草垛堆得冒尖，三个男人正在打稻。他们一边用力地踩着机器，一边将稻子放在滚筒上。稻子像云一样地展开翻覆，扇落一片金色的雨。我似乎回到三十多年前中国江南的水乡。当年泰戈尔也到过那里，他说：“这么美丽的地方，千万不要建工厂。”
提起泰戈尔在孟加拉的故居，人们多称它为Shilaidaha Kuthibadi或Kuthi-Baari，都离不开“库什”。来孟加拉之前，我只知道此地离印度很近，可是我在地图上找了很久，却找不到。当时，我失望地想，怎么可能去那样偏僻的地方呢？来到孟加拉后，当Sadaf向我保证一定会去西莱达时，我还真不敢相信。
西莱达距拉杰沙希东南五十多公里，归属于库什蒂亚区（Kushtia）。这地方原名为Khorshedpur，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改为西莱达。据说这里原有一片靛蓝种植园，其园主姓西利（Shelly）。博多河和Gorai河在附近汇合，形成了白色漩涡，孟加拉语称漩涡为daha，所以人称此地为Shelly-daha，最终变形成Shilaidaha（西莱达）。
泰戈尔故居占地大约十一公顷。三层的楼房建有两层露台。二层凉台向前伸出，顶层露台更宽大，上面只有一个座小小的亭台，亭台的尖端犹如一座细小的金字塔。白墙红窗，花园环绕，玫瑰盛开，榕树亭亭如盖。西面一片大池塘，一条碎石路穿过花园，直抵水边。池上石桥一弯，池旁树影婆娑，那是一棵bokul树（印度称为bakul），据说是泰戈尔亲手栽种的。
花园外，白色的矮墙砌成大波浪状。为了保护故居，矮墙之外，再辟草地，另加一道略高的黄色围墙，墙头也砌成波浪状，这两道石墙如河流般地围绕着庭院流淌。站在故居的顶楼远眺，浓密的树海之外，博多河闪烁在地平线和白云之间。
“Bibi，那个夜晚……我持灯上船。当时已经很晚了，我坐在船上看书直到困倦。为了免受那古老谚语的折磨，一个人不能时时处处都寻求独处，特别是在夜晚。那谚语说的是某人希望自己的姑母或其他什么亲人去世，则可沉湎于悲伤之中。如果没有那么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则求人不如求己。于是（独处时）我宁可带上一本书……”（罗比叔叔1893年12月12日，写于西莱达，东孟加拉[2]）
在故居的凉台上，一条小船静静地卧在我的身旁。当然，那不是泰戈尔信中提到的那条船。那条船是一只房船，取了一个和它漂泊的大河同样的名字——博多。从挂在故居底层的照片上，我看到船头高挑，前舱宽大，上面站着一个人。后舱的木柱撑起倾斜的屋顶，也框出许多拱形的门窗，一根桅杆自房顶伸出，却不是向上，而是朝前。房船除了立柱门窗，几不见壁板，坐在里面一定是四面来风。
沿着博多河，从西莱达直到锡拉杰干杰大桥附近，两岸都有泰戈尔家族的土地，这些土地大多出租给当地农民。为了管理家族产业，泰戈尔于1890年移居此地，并居住了大约十年。后来虽然搬回西孟加拉，他还不时来此居住。在西莱达的十年里，诗人经常坐着房船沿河收租，在船上写信写诗写剧本，而其中的许多信是写给侄女英迪拉的。博多河上的日子从笔端一点点地流过：一个挥汗如雨的正午，这位印度地主大人（泰戈尔的自嘲）将头巾缠在遮阳帽上，拿起一沓名片，爬上轿子，去见地方官；当诗人正要写信的时候，一个员工走了进来，诉说自己的苦境，要求加薪；琐事之中，诗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孩子，你真是快活呀，清晨坐在泥土里，耍着折下来的小树枝……我正忙着算账，一小时一小时在那里加叠数字，也许你正看着我，想道，好没趣的游戏。”[3]
然而，西莱达的田野画出诗人的仙乡，博多河的流水搅扰着诗人的梦魂。那片池塘怀抱着星星，犹如母亲拥着她的小命芽儿。那棵bokul树碎花飘落，也飘落着天女口中的香液。在豪雨倾盆、孤灯微弱的夜晚，在那既不想读也不能写的无眠时刻，诗人等待着黑夜退却为森林的隐士，等待着灵性的翅膀再度展开。诗人倾听着洪水与饥荒对话，也倾听着金色花绽开的声音。诗人将假模假式的英文诗歌评论掷向桌面，却让无言的月光流泻出永恒的哲思。和莫扎特一样，无论真实的人生如何，泰戈尔只向世界展现自然和人类最淳朴的美，而这美最具神性。
我凝视着这张房船的照片。因为年代久远，白云、房船、倒影都已呈墨褐色，而河光依然。我努力地想看清船头的人，却是徒劳的。这张照片的旁边，就是这所房子的旧照。两张照片都未标明年代和摄影者。房屋照片下面写着“罗宾德拉，库什蒂亚”（Rabindra，Kushtia）。对比旧照，这座房子基本没有改变。
房子的一层光线黯淡，空空荡荡。在一个房间里，我看见了一张圆桌，它在黑暗里闪着红木的光泽。另一间房子里放着一只厚重的箱子，呈现着青铜的颜色。从多格的红木窗望去，苍翠之中，石柱和柱头的雕花显现古意。二楼依然空空荡荡，那一层只有一张带有蚊帐架的双人木床和立柜。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窗旁放着一顶红木轿子，长两米余，前后都覆盖着绿色苇席，像两扇禁闭的窗。同样的芦席弯曲成轿顶，红木抬扛很长，我猜这是一个卧轿，但为何做得这么长？Sadaf说，王后坐在里面，感觉平稳。王后的轿子和故居有什么关系呢？
这座房子有十五个房间，只有一楼挂着照片、画作和手迹的复制品，不多的家具分散在几个房间里，也未标明是否为泰戈尔或其家族的遗物。照片中只有三张和本地有关：房子、船屋，还有一张是泰戈尔全家在房前的合影。据说泰戈尔来此八年之后，家人才从加尔各答过来团聚，估计这合影是在1898年之后拍摄的。
听故居管理员说，这些照片画作以及手稿都是从印度复制的。多年以来，西莱达的环境无大改变，这不能不归功于孟加拉的经济落后，但又由于其经济落后，许多文物早已流失。如果要探访泰戈尔的童年，只有去加尔各答的乔拉桑格（Jorasanko）。后来，我到乔拉桑格，探访了泰戈尔祖屋。当然，那栋房子比西莱达的大得多，大约有上百个房间，但是诗人幼年时却只能在房子的东南角度过。为了减少麻烦，佣人规定孩子非但不能走出去，也不能随便移动。诗人写道：“一个佣人将我放在他挑选的地点，然后再用粉笔画一个圈儿，严肃地警告我出圈儿的危险。尽管我从未弄明白这危险的含义，但是我肯定是恐惧的。我读过《罗摩衍那》，为了免除危险，拉克希曼（Lakshman）为悉多（Sita）[4]也画了一个圈儿，所以我从未怀疑过我那个圈儿的神力。”
因为禁足，多少个白日，年幼的泰戈尔站在窗前，窥视邻人在花园外的台阶上洗浴，盯着榕树或椰林的光影变幻，分辨着市井的叫卖声。那时，他的想象犹如小鸟一样自由飞翔。他对着大榕树说：“日日夜夜，你站在那里，头发纠结蓬乱，像个苦行僧。你曾想过那个男孩儿，着迷地和你的影子玩耍？”因为地平线总是远不可及，当诗人稍微年长，又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只驯养的鸟在笼中，而另一只自由的鸟在森林里，它们相遇的时间到了，那是命中注定。”
自由鸟高叫：“哦，我爱，让我们飞向林中。”笼中鸟低唤：“到这里来吧，让我们俩都住在笼中。”自由鸟说：“这栅栏之中，哪里可以展翅？”“哎呀！”驯养鸟悲叹道，“我不知道在天空中何处可能栖息？”
我跟着Sadaf，观看着不多的手迹画作。我觉得孟加拉文很有画意，当我向Sadaf说出自己的感觉，她说，孟加拉语的音韵也非常好听，如果你会说孟加拉语，泰翁的诗读起来会更美，犹如歌唱！我对Sadaf的话深信不疑。我听说以前南印度有不少泰米尔语（Tamil）诗圣，他们以诗歌唱颂湿婆或毗湿奴（Vishnu），许多国王听了这些优美的诗句，遂从佛教或耆那教皈依印度教。
啊，美丽的音韵！是否正因为如此，印度人更喜欢口授而非读写？孩子们围坐在老师身旁，听老师轻声唱诵着诗歌和经书。印度男孩儿幼时多扎耳洞，非为美丽却为耳聪。人们相信只有扎耳洞的男孩，才能学好知识。泰戈尔年幼时也扎有耳洞，他和他的兄弟经常互揪耳环取乐。诗哲的耳聪确实少有人能及。他很小就读《云之信使》[5]，此书是用梵文写成。当时他并不认识书中的任何一个字，但是其慷慨激昂的韵律足够让他明白一切。最初他接触英文书的时候，十有八九也都是生字，但是文字给予的片段和模糊的印象，最终形成一条彩线，织出活泼的图画。
泰戈尔的祖父Dwarkanath具有王子之衔，而此王衔是由英国授予的。据说他祖父去参加女王颁授头衔仪式时，着一身素白长袍，毫无珠饰，但是鞋扣上镶的两颗钻石，却比女王王冠上的还要贵重。他似乎在说：“我接受这个头衔，但是我依然保有我高贵的尊严。”
不仅在加尔各答，在孟加拉地区，即使在整个印度，泰戈尔家族都是名门望族。从祖父那一代起，泰戈尔的家就是当地的文化艺术中心，充满了宗教文化艺术的气氛。虽然家境极为富有，但诗人从小却和奢侈无缘。他们家的孩子直到十岁才穿鞋袜。冷天，也不过在一件布衣外再套上一件。据泰戈尔回忆，“我们从未觉得穿得不好，只有当我家老裁缝忘记给衬衣缝上口袋时，我们才会抱怨。那老裁缝来自贫困之家，他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在口袋里。但因上天仁慈的眷顾，事实上，就财富而言，对孩子来说，父母的贫富没有太大差别……”泰戈尔的父亲Debendranath是活跃的宗教活动和改革家，故有“大圣人”之称。在潜心研究宗教的同时，他还是非常成功的商人，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和组织能力。在严格控制物质供给的同时，在精神上，这个家庭给予泰戈尔的却极为丰富。他的祖父和父亲不仅通晓梵语、印地语和孟加拉语，而且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泰戈尔出生之后，其父为生意经常去印度北方喜马拉雅山和旁遮普一带。那时候的旁遮普犹如遥远的外国。他父亲从旁遮普带回一个佣人，泰戈尔说，那个佣人的异域情调偷去了他的心。从此也可以看出幼年的泰戈尔多么渴望走出去看世界。果然，1873年，泰戈尔年满十二岁，他被授予圣线，并第一次有了一套新衣服，父亲带他去了北方。
泰戈尔与甘地
印度和孟加拉都是用泰戈尔的诗做国歌。罗曼·罗兰评价泰戈尔和甘地，认为他们是同样伟大的灵魂，如河一样，神性洋溢。但是他们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泰戈尔敬仰甘地，但是在许多问题上与甘地持不同意见，主要包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科学和理性在社会上承担的角色等。在政治上，泰戈尔深知自己无法扮演如甘地那样的领袖角色。他们之间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民众的偶像问题以及是否先民族主义后国际主义等。
旅行中，泰戈尔第一次坐上火车，第一次看到稻田和牧童，车窗外的一切从他眼前流过，犹如海市蜃楼。在旁遮普，父子俩拜访了阿姆利则（Amritsar）的金殿，甚至邀请唱圣诗的歌者来住处演唱。他们又来到喜马拉雅一带，攀登高山。旅行虽然劳累，但泰戈尔的父亲依然黎明即起，轻轻裹上红色的披肩，提灯走过，开始他的早祷，此时儿子还睡意朦胧。当太阳升起，父子喝过牛奶，就开始读《奥义书》[6]。白天或登山或健行，晚上回来，泰戈尔必须学习英文，然后洗冷水澡入睡，即使是夏天，喜马拉雅的山水依然寒冷如冰。那时候的泰戈尔可曾想到，有一天他会来到西莱达，在月夜的流水中行走？
在俄国，我曾走访托尔斯泰庄园，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居，我也曾在罗马排队进入济慈的旧居。就自然环境而言，只有西莱达的泰戈尔故居能与图拉的托翁庄园媲美。
在西莱达，我自由自在地走动着，随心所欲地拍照。我走到池塘旁，坐在bokul树下。那树正开着黄白色的花，细小而清香。人们把这花穿成手环和项链，一个孩子给了我一串，我挂在脖子上。我再次登上顶楼，遥望树海和博多河。我想象着泰戈尔在房船上写《金色的帆船》和《江河集》，在孟加拉的田野里写《缤纷集》和《收获集》，而在那棵bokul树下动笔写《吉檀迦利》。
太阳斜了，疲倦的光流泛在树海上，我依然站在西莱达故居的顶楼上。绿树哼鸣着，似乎那不仅是树的哼鸣，好像有人在唱。细听，果然是水边传来的声音。我跑下楼，胸前的花环跳跃着。沿着碎石路，穿过花园矮墙，歌声越来越近。
歌声来自池塘边。在闪动着夕阳的池水旁，在那落花飘飘的bokul树下，一个老人、一个中年人和一个孩子正在弹唱。中年人举起孟加拉的单弦琴（Ektara），前后摇动，发出铮铮之音。老人敲着小铜镲，孩子和中年人齐声高唱。童音带着村野的稚气，中年人的声音并不浑厚，含着甜味。树影和石桥在水面上流动着，一些男人和男孩儿就在树影和桥影中洗浴拍水。在“守财奴般”的夕阳藏起它的金子之前，有人洗完了，走上洗浴台阶。人们围坐四周，低头听着，跟随节奏，以手拍打着地面。
中年人和孩子继续唱着：
当我的足迹不再印在这条小路上，当我不再在这条河上划船，那时候，你可记得我？
当灰尘布满冬不拉的琴弦，当枝蔓爬满房屋的围墙，当花园成为莽丛，当苔藓环绕着池塘的边缘，那时候，你可会记得我？[7]
哦，我们怎能忘记你，虽然你“旅行的时间很长，旅途也是很长”；我们怎会忘记你，你的诗“穿遍广袤的世界，在许多星球之上留下辙痕”！[8]
2006年5月16日—5月18日，西莱达
孟加拉，加尔各答，印度
注释
[1]Lalon Fokir（1774—1890），孟加拉诗圣、哲人和音乐家。孟加拉政府在他的墓地周围设立了拉龙研究所，专门收集他的歌曲。访问泰戈尔故居之后，我们访问了拉龙研究所。晚上，许多附近的百姓和回教圣人聚在一起唱拉龙的歌。那是一个只有顶棚的场子。在蜡光下，女人歌唱风格和西藏人的类似，男人都站着唱，一手弹独弦琴，边唱边舞，声音风格不同，但唱得很投入，激动人心，他们一直唱到深夜。
[2]Rabindaranath Tagore An Anthology, Edited by Krishna Dutta and Andrew Robinson, St.Martins Griffin, New York,1997.文中所引泰戈尔信件皆摘自此书，作者自译（以下不再出注）。Bibi是孟加拉人很常见的爱称。
[3]文章单括号中的文字均摘自泰戈尔的诗歌《新月集》，中文译者为郑振铎。
[4]拉克希曼为罗摩之弟，悉多为罗摩之妻。罗摩离开妻子后，为了保护嫂子不遭遇危险，拉克希曼曾画了一个保护圈。如果悉多呆在圈内，任何怪物都奈何她不得。
[5]《云之信使》又译《云使》，一般认为是印度诗圣迦梨陀娑（Kalidasa）所作。迦梨陀娑生平不详，还著有戏剧《沙恭达罗》，一般认为他生活在公元350—472年之间。
[6]《奥义书》（Upanishad），阐释印度古代经典《吠陀经》的著作，为后世各派印度哲学所依据。Upanishad一词意指侍坐导师脚旁。
[7]泰戈尔诗，Sadaf英译如下：When my footprints do not have an imprint on this path anymore, I will not row my boat here on this river anymore, Then you may not remember me. When dust gets on the tanpura strings, When trees and creeps come up on the walls of the home, In the flower garden when the place becomes a jungle, When moss surrounds the edges of the pond, Then you may not remember me...
[8]引自《吉檀迦利》，中文译者冰心。
第四节 加尔各答印象
Impression of Kolkata
凡是气候恶劣的地方，哲人都特别多。
Where there is unpleasant climate, there are many philosophers.
加尔各答给我的第一印象模糊破碎、矛盾纷呈。这些印象又和印度其他城市的印象混搅在一起，无法通过几句话或若干词汇形容。
加尔各答处于印度东部，可是以她为首府的邦却叫西孟加拉。几乎无人不知她是个港口城市，而许多人却未必清楚她的辖区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的大吉岭。加尔各答是印度第二大城，可她的国际机场却冷清得令人难以置信。偌大的候机厅里，只有二三十个人，多数还是附近的避暑客。国际班机只飞往达卡、加德满都、曼谷、新加坡和伦敦，而仅有的飞往伦敦的班机还经常被取消。想一想，在一个和英国有如此深厚渊源的地方，这事儿是有点尴尬。
加尔各答出生时，人们给了她一个英文名字：Calcutta。这座城市顶着这个名字过了近四百年。2000年，她改名为Kolkata。这一下不但许多字典要改，人们的拼写习惯也得改。六年过去了，至少我看到的英汉字典都还未改过来，即便在印度，许多北方人依然写Calcutta。我不能以“拥挤嘈杂”或“贫穷肮脏”来形容加尔各答，因为前者可以用来形容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大城市，而后者又是任何一座“富有清洁”的大城市的背面。
和德里、孟买不同，加尔各答的出租车多无空调。从敞开的窗口望出去，热浪扑面，我几乎要被热气呛倒。沿途贫民窟附近，男人光着上身出出进进。孩子们在河沟里戏水，旁边便是以宝莱坞美女做的淋浴喷头广告，那喷出的水透明清凉，浴者看来十分享受。街旁立着罗摩和妻子悉多的塑像，隔不远就是一个，他们长得颇似大头娃娃。一个神明的头不知为何滚落在马路当中，已经被过往的车轧裂了。然而，在印度，这些画面并非加尔各答独有。
若说此地独有的景观，大概就是胡格利河。在加尔各答以北两百多公里的贝兰布尔（Baharampur），恒河的一支掉头向南，流过加尔各答，直入孟加拉湾。我来此目的就是想看恒河，一到此地，先奔胡格利河边的渡口。
这条大河没让我失望：她的水面很宽，向东向西，都能看到一座大铁桥。东面的那座是豪拉大桥（Howrah Bridge）。她是世界第三长桥，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大桥。陪我的Santanu说，那上面每天经过六万多辆车。从西面的大桥顺水而下，可以直抵Ganga Sagar岛，恒河从那里入海，那里也是印度教的圣地。
1977年8月，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爵士率领的团队就是从Ganga Sagar岛登船，向恒河上游出发的。这位爵士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和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Tenzing Norgay）是世界上第一次登上珠峰的人[1]。
就是这位了不得的人物，经过近五年的准备，还得到了印度政府的帮助和企业界的资助，方能成行。希拉里的团队共有三条机动船，主探险船有七个人，个个多专多能，缺一不可。从恒河河口开始，他们经历艰难险阻，航行到恒河源头。航行结束后，希拉里写了一本书——《从大海到天空》（From the Ocean to the Sky）。
虽然不是航行，我走的却是同一路线——从大海到天空，我甚至比他们还多去了一个恒河入海处：孟加拉。我虽然不会经历他们那样的危险，但也没有得到他们那样的资助。我没有他们那样的团队，却有许多印度的朋友。每到一地，我都得到他们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绝不可能“从大海到天空”。
陪同我的Santanu是加尔各答大学的行政人员。我对他说，咱们去Ganga Sagar岛吧。主人立刻面露难色，“这么热，你也去？”怎么说呢，加尔各答并不是印度气温最高的城市，却是我感觉最热的城市。她太湿了！季风之前，真是一边下雨，一边冒汗。我从未长过湿疹，但是此时此地眼见着一个又一个小红痘痘从手腕上冒出来。站在胡格利河边，加尔各答给了我一个特别而清晰的印象：长桥与湿热。长桥证实恒河下游之宽阔，也证实了此地人口众多，尽管人多在印度并非稀奇事，不过世界第三长桥还是means something的。加尔各答的湿热连印度人都受不了呀！看着Santanu不情愿的样子，我也只能放弃Ganga Sagar，我们就从渡口向B. B. D. Bagh街区走去。人们都说B. B. D. Bagh是加尔各答的心脏。这一带以前是渔村，城市就是从渔村发展起来的。
十七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乔布·查诺克（Job Charnock）来到胡格利河旁筹建港口。乔布仔细地沿河考察，最后选定了地方。此地位于河西，河面宽阔，一条小溪从北面流过，东边是一片盐湖。当时的胡格利河旁有三个小村子，其中之一名为Kolikata。港口建成后，英国人称它为威廉堡。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当时外商所在的印度港口都是集居住、防卫、储存和出货于一身。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建一个像碉堡似的港口，无疑是防护之外又加上天然屏障。英国佬要提防什么人？他们是法国人、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这些竞争对手在河的上游也建立了港口。事后证明，英国佬果然狡猾。最终，其对手的港口大都毁于各种灾祸，只剩下这座威廉堡。
当时，为了剥夺印度资源，独霸印度通商之路，英法争斗得很厉害。为此，英国人在威廉堡内储存了枪支弹药。无论出于爱国，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威廉堡的存在总让莫卧儿王朝的孟加拉总督Siraj-Ud-Daulah很不舒服。也许当时的英国人太不把印度人放在眼里了，1756年6月，这位总督攻击并占领了威廉堡。占领之后，他将堡内的一百四十六个英国人囚入地牢，据说最后只有二十三人活了下来。这个地牢后来被称为加尔各答的“黑洞”。
在当时强烈的殖民氛围里，这一事件掀起了轩然大波，英国人绝不肯善罢甘休。1757年2月，爵士罗伯特·克莱夫（Lord Robert Clive）一举将城堡夺回。同年6月，在加尔各答附近的Plassey，爵士再次和莫卧儿王朝的总督开战。因为总督的叔叔和一个将领的背叛，总督几乎是不战而降。这次所谓的战役成为英国印度殖民史的转折点。从此之后，英国人不但在此建起一座更强大的港口，而且将其发展成英殖民地在印度的首都。
加尔各答和五位诺贝尔奖得主
你知道吗？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和加尔各答密切相关，他们是1902年物理化学奖得主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1913年文学奖得主泰戈尔，1930年物理学奖得主拉曼（Sir Chandrasekhara Venkata Raman),1979年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和1998年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Dr. Amartya Kumar Sen）。
除了维多利亚纪念碑（Victoria Memorial），B. B. D. Bagh街区几乎集中了所有英殖民历史的遗迹：圣安德烈礼拜堂、圣约翰教堂、皇家保险公司旧址、乔布·查纳克的墓地……在此，大红色的写者楼（Writers' Building）最引人注意，占据了整整一条街。这座原东印度公司的写字楼如今是政府机构，平时有几千人在里面上班。
我去时正是周末，无人的街道非常安静。但是当我走近写者楼，正打算拍照时，却被拦住了。警察说，为了安全，整条街道都禁止拍照。
B. B. D. Bagh这个名字是纪念为印度独立而战的三个年轻人。1930年，他们三人在此地被英国警察射杀。印度人为英殖民地发迹之处取了一个反殖民色彩浓重的名字，令我再次感到印度人对英国强烈的矛盾情结。我曾就此问过印度朋友，他们总说非常复杂，绝非爱恨两字可以说明。
听印度朋友说，英国人最初为贸易而来。当时的莫卧儿王朝已经非常衰落，印度变成了六百多个小国。英国人通过各种方式征服了他们，继而修筑铁路，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掠夺印度的资源。加拿大作家Bennison Berwick在其《沿恒河漫步》中提到：“我听到许多印度人说：‘英国人到来之前，我们没有这么穷，他们像挤柠檬一样，夺走了我们的财富。’”然而，从历史角度看，英国人遗留在印度的基础设施和统一行政管理又有其正面作用。印度上层知识精英几乎都和英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英国的文凭在印度非常吃香，这似乎也是东西方永恒的矛盾心结。
整个B. B. D. Bagh非常冷清。一辆有轨电车停在附近，无窗无门空车，车身车顶都像糊了几层纸，凹凸不平，我想它已经被废弃了。没想到不一会儿，就见它叮叮当当地动了起来，自得其乐地在无人的街上兜着。到处都是躺在地上睡觉的狗，天热得让整个城市都在打瞌睡。这样热的天气，非但不宜出行，而且不宜干任何事情，只能睡觉或打坐。也许印度人的哲思和他们的天气有关。想想似乎有点儿道理，凡是不宜常在户外活动的地方，哲人都特别多，比如阴冷多雨的英国。
注释
[1]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诺尔盖于1953年5月19日，当地时间上午11点半登上珠峰峰顶，成为第一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人。
第五节 在特蕾莎墓前哭泣
Weep in Front of Mother Teresa's Tomb
那个夜晚，人们哭泣叹息：这个星球少了一点光亮，少了一点仁爱，少了一点同情。
At that night, people weep and sigh: This globe has lost some light, love, and sympathy.
这又是一个不宜出行的下午。Bidisha、Preeta和我走在公园大道上。两个姑娘都是加尔各答大学人权专业的研究生。为了给我省钱，也为了尽地主之谊，一路上，她们一定要和我一起搭公车，还代我买车票。我对她们说，我的时间比钱更重要，请让我来付车资。在我的坚持下，我们终于搭了一段出租车。
下车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巷口没有英文路牌。走了几步就见三扇敞开的窗户，挂着蓝白格子布窗帘。白粉墙上刻着“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我基本断定特蕾莎（Mother Teresa）的修女会就在此巷中。走到一个门口，门牌是54A。然而，大门紧闭。从门上的开放时间表来看，还要等半个小时，访客才能进入。两个姑娘很乖，默默地站在门口等着。我年龄大些，脸皮也厚些，便冒失地去敲门。应门的是一位修女，白衣白巾赤脚。她将我们让进门。
这是一座非常普通的两层楼房，朝内的走廊圈起一方院子。一楼主厅的门口放着一座基督雕像。楼道拐弯处，贴着特蕾莎修女和教皇保罗二世的合影。二楼走廊上，一座黑色的特蕾莎修女雕像站在白色大理石上。她脸上的皱纹并非雕刀刻出也非时间之印，而是他人的苦难刻在心上的痕迹。她光着脚，右手伸出，掌心朝下，左手轻挽袍袖，似乎在触摸一个孩子的头顶，又似乎准备为临终者洗浴。
在修女的引领下，我们走进二楼的一个房间。屋子很静很空，窗外的鸟语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屋子很大很暗，光从窗口进来，流泛在黑色的地面上。一座白色大理石墓静静地躺在黑色和微光里。
修女轻轻地走过去，巾袍窸窣。我们轻轻地跟着，唯恐惊扰安息者——她太累了，我们欠她已经够多了。修女跪下来，她吻着白色的石头，吻了很久。我弯下腰，双手合十，将额头放在墓石上。石头冰凉，泪水却是热的，突然涌了出来。犹如走进一座仁慈的帐篷，犹如身处一个强大的爱“场”中，她使每一颗心变得柔软。从柔软的心中流出的眼泪，一滴一滴，胜过言辞无数。
一支红烛，一圈心形的花，一方白石碑：
“彼此互爱犹如我爱你
（《约翰福音》15:12）
特蕾莎修女
1910年8月26日—1997年5月9日
我们深深热爱着的仁爱传教修女会的创立者”
1929年1月，特蕾莎来到加尔各答。她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的富裕家庭，当时做修女刚满一年。两年之后，特蕾沙被派往圣玛丽高中教授地理。在做教师的近二十年间，特蕾莎目睹了悲惨世界——那是高温热带中永远的冰冷，那是摩肩接踵的人群里永远的冷漠，那里不仅仅是贫穷，也不仅仅是悲伤，那是一个赤贫和极度悲惨的世界。
一日，在加尔各答的街道旁，特蕾莎看到一个临死的妇人，老鼠和蛆正在咀嚼着她的身体，她坐在妇人身旁，陪着她，直到她死去。此后不久，特蕾莎就决定离开学校创立修女会。从那之后，她将自己完全献给了异族最悲惨的人——那些赤贫者，他们临死时都无人投上一眼；那些被丢在街上的孩子，他们像野草像虫子似的活着；那些被亲人踢出家门的人，因为艾滋病、麻风病或残疾。1979年，特蕾莎以“无人想要，无人介意，无人关爱的人”的名义接受了诺贝尔奖，并将奖金连同诺奖庆祝盛宴的钱全部捐出。
1950年至1997年，在这近半个世纪里，当政治家们喋喋不休地讨论着贫穷问题，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特蕾莎正握着一只又一只临终者的手。当那些救助贫穷的专款还在官僚手中，或变成某个形象工程时，特蕾莎已经给无家可归者一个又一个安身之处。她不在意那些时髦的经济发展致富理论，更不会注意“领袖们”在沙龙里讨论什么，她只是走出去，去改变一个又一个人的生活，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有尊严地死去。
特蕾莎生前做的都是小事情：抚慰临终者，抱起弃婴，为病人清洗伤口，替老弱铺上床单……但是她的去世却是全球的一件大事，无数的人为她送行，不分种族，也不分宗教。那个夜晚，人们哭泣叹息——这个星球少了一点光亮，少了一点仁爱，少了一点同情。
我坐下来，将脸贴在墓石上。那是她呀，我们的母亲！她瘦弱，却能够承担如此多的重量。她矮小，却有一颗硕大的心。她最简朴，却又最富有。她最简单，却最智慧。她谦卑地轻声细语，可是全世界都在倾听。她的脸上皱纹密布、粗糙黝黑，她的身材矮小佝偻，可是她比最美的王妃还要美丽！
我们的母亲仁慈得犹如天使，可是她却说临死前道声“感谢”的穷人是天使，因为“他那样地死去，不责怪任何人，不诅咒任何人，无欲无求……我从穷人那里得益良多”。她总是微笑，“因为微笑就是爱的开端，一旦我们开始彼此自然地相爱，我们就会想着为对方做点什么”。[1]
我坐在特蕾莎的墓前，背靠着她。我想到了佛祖。他也因目睹人生之苦难而离家，继而苦苦求索。他和她一样，当绝大多数人选择富贵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贫穷，他们都曾努力地解除人生的苦难。然而，他和她又是这样不同，他的悟道和解脱是出世的，而她却如此入世。在她投身的悲惨世界里，她分享着和上帝一样的快乐。
我坐在特蕾莎的墓前，背靠着她。没来由地想起了比尔·盖茨——一个和她完全不同的人。他一面用自己的头脑，和平理性地赚钱，一面访问印度和孟加拉的贫民窟，并将此称为“学习之旅”。他是世界首富，去超市买冰淇淋却用折扣券。他拒绝子女世袭财富，却捐出几百亿回报社会。
一个修女走进来，轻轻地触吻墓石，另一位修女走进来，跪下合十祷告。无论僧俗，每一个进入房间的人所做的第一件事，都是向特蕾莎修女表示敬意。她或他，或跪下或弯腰，或吻或以额头相触。
我、Bidisha和Preeta静静地跪着。不远处，跪着两个姑娘，一黑一白，她们比我们跪得更久。一只苍蝇飞了进来，嗡嗡地叫着。记得偶然看过一个印度人的文章，他指责特蕾莎只向世界展示加尔各答悲惨的一面；也有人批评她接受捐款不问来源。面对这些，特蕾莎轻声地说：“无论是谁，他说了什么，你都要面带微笑地接受，同时继续做你的工作。”那只苍蝇在大理石墓石上飞飞停停，最后不见了踪影。哪位伟人的身边没有几只苍蝇的噪声？
我随修女来到祈祷室。在圣像面前，修女们就地而跪。据说她们没有任何私人财物，有些人甚至连鞋子都没有。她们拥有的只是几件镶蓝边的白衣和一本《圣经》。然而，在卡利盖特临终关怀院（Kalighat Home for the Dying），当这些蓝白色衣衫停留在临终者的床前，那灰暗空洞的眼睛会闪出光亮。当一双手从蓝白色的衣袖中伸出，握住另一只冰凉的手，那只枯瘦的手便有了暖意。
修女会创建之初，只有十二个成员，如今已经超过四千名修女。当年特蕾莎只有一座由废弃的印度神殿改建的临终关怀院，如今由修女会创立并管理的各类庇护救助机构已散布到全球几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只是，如今飘动在那些救助机构的衣衫已经不仅为蓝白两色，那里有不同的肤色和许多颜色的衣衫。死是冰冷的，但爱却是温暖的，贫病是悲惨的乌云，但是志愿者之光终究将穿越它，明亮而恒久！
修女们齐声祈祷。我听不懂她们的语言。她们开始唱诗，音乐却是相通的。突然，我看到特蕾莎修女也在她们中间。她靠着门口，跪坐着，腰背佝偻。仔细再看，原来是一座非常逼真的雕像。一位白人老年修女离我不远，她的跪姿几乎和雕像一模一样，让我无法分清。
出门时，我捐出一些钱，得到两张画片和一枚小小的铁十字架。画片很小，也不精美。画片上的特蕾莎双手合十，一如既往地简朴，一如既往地微笑着。
注释
[1]特蕾莎修女接受诺奖时的感言。
第六节 镰刀、斧头、老百姓
Sickle, Ax, and People
只身在异乡啊，真是可怜见的。
Living alone in a foreign land is miserable indeed.
能称为理想的似乎都是崇高的。
What can be called ideal always seems sublime.
在加尔各答，我住在罗摩克里希纳慈善文化学会（The Ramakrishna Mission Institute of Culture）加尔各答分会。这是一栋很大的楼房，呈圆形，中间是花园，大约有五六扇大门，占据了一个大街区。朝街的房间多为学会的办公室，客房则对着内花园。
罗摩克里希纳教派的创立人为Swami Vivekananda（1836—1902），他是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印度教领袖之一。此学会由其大弟子于1897年创办，并以慈善、文化教育活动而享誉全球。进出门时，我经常碰到身穿黄色袈裟的印度教和尚。虽然住在宗教气氛浓厚的地方，我却过着世俗的平民日子。
清晨五点，我就在附近游荡，看着城市苏醒。人力三轮车还静静地停在巷子中，附近公园里，一些老人已开始晨练。印度人的晨练似乎没有中国人那么大张旗鼓，花样翻新。他们多是安静地走路，偶然看到一两个甩胳膊踢腿的。早茶是必须的，隔不远就是一个茶摊。一棵大树下，一个女人就地点火烧茶，看来她就住在街上。一捆捆的报纸堆在街口，卖报的年轻人麻利地递报收钱。
男人们起来了，光着上身，围着腰布，提着水桶毛巾走出家门。他们将铁桶放在公共水龙头下，接水擦澡洗头。在这样的大城市里，我没见过女人当街洗澡。但在小镇上，我确实看到中年女人上身赤裸，涂满肥皂，就在街边水龙头下擦洗，也见过站在小河里的年轻姑娘，她们齐胸围块布，将水一桶一桶地从头上浇下去。
男人们擦洗完了，街市也开了。公共汽车、人力三轮、机动三轮纷纷上路。不知是道路拥挤，还是印度司机开车的方式，坐在公车里，总觉得这车开得东倒西歪。如非上下班时间，加尔各答的公共汽车不算拥挤。但若不拥挤，乘客的平衡能力和上下车技巧就要经受考验。
一般来说，一辆公车前后两门各有一售票员。车门从来不关，售票员既要有副大嗓门，也要有只大巴掌，还得腿脚灵便臂力强。大嗓门用来报站名，站名是孟加拉语，一句也听不懂。大巴掌用来给司机发信号，特别是后门的售票员，以拍车身通告司机开动或停止。在特别挤的时候，售票员要往上推人，车子开动了，再兜子似的兜住门外的乘客。如果所停站上没多少乘客，车子往往不完全停下。在滑行状态中，售票员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往上拽乘客，若是个小孩，他就势一提，便给提溜上来了。乘客和司机隔着一道铁窗，铁窗下有排座位，铁窗上总挂着花环或各类吉祥物。车上右首的第一排座位是妇女专座。只要车上还有女人站着，男人就不能也不会去坐。
几乎每次上车，总有好心的妇女比划着告诉我，她下站就到了，要我坐她的位子。好多次，我坐下来，旁边的妇女便以简单的英语和我对话，问的最多的是“你是日本人吗？”要么就是“你是韩国人吗？”我听不懂孟加拉语，就拿着地图指给售票员看，他看后点头说“OK”。等到站时，他一定会把车停稳，通知我下车。如果有座位，男人们会一个传一个地告诉我，再将我让到那座位上坐下。如果问路，无论被问的人英语多么有限，他们一定想办法帮助你，甚至还会告诉你，晚上不要走公园里面的小路，要走大路。Bidisha也嘱咐我拿好钱包，但她也承认，小偷大概只是千分之一。这里的大多数人不会说英文，但是从表情和手势，我感到他们不仅对旅行者十分友好，而且还流露出对外乡人的几分怜悯，“只身在异乡啊，真是可怜见的”。
游荡了半天，我又回到清晨到过的那条巷子。两位老人闲坐在台阶上，我就走过去，坐在他们中间。左边的老人穿着围腰布，右边的穿西式衬衣。穿衬衣的老人能说简单的英文，对我的数码相机很感兴趣，我就摆弄给他看。一会儿就围上一圈人，都是男人。他们很有兴趣地看着，并用我听不懂的孟加拉语做着评论，显然，一些评论很有意思，引起一阵阵哄笑。
我发现，只要和印度人对视，他们一定会向我微笑。我请求为他们拍照，几乎无人拒绝。除了小孩子争先恐后地让我拍照，一些抱孙子的老人也将小家伙举起来要我照一张。每次照完相，我将数码相机拨到播放档，放大给他们看，他们都特别高兴，一边看，一边捂着嘴笑。看过了，笑过了，就走开了，似乎只要看过一次自己在相机里的模样也就足够了。他们从未向我要过照片，也许连想都不曾想过。
我注意到对面的茶馆前竖立着一根旗杆，杆子上挂着一面印有镰刀斧头的红旗，那是印度共产党的党旗。我举起相机，对准它，等着风起旗飘。等了很久，还是没有一丝风，暑气蒸腾，旗子也热得无精打采。在加尔各答，这不是我头一次见到镰刀斧头的标记。在泰戈尔故居附近，镰刀斧头和狮子画在一起，据说那是印共竞选的招贴画。似乎每个来加尔各答的外国人都拍过一两张镰刀斧头的照片。我右首的老人，看我对旗子感兴趣，比划着说：“我相信它会在全世界上空飘扬的。”这话听来真是既熟悉又陌生，此地不愧是印共的“老巢”。
印共于1925年成立，当时英殖民统治者实行党禁，直到1940年代初党禁解除，该党才合法化。在反帝反殖的独立运动中，印共希望成为印度的主要政治力量，并为此而一直努力。但是至今除了西孟加拉、喀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Tripura），却没有多少印度人团结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更奇怪的是，在印度的心脏地带，在那些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印度共产党也未能成气候。在马克·塔利的一次访谈中，印共人士解释道：“无法取胜的一个原因是印度中部行业工会力量强大，另一原因是在印共动员群众之前，圣雄甘地已经去过那些地方，其非暴力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印度的非暴力理念来自印度宗教的古老传承。印度教的一个重要观念是轮回转世，来世的存在不但约束了当世的恶，也使人们对生活抱有希望，并且能够以平和的方式对待和处理现世的邪恶与不公正。
听印度朋友说，甘地最初并未提出印度独立，他争取的是印度自治。在印度独立运动中，高种姓的地主反对殖民，仅仅出于经济上的诉求：希望减少赋税。甘地并不希望完全废除种姓制度。他具有独特的魅力，使他获取到高、低种姓最广泛的拥护。低种姓的人完全不能接受暴力革命，他们认为如果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在赶走英国殖民者的同时也毁灭了印度的基本价值。
自1977年以来，印共通过选举在西孟加拉邦执政多年，这个政党在该邦很有群众基础。为什么印共会在此地而非他邦获胜？这和当地的人口构成有关。东印度公司以及英殖民政府给此地带来很多就业机会，许多人因此而从外地迁来，移民中包括知识阶层。在人口结构上，中产阶级和城市贫民占很大比重。相对于印度广大的乡村地区，此地的种姓观念比较薄弱，受过良好教育、思想自由的中产阶级首先成为印共的群众基础。后来印度迁都德里，限于经济和语言的障碍，许多劳工阶层无力北迁。这个城市迅速萧条，走不出城市的贫民，日子过得比农村还要悲惨。这一历史变迁更壮大了印共的群众基础。
在印度独立史上，西孟加拉像一座坚强的堡垒，一直位于最前列。1930年代，加尔各答举行过大罢工和其他大型抗议活动，其中的一些也相当暴烈。因此，西孟加拉邦让英殖民者备感威胁。尽管如此，印共最终还是未能走上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个中原因非常偶然。
据马克·塔利记述，1940年代末，印共曾准备武装暴动，暴动地点就选在印度南部。1950年，斯大林在莫斯科召见印共负责人。谈话当中，斯大林感觉这个党软弱无力，极端缺乏武装暴动的常识和准备。暴动的地点离任何一个港口都路途甚远，斯大林的武器根本无法运达。于是这位独裁者采取了现实的态度，指示印共改走和平议会路线。
当时的印共负责人多在西方受过教育，比较熟悉西方议会大选以及民主运作。他们虽然赞成社会主义，但认为必须在民主框架下实现，于是印共也就成为欧洲共产党的亚洲版本，而欧洲共产党绝大多数都非执政党。1957年，印共在南部喀拉拉邦的大选中获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议会选举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印度人告诉我，若不是一战和二战严重地削弱了英国的势力，完全依靠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印度是不会很快独立的。在近代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我感到印度人还是很有福气的。
2006年5月19—5月20日，加尔各答，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