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清楚，先生，我只看到她从我面前经过。我并没有理由去关注她，她看上去行色匆匆。’
“‘她离开多长时间了？’
“‘啊，没多久。’
“‘不超过五分钟吗？’
“‘对，没有超过五分钟。’
“‘你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先生。现在一分一秒都很重要，’看门人高声叫喊着，‘你相信我吧，我妻子跟这件事没关系，我们还是赶紧去街道的左侧看一下吧。如果你不去的话，那我自己去。’说着，他就跑向左边了。
“但是我追了过去，使劲拽住他的袖子。
“‘你的家在哪里？’我问道。
“‘我住在卜利科司顿的埃威巷十六号，’他回答道，‘但是你不要疑神疑鬼，菲尔普司先生。我们应当去这条路的左拐弯处看一下。’
“我想了一下，去看一下也没什么要紧。于是我们三个匆忙奔到那边，只见马路上车来车往，行人络绎不绝，他们都想在这阴雨天里赶紧回到家中，没有一个悠闲的人可以告诉我们有谁经过这里。
“无奈之下我们又回到外交部，仔细搜查了一遍楼梯和过道，但是一无所获。办公室外边的那条过道上铺着米白色的漆布，很容易在上面留下脚印。我们一丝不苟地检查，任何角落都不放过，但是却没发现任何脚印的痕迹。”
“那天晚上的雨一直下着吗？”
“是的，大约从七点钟就一直下着。”
“既然这样，为什么那个女人在大约九点的时候进入办公室，脚上穿着沾满泥点的靴子，却没有留下任何脚印呢？”
“我当时也想到这一点。这个打杂的女工有一个习惯，她会在守门人的小屋里把靴子脱掉，换上一双干净的布拖鞋再上楼。”
“原来如此。就是说，即使当天晚上下着雨，但是楼道里却没有脚印，对吗？这些线索很重要。那么，接下来你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把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屋内没有暗门，窗户很高，离地面几乎有三十英尺。窗户都从里面闩上了。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没有地道口，天花板也很普通，是用白灰刷的。所以，我敢发誓，无论是谁拿走了协议，他唯一的逃跑途径只能是角门。”
“那壁炉呢？”
“屋里没有壁炉，只点着一个小火炉。电铃就在我办公桌的右侧，若是想要按铃的话，必须绕到办公桌的右面。但是我怎么都想不通，窃贼为何要按下电铃呢？这真是让人费解。”
“这个案子确实非同一般。你们接下来做了什么？我猜，你们彻底检查了房间，查看那位来客不小心遗漏下来的线索，比如烟头、手套、发夹或是其他小东西，是吗？”
“没有，我们一无所获。”
“有没有闻到什么气味？”
“唉，我们当时都疏忽了。”
“啊，在调查这种重大案件的时候，哪怕是一点微不可闻的烟草味都是很有价值的线索啊！”
“我没有吸烟的习惯。只要屋内有一点烟草的气味，我肯定能闻出来。但是我什么都没闻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个守门人的妻子，也就是塔盖太太。她当时确实是行色匆匆地从角门走出去。守门人也没办法解释清楚，他只是再三强调，他的妻子往常都在这会儿回家。我和警察都认为，如果这个塔盖太太确实拿走文件的话，那当务之急就是趁她还没有交易的时候就赶紧控制她。
“此时我们已经向苏格兰场报警，侦探弗布司先生很快就赶来了。他充满了斗志，发誓会很快破案。我们乘坐一辆双轮马车前往守门人的家，半小时前他就告诉了我们地址。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是这一家的长女。她的母亲外出还没有回来，她让我们先在前厅等候。
“过了十分钟，有人敲门。我们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我深深地责怪自己没亲自去开门，却让她女儿去做。我们听到女儿的说话声，她说，‘妈妈，有两个客人想要见你呢。’然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过道上响起，弗布司猛然推开门，我们跑到厨房，也就是屋后。但是那个老妇人已经走进去了，她戒备地打量着我们，突然，她认出了我，表情显得很诧异。
“‘这不是菲尔普司先生吗！’她大声说道。
“‘喂，你以为我们会是谁？为什么想要逃跑？’我的同伴大声质问。
“‘我还以为你们是那个旧货商人呢，’她说道，‘这个商人和我们有些过节。’
“‘这个理由太可笑了，’弗布司轻蔑地笑了，说道，‘我们怀疑你从外交部偷走一份秘密文件，然后逃回来准备销赃。你必须接受我们的进一步调查！’
“她大声抗议，扭打着不愿离开。但我们轻而易举地制住她，我们租了一辆四轮的马车，准备乘坐它离开。出发之前，我们搜查了厨房，特别是厨房里的炉子，我们担心在她单独一人时，她就把文件扔进火里销毁罪证了。结果让我们很失望，炉子里没有半点碎片和灰烬的踪影。我们到了苏格兰场之后，马上把她交付给一名女警。我焦急万分，不停地踱来踱去，直到女警拿来一份调查报告，可是上面却说文件下落不明。
“此时此刻，我才明白我面临着何等严峻的处境。到目前为止，我只顾着追查文件的下落，根本没有时间好好思考。我本来一直坚信自己肯定能拿回那份要命的文件，压根没有考虑到丢失的后果。如今我束手无策，倒是有空来思索自己的困境了。我当场被吓出一身冷汗。华生可能跟你透露过，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内向而又胆怯的孩子，我的性格非常软弱敏感。只要一想到舅舅的怒火和内阁里的那些重臣，我就不寒而栗。如果让我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那也罢了，但是这件事不仅关系到舅舅的名誉、整个家族的名誉，甚至涉及到重大的外交利益！我一个人的生命与国家的利益相比，就如同蝼蚁一般卑微渺小。我已经完了，所有的希望都成了泡影。我浑浑噩噩，不记得当时做了些什么。我想我那时的样子一定很疯狂，还大闹了一场。我依稀记得几个同事拉住我，尽全力宽慰我。还有一个同事，他陪同我乘坐马车来到滑铁卢，把我送到开往伍金的火车。我毫不怀疑，如果不是恰好在火车上遇见我的邻居菲利尔医生的话，那这个善良的同事会坚持把我送回家的。医生尽心尽责地照顾我，多亏了他细心的照料，才让我的情况没有继续恶化。因为在火车站的时候我就因为情绪崩溃而陷入晕厥，而回家的旅程中我几乎变成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
“你很容易理解，当好心的医生按铃叫醒我的家人，他们在睡眼蒙眬中看到我疯癫的样子该是多么震惊！安妮和我的母亲都要心碎了。菲利尔医生从侦探那里得知事情的始末，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的家人，但也于事无补。他们的心里都很清楚，我这是心病，没那么容易就治好。因此约舍夫只好在无奈中搬出了自己心爱的房间，让我在这里养病。福尔摩斯先生，我已经在这个房间里躺了几乎九个多星期，动弹不得，神经又极为混乱。如果不是安妮不眠不休地照顾着我，还有医生的殷切关怀，恐怕现在我都无法开口和你们交谈。安妮在白天照料着我，晚上则交给一个护士，因为我一旦神经错乱，指不定能做出什么事来。幸运的是，我的脑神经已经不再紊乱了，最近三天以来，我终于完全恢复了意识。但这有什么用呢，我宁愿一辈子都处于混沌的状态中。我清醒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马上给办理这桩案子的弗布司先生发了一封电报。他即刻赶到这里，报告案件的进展。他千方百计追查文件的下落，却始终一无所获；他也动用了所有的办法审问守门人和他的妻子，也没能找到一点线索。因此警方把注意力投到格洛特身上，你们应该还记得，他就是当天晚上继我之前最后离开办公室的一位同事。他的可疑之处在于，首先，他很晚才离开办公室；其次，他有一个法国姓名。但事实上，他留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还没动手抄写那份文件。而他虽然有着胡格诺派信徒的血统，但是无论是在情感，还是在习惯上，他都和正宗的英国人一样。所以，他们没有理由再把一个年轻有为的年轻人卷进这件事当中。于是，这件案子就此搁浅了。亲爱的先生，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只有你才能将我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如果连你都无能为力的话，那么我的人生和家族的荣誉将从此毁掉了！”
他说了很长时间的话，精神有些支持不住，便疲倦地斜躺在坐垫上，护士给他送来一杯镇静剂。福尔摩斯向后仰头，闭上双眼，一言不发地坐着。在外人的眼中，或许显得有些惫懒，只有我知道，他此时正在快速地思考着。
“你的叙述非常清晰，”他终于开口了，“我的疑问并不多。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将这个任务透露给任何人？”
“没有，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比如，连哈力逊小姐也没有吗？”
“是的，在我接到任务和完成工作的这期间，我并没有回到家中。”
“没有一个亲属在这个时候凑巧去看望你吗？”
“没有。”
“你的亲属知道通往你办公室的途径吗？”
“啊，是的，他们知道怎么进入我的办公室。”
“是这样，如果你没有跟任何人透露过文件的事情，那么我的询问就很多余了。”
“我什么都没有泄露出去。”
“你了解守门人吗？”
“我只知道他是老兵出身。”
“哪一个团的？”
“啊，听说是克尔司特利姆警卫队的。”
“谢谢，我想，弗布司或许能告诉我更多的信息。官方往往掌握很多资料，却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东西。噢，多么可爱的玫瑰花啊！”
他越过长沙发，走到敞开的窗前，伸手轻抚一根低低垂下的玫瑰枝，观赏这娇艳欲滴的鲜花。我从未见过他的这种举动，从前他似乎总对自然界的美景嗤之以鼻。
“宗教上的事，总是绕不过推理的方法。”他懒懒地斜靠在百叶窗上，说道，“推理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将推理法建立为一种精密的学科。根据推理法，我想，我们信奉的关于上帝慈爱的最高理念，就蕴涵在芬芳的鲜花中。这是因为，任何其他东西：我们的才华、我们的心愿、我们的五谷，所有的东西首先都是为了解决生存。但是鲜花就不一样了。它迷人的香味和颜色都是生命的装点，而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只有上帝的慈爱才能凝结如此美妙的品质。所以我再重复一遍我的看法，人类在繁花中寄予了深切的希望！”
在福尔摩斯侃侃而谈的时候，博希·菲尔普司和安妮小姐都怔怔地凝视着他，脸上渐渐露出失望的神情。福尔摩斯手里捻着一朵玫瑰花，又陷入了深沉的思考中。几分钟之后，年轻的女士打破了屋内的寂静。
“你看出问题的症结了吗？福尔摩斯先生。”她有些尖锐地问道。
“啊，这个症结！”福尔摩斯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来，回答道，“唔，如果轻易判断此案很容易破解，那无疑是痴人说梦。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会深入调查此事，并尽快将我的结果告诉你们。”
“你得到什么线索了吗？”
“你已经说出了七个线索，当然，我还需要检验一下，判断它们是否有价值。”
“你有怀疑的对象吗？”
“有，那就是我自己。”
“什么？”
“我怀疑我是否过早作出了结论。”
“那你还是回伦敦去检测你所谓的结果吧。”
“是的，你的建议正合我意，哈力逊小姐，”福尔摩斯站起来，说道，“除了这样，我们别无他法。菲尔普司先生，我希望你不要怀抱过多期望。这件事情错综复杂，一时难以解决。”
“我会非常盼望和你再次会面的！”这个年轻的先生大声说着。
“好，我不敢保证带来的会是好消息，但是明天我还会来看望你的。”
“我会祈祷上天保佑你的，”他高声叫着，“如果你有所行动，我就感觉安心了不少。顺便说一句，我收到过豪尔德赫司特勋爵寄来的一封信。”
“啊！信上都说了什么？”
“他的语气很冷淡，但是没有苛责我。我想这是因为我身染重病的缘故。他反复强调事关重大，我得恢复健康，才能有机会弥补我的过错。当然，我的前程已经没指望了。”
“啊，这是合乎情理的，”福尔摩斯说道，“我们走吧，华生，城里还有一堆工作等着我们呢。”
约舍夫·哈力逊先生驾着马车送我们去火车站，我们很快就坐在了前往普茨茂斯的火车。福尔摩斯眉头紧锁，一直沉浸在思考之中。火车经过刻拉朋枢纽站，他才发话：“无论从哪条线路进入伦敦，都可以俯视这些房子，这总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我以为福尔摩斯是在说笑，因为视线所及的景色非常萧索破败。他看到我怀疑的神色，马上解释说：“你看，那边矗立着一大片孤立的房屋，它们建造在青石上，就像一个砖瓦小岛徜徉在铅灰色的大海中。”
“这是寄宿学校。”
“亲爱的朋友，那是灯塔，是代表着希望和未来的灯塔！每一座高高耸立的灯塔里收藏着成百上千颗晶莹璀璨的小种子，未来的英国会在他们的手中发扬光大。我想，菲尔普司应该不会喝酒吧？”
“看他的样子应该不会。”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们应该考虑所有可能的情况。这个不幸的人已经陷入困境中无法自拔，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他拯救出来。你觉得哈力逊小姐如何？”
“她的性格很坚毅。”
“是的，但她是一个好姑娘。不然就是我看错了人。他们的父亲是尼森贝蓝那边的一个普通铁器制造商。在去年的冬季旅行里，菲尔普司跟她缔结了婚约，因此她哥哥陪她一起来到菲尔普司的家中，和未婚夫的家人见面。谁也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她便留下来亲自照顾菲尔普司。至于她的哥哥——约舍夫·哈力逊，当他发现这里的生活的舒适程度远胜于家中时，便趁机留下来。我事先做了一些调查。但是今天一整天，我还要再接着调查。”
“我的工作……”我想要说话。
“啊，如果你觉得你那些所谓的医务工作比这个案子更加重要的话……”福尔摩斯言辞尖锐地说道。
“我只是想说，我可以暂且放下医务工作，反正现在的工作也是一年之中最清淡的时期。”
“太棒了，我的朋友，”福尔摩斯高兴地说着，他的心情又好转了，“那我们马上着手调查这个案子吧，我想或许我们应该首先拜访弗布司侦探。他也许能告诉我们想要得到的一些细节，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判断出，应该从哪里下手比较合适。”
“你的意思是，你已经有想法了？”
“是的，我们现在掌握了几个线索。但是还要进一步检验，才能判断它们的价值。最难查清的都是那些没有犯罪动机的案子，但是这件案子却不同。你想，谁会从中获利呢？法国的大使、俄国的大使、那位想要借此发一笔横财的人，还有豪尔德赫司特爵。”
“豪尔德赫司特勋爵！”
“对，一个政客在有需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趁机销毁这份协议的。”
“豪尔德赫司特勋爵的政绩不是向来为人所称道吗？”
“这只是一种可能，我们否认这个情况。今天我们要去访问这位尊敬的勋爵先生，看能不能得到一些线索。另外，我已经开始调查了。”
“已经开始了？”
“是的，在伍金车站的时候，我就发了一封电报给伦敦城的各个晚报，让他们刊登一份广告。”
福尔摩斯取出一张纸，显然它是从一个日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
五月二十三号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在查尔斯路的外交部门口或是附近地区，有一位乘客从一辆马车下来，若有知情人看到此马车，请将其号码通报贝克街221号乙，以十镑重酬！
“你确定盗贼是乘坐马车过来的吗？”
“就算不是那也没关系。如果菲尔普司说得没错，办公室和走廊都没有盗贼的容身之地，那么，此人一定来自外面。倘若在那种阴雨天从外面进入办公室，而且他溜走后的几分钟内马上进行搜查，却没有看到漆布上留下湿脚印，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坐车来的。是的，我敢肯定，他就是坐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