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任何一种制度，归根到底都是收入分配制度。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收入和财富。因为收入和财富总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收入分配制度实质上也是激励制度。
经济学家喜欢用输赢论英雄。其实，医患之间也是一种博弈关系。大凡博弈，必有几种形态：一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二是双输的“负和博弈”，三是双赢的“正和博弈”。目前，我国的医患关系基本呈对立状态，属于“零和博弈”或者“负和博弈”。
在一个不合理的医疗制度中，医生靠增加患者的医药费用支出获得更大收益，这就是“零和博弈”或者“负和博弈”；而在一个合理的医疗制度中，医患的利益是一致的，患者治病的成本越低，社会的医疗支出越少，医生得到的奖励越多，这就是“正和博弈”。
可见，要想从根源上消除医患信任危机，必须改革以药养医、以械养医的医疗制度，让医生靠技术吃饭，而非靠卖药吃饭。同时，建立一种激励相容的制度，即医生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恰好也能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使医患双方成为利益共同体。
当然，医生既有“经济人”的一面，也有“社会人”的一面。一个医生在温饱之余，还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渴望拥有尊严感和成就感，获得社会的积极评价。因此，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也是鼓励医生向善的重要因素。
医患之间，和则两利，伤则两害。医患冲突，既是道德问题，也是制度问题。熟人社会可以靠道德约束，陌生人社会则要靠制度约束。道德是柔性约束，制度是刚性约束；道德需要长期构建，制度可以短期见效。因此，解决医患冲突，根本出路在于铲除医疗体制的弊端，用“改制”撬动“改心”。
作 者
2011年11月
医生子女为何不学医
最近，一名医生的子女在网上发帖：“我妈妈说了，如果我当医生，就打折我的腿!”据调查，医生不愿让子女学医，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中国医师协会曾就医生对子女学医的态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医生不希望子女学医的比例不断上升：2002年为53%，2004年为63%，2011年为78%。
从全世界来看，医生都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因为医生既有丰厚的经济收入，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国外，很多优秀人才之所以愿意付出高昂学费、巨大精力去学医，主要是因为医生的投入虽高，回报也高。一旦拿到医师执照，便可衣食无忧，备受尊敬。
而在我国，医生的职业光环日渐消逝。不仅医学院校很难招到尖子学生，医生队伍人才流失现象也很严重。有人甚至说：“如果你恨一个人，就叫他当医生。”这一现象发人深省。
医生为何不愿让子女学医？主要原因是投入大、风险大、压力大、收入低。事实上，一个人一旦选择了当医生，往往意味着终生的付出与牺牲。一名医学生，经过5至11年的学历教育后，还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方可成长为一名医生。由于医学技术日新月异，医生必须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潮流，不被淘汰。其中辛苦，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医生是一个高强度、高风险的职业。面对大量的病人，不仅需要超负荷工作，还不能有任何差错。因此，医生每天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即便如此，医生还要随时准备应付医疗纠纷甚至“医闹”。可见，当医生确实不易。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在社会各阶层中，医生群体的收入并不高。虽然也有医生靠“灰色收入”致富，但只是少数。如果只算“阳光收入”，绝大多数医生的收入无法体现其劳动价值。目前，我国的药品价格畸高，而医疗服务价格畸低。“看病的不如算命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扎针的不如扎鞋的”，就是最形象的注解。事实上，如果医生的付出长期得不到等值回报，必然导致整个医疗行业的价值被低估。
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说，在一个社会中，医生和律师的劳动报酬应该比较高，因为我们把健康委托于医生，而把财产甚至是名誉委托于律师。在中国，医生究竟该不该拿高薪，社会上是有争议的。其实，只要把医生和飞行员比一比，答案就清楚了。客观地说，医生的培养难度远远超过飞行员，职业风险和工作强度也超过飞行员。然而，航空公司之所以给飞行员高薪，主要是为了乘客安全，让飞行员脑子里只考虑飞行。同理，国家之所以应该给医生高薪，也是为了让他们脑子里只考虑看病，而不要考虑如何赚钱养家。事实上，让医生有尊严地拿到合理合法的高薪，表面上是增加了人力成本，实际上是变“以药养医”为“以技养医”，最终减少不合理的医药费用支出。
当然，要想让医生成为一个有魅力的职业，不仅需要在收入上尊重医生，还需要在人格上尊重医生。眼下，老百姓对看病难、看病贵反映强烈，医患纠纷时有发生。其实，很多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医生，而在于不合理的医疗体制。因此，只有加快推进医改，解决影响医患和谐的体制问题，为医生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才能重塑医生的职业尊严。
如果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医生就是人类生命的保护神。让最优秀的人呵护生命，是一个社会回归理性的标志。如果一流人才去卖药，二流人才当医生，谁还敢把生命托付给医生呢？
医生越干越心寒
2010年底，电视连续剧《医者仁心》播出后，在医务界引起强烈反响。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大学生王欢患尿毒症，医生全力抢救，做了两次换肾手术，最终王欢因肝功能衰竭死亡，并拖欠了30多万元医药费。在人财两空的情况下，家属无法接受现实，怀疑医生有过错，最终选择了起诉医生。
类似的事情，生活中并不罕见。北大肿瘤医院顾晋教授就曾写过一篇博文，题目叫《一件心寒的事情》：有一名晚期直肠癌病人，别的医院都不愿收治，在家人的苦苦哀求下，顾晋动了恻隐之心，冒着巨大风险做了手术。由于肿瘤太大，病人术后出现并发症，经过再次手术，完全恢复功能。他原以为病人会满怀感激，没想到病人一出院，就以“出现并发症”起诉了他。
一位医生冒着巨大风险救治病人，不仅得不到感谢，反而被无情地告上法庭，这确实令人心寒。
医学是一门探索性科学，虽然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但仍有很多疾病无法治愈。由于医学的局限性，任何治疗方案都不会尽善尽美，总是有利有弊，医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尤其是面对危重病人，医生为了抢救生命必须冒险。但是，冒险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柳暗花明，病情好转；一种是险象丛生，病情恶化。而医学就是在一次次冒险中进步的。从长远看，医生越是勇于冒险，病人越是受益。但是，医生敢不敢冒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态度。
过去，在危重病人面前，只要有1%的希望，医生就会尽100%的努力。而在今天，病人即便有90%的希望，医生也会犹豫不决。因为有的患者不理解医学的特殊性，动辄闹医院、告医生、要赔偿。一些患者认为，既然花了钱，就应该治好病；如果治不好，就是医生有问题。还有一些患者在术前通情达理，也明白手术的风险性，但一有意外，立刻就翻脸不认人。在经历了一次次的伤害之后，医生渐渐学会了自我保护。面对一名病人，医生不仅要考虑技术上的风险，还要考虑法律上的风险。有时，他们宁可无所作为，也不愿官司缠身，“过度防卫”成为普遍现象。然而，医生都开始保护自己了，谁来保护患者呢？
当然，患者之所以起诉医生，除了医疗因素之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因素。目前，在我国的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比例达35%，城乡居民重病经济负担沉重。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比重降到15%~20%，才能基本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从全球来看，每年约有1.5亿人遭受灾难性卫生支出，其中1亿人被推向贫困线以下。可以推算，我国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家庭不在少数，这还不包括因经济压力放弃治疗的家庭。因此，当一些患者无力负担医药费时，自然就会想到诉讼这条渠道。而法院在审理医疗官司时，一般都会倾向于照顾弱者，即便医院无任何过错，往往也要给予“人道主义救助”。因此，在有些时候，患者起诉医生，并非“忘恩负义”，而是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一些患者把疾病的痛苦，连同经济压力、社会不公带来的不良情绪，统统转嫁到医生身上。可见，医患冲突的根源并不完全在于医患本身，还在于医疗体制不完善。只有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让更多的家庭摆脱灾难性医疗支出，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医患冲突。
医生的血不能白流
2011年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令人震惊的血案。耳鼻咽喉科主任徐文被一名患者连砍十多刀，身负重伤。卫生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伤害医务人员的暴力犯罪行为。
淋漓的鲜血，喷溅着圣洁的白衣，令人不寒而栗！作为一名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没有倒在山崩地裂中，没有倒在枪林弹雨里，却倒在自己亲手救治的患者刀下。其伤何深，其痛何如！这是文明社会的“返祖现象”，也是法治国家的悲哀和耻辱。
近年来，医生频频被害，“小概率事件”逐渐演变成“大概率事件”。虽然凶手都受到了严惩，但医生的心灵创伤并未治愈，医患暴力冲突的社会根源也未消除。因此，在此次医生被害事件之后，医患双方都应深刻反思，避免“血溅白衣”的悲剧重演。
从患方来说，需要正确认识医学的风险性和局限性，降低对疾病治疗的期望值。近百年来，现代医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仍处于“婴儿时期”。即便是对于很多常见病，医生也往往束手无策，徒唤奈何，更不必说恶性肿瘤等不治之症。目前，现代医学已经命名的疾病有7000多种，但能够彻底治愈的仅有少数几种。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医生只是帮助患者缓解病痛，而非治愈疾病。况且，任何治疗都是“双刃剑”，有一利必有一弊，医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同时，由于人体千差万别，再成熟的治疗技术，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所以，患者不能对现代医学有过高奢望。
从医方来说，需要深切体察患者的痛苦，走出“技术崇拜”的误区，让治疗更符合人性。任何一个病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生命，而不是一堆机器零件，或者一个疾病载体。因此，医生理应慎重对待每一个决策。在本次事件中，患者5年前身患喉癌，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患者认为，医生不仅没有治好病，反而致其失声，“每天生不如死”，“变成一个口哑身残的废物”。可以想见，一个人在长期痛苦的折磨中，是很容易产生偏执行为的。这从一个侧面警示医生，手术刀事关性命，重若千钧。做手术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一个好医生，不仅要让病人活下来，还要让病人活得好。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屠规益教授曾对学生说过：“是病人需要做手术，不是医生需要，所以一定要根据病情决定做不做，做大还是做小”、“不能只讲切切切！外科医生只知道怎么做手术是不行的，应该知道怎么不做手术”。这说明，任何治疗都要“以人为本”，不能“见病不见人”。尤其是当患者无法承受治疗的不利后果时，“少做”也许比“多做”更有益。
当然，解决暴力冲突，仅靠医患双方的努力是不够的。当前，维权渠道不畅、维权成本过高，是医患矛盾升级的重要原因。在本起血案中，患者起诉已经三年，却迟迟没有结果。一纸诉状，几年苦等，谁能经得起漫长的煎熬？打官司旷日持久，医疗事故鉴定关卡林立，第三方调解难觅影踪。当医疗维权渠道严重不畅时，患者自然就会采取暴力手段自救，这是“逼上梁山”。因此，在医患纠纷日益增多的现实下，急需开辟医疗诉讼“绿色通道”，改革医疗事故鉴定办法，增强第三方调解的公信力，从而减少暴力维权事件的发生。
医生的血流得太多了，但愿这是最后一次“血溅白衣”。此次事件，倘能引发全社会对医患关系的重新思考，促使医患之间增加理解信任，促使有关部门疏通医疗维权渠道，让医疗环境得到根本改善，这血就不算白流。
“血溅白衣”为哪般
2009年6月21日，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一名“肾积水并尿毒症”重症患者，因呼吸功能衰竭、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21日凌晨3时，家属拒绝迁移死者尸体，并将泌尿外科封闭，医生和病人都被关在病房里。随后，200多人手持木棍及匕首冲至医院，封锁门诊大楼，摆满花圈，并焚烧纸钱，见到穿白大褂的就打，有一名医生身中6刀，被送进医院抢救，另外有10余名医生、护士不同程度受伤。22日，市政府经研究决定，责成医院赔款21万。23日，医务人员忍无可忍，自发组织到市政府门前请愿，要求市政府作出解释，并严惩肇事凶手。
这是一个“黑色六月”。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全国各地先后发生了五起“血溅白衣”事件。其血腥程度，令人惊悚。
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居然会发生如此野蛮的“返祖现象”，实在令人惊诧!这些残酷的暴力事件，直逼每一个有良知者的心理承受底线，直逼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
几年前，深圳一家医院的医务人员曾戴钢盔上班，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被认为是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缩影。然而，这一事件背后隐藏的深层问题，并未引起执政者的应有警觉，很多官员一笑了之，仅仅视为“炒作”、“作秀”。随着时间的推移，医患矛盾不仅未见缓和迹象，反而愈演愈烈。直至今天，靠暴力解决医患纠纷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其实，中国的医生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医生。他们拿着微不足道的报酬，干着最苦最累的活，长期忍辱负重。虽然也有怨言，却从未放弃职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守护生命的群体，却连自身的生命安全也无法保证，这究竟是谁的耻辱？
应该看到，医患矛盾绝不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医疗资源供给不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强烈。同时，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凸显。而医院作为一个与百姓生命息息相关的“窗口”，自然成为最容易引燃社会情绪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