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科学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是否获奖，而在于是否为造福人类而献身。懂得了这一点，中国人就离诺贝尔奖近了一步。
学术组织别走歪道
2008年，中国性学会个别人员居然明码标价，公开出售标有“中国性学会合作单位”的牌子，牟取不正当利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我国，类似的学术组织还有很多。这些组织在成立之初，都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挂名，但成立之后，就成为一盘散沙，只剩下几个“为生存而奋斗”的工作人员了。由于缺乏学术组织能力，只好把卖牌子、卖荣誉当成唯一的“本钱”，根本不管卖给了什么人，也不管对公众会有多大危害。
有人说，学术组织要生存，不赚钱如何养人做事？其实，这正是我国学术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应该说，作为学术组织，首先应该是一个公益性组织，而非一个营利性组织。学术组织姓“学”，而不姓“钱”。学术组织要生存发展，主要靠学术成果推广和交流，而不是靠搞商业活动。搞学术活动可以有企业赞助，但学术必须是主角，而不能成为企业的附庸和奴仆。作为学术组织，如果商业色彩远远超出了学术色彩，就会背离其目标和宗旨。事实上，一个铜臭味很重的组织，学术味必然淡薄，而学术味一旦被铜臭味浸染，学术组织就丧失了生存之本，公信力越来越差。如此恶性循环，学术组织只能走向堕落。
由此，不禁联想到被撤销的全国牙防组。这个学术组织本来从事的是公益事业，一批专家为中国人的口腔保健做了很多事情，但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却搞起了违规收费认证，最终葬送在公众的质疑声中。遗憾的是，这个案例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些学会协会之类的组织，依然我行我素，赤裸裸地干着钱牌交易的事情。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万里大造林公司董事长陈相贵曾花钱买了一堆荣誉，而这些“光环”大多是一些学会协会授予的。结果，涉及3万多人的13亿资金被骗，学术组织成了骗子的幕后“帮凶”。
“国”字号学术组织代表着一个领域权威专家的公信力，代表着国家级的学术水准。一些商业组织之所以热衷于花钱买“认证”、搞“加盟”，就是看准了这块金字招牌的无形价值。所以，作为学术组织的管理者，必须严格自律，珍惜声誉，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把学术活动作为生命线，回归学术的“主航道”，否则迟早会沦为“牙防组第二”。
建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学术组织的繁荣。但是，学术繁荣与否，并不能仅仅看学术组织的数量，而要看其品质和内涵。目前，我国的学术组织数量庞大，但真正能扛起学术大旗的并不多。很多学术组织徒有虚名，学术荒芜，不仅没有推动学术繁荣和进步，相反却借学术之名大搞创收。这样的组织如同杂草，如果不拔除，学术田园就会良莠难分，甚至“劣种驱良种”。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应该转变管理方式，既要严格审批学术组织，也要严格监督学术组织，既要管挂牌，也要管摘牌，切不可重审批、轻监管，让个别“蛀虫”败坏了学术风气，损害了公众利益。
让烟盒由美变丑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自2009年1月9日起，我国的烟盒正面必须印上醒目的吸烟危害警示标识。然而，从新包装看，烟盒虽然有变化，但很不显眼，离警示作用尚有较大距离。
中国人到国外购买卷烟，常常感到惊讶：为什么烟盒上印有烂肺、烂牙、骷髅等图片和警语？甚至连“中华”等名牌烟也不例外。其实，这正是《烟草框架公约》的要求。而中国境内销售的香烟，大多以名山大川、文物古迹为包装图案，给人一种“天高云淡”的诗意遐想，甚至还吸引了一批集烟标爱好者。这样的卷烟包装，如同把魔鬼打扮成美女，给公众以极大的误导。
从世界控烟潮流来看，烟盒由美变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因为，在烟盒上印制醒目的警示标识，是公开烟草负面信息的最佳途径，也是对消费者知情权和健康权的尊重。
吸不吸烟，本是个人偏好。然而，对吸烟者明示烟草危害健康信息，使其最大限度知情，是烟草商不可推卸的责任。任何美化烟草的行为，都是违背人类道德准则的。
尽管生产烟草就是生产死亡，但烟草商都在尽力遮蔽烟草负面信息。我国一项吸烟行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70%的吸烟者认为吸烟轻度有害或者无害，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吸烟导致冠心病、中风、阳痿等。可见，很多人虽然知道吸烟危害健康，但对于具体危害并不清楚，也没有充分了解吸烟的健康风险。
从主观上说，烟草商本身没有向吸烟者公开烟草负面信息的动机。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故意隐瞒甚至歪曲吸烟的健康代价。其用意不言自明，主要是避免公众知情后减少消费量。从客观上说，一个人从吸第一口烟到患病致死之间，相隔很长一段时期，容易忽视吸烟与健康危害之间的联系。所以，遮蔽烟草负面信息，是烟草商能够长期牟利的“秘笈”。
今天，烟盒的方寸之地，成为世界控烟战争的前沿阵地，其背后就是烟草商利益与公众健康权的较量。某跨国烟草公司的一位高层管理者曾说：“我们与吸烟者之间的最终沟通工具就是烟盒本身。在没有其他任何营销广告的情况下，我们的包装成为我们品牌精髓的唯一传达者。”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公共卫生专家指出，控制烟草包装，是至关重要的烟草控制措施。有效的警告标签能够增进人们对吸烟相关危害的了解，并影响人们未来的吸烟决定。图片警告标签比纯文字标签的影响力更大，而且文盲和儿童也能看懂。图片警告标签能够激励吸烟者戒烟，劝阻未吸烟者不要吸烟。因此，专家倡导将烟草包装视为一个教育机会。一天吸一包烟的人，每天至少有20次机会接触烟盒上的图案，每年就有7000多次了解烟害和放弃吸烟的机会。
道理虽然简单，但利益很难舍弃。由于烟盒直接关系到烟草销量，而烟草销量又影响到税收，因此，对于各国政府来说，如何在烟草与健康之间作出抉择，始终是一道难题。关于烟草，中国已经有八个“世界第一”：卷烟产量世界第一、烟草利税世界第一、吸烟人数世界第一等。从局部看，烟草带来了可观的税收，带动了农民致富。但是，从全局看，烟草致病的经济成本足以抵消烟税收益，甚至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这样的“世界第一”，还是越少越好。
2008年11月，全球130多个国家在南非德班召开国际控烟大会。其间，中国被与会的200多名全球非政府组织代表授予“脏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据悉，“脏烟灰缸奖”是专门颁发给控烟不积极的国家，颇类似著名的电影讽刺奖“金酸莓奖”。
作为世界上吸烟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控烟的一举一动都具有示范效应。把健康警语印上烟盒，只是履约的最低标准；而把醒目的图标印上烟盒，才符合世界控烟潮流。这一步虽然艰难，却是一道必须跨越的坎。毕竟，“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是一句令人汗颜的评价。
血荒与血疑
2010年底，昆明、青岛、南京等地相继出现“血荒”，很多医院临床用血紧张，大量择期手术被迫推迟，有的病人甚至自己找血。为此，卫生部部长陈竺率先垂范，挽袖献血。
国内出现“血荒”，根本原因在于公众的献血意识不足。据卫生部统计，近年来我国临床用血的需求量以每年10%~15%的速度增长，但我国人口献血率仅为0.84%，远远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4.54%和中等收入国家的1.01%。
我国公民的献血率为何这么低？媒体调查显示，公众的疑虑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无偿献血，有偿用血”的制度不合理，担心血站和医院从中牟利；二是认为献血不安全，担心感染疾病。
看来，要想解决“血荒”，先得应回应公众的“血疑”。如果公众对无偿献血疑虑重重，“血荒”即便暂时缓解，将来也会重演。
第一，血站和医院是不是在牟利？很多人认为，既然献血是免费的，用血也应该是免费的，这才符合采供血的公益性原则。这种观点之所以流行，主要是因为我国从未公布过采供血的成本，血站运行的透明度低。据了解，我国临床用血的价格大致为每200毫升全血220元。但实际上，一袋血的成本远高于这个价格。例如，采血袋并非普通的塑料袋，而是会“喘气”的袋子，它能最大限度保持血液细胞的活性。由于材料特殊，每只采血袋的价格就达上百元。同时，采血针头也比普通针头质量好，因为可以减少献血者的疼痛感。另外，血液采集后需要进行艾滋病病毒、乙肝、丙肝、梅毒等多项检测，全程冷链保存，其成本也是很高的。因此，患者临床用血的费用，仅是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测的部分成本，而非血液本身的价格，血站和医院不存在“以血牟利”。
第二，献血会不会感染疾病？应该说，采血所用的针头、血袋及所有耗材，都是经过严格灭菌的一次性用品，献血“只出不进”，不可能感染疾病，这是最基本的常识。然而，公众之所以产生疑惑，主要因为河南、山西等地曾出现过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现象。如今，卖血虽已成为历史，但其负面影响依然存在。这说明，卫生专家眼中的常识问题，公众未必人人皆知皆信。有时恰恰是最基本的问题，却因从未得到过有效解释，反而成为制约公众行为的最大障碍。
可见，此次“血荒”事件，暴露了我国健康传播的低效和失灵，即健康传播缺乏针对性，存在“乱枪打鸟”现象，无法准确命中靶心。多年来，卫生部门虽然倡导无偿献血，但无论是宣传口号，还是传播策略，都缺乏基于受众心理和传播效果的调查研究。医务人员总是强调献血不影响健康、献血是奉献爱心等概念，而对于公众最关心的采血成本、血液安全等问题，却几乎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和答案，由此导致公众“信息疲劳”和“信息饥渴”并存。一旦有人质疑无偿献血，便会一呼百应，形成“群体极化效应”，极端者更加极端。例如，2010年我国启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麻疹疫苗接种行动，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由于忽略了不良疫苗事件给公众造成的心理阴影，一些专家的政策解读靶向不明、针对性不强，导致网上质疑此起彼伏。为此，卫生部反复解释，才消除了公众的疑虑。
当今，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任何一项社会政策的出台，都有可能遭遇公众的质疑，这很正常。质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关部门漠视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对公众的质疑置若罔闻，既不关注，也不回应，而是采取“鸵鸟政策”，消极回避。如果公众质疑长期积累，很可能形成民意“堰塞湖”，最终酿成公共危机事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消除公众的“血疑”，是破解“血荒”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