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戏剧性事件中，患者的命运令人悲痛心酸，而医院的赔偿更令人如堕云雾。“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这是流传在民间的一个“秘诀”。当发生医疗纠纷之后，患者起诉医院，合理合法，无可指责。但值得深思的是，几乎在所有医疗官司中，医院无论对错，总是以赔偿告终。这似乎是中国独有的怪现象。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看病就医存在过高的期望值。他们认为，患者是消费者，既然花了钱，就应该“买”到健康。如果治疗中存在缺陷，或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医院就应给予赔偿。
其实，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医学是一门存在技术缺陷的探索性学科，这是医疗行业区别于所有其他服务行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当代医学为患者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中，有相当部分属于“缺陷服务”。这是因为，医疗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手段。比如，做手术就是通过对人体直接伤害来实现最终治愈疾患的目的。患者有病到医院治疗，而治疗中必然有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患者往往既是“受益人”，又是“受害人”。但社会之所以接受这种“缺陷服务”，主要是因为许多患者不能等到医疗技术完美无缺了再来治疗。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医疗行业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
生命运动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运动形式，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精密仪器”。医疗行为未知因素多，具有不可预见性、不可控制性和高风险性。同时，由于患者个体差异，治疗同一种疾病，即便医生所采取的诊疗行为一样，所达到的效果也不尽相同。因为医疗行为不是标准流水线，其治疗结果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医学经验主要靠临床实践，医生对很多医疗后果是无法完全预测和把握的。加之我国患者多医生少，医生处理每一患者的时间比国外短得多。因此，医生的职业风险也高得多。
在法律上，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如果简单地采用强者弱者原则，随意加重医生的责任，就有可能使医生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安全性，采取自我保护，放弃对疑难疾病的探索性治疗，这样既不利于患者，也不利于医学的进步。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日益增多，很多地方出现了“天价”赔偿案例，这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机构的主体，具有公益性质。由于医疗收费由政府调控，医院不能依据市场和成本定价，使得每一位患者在看病时，均已享受到政府的优惠。所以，在医疗纠纷中，医院的赔偿数额应有一定限额，而不能无限扩大，这样才有利于公立医院的健康发展。
当然，医学的特殊性并不能成为医院推卸责任的借口，如果医生因失职给患者带来医疗安全风险，理应承担法律责任。不过，如果不问青红皂白，不管正常非正常，只要人死在医院，就要追究医生的责任，那么，谁还愿意当医生？
人病逝，谁之过
2007年底，河南洛阳市中心医院发生了一起医患纠纷。一名食道癌患者不幸病死，患者亲属竟然迁怒于医护人员，非法拘禁4名护士达6小时，罚跪打骂，导致3名护士昏迷。事后，肇事者被警方依法拘留。
透过这起恶性事件，我们看到了一个观念误区：一个人生了病，似乎只要送到医院，就成了医生的事。如果治不好或者死亡，医生就要受到谴责，医院就要承担责任。这实在是一个荒谬的悖论。
应该说，一个人生了病，首先是自己的责任。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许多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导致疾病的诸多因素中，环境、遗传等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惟有生活方式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很多人选择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日积月累，致使身体这台“机器”出了毛病，这当然该归咎于自己。一个人生病住院，本质上是寻求医生的帮助。而医学是有局限性的，医生也不是万能的。所以，把有病治不好的责任一股脑推给医生，是违背常理的，也是不公正的。
生老病死是人的自然规律。生病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而恢复健康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谓“病去如抽丝”。一个人生了病，医生只能设法缓解痛苦，逐步逆转病情恶化，而不能保证立竿见影，妙手回春，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患者所要做的，就是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共同研究如何战胜疾病。如果不能理性看待生老病死，怀有过高的期望值，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加深对医生的误解。
不过，也有人认为，病人把生命交给了医生，当然医生要负主要责任。的确，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但是，医生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尽心救治上，而不能保证每一个病人都能康复。一个危重病人死在医院，倘若排除了医生敷衍塞责、医疗事故等原因，那么，首要原因就在于疾病之危重。如果抢救成功，我们应该感谢医生；如果抢救不成功，我们也不必苛责医生。毕竟，人体是一台极端复杂的“机器”，一旦损坏，很难恢复如初。假如我们把抢救成功都视为理所当然，把抢救不成功都归于医生失职，那么，今后就没人愿意当医生了。
湖南某医院曾发生过一件事：一名患者在医院因病死亡，患者家属找到院长，理直气壮地说：“病人既然死了，我们家属通情达理，不想闹事，你们把治疗期间的医疗费还给我们吧。”此话让院长惊愕不已。事实上，这种荒唐的逻辑存在于很多人的头脑中。例如，医院一旦有人病死，家属前来闹事，有关部门领导往往来一句：“人都死了，赔点钱算了。”这种不辨是非的做法，不仅助长了“医闹”的嚣张气焰，也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贻害无穷。
一个人因病死亡，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果我们把正常当成了反常，医患关系怎能不扭曲？社会的公平正义又何在？
健康的第一责任在于自己，千万别把责任全推给医生!
“一针见血”的负效应
2009年，河北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向患者承诺：“静脉输液穿刺一次成功，做不到当场还患者输液费5元。”此举引发了社会的热议。
应该说，医院承诺“一针见血”，出发点是好的，也赢得一些患者的好评。但是，从医学规律来看，一次穿刺不成功，原因很复杂。有的是因为护士基本功不到位，有的则是因为患者自身体质特殊。例如，婴幼儿、老年人、休克病人、肥胖病人等，即便护士的基本功再好，一次穿刺也有可能失败。如果把责任一股脑推给护士，显然有失公平。尽管承诺无错，但不可推广。否则，“无效退款”、“一次根治”之类的荒唐口号就会层出不穷，这将给医学发展带来很多负效应。
我国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院士在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时曾说：“我要感谢我的病人。因为有了病人和病人家属齐心协力的合作，共同向疾病发起挑战，我们才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这说明，临床医学是一门探索科学，而探索就意味着可能走弯路，走错路，有成功，也有失败。只要有探索，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失误的可能性，因此不能苛求医护人员完美无缺，万无一失。如果片面强调“一次成功”，就容易让患者产生过高的期望值，这显然不符合客观规律。医学家张孝骞曾说过，病情就像人的面孔一样，没有两个是绝对相同的。的确，人的疾病受遗传、环境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千差万别。由于存在个体差异性，同一个医生治疗同一类疾病的患者，有的疗效很好，有的疗效却并不好，也有的无效甚至死亡。其中原因很难说清，但并不都是差错或事故，这就是医学的特殊性。这就如同警察破案，难免有抓错嫌疑人的时候，要求一抓就准，显然不可能。
其实，“一针见血”固然可敬，“一针不见血”也无可厚非。医学不是营销，医院也不是商场。如果医院动辄承诺退款，显然是对医患关系的误读，既不利于医患之间相互理解，还有可能为医患纠纷埋下隐患。无论在哪个国家，医生的职责都是拯救生命、维护健康，而不是靠治病赚钱。假如把医生的行为与金钱挂钩，或者把医患关系理解为消费关系，就等于把“人与人的故事”异化为“病与钱的交易”。这样，患者就会把看病当成“花钱买服务”，而不再把医生视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从而导致医患关系金钱化。一旦发生医疗意外，患者就会像消费者维权一样，开出“天价”赔偿。如此一来，医生为了避免发生纠纷，自然会“过度防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愿冒风险抢救病人，也不再敢挑战“生命禁区”。从长远看，既损害病人利益，也影响医学进步。
医学发展有其特殊规律，不能盲目照搬或套用其他领域的做法。例如，我国法律中有一条“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通俗地讲，患者如果要起诉医生，医生必须自己搜集证据证明清白，否则就难辞其咎，这就是所谓的“有罪推定”。 司法解释认为，医生处于医学知识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所以要求医生来举证，有利于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事实上，这一规定加剧了“过度检查”，病人一进医院，该不该做的检查都做。医生虽然留下了免责证据，但国家医疗费用不断攀升，医患关系日趋恶化。
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医学永远在探索中前行。尊重医学规律，就是尊重人的价值。
医生劳动太廉价
2009年“两会”期间，卫生部部长陈竺说：“尊重医生既要在人格上，也要在收入上。”此语引起了广大医生的共鸣。
我国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价格已经沿用了十余年。其间，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物价指数也在不断上升。而医疗服务价格任凭雨打风吹，岿然不动，这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以挂号费为例，一个普通医生的号只有3元，一个主任医师的号14元，这远远不及理发、洗脚、按摩的价格。但是，诊断一个病人，医生却需要付出多年的知识积累和临床实践。可以说，每一张处方，都是医生智慧和心血的结晶。而这种无形的价值，却常常被忽视甚至贬低。在现实中，很多人只看到有形的价值，却看不到无形的价值；重视物的价值，忽视人的价值。花钱买药，患者往往认为物有所值；花钱买处方，患者往往难以接受。其实，药物是有价的，处方也是有价的。一个正确的处方，即便只有几元钱的药物甚至不开药物，其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价值。
然而，这个本来极其简单的道理，却往往不被社会理解。大凡医疗服务价格涨价的听证会，无不以反对者居多而告终。其结果是，畸形的价格体系助长了畸形的医疗行为，公众并没有成为受益者。目前，我国公立医院实行“以药补医”，在政府补偿不足的情况下，医院要想生存，必须靠多卖药、多检查赚钱，或者过度使用高新技术，因为普通医疗服务大多是赔钱的。对于医生来说，由于劳动付出与收入严重不符，很多人的工作热情和效率大大降低。部分医生因无法从技术劳动中获得应有的收入，把私下拿取药品回扣等当成了合理补偿。这既败坏了医生的声誉，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在医改中，我们强调以人为本。这个“人”字，既包括广大人民群众，也包括800多万医务人员。医改既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又要让医务人员受到鼓舞。而要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就要尊重其劳动价值，尤其是其智力价值。技术价值太低，就意味着一个社会不尊重人的劳动，物的价值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如果医生成为廉价劳动力，愿意当医生的人就会越来越少，社会主流价值观就会扭曲。
从全世界来看，医生都是高收入者。但是，他们都是靠技术服务获取高收入，而不是靠卖药赚钱。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最灵验的“风向标”和“指挥棒”。因此，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医疗价格体系，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对于扭转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是一剂“良药”。当然，在提高挂号费等医疗技术服务费的同时，有关部门必须严格监管医生的行为，如果发现拿药品回扣者，应吊销行医执照。相信对于大多数医生来说，如能从技术服务中得到合理收入，就不会为了回扣铤而走险，轻易断送职业生涯。
有人担心：如果医疗服务价格涨了，药品价格却没降下来，看病岂不是更贵了？的确，这正是医改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需要立足全局，统筹兼顾。但是，如果因为害怕惹麻烦就拒绝改革，宁愿维持现状，那么，公立医院改革就很难有实质性突破。
有感医生卖奶粉
据报道，四川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兼营”奶粉。有个男婴喝了这种奶粉后，又吐又泻，几乎丧命。后经工商部门调查，很多奶粉已经过期。
作为妇产科医生，居然把心思用在了卖奶粉上，赤裸裸地当起了商人，实在令人痛心。这不仅不符合提倡母乳喂养的规定，而且违背了职业道德。虽然这只是个别现象，但却暴露了一些医疗机构的不正之风。作为一个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一旦染上了商业习气，病人谁还敢以性命相托呢？
当然，也有人认为：医生之所以卖奶粉，主要是因为合法收入太少，技术劳动太廉价。如果不提高医生的待遇，让他们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医生趋利现象就很难根除。
的确，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医生的收入还有很大差距。据一项关于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医生收入的调查显示，75%的受访医生年薪低于4万元，16%的医生年薪在5至6万之间，82%的医生对收入不满。事实上，由于医生这个职业的高技术性和高风险性，几乎在任何国家，医生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相对较高。但是，中国的医生却不属于高收入阶层。北京市统计局曾对北京的高收入群体做过调查，医生的收入排在第15位。
不过，分析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国情国力。单就收入而言，中国的很多行业都无法与国际“接轨”。例如，教师、公务员的工资都是偏低的，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一定的差距。然而，这绝不能成为他们以权谋私的借口，更不能成为拿取“灰色收入”的理由。如果为了弥补收入差距，教师在学生头上乱收费，公务员在审批盖章上搞交易，医生在病人身上打主意，那么，社会秩序岂不一团混乱？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很多制度还有待建立和完善。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尚需一个过程。然而，遵守职业道德，却是各行各业的一条底线。尤其是作为医生，无论遇到怎样的环境，都应该把患者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见利忘义。社会的进步，往往是需要一部分人做出牺牲的。医生之所以受到尊重，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的品格。如果一个人把金钱看得太重，当初就不该踏进医生这个行业。
从长远看，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是一个国家公平正义的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目前，我国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存在缺陷，很多医生在治病的同时，还要想着如何为科室创收。既当医生，又当商人，处境确实尴尬。因此，政府必须加大投入，保障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让医生的收入更能体现其劳动价值。倘若如此，也许就没有医生卖奶粉之类的荒唐事了。
高薪能否养廉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