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则寓言：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每天早晚分别给每只猴子四颗栗子。几年之后，老人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而猴子的数目却越来越多，所以他就想把每天的栗子由八颗改为七颗。他对猴子说：“从今天开始，按照朝三暮四供应栗子：早上给三颗，晚上给四颗。”猴子们听了很生气，强烈反对主人的做法。经过讨价还价，猴子们接受了朝四暮三的方案。
按理说，无论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结果都是一样，但猴子的态度为何迥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虽然总量不变，但分配方式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会截然不同。以猴子为例，“朝四暮三”是“大头”在先，而“朝三暮四”是“大头”在后。如果采用“朝三暮四”的方式，就等于把潜在的不确定因素留在后面，极有可能要付出更多代价才能获得本已属于自己的栗子。这就是“猴子的经济学”。
其实，医疗定价亦同此理。长期以来，我国的诊疗费、手术费严重偏低，药品、耗材价格虚高，“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挂号费不如停车费”。这就意味着，哪怕是一台高难度、高风险的手术，如果医生只有高超的技术，而不使用药品和耗材，也难免会亏本。在这种畸形的价格体制下，医生必须通过多消耗来获得收益，从而导致过度医疗屡禁不止。而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医生的收入主要取决于疾病复杂程度和消耗的劳动时间，而与使用了多少药品、耗材无关。由于我国医生无法靠技术获得体面的收入，所以普遍缺乏职业尊严感，主动控制费用的积极性不高。因此，一个合理的医疗价格体系，必须能够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只有承认医生的劳动技术价值，才能调动医生合理诊疗的积极性。
也有人认为，在医疗费用节节攀升的情况下，如果再提高医生的劳动技术价值，看病岂不是更贵？其实，医疗费用之所以居高不下，一个重要的根源就是劳动技术价值太低，医生只好靠增加消耗来获得收益。很多公立医院为了补偿医生的劳动技术价值，往往默认甚至纵容医生拿“灰色收入”，这是一种不合法的“暗补”。因此，提升医生的劳动技术价值，就是要变“暗补”为“明补”，变“以药养医”为“以技养医”，从而削减过度医疗的“原动力”，最终控制不合理的医疗费用。如果不迈出这一步，而是无休止地争论“先降还是先升”，公立医院改革就很难打破僵局。当然，在提升劳动技术价值之后，政府必须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一旦发现医生有腐败行为，坚决列入“黑名单”，甚至终生吊销执业资格。这样一来，即便医疗总费用保持不变，至少患者不会再受滥用药物的危害。付出的经济成本一样，换来的结果却是医患双赢。
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背后，往往存在违背经济学常识的问题。在调动医生积极性方面，何妨学一学猴子的“朝四暮三”？
医生尊严何处来
2011年5月底，江西发生一起暴力殴打医生事件。一名15岁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在上海做完手术后，转入江西上饶市人民医院。当时，患者有持续高热症状，虽经抢救，仍于两小时后死亡。一周之后，患者之父纠集近百人，在医院里拉横幅、烧纸钱、摆花圈，围攻医务人员。其中，一位儿科副主任被殴致残。
类似的医闹事件近年屡屡发生，极大地伤害了医生的尊严。在网上，一位医生愤懑地说：“唯告学子：要有尊严，别学医！”这虽是一句气话，却真实地反映了医生群体的心态。
在历史上，医生和教师一样，都曾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然而，随着我国医疗体制的变化，看病难、看病贵日益凸显，医患矛盾不断加剧，医生的社会地位和声誉也在下降。为此，很多医生不让子女再学医。
那么，一个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神圣职业，为何会失去应有的尊严呢？这个问题发人深省。
从医疗体制来看，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医疗价格扭曲等原因，公立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公益性日渐让位于逐利性。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医学变得嫌贫爱富，医生沦为“白衣商人”。很多医生这样描述其尴尬处境：“开大处方对不起病人，不开大处方对不起自己。”在创收的指挥棒下，过度医疗泛滥，医患之间出现严重的经济对立，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度大幅降低。
从社会环境来看，由于法治不健全，医疗纠纷和暴力冲突日益增多，医生的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尤其是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下，很多医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对病人“过度防卫”。遇到高风险的手术，宁可放弃一线生机，也不愿有任何失误。而每当发生医患纠纷时，社会舆论总是“一边倒”地谴责医方、同情患方。在很多 “医闹”事件中，甚至连警方也声称“不介入医疗纠纷”，医生的合法权益难以维护。
当然，体制弊端丛生，外部环境恶劣，都是客观现实。但是，医生尊严的丧失，也有其自身原因，即道德的滑坡和精神的失守。例如，有的医生冷漠傲慢，病人坐在面前，连看也不看就开一堆检查单；有的医生见利忘义，不管病情是否需要，随手就开出一堆“回扣药”；有的医生把病人当成“摇钱树”，动辄索要“红包”，否则就给脸色看……尽管这只是少数医生的行为，但损害的却是整个医疗队伍的形象，属于典型的自毁尊严。
也许，有的医生认为，道德滑坡是全社会的问题，为什么要求医生独善其身？医生也有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权利，为什么非要成为“圣人”？的确，和很多国家相比，中国医生工作强度大、压力大、风险大，阳光收入较低，技术价值被严重低估。可是，作为一个以维护人类健康为使命的职业，这些都不应成为医生放弃职业操守的理由。自古以来，医生都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医乃仁术，这是医生的基本从业准则。无论外部环境清浊，医生都应保持内心纯净，坚守道德底线，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惟有自尊，才有尊严。尊严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自己赢得的；尊严也不是别人能够剥夺的，而是自己毁掉的。当前，医改正在艰难破冰，外部环境的改善尚需一个过程。因此，惟有医者先行，不等待、不抱怨、不放弃，传承仁心仁术，才能重塑职业尊严。
让医疗制度不再“冷血”
2011年8月，媒体报道了两起令人心寒的事件：
湖北武汉一位农民工两根手指肌腱断裂，在武汉市第三医院接受了手术。但因就医时带钱不够，医患双方就费用问题发生分歧。一名医生为其缝合伤口后，随即将线拆除。事后，这名医生被责令停止执业。
河北安国一名受伤的智障流浪女被送到市中医院，医生进行简单包扎后，一名副院长竟然指示：“从哪来的扔哪去！”随后，工作人员将其拉到荒郊野外，导致流浪女死亡。后来，副院长等5人被刑拘。
从表面看，这是一个医德滑坡问题。在第一起事件中，医生撕裂的不仅是伤口，也是本已脆弱的医患信任；在第二起事件中，医生抛弃的不仅是病人，也是白衣天使的道德良知。这些行为既违背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也突破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理应受到舆论的谴责。
然而，从深层看，这又是一个医疗制度问题。当贫困患者无力支付医疗费用时，医院是免费救治，还是放弃治疗？如果免费治疗，无人承担欠费；如果放弃治疗，背离医学精神。因此，在谴责医生的道德“冷血”之余，我们似乎更应反思制度的“冷血”。
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公民，无论贫富贵贱，当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时，都应得到基本的医疗救治。孟德斯鸠说：“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这句话的含义是，国家是为了保障每个具体个人的人权和尊严而存在的。所以，在一个国家的医疗制度设计中，越是贫困的弱势群体，越应享有较多的免费医疗资源，这样才能体现政府的“兜底”作用。然而，我国医疗制度的最大缺陷是公平性差。越是强者，占有的医疗资源越多；越是弱者，占有的医疗资源越少。这就使得少数弱势群体陷入了经济与健康的双重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