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许多国家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走向，或者正在走向城市社会和非农业经济，无论时间先后，都走过，或者正在走现代化的道路。然而，各自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拉美、东亚，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道路，总结和比较这四类模式。哪一类现代化道路最差，哪一类现代化道路最优？第九个研究报告给读者以全面和深入的比较。
中国向何处去研究报告之九
东亚、拉美、印度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比较
周天勇
摘要：作者从城市化水平、迁移居住和土地制度、农业现代化道路、各自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管理体制、各自收入分配公平情况、工业化中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搭配等方面，分析了东亚、拉美、印度和中国四类现代化模式。最后比较发现，东亚模式：东亚城市化速度较快，到城市中的居民都有了体面的住宅，土地实际上进行了适当的集中，实施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小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是四种类型中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的一种模式，而在在快速发展时期，实际上实行的是集中的政治体制与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四种模式中是最优的。
拉美模式：政治上实行了民主和威权政治体制交替与经济计划国有与市场私有体制交替组合的模式，其经济增长快速的时期，主要是政治上威权集中的时期；拉美总统选举时的民粹主义倾向，使其福利早熟，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结果使债务和财政赤字较高，金融动荡；而进口替代和重点发展大企业而忽视小企业发展的战略，导致城市中就业困难，失业率很高，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较多，而小企业少也降低了中等人口的比例，虽然政府借债和搞赤字搞福利，但是收入分配不公严重，基尼系数较高；城市化中居住方式，相当数量是由贫民窟解决的。２１
印度模式：在其独立后的４０年中，印度体制组合方面，实行了很奇怪的民主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相结合的方式，政治上集中资源无力，决策效率低，而经济上审批环节多，缺乏活力，加上种姓和宗教矛盾和冲突，使印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长期低速增长；进口替代战略不成功，大小企业发育和发展都缓慢，使印度国也不强，人民也不富，基尼系数也较高；从城市化来看，印度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比中国还要慢，城市化水平目前也只有３０％多一些，从人口城乡结构来看，似乎在现代化的初期，而且印度大量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大约占城市人口的３０％到４０％，是由贫民窟解决其居住的，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成本门槛却很低。总之，印度模式是四种现代化道路中，最差的一种。
中国模式：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城市化速度较快速，但是，农村人口能在城市中居住下来的成本是四种模式中最高的，未来存在着人口剧烈在城乡间流动、家庭不能团圆、农村老龄化速度将快于城市，城市中形成两个出租房屋食利和辛勤劳动被食利的阶级；由于城市化滞后，导致服务业比例较低，就业较为困难；而忽视小企业的发展，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是发生困难，大学生和城镇其他新增及再就业者就业困难，创业和小企业发展不足，使劳动在ＧＤＰ中的分配比率下降，进而导致居民收入分配比例下降，因实际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多，中等收入人口少，高速发展，但是民没有象东亚模式那样快速富裕起来；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劳动力得其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由于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导致内需要不足，国民经济严重依赖于出口需求，一旦出口需求下降，发生生产过剩；中国较为成功的是，在改革开放的３０年中，我们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集中的政治体制与向市场经济改革的组合，既保证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政府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的效率较高，又使经济发挥了内在的活力；但是，从目前政府的管理看，中国政府各部门，对创业、投资、经营等等经济活动，还是管得太多，使创业和企业经营的环境不佳；而且，除了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导致ＧＤＰ中居民分配率下降外，由于政府的供养及税费和支出，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地控制，这也是ＧＤＰ中政府分配比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农业现代化，作者通过比较发现，农业的土地集中并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城乡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形成原因是，过多的农业就业的劳动力分配相对小的ＧＤＰ中的农业增加值；小规模农业，随着农业劳动力生活成本的提高，生产资料的市场化，如果农民不转移出去，形成一定的规模经营，一定会破产；农民收入提高和生活保障的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创业，能在非农业中得到就业，农业能规模经营，土地资产化带来的收益，以及现代的社会保障，特别小规模的农业，来使农民提高收入和保障他们的未来，在现代社会来看，实际是一种幻想；而就农业生产本身来讲，由于其生产方式简单，最佳的组织形式和家庭农场。
最后，作者通过不同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对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问题和重大偏差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现代化道路 城市化 发展模式 政治和经济体制组合 收入公平
现代化是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所向往的发展目标。但是，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怎样走，却各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东亚和拉美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从自然资源等方面看，拉美具有自然资源丰富、独立时间早、临近美国市场等优势，而东亚各国和地区普遍具有自然资源贫乏、地域空间狭小、人口密度高的劣势。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东亚是世界上贫困地区之一，其发展水平只有相当于拉美中下等水平的国家，但目前东亚的发展已经超过拉美。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的大约３０年间，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创造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并创造了四个第一，即经济增长速度第一、贸易增长速度第一、吸收外资在发展中国家第一、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第一，这样的发展速度使得东亚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富裕起来，生活水平接近或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拉美则在３０年代以后到８０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陷入经济低速发展的困境，甚至债务缠身，国内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政治不稳定，以至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随着东亚国家经济进入稳步发展阶段，中国及后来的印度，再一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成为世界经济强劲增长的国家，中国连续保持了３０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达到了中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被人们誉为“中国模式”。印度经济发展起来的时间比中国晚近１０年，但是，印度的工业基础很好，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的人比较多，近年来开始提高发展速度，显示出印度强大的发展潜力。分析东亚、拉美、印度和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我们今后的３０年来说，我们研究比较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关键的是，一方面要总结各自的经验，判断谁的现代化道路最优，另一方面，特别更加重要的是要找出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失误和教训，避免我们在未来的现代化过程中，重犯他们的错误。
一、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与就业结构
人口向城市和城镇集中，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而且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但是，在人品怎样向城市集中过程中，每个国家之间既可能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之处。也即每个国家和地区，其城市化的道路是有所差别的。
（一）人均ＧＤＰ同样阶段时的城市化水平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１９８３年人均ＧＤＰ高于４００美元的国家和地区，被称做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这类国家主要分布在东亚、拉美地区，以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阿根廷、巴西等为代表，这类国家或地区人均ＧＤＰ平均在１３１０美元以上，其中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人均ＧＤＰ 为２０５０美元。相关资料表明，拉美一些国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前后就实现了人均ＧＤＰ１０００美元，到１９９９年，整个拉美地区人均ＧＤＰ达到了３８００美元。有的学者研究认为，墨西哥和巴西分别于１９７４和１９７５年达到人均ＧＤＰ１０００美元，和韩国、马来西亚（均在１９７７年）达到人均ＧＤＰ１０００美元大体同步。我们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４００－１５００美元为相同阶段来分析这些现代化国家城市化水平。
现将东亚国家或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所处时期的情况列表如下。见表９－１所示。
表９－１ 东亚部分国家或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所处时期
（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年） 单位：美元／人
１９７０年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０年所处时期
日本 韩国 台湾 香港 新加坡１９５０ ２７０ ３８９ ９００﹡ １２００﹡９０２０ １４９０ ２３４４ ４３１０ ４４２０１１３３０ ２１８０ ３２９７ ４２２０ ７４２０２５４３０ ５４００ ７９９７ １１４９０ １１１６０（６） （４．５） （４．５） （５） （５）
注﹡表示为１９７１年数据。表中的“所处时期”项目以钱纳里划分的结构转变过程所处时期，即以１９６４年的美元计算的人均变动范围所处时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４页。转引自：汪斌：《东亚工业化浪潮中的产业结构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２５６页。引用时经过整理。
韩国是一个城市化比较快的国家。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和其他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类似，５０年代以后，韩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特别是６０年代以后，韩国城市人口和城市数目增加更快。韩国的城市化比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高得多。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８７年，人口在１００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４０％上升到５５．９％。韩国１９７０年时，人均ＧＤＰ只有２７０美元，城市化水平是４０％；１９８０年人均ＧＤＰ１４９０美元，１９８１年的城市化水平为５６％；１９９０年时人均ＧＤＰ达到５４００美元，城市化水平高达７８％。２０年中推进了３８个百分点。２００８年时，韩国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９６２４美元，城市化水平已经高达９２％。
中国台湾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８０年代近４０年中，经济发展很快，城市化进程同步也很快，人均ＧＤＰ１９５１年１３７美元，１９８５年３２９７美元，１９９３年１０１９７美元，２００８年１７３９３美元；城市人口占全岛人口的比重，１９４６年１９．７％，１９８５年７１％，１９９３年为７８％，２００８年９３％以上。目前，农村人口已经非常少，比例很低。
拉美地区国家城市化率１９２０年为２２％，１９５０年为４１．６％，１９８０年为６５．５％，１９９９年为７５％，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拉美城市化的另一个特点是，５０％或更多的人们集中在一个城市。很多国家的首都人口的比率占全国人口的４４％－６６％。拉美国家城市化的高潮出现在１９３０－１９８０年，大体上与这个地区的工业化同步。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拉美总人口增加１倍，劳动力总量增加１．１６倍，同期人口增加４倍。墨西哥城人口由１９５０年的３００万人增加到１９８０年的１５００万人，同期圣保罗人口由２５０万增加到１３５０万人，里约热内卢由２９０万人增加到１０７０万人，利马由１１０万人增加到４７０万人。从拉美地区人均ＧＤＰ与城市化的关系看，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人均ＧＤＰ１０００到２０００美元时，城市化水平大多在６５％左右。
印度城市化进程比较晚，大约在过去的１００年中才缓慢发生城市化。人均ＧＤＰ，１９７８年时为３００美元， ２００８年１０２４．５６美元。１９０１年印度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１０．８％，１９５０年１７．３％，１９９１年２５．７％，２００８年３０％左右，这个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６６％－８５％，而且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平均５０％的比例。因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的城市化水平是比较低的。有些研究者认为印度仍然是一个农村社会，是有一定根据的。另外，依据三次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２００１年印度的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不到２０％，而农村人口超过总人口的６５％。其他国家当经济发展到这一水平时，已经具有高得多的城市人口。因此，相比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印度城市化水平是较低的。
中国大陆２００８年在人均３２００美元的水平上，人口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４５．７％，虽然要比印度的城市化进程快一些，但是，比相同发展阶段上的拉美发展中国家低了１５个百分点左右，比韩国和台湾地区低了２３到２６个百分点。
（二）ＧＤＰ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比较
“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拉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引起ＧＤＰ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总体上说，在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重急剧下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迅速提高；服务业所占比重也相应提高。这些可以由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得到佐证。就业的产业结构变动与ＧＤＰ的产业结构变动，除了中国１９６０年后农村劳动力返乡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到农村去外，在绝大部分国家中是同一方向的，即都处于下降趋势。但是，在有的国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比ＧＤＰ中农业增加值下降速度要慢，相对多的农村人口分配相对少的农业生产总值，这样就产生了低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和农村人口的低收入，以及拉大了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的一个结果是，城市化推进快，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转移快的国家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小；反之，如果农村人口转移的速度要比农业生产总值下降慢的国家和地区，其城乡收入差距就拉得越大。
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从农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看，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８０年２０年中，拉美地区，巴西和墨西哥从１６％下降到了７％左右，秘鲁从１８％下降到了８％，其农业就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率分别从５２％下降到３０％，５５％下降到３６％，５３％下降到４０％。东亚地区，农业生产总值，韩国从３７％下降到１７％，台湾地区从３２．８％下降到９．２％，其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率，韩国从６６％下降为３４％，台湾则从１９５０年的６０％下降到了１９８０年的２０％。从拉美与东亚的比较看，东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的速度远比拉美快，这是东亚城乡差距与基尼系数远比拉美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而从印度与中国的比较看，１９６０年，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０５年，农业生产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例， 印度从５３％、３３％，降低到１９％左右，中国则从３５．２５％，３０．２％，下降到１２．２％；而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率，印度从７４％，７１％，下降到目前的６５％左右；而中国则从１９６２年的８２．１％，１９８０年的６８．７％，下降到了２００５年的４４．８％，２００７年更是下降到了４０．８％。可以看出，中国的建国后的工业化超前，农业生产总值在ＧＤＰ中的比率，在１９６０年时，就比印度低，但是，１９８０年时，印度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与中国相当；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３０年，农业生产总值比率下降要比印度快；但从就业的产业结构看，印度从农业中转移劳动力的速度，远远慢于中国，１９６０年时，印度农业劳动生产力比率要比中国高，１９８０年时，印度农业劳动力比率与中国相当，而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比率下降到４０％左右时，印度农业劳动力的比率仍然在６０％左右，比中国高２０个百分点。虽然印度农业就业比率比中国高，但是，由于印度农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率比中国高，加上非农业部门的富裕程度不如中国高，因此，在收入的城乡差距问题上，印度与中国程度上基本上相同。如果印度的非农业产业进一步发展，但是，未来农业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较慢，那么，印度发生城乡差距恶化，并且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的风险，比中国要大得多。
二、人口迁移、居住方式和土地制度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