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可训
我有个不成形的看法，认为作品评论是文学评论的基本功，作家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功，但要练这样的基本功，也不容易。除了态度和方法之外，还有一个对象的选择问题。你的评论和研究对象选择得不恰当，不论你态度多么端正，方法多么得当，都很难练出真正的硬功夫。这倒不是唯名是论，一定要选名家名作做你的评论和研究对象，而是说你选择的评论和研究对象，如果与你的潜质不相适应，你的能力就很难真正发挥出来，也就很难写出真正好的评论和研究文章。马克思有一句话——“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可以拿来做证。现代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者往往喜欢像朱光潜先生说的那样，“自居‘法官’地位”，对作家作品进行居高临下的评判，中国古代似乎更重视与作家作品的相交相知，即通过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交友和寻找知音。这样，就更需要寻找合适的对象。孟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话讲“知人论世”，大家都很熟悉：“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后人把它作为社会历史批评的思想萌芽。但孟子讲这句话的前提和目的，却常常被人忽略了。这个前提和目的，就是交友，也就是寻找知音，所以这段话后面还有很关键的一句：“是尚友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辟一章《知音》，也是讲这个问题。“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可见与作家交朋友，成为作品的知音，对一个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何等重要。
叶立文教授的新著《史铁生评传》，就是这样的一部尚其友者、求其知音的作品。史铁生是一位当代作家，虽然已经去世，但毕竟生活在当代，要讲“知其人”“论其世”，自然比朱熹说的“予生千载后，尚友千载前”要容易得多。当然，这容易只是说对作家的生平、创作及生活环境的了解，要进一步深入作家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深入的作家研究，恰恰不能满足于胪列其生平事迹和创作过程，泛泛地进行阐释和评论，而是要通过作家的生平和创作研究，像前人所说的那样，进一步“得其人之道”“得其人之心”。我认为这是作家研究的最高境界，也是作家评传写作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立文的这部专著，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一部深悟传主之道、深得传主之心的作品。
在我的印象中，史铁生是当代作家的一个特例。这个特例，不是因为他有身体残疾，而是因为他把这种身体残疾的局限，变成了一种创造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阅历的增广，生活范围的扩大，而是精神生活空间的无限开放。在这个无限开放的精神空间中，史铁生用他的作品究天人之际，通死生之变，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展开个体的生命体验，他的作品因而既通达大道，又确证存在。也因此，他对天地万物、芸芸众生，皆存悲悯怜爱之心。在我看来，这就是史铁生其人其作的“道”和“心”。古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要得这样的“人心”和“道心”，何其难哉。
立文的研究本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推己及人，以道明道，将心比心，用体悟的方法而不是用逻辑的方法，从三条平行的线索对传主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展开深入的探寻。这三条线索不是断断续续的草蛇灰线，而是完完整整的历史链条：一条是传主的生活史，一条是传主的创作史，一条是传主的疾病史。生活史是主线，疾病史附着其上，创作史则由生活史和疾病史生发出来，三条线索齐头并进，又相互缠绕，共同书写传主丰富而痛苦的生命历程。作为一部作家评传，对这三条线索做历史的梳理，处处可见作者实证的功夫，对传主的生活、创作和疾病所做的解读，又处处可见体贴的用心。读这部评传，如听幽人论道，朋友谈心，在在涉理，语语关情。传主与作者虽天人两隔，但既深悟其道，又深得其心，仍可与论知音。立文的这部评传，也因此而臻于善美之境。
是为序。
於可训
2017年10月14日写于珞珈山临街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