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到史铁生
（一）
在《务虚笔记》中，史铁生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的降生：“我生于1951年1月4日。这是一个传说，不过是一个传说。是我从奶奶那儿，从父亲和母亲那儿，听来的一个传说。”“1951年1月4日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是零，是完全的虚无，是我从虚无中醒来听到的一个传说，对于我甚至就像一个谣言。”（注：史铁生：《务虚笔记》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其实，史铁生的这般感受，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共有的生活经验。当我们出生之后，就会不断地被人告知，这个世界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死后也必将“存在很久”——这似乎是一件无须证明的事实，但就像史铁生所说，这类常识只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接受的一种猜想”（注：史铁生：《务虚笔记》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因为对史铁生而言，凡“我”所未体验到的生命过程，皆属一种道听途说的生命消息，其真实性尚待后来的“我”凭借记忆与印象去加以检验。有鉴于此，可以说史铁生写下的那些关于自己生日的文字，都属于他对自己存在原初性问题的一种追问与审视。
从人的本性来说，意欲了解自己出生时的诸般情状，实际上是人追求自我认识这一生命本能的自然呈现。如果将史铁生对出生的疑虑推而广之，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被要求接受的猜想又何止这些。从宇宙洪荒伊始，到天地万物的兴衰更替、斗转星移、桑田沧海、世易时移，哪一样不在“我”这一认知主体的经验之外？设若不先弄清楚“我是谁”的问题，那岂不就是等于说“我”所观察、经历、体验以及思想到的这个世界，不论其多么浩瀚无垠和纷繁芜杂，都并非全然可靠？而只凭被动地接受猜想，那岂不是等于放弃了“我”降临人世之后的生命意义？因为正如史铁生在《命若琴弦》里所寓言的那样，人即便不明白生命的目的与意义何在，但首先要去“活”出意义。而“我活”的起点，除却那些琐碎的日常用度和平凡的人生理想，第一要务不就是首先得明白“我是谁”吗？看来只有追问和审视这一问题，史铁生才能去验证那些他被动接受了的猜想，以及在日后的精神生活中还要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猜想。由是观之，史铁生对自己出生这件事的疑惑，其实关涉的是他如何面对自我，乃至如何面对世界的一个基本态度。尤为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怀疑精神，才会导致史铁生在面对人生百态和宇宙万物时习惯于穷极一切，由此形成的思辨风格和哲学气质，自然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在讲述自己的出生时，凭借着亲人的回忆，史铁生猜想了自己降临人世的诸般情状。可以说是奶奶、父母这些亲人带来的生命的消息，唤醒了史铁生最初的生命记忆。从这个角度说，亲人对史铁生的影响，并不止于给他带来了鲜活的生命，而且还为他认识自我预设了一个观察视角——“我”首先是从亲人的讲述中去理解自己，进而理解整个世界的。史铁生后来与奶奶、父母之间的深厚感情，不得不说是因为他们实在是自己初入人世的引路人。尤其是他们的讲述，令史铁生无法感受到的出生事件，成为他生命困惑的一个原初性体验。如果没有这些讲述，那么史铁生就会以1955年这个自己开始记事的年份为生日，从而也就不会对1951年这个普遍意义上的生日有所怀疑。就此而言，亲人的讲述，反倒激发了日后史铁生寻找自己生命开端的热情。从这个角度来看，家人对于史铁生出生经过的叙述，实际上成为史铁生自我认识的起点。这意味着当史铁生在精神的殿堂内汲汲营营，追问人生与世界的无数奥秘时，那些奇崛瑰丽的思想图景，即便是达到了精骛八极与心游万仞的辽阔境地，也依然难以摆脱“我是谁”这一根本性的生命疑虑。如果把史铁生全部的思辨与猜想、诘问和反思，都比作一只遨游天际的风筝的话，那么不论它飘荡到何处，其生命之绳，都会牢牢维系在史铁生对自我由来的冥想之中。
多年以后，当史铁生回想起自己的初到人间时，我们才知道，他屡屡将“我”和史铁生分离的思想方式，竟与他童年时对生命消息的这种将信将疑有关——因为“我”感觉自己并未经验到自己的出生，所以即使是接受了那些猜想，这个叫史铁生的婴儿还是没有成为“我”，或者说“我”还没有来到史铁生。因此当母亲说史铁生刚刚出生的时候是“一层黑皮包着骨头”时，他便忍不住要问：“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注：史铁生：《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记忆与印象》第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
（二）
1951年1月4日4点20分，史铁生出生在离家不远的北京市道济医院。这是一家有着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会医院，后更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命运真是奇妙，史铁生后来亲近基督，不知是否与生于教会医院有关。医院拱门高耸，青砖墙上枝藤蔓延，默默地见证着时间的流逝。院子里则有几棵歪歪扭扭的老槐树，三层的小楼里天光昏暗，木制的楼梯踩上去总会发出沉闷的响声。史铁生出生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蹚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檐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注：史铁生：《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记忆与印象》第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可是，按照史铁生的理解，这真的是“我”来了吗？那个皮包骨头的黑瘦婴儿当然是史铁生，但“我”到底有没有来？倘若“我”来了，那“我”为何要靠亲人的叙述，凭借猜想才能确定自己降临了人世？倘若“我”没来，那么这个咿咿呀呀瘦骨嶙峋的小小史铁生又是谁呢？从史铁生的思想方式来看，“我”与史铁生之间，自然是有着行魂和肉身之别的。就像他在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中所描述的那样，“我”这个永恒的行魂，辗转千回，徜徉于数不尽的人形之器中，在经历了无数纷繁杂沓的生命之旅后，终于要栖居于史铁生之处了。但“我”无法料到的是，这一回的史铁生之旅，竟会是如此的尘嚣危惧与歧路频频！
相比于日后人生旅途的波谲云诡，史铁生的幼年生活十分普通。但他的家族故事却极为繁杂曲折，其中的很多人和事，都在史铁生后来的创作中留下了似有若无的生命印痕。他的父亲名叫史耀琛，曾就读于辅仁大学附中和天津水产学校，后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林学系，毕业后分配到林业部工作，继而被下放到了小兴安岭林区，1958年转到良乡公社。“文革”时随林学院到云南，从云南回来后被迫改行，分配到了北京的鼓楼眼镜厂工作。史耀琛平日里本就寡言少语，尤其是在妻子病故之后，更是因家庭的重担而变得愈发沉默。但他的坚忍不拔，却在性格上深刻地影响了自己的儿子——史铁生后来在面对苦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强达观，庶几可被视为家族性格的一种遗传。至于史铁生的母亲，则因为姥爷的成分问题而没上成大学。生史铁生的时候，父亲大学尚未毕业，母亲为了生计，就去学了会计。不过母亲的天赋却在写作方面，念书时作文时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史铁生的写作天赋，或许正与母亲的遗传有关。毫无疑问，母亲显然是对史铁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人，因为母亲不只赋予了他生命，并且还在他后来陷入人生的苦难时，用自己深沉温婉的母爱，再次给予了他生命。
相比于父母的平凡，史铁生祖辈的人生故事就丰富得多了。譬如史铁生的姥爷做过国民党涿县党部书记长，20世纪50年代“镇反”时被枪毙。虽然成分不好，但他却以热心公益而出名。抗战胜利后，姥爷回乡自筹资金，办了幼儿园和夜校。为普及教育，他还挨家挨户地去请人来上课。很多年过去了，依然还有人记得他的贡献，譬如老家的县志里，就有几篇对姥爷的颂扬文字，记载了他的抗日功劳和教育成就。至于姥姥，史铁生的记忆就不多了，只知道她不识字，脚比奶奶的还要小，平时一直住在涿州老家，偶尔会来北京。令史铁生印象深刻的是，姥姥一来便盘腿坐在床上，成天忙着纳鞋底、上鞋帮，此外还要缝棉衣和棉被。手里一边忙着，嘴上也不得闲，总是絮絮叨叨地给史铁生讲一些妖魔鬼怪的故事。史铁生后来相信生命轮回，以及某些超自然的事物，虽未必是受到了姥姥这番天方夜谭的影响，但常听鬼神之说，势必会在他年幼的心灵里埋下种子。待到史铁生后来历经人生苦难之时，鬼神世界所蕴藉的精神价值，竟也在无意间成了一个安置他苦难心魂的精神家园。
不过对于年幼的史铁生来说，家里最令他感到亲近的人恐怕就是奶奶了。和很多孩子一样，史铁生也是由奶奶抚养长大的。奶奶的娘家原本只是个做小买卖的，开一个卖棉花、弹棉花的小店，但史铁生的爷爷却是个大地主，鼎盛时是全县的首富，县里几乎一半的土地都姓史。奶奶生了六个孩子，一女五男，活下来的只有三个儿子。爷爷很年轻就因病去世了，奶奶年轻守寡，处境甚是艰难。但没读过书的她，却咬牙让三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到了史铁生一辈，总共有三女四男，史铁生排行第四，男孩里排第三。奶奶除了因躲避阶级斗争，回到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外，很多时候基本上都和史铁生住在一起。
奶奶带着史铁生的父亲和两个弟兄共三家十一口人，合住在北京北小街草厂胡同39号的一座老四合院里。房东李大叔是史铁生父亲最要好的同学，住房宽敞，就邀史家同住，而且不收房租。史家住的是一排四间房，堂屋是一大家人做饭吃饭的地方，也是客厅，右边第二间住着史铁生一家三口。那时史铁生的妹妹史岚尚未出生。至于“铁生”这个名字的由来，史铁生曾在《病隙碎笔》中解释道：“我的第一位堂兄出生时，有位粗通阴阳的亲戚算得这一年五行缺铁，所以史家这一辈男性的名中都跟着有了一个‘铁’字。堂兄弟们现在都活得健康，唯我七病八歪终于还是缺铁，每日口服针注，勉强保持住铁的入耗平衡。好在‘铁’之后父母为我选择了‘生’字，当初一定也未经意，现在看看倒像是我屡病不死的保佑。”（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58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对于史铁生来说，奶奶无疑是他最早的启蒙老师。但这种启蒙，并非简单的识字读书，而是对他生命意识的开启。在《奶奶的星星》中，史铁生如是记录了和奶奶在一起生活的情景：“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的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儿，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像一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我倒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我愣愣地听，不哭了。我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儿？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楚。‘噢噢，睡觉吧，猴子来了我打它……’那是奶奶的催眠曲。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盆里的水反射出来的。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成和平的梦境。我在奶奶的怀里安稳地睡熟。”（注：史铁生：《奶奶的星星》，《作家》1984年第3期。）
这是“我”初到史铁生时的景象。相比起史铁生对出生事件的疑惑，他和奶奶之间的亲情，却是能够被这个孩子真切感知的。虽然史铁生这个小小的人形之器，还只能懵懵懂懂地张望着世界，但那舒缓悠扬的美妙声音、摇曳不定的氤氲光影，却全系于奶奶的轻声哼唱。催眠曲的轻柔静谧，暗暗幻化了时空的印象，史铁生也在奶奶的呵护下，于半梦半醒中初次感受到了世界的存在。可以说正是由于奶奶无微不至的殷切关爱，才催生了史铁生最初的童年记忆。而这也是那颗永恒行魂在史铁生之所慢慢苏醒的时刻。从心理学上说，由于史铁生从小就在奶奶身边成长，因此奶奶的声音、气息和形象，自会成为勾连史铁生和这个世界的重要纽带。他的第一次记忆，以及后来史铁生所说的真正的生日的降临，莫不与奶奶的陪伴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奶奶实在是史铁生初入人间的引路人，她不仅让年幼的史铁生初次感知到了这个世界，而且更以女性的温柔情怀，唤醒了他那颗不远万里跋涉而来的永恒行魂。
自此以后，“我”才可谓真正来到了史铁生。
（三）
“生命的开端最是玄妙，完全的无中生有。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引出另一种情况，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一来二去便连接出一个现实世界。”这是史铁生记事的开端，一切都好像是印象的拼凑，“无缘无故——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注：史铁生：《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记忆与印象》第4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站在家里的炕上，小小的史铁生透过窗台，从玻璃的这一侧打量着那一侧的景象。这就是他最初感知到的世界的形象。有那么一点简单，但对史铁生来说印象却甚为深刻。透过窗玻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近处一排绿油油的榆树，远处则是两棵大大的枣树。直到蹒跚学步的史铁生摇摇晃晃地走出屋门，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这是一幅多么温暖的画面啊，太阳下被晒得热烘烘的花草，散发着清香的气味。砖石尘土，一切都随着阳光在风中飘舞。“青砖铺成的十字甬道连接起四面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的土地。”（注：史铁生：《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记忆与印象》第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土地里种植的西番莲开着硕大的花朵，蜜蜂嗡嗡地忙着采蜜，还有枣树下婆娑的树影、细碎的枣花……无数夺人耳目的驳杂景象，都在史铁生步入院子里的那一刻扑面而来。世界就在这里，无须猜想，无须证明。那些云卷云舒、万籁俱寂的斑斓画面，如同放电影一般，“好没影儿”地就将史铁生带入了这个奇妙的世界。仔细听听，还有一些缥缈的声音在回荡，“那声音清朗，欢欣，悠悠扬扬不紧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执意要你去注意他，去寻找他、看望他，甚或去投奔他”（注：史铁生：《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记忆与印象》第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年幼的史铁生自然分辨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也许是琴声，也许是晚祷的钟声。实际上，在离史铁生家不远的南馆就有一座东正教的教堂，教堂的钟声也因此常常回荡在年幼的史铁生的耳边。通过这些声音，史铁生直觉般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召唤。当他后来缠绵于病榻之上，无力行走之时，恰恰是对这召唤的本能回应，才支撑着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了下去。
从家里到四合院，再到后来随着奶奶走出院子四处玩耍，史铁生的世界正在一点一滴地打开。对他来说，记事的标记是斯大林之死：“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斯’读三声。我心想，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把‘斯’读成三声，觉得有趣，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注：史铁生：《消逝的钟声》，《记忆与印象》第8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那是1953年，史铁生刚刚两岁。
和那个年代里的大多数孩子一样，史铁生的童年生活，虽然简单却是兴味盎然。他很早就显示出了绘画的天赋，在几个堂兄弟中，每每写生作画，史铁生都是画得最像的那个人。天下雨时，他最喜欢叠纸小船，放在水沟里看着它慢慢漂远，小小的心灵也就充满了对远方的想象。此外，听评书《三国演义》，和堂兄弟一起玩战争游戏，也是幼年史铁生喜欢的事情。当奶奶腰痛了，他会和堂兄一起轮流给她踩背……回想起来，这些普通琐碎但又充满温情的童年经验，看上去就好像是命运对于史铁生的一种提前馈赠似的。因为自打上幼儿园开始，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就开始慢慢消失，直至疾病这样沉重的苦难扑面而来。从这个角度看，史铁生在五岁之前的生活，真有那么一点透支好运的意味。
以上种种，都来自史铁生成年之后的记叙。而他以写作的方式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其实远不止怀人纪事这般简单。毫无疑问，在史铁生的自叙中，首先萦绕着的就是他对于家人的无尽怀念：不论是《奶奶的星星》里的奶奶，还是《我与地坛》中的母亲，史铁生都凭借着他的记忆与印象，在尘嚣稍息的写作之夜里，试图隔着阴阳两界，去追寻那些世上最疼爱他的人可能带来的消息。史铁生以写作之名所展开的心魂的夜行，自然也遥遥指向了亲人们所在的灵魂居所。在他的生死观中，奶奶和母亲虽然肉身已腐，但她们永恒的行魂，难道不是一直在守望着自己举步维艰的人生旅程的吗？史铁生的文字之所以能如此地动人心魂，恰因其熔铸了爱愿与祈盼的诉说，就这样不偏不倚地击中了我们灵魂的最深处。
与此同时，史铁生对于自己童年生活的追叙，也暗含着他寻找生命开端的意图。在史铁生看来，生命的开始必得有灵魂的存在，只有“我”这颗敏感的灵魂来到了史铁生处，那个叫史铁生的人形之器，才终于不再情思沉荒、爱欲凋敝，而真正的生命也从此起程。这也是为什么史铁生对1951年1月4日这个普遍意义上的生日有所保留的缘故，因为这一天只是人形之器的诞生，真正的生命，实际上发端于1955年：“1955年的某一天，我记得那天日历上的字是绿色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始于那个周末。在此之前，1951年是一片空白，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它才传来。渐渐有了意义，才存在。”对时间的感知，无疑是“我”这颗行魂来到了史铁生处的真正标志。“但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却不是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而是1951年冬天的某个凌晨——传说我在那时出生，我想象那个凌晨，于是1951年的那个凌晨抹杀了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那个凌晨，奶奶说，天下着大雪。但在我，那天却下着1956年的雪，我不得不用1956年的雪去理解1951年的雪，从而1951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然后，1958年，这年我上了学，这一年我开始理解了一点儿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关系，知道我们居住的地方叫作地球。而此前的比如1957年呢，很可能是1964年才走进了我的印象，那时我才听说1957年曾有过一场反右派斗争，因而1957年下着1964年的雨。再之后有了公元前，我听着历史课从而设想人类远古的情景，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还要从今天走去未来，因而远古之中又混含着对2000年的幻想，我站在今天设想过去又幻想未来，过去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因而过去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注：史铁生：《务虚笔记》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由此可见，时间对于人的存在状况，委实是有着一种强大的魅惑功能的。在这样的一种时间体验下，人存在的当下性这一生命感觉，深深地掌控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时间也因此具有了一种制约人存在状况的权力属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史铁生是以对时间的感知为生命的起始的话，那么他穷其一生所进行的心魂漫游，就无不与时间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事物息息相关——他对生命意义的叩询，其实就是对人之有限性的勘察与确认，而对死亡的审视与超越，则是出于对无限之在的渴慕和追寻——两者都暗含了人对时间权力的反抗意识：前者可以在时间的线性流向中，体味生命层次的丰饶多变；后者更是试图超越时间的残酷束缚，让生命本身走向自在无碍的永恒境地。年幼的史铁生，当然还无法理解时间所蕴含的这种权力属性，但那些源自生命开端的时间记忆，却为他后来的哲思冥想提供了一个以反抗时间的权力为标志的思想起点。
二、成长的烦恼
（一）
在史铁生的童年生活中，上幼儿园算得上是一件人生大事。但相较于他生活世界的逐渐拓展，幼儿园带给史铁生的一个深刻记忆，却是令他初次领略到了人世的复杂。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史铁生幼小的心灵中，幼儿园不仅不是一个让他无忧无虑玩耍的尘世天堂，反而以呈现差别的方式，向他展示了人与人之间无法抹平的心灵的隔膜。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史铁生的精神成长才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此前的史铁生，还处在一种懵懂含混的生存状态的话，那么幼儿园生活，就让他原本浑然朴拙的精神世界开始出现了某些细微的裂痕。对于孩子来说，虽然成长的标志之一即是混沌内心的逐渐澄明，但这种混沌却是人存在的一种本真状态。因为此时那颗敏感的心灵才刚刚来到史铁生，除了好奇地打量和张望这个世界外，哪还有欲望和念想去做些尚未明白的事情。更遑论困扰了他一辈子的灵与肉的冲突。史铁生内心这片尚未绽开的原始风景，尽管荒野朴拙、情思未明，但又何尝不是人存在的原初景象？先别说史铁生后来念兹在兹的残疾与爱情远未到来，即便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天差地别，他都还没机会有所领教呢。从这个角度看，“我”初到史铁生之时，虽然有些愚顽胡闹，但只是一个没开窍的小小孩童，灵魂与肉身看起来也是相安无事。不过成长就必得付出代价，而这一代价便是史铁生逐步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随之而来的孤独和自卑感，终于引领他步入了自己真正的人生。
在进幼儿园之前，史铁生曾一直被教堂的钟声所吸引。那些冥冥中缥缈而来的声音，既是生命的神秘召唤，也是唤醒史铁生理性意识的重要媒介。循着钟声，年幼的史铁生在奶奶的陪伴下走进了教堂。教堂里办有幼儿园，史铁生的堂哥就在这里上学，奶奶的本意大概也是想给史铁生报名吧。教堂周围有寂静的树林、蜿蜒的碎石小路、满地的落叶，当然还有蹦蹦跳跳在觅食的麻雀和灰喜鹊。史铁生生平第一次看见了教堂，“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夕阳染红了它的尖顶”（注：史铁生：《消逝的钟声》，《记忆与印象》第9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进入教堂内，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唱歌。在悠扬的琴声和歌声中，史铁生仿佛中了魔一般，“有个懵懂的东西第一次被惊动了——那也许就是灵魂吧”（注：史铁生：《消逝的钟声》，《记忆与印象》第10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直到钟声再次响起，史铁生方才恍然大悟，原来一直吸引着他的神秘声音，就是教堂晚祷的钟声。也许教堂内外的斑斓景象和美妙声音，实在与史铁生所居住的四合院大不相同，因此给他带来的生命体验也就分外新奇。在这样的一种体验下，那颗尽管已来到史铁生，但还处在一种懵懂状态的灵魂便开始渐渐苏醒。
虽然史铁生很喜欢教堂的这所幼儿园，但不知什么缘故，他并未报上名，大概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环境，已不允许这样的场所过多存在了吧。不久之后，教堂便连同幼儿园一道被拆除了。年幼的史铁生当然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他只知道自己心心念念的教堂钟声，要等到四十年以后，才会在遥远的斯德哥尔摩得以再度聆听。当他和妻子沉浸在悠扬的钟声里的时候，史铁生才幡然醒悟，“原来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注：史铁生：《消逝的钟声》，《记忆与印象》第11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从这个角度看，钟声对于史铁生而言，实在是有着特殊的象征意味：它就像是一曲蕴藏了生命密码的天籁之音，不仅贯穿了史铁生的童年与中年，而且还跨越了从北京到斯德哥尔摩的千山万水，并因此成为一个超越了时间权力的无限之在。透过钟声，史铁生连接起了自己的童年与中年、异域和故乡。而那份聆听钟声时不变的情怀，也仿佛在凝滞时间的同时，让史铁生超越了有限之在的无情束缚，进而在精神层面获得了永生。这当然是“我”这颗行魂对于史铁生这座人形之器的提醒——人何必畏死忧生？因为永在就在悠扬钟声的信念象征里，就在精神之维的心魂夜行中。史铁生后来“昼信基督夜信佛”的玄思冥想，显然和他这样的一种童年经验有着莫大关联。
（二）
虽然没在教堂那里报上名，但史铁生终于还是在五岁的时候进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幼儿园。院子里有四间北屋，其中一间是房东的住所，南屋已经弃置不用了，只有东、西两面是教室。“教室里除去一块黑板连桌椅也没有，孩子们每天来时都要自带小板凳。”（注：史铁生：《我的幼儿园》，《记忆与印象》第14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二三十个孩子坐在教室里，上课就是听老师讲故事，下课则是玩骑马打仗的游戏。可别小瞧孩子们玩的游戏，虽然参与者都是些小毛孩，打仗大多时候也只是虚张声势，但游戏的规则，包括对败军之将的惩罚等，却显然是来自成人世界里的丛林法则。比如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打赢的一方得意扬扬自不用说，还要想出各种名目去放大这种快乐，于是就有了新的游戏形式——惩罚叛徒。“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两个人押着，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注：史铁生：《我的幼儿园》，《记忆与印象》第1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更可怕的是，人性中总有那么一些阴暗的东西，即便纯真如儿童，也越来越享受在惩罚叛徒时所感受到的权力意志了，其兴味甚至超越了打仗本身。“可谁是惩罚者呢？此时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注：史铁生：《我的幼儿园》，《记忆与印象》第1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于是，差别也就此显现了出来。因为每一个孩子为了免遭惩罚，都要想方设法地去讨好头领，“阿谀，谄媚，唯比成年人来得直率”（注：史铁生：《我的幼儿园》，《记忆与印象》第1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人与人之间，开始出现了三六九等的阶层划分。其中既有高高在上的头领，也有被打倒在地的叛徒，然而更多的人，却都在这种游戏中释放出了人性的恶。“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着的年龄一样，必然来临。”（注：史铁生：《我的幼儿园》，《记忆与印象》第1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史铁生当然也避免不了沦落为叛徒的命运。那是一种怎样的生命体验啊。孤独、自卑、无望，以及深深的被遗弃感，都让年幼的史铁生害怕不已。他开始装病，想尽办法不去幼儿园。即便是到了成年之后，史铁生看到那些哭喊着不愿去幼儿园的孩子时，心里仍在发抖，“设想他们的幼儿园里也有那样可怕的游戏，响晴白日也觉有鬼魅徘徊”（注：史铁生：《我的幼儿园》，《记忆与印象》第1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这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与忧心，显然和史铁生初见人性有关。他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一大群孩子中，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别人”。
其实，差别本身并不可怕，因为人一旦降临尘世就会产生各种差别，不论是性别、外貌或思想等，也只有这些参差不齐才能反映出生命的丰富与玄奥。但可怕之处在于，差别有时却来自人为的制造，比如帮派，比如阶级，等等。如此一来，差别就意味着人用区别这一行为去制造差异。这意思是说，只要有了“区别”的行为，那些原本不存在的差异，也会无中生有，凭空变得与众不同了起来。至于这种不同会受到何种待遇，想必史铁生已从孩子们惩罚叛徒的游戏中见微知著了。而区别人群、划分等级的方式，其实质显然反映了某些人对权力的渴求。毫无疑问，此乃人性中最为隐秘和最为疯狂的欲望使然。欲望导致人对权力的追求，进而以区别差异的行为去争得话语权，自此便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天下乱象亦于焉而起。由是观之，欲望本能推动权力追求，权力追求制造各种差别，由此衍生出来的社会不公与伦理歧视，终会滋生出在那个年代里令人闻风丧胆的群众运动与阶级斗争。就此而言，史铁生对差别的感受和思考，不仅引发了他后来审视生命个体的存在之思，而且也能折射出他关注现实的一种家国情怀。
（三）
1958年，史铁生七岁，开始上小学。他就读的学校是王大人胡同小学，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也是在这一年，史铁生经历了生平第一次搬家。搬家的原因是几条街道联合起来成立了人民公社，而公社机关又看中了史铁生家以及相邻的几个院子，于是史铁生家便和同院的李大叔家一起搬到了观音寺胡同。这是一座小四合院，房子比原来差了很多。史铁生家住的四间变成了两间，房子也不再属于以前的房东李家，而属于房管局了。史铁生的妹妹史岚就出生在这里。
新家所在地有一棵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其中两条粗壮的枝丫形似躺椅，史铁生常常爬上去玩得不亦乐乎。他一会儿看小人书，一会儿又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有时“奶奶会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史铁生“就两腿攀紧树枝，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注：史铁生：《老海棠树》，《记忆与印象》第101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困倦时也在树上睡，四周花香蜂鸣，春风徐来，真如世外桃源一般优游自在。到了春天的时候，老海棠树常常会落下雪白的花瓣雨，奶奶则坐在树下一边糊纸袋一边唠叨：“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注：史铁生：《老海棠树》，《记忆与印象》第102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懒惰的小子装作没听见，在树上胡乱地唱着歌。夏天时，奶奶坐在老海棠树下的浓荫里，一针一线地在床单或被罩上补花，史铁生也会帮忙，比如草草地洗一通菜，奶奶就生气：“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注：史铁生：《老海棠树》，《记忆与印象》第102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好在干活虽然偷懒，不过史铁生在学校里可是特别优秀，不仅语文与美术成绩最为突出，而且还当上了大队长。
附近的观音寺早已年久失修，不光庙门没有了，就连正殿里仅存的几尊泥像也是油彩斑驳，两旁的护法天神赤手空拳，丢弃在地的兵器就成了史铁生和小伙伴们打仗时用的玩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座庙都是史铁生玩耍的乐园，他和同伴们要么看书看画，要么就互相抄写作业，捉蚂蚱、逮蜻蜓、弹球儿、扇三角，童年的光阴便这样慢慢流逝。直到有一天，庙被改造成了有色金属加工厂，史铁生在这里的快乐时光也就戛然而止了。
王大人胡同小学位于柏林寺内，里面有很多老柏树。风乍起时，树叶婆娑的声响就会传遍校园。小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也总是随着老柏树的声音时而飞扬、时而沉落。每当上课或下课时，校园里都会响起清脆悦耳的铃声。让史铁生记忆深刻的，正是那位摇铃的老头儿。他以前是庙里的和尚，庙改成学校后，老头儿也还俗做了学校的看门人。摇铃自然是他的日常工作。但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老头儿，却在多年以后，依然以那些飘忽悠扬的铃声为印记，深深留驻在了史铁生的梦中。对于史铁生而言，老头儿的摇铃声之所以让人怀念，应该远不止是因为它代表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更为重要的是，这沉入梦里的铃声，其实和他出生时所听到的教堂钟声一样，都像是生命对于自己的神秘召唤。如果没有这些声响，就好比人在漫漫的生命长河中，旅程失去了航标，迷路的心魂还怎能回望自己的前世今生，还怎能寻觅远方的灯塔？其实，以某些生活具象为坐标去审视自己的生命历程，几乎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记忆方式。因为过去对我们而言，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唯有那些埋藏于时光之下的生活具象，才会勾连起我们时常要被湮灭的生命记忆。那么何为具象呢？具象常常在人们的言说之外，是生活分泌出来的隐秘信息。它不以先验的理念和准则规划我们的存在，而是通过在不同生活场景中的反复出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吸引着我们去抚今追昔，这当然是生命在庸碌琐碎的日常表象下，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的命运的召唤。它通过这些具象，以某些特殊的时刻为契机，指引着我们停下脚步，在检视生命记忆的过程中变得若有所思。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领悟生命给予我们的这些启示的，可这事对于史铁生来说却实在过于简单，因为他后来的生活，本身不就是以思想的方式去展开的吗？因此史铁生对于教堂钟声和学校铃声这些生活具象的倾心，实则反映了他一种以具象触发哲思的运思方式。这一点对于理解史铁生的精神世界至关重要，因为这一方式，最终能够证明史铁生那些玄奥堂皇的彼岸之思，始终都来自喧嚣扰攘的此岸世界。有人会说，后来信奉宗教的史铁生，要灭“我执”，去掉人之欲念，但了解他思想方式的人必定清楚，史铁生怎么可能会离开充满了烟火气的现实世界呢？因为不论他的思想如何高深邈远，这种以具象触发哲思的运思方式，都注定了会让他永远地脚踏实地。
1959年，史铁生读小学二年级，学校里来了位B老师。和大部分老师相比，这位总穿着一身褪色军装的男老师格外引人注目。他不仅教史铁生他们美术、书法和历史，而且后来还当了总辅导员。在他的带动下，大队日开始过得正规起来：“出旗，奏乐，队旗绕场一周，然后各中队报告人数，唱队歌，宣誓，各项仪式一丝不苟。队旗飘飘，队鼓咚咚，孩子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B老师再举起拳头，语气昂扬：‘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孩子们齐声应道：‘时刻准备着！’那一刻蓝天白云，大伙儿更是体会了神圣与骄傲。”（注：史铁生：《B老师》，《记忆与印象》第117-118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作为宣传委员的史铁生，也在学校里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美术天赋，在制作黑板报方面可谓是兢兢业业，比如摘抄《雷锋日记》，记录好人好事，再趁着礼拜日休息时，将这些内容都抄写在两块黑板上。闲暇时，B老师也会带领同学们在校园里种花，日子过得“特别饱满、色彩斑斓”（注：史铁生：《B老师》，《记忆与印象》第118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更有意思的是，新年时B老师还扮成了圣诞老人，他穿一件借来的老皮袄，用棉花贴成胡子，穿一双红色的女式雨靴。在给孩子们送圣诞礼物时，这位打扮滑稽的圣诞老公公大声说：“我给你们送来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注：史铁生：《B老师》，《记忆与印象》第119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从这句台词中，分明可见B老师的单纯幼稚。“共产主义蓝图怎么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呢？又岂可从天而降？”（注：史铁生：《B老师》，《记忆与印象》第119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据说到“文革”时，这台词就成了B老师的一条罪状！不过在史铁生的心目中，B老师始终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论他后来经历如何坎坷，但作为少年时代的一个偶像，B老师始终留在了史铁生的生命记忆中。
此外，还有一个小女孩，同样和B老师一样，长久地被安放在了史铁生的童年记忆中。这个女孩儿与史铁生同岁，虽然算不上漂亮，但是总能吸引小小史铁生的目光。曾有一回是在“六一”儿童节的庆祝会上，女孩儿朗诵了一首关于穷苦的黑人小孩的诗，声音一起，会场的喧闹声便戛然而止，只剩下她那清纯、稚气，甚至是略带哽咽的声音在空气中飘浮，灯光照射下，史铁生远远就看见了她眼角的泪光……从那以后，史铁生就总想去接近她，但朦胧的情愫和强烈的自卑又让他望而止步。同样，还有一个小男孩，史铁生曾去过他的家，房子里的陈设以及主人，都高雅得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但礼貌的举止下，却隐含着一种淡淡的优越感。史铁生当然会感到不自在，那种感觉虽然和面对小女孩时的心态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两者都让他有些自卑。由此引发的人性感触和自我认识，后来也都成了《务虚笔记》里的创作素材。
（四）
人的记忆总是五味杂陈，有美好就有伤痛。对于史铁生来说，幼儿园那个曾经的噩梦并未远去。正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史铁生遇到了那个让他心生恐惧的孩子。这个孩子长得瘦瘦小小，脸上还有一道皱纹，却有一股奇怪的力量。只要他不和谁做朋友，谁就要被孤立。至于谁是和他第一好、第二好等，也会引起孩子们的快慰或嫉妒之情。这个可怕的孩子天赋异禀，能够准确地区分众多小伙伴之间的强弱差别，然后再依据这些差别划定等级、区分座次。他就像是一座桥梁，通过他，世界的危险越来越多地展现在了史铁生面前。而史铁生心中那份挥之不去的孤独和恐惧也被再度唤醒，并从此如影随形、绵延不绝。
曾有一次，这个孩子把黏糊糊的松脂抹在了史铁生的头发上，而史铁生也不知深浅地进行了反抗：“他本来长得瘦小，我一拳就把他打得坐倒在地上，但是他并不立刻起来还击，他就坐在那儿不露声色地盯着我。（我现在想，他是本能地在判断着我到底是强还是弱。）现在我想，我很可能放过了一个可以让他‘第一跟我好’的机会，因为我害怕了，这样他不仅不必‘第一跟我好’，而且选定我作为他显示才能的对象了。那个可怕的孩子，让我至今都感到神秘、恐怖和不解。我本来准备好了也挨他一拳，但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他站起来，挨近我，轻轻地但是坚决地对我说‘你等着瞧吧’，然后他就走开了，立刻走到所有的孩子中间去说说笑笑了，极具分寸地搂一搂这个的头，攀一攀那个的肩，对所有的孩子都表示着加倍的友好，仿佛所有的孩子都站在他一边，都与他亲密无间。他就这样走到孩子们中间去并占据了中心位置，轻而易举就把我置于孤立了。孤立感犹如阴云四合一般在我周围聚拢，等我反应过来，那孤立的处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能够摆脱的了。现在我说起这件事还感到一阵透心的阴冷。他走到孩子们中间去了，我便走不进去了，我只好一个人玩。”（注：史铁生：《务虚笔记》第81-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被孤立的处境虽非首次，但史铁生依然难以忍受这份孤独。为了讨好这个孩子，他缠着奶奶买了一个足球，也只有一起踢球的时候，这个孩子才会对史铁生流露出难得的真诚。不过好景不长，待足球破裂，史铁生的内心又重新布满了阴霾。
其实，史铁生口中的这个孩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长大成人：他不仅工于心计、精于计算，而且还能用自己天生的号召力，刻意制造出令人忧心的种种差别。如果说幼儿园孩子们惩罚叛徒的游戏，更多是出于人性当中的一种权力本能的话，那么这个孩子的冷静和谋略，就完全是成年人才有的权力手段了。前者只是人性恶的自然显露，而后者则反映了人在理性成熟后是如何追逐与滥用权力的。他的深谋远虑与步步为营，以及善于动用一切手段和资源去达成目标的方式，都表明这个孩子已经对成人世界中的权力游戏驾轻就熟了。人性的蜕变难道就非得如此？从无心之失到有心作恶，所谓的成长，莫非就一定是要蒙蔽初心、耽溺于成人世界里的权力游戏而无处遁逃？事实上，关于人性问题的这些思考，史铁生直到中学时代在亲身经历了红卫兵运动之后，才有了他自己的答案。
（五）
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史铁生还经历了家里的巨大变化。他的奶奶出身不好，为了躲避政治运动的风头，一度被迫从北京回到了河北涿州的老家。1959年夏天到来的时候，奶奶晚上总是要去史铁生小学所在的那座庙里开会。起初史铁生很是兴奋，因为趁着奶奶开会的时候，他就可以在学校里痛痛快快地玩耍一番。要知道好玩的东西全在前院，双杠、爬杆、沙坑等，白天总是被高年级的同学占领，只有晚上，史铁生和他的伙伴们才有机会去玩。尤其是打闹之余，循着夜虫的叫声一路找去，顽皮地在蛐蛐洞里撒泡尿，再看着小小的蛐蛐们四散逃跑，可真是一件开心无比的事情。
想起奶奶的时候，史铁生便跑到后院，趴在教室的窗台上张望，才发现教室里坐满了人。奶奶在最后一排，规规矩矩、认认真真地在听台上的人讲话。仔细一听，台上的人竟然在说：“你们过去都是地主，对，你们这些人曾经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在劳动人民的血汗和白骨上建筑起你们往日的天堂，过着寄生虫一样的生活……”（注：史铁生：《务虚笔记》第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可想而知，史铁生在听到这些话后会是一种怎样的反应。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万恶的地主就是大灰狼、老妖婆、黄世仁和周扒皮这些做尽坏事的邪恶形象。更讽刺的是，不是别人，而是奶奶以她爱憎分明的态度，在讲述无数善与恶的斗争故事时，将这些印象深深地印在了史铁生的脑海中。可是，慈祥宽厚的奶奶竟然是地主婆。当那些故事成为现实时，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我的老祖母连同她和蔼亲切的声音一起旋卷进去，然后从那巨大的黑洞深处传出一个不容分说的回声：你的老祖母她是地主，她就是善与恶中那恶的一端，她就是万恶的地主阶级中的一员”（注：史铁生：《务虚笔记》第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这对于才上小学二年级的史铁生来说，无疑是一种双重打击：一方面，他不得不忍受和奶奶初次分离的难言痛楚；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去接受奶奶竟然是地主婆的残酷事实。理智与情感的剧烈冲突，就这样撕咬着史铁生柔弱的内心。比起沦为“叛徒”和遭遇孤立这些事，恐怕奶奶的阶级成分问题更让史铁生感到痛苦。毕竟奶奶是他最亲近的人，无论如何，他都无法将奶奶和黄世仁、周扒皮这样的地主形象联系在一起。可惜这就是冰冷的事实，就连史铁生自己原来也是地主的后代。
如果说史铁生此前的自卑感是因为曾经被同学孤立，还可以被时间治愈的话，那么作为地主的后代，他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能和那些根正苗红的同学平起平坐了。这种差别给史铁生带来的自卑感，直到他进入清华附中后依然存在。苦闷到了极致，甚至会让史铁生产生一种无地彷徨的痛苦。比如在红卫兵运动中，像史铁生这样的地主后代，只能属于“你们”——一个既不同于作为红卫兵群体的“我们”，也不同于作为敌人阵营的“他们”，充其量也就是镶嵌在宏大历史周遭几片似有若无的花边，毫不起眼以至于会被人默默遗忘。这对于一直是优秀学生的史铁生而言，显然是一种巨大的痛苦。从某种角度看，史铁生在中学时代因为出身不好而被划归为“你们”以后，为了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他也曾主动参与了红卫兵的一些抄家造反活动，虽未真正作恶，却以恶之名，试图用回归到“我们”之中的方式，去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身份认同。虽然他的努力最终都付诸东流，并借此更深刻地理解了差别问题，但小学时代奶奶被定性为地主婆的这件事，却不得不说开启了史铁生日后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认同之旅，并且也为他在各种运动中提炼而出的存在之思提供了某些现实动力。心理学上说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往往会决定他的一生，至少在史铁生处，此言可谓不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事件甚至对史铁生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某些影响。在阶级决定论盛行的年代，出身问题可不是件小事。虽然“文化大革命”尚未到来，但以人的阶级出身为据，判断其政治立场、价值取向，乃至道德水准，却已成为社会的一个普遍共识。决定论本是关于事物具有因果联系性、规律性、必然性的学说，但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决定论又常常异化成了一种阶级决定论。出身论就是阶级决定论的具体表现形式。它只承认必然性，否认偶然性；只承认客观规律性，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王八儿混蛋”便是对这一论断的形象写照。可想而知的是，由于出身完全不能凭自己做主，因此出身于成分不好家庭的史铁生，也就不得不背负起这一阶级所属的原罪感了。尽管当时年仅八岁的史铁生，还完全无法理解这种阶级差别，但奶奶地主婆身份给他带来的羞耻感和罪恶感，却真真切切地嵌入了他的生命世界。后来在清华附中，不论他学习成绩多么优秀，多么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一待运动到来后，史铁生才发现自己永远都只不过是一个局外人和边缘者。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史铁生在踏上文坛之后，并不完全以社会现实为书写对象，盖因其始终居于社会运动边缘的存在状况，决定了史铁生与80年代的其他作家大不相同。就在大多数人继承“五四”启蒙传统，通过感时忧国的历史批判和民族想象展示其浓郁魅人的家国情怀之时，史铁生却始终偏安一隅，不论是对青春岁月的温情怀念（《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还是对日常生活的悠然记叙（《午餐半小时》），抑或是对生之由来与死之所往的冷静谛视（《命若琴弦》），他都将理解生死和认识自我看成了文学创作的思想要义。在他笔下，那些关乎民族命运的宏大叙事似乎从来都付之阙如，作家苦思冥想的，从根本上说只有“我是谁”“我如何活出意义来”这样的一些终极性问题。个中原因，或多或少都与史铁生童年时的这种阶级原罪感有关。一旦他习惯了边缘化的存在地位，反倒令其文学创作不再随波逐流，且看他那些纳须弥于芥子的终极之问，不论是疾病与爱情，还是欲望和写作，哪一样不是“病隙碎笔”式的推己及人？而史铁生从自我心流所散布出去的万千消息，又哪一样不与我们的生命困惑息息相关？由是观之，史铁生童年时的这些遭遇，无疑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六）
1958年，中国社会进入了“大跃进”的历史时期。在全民狂热的非理性运动中，国家的各项生产资料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屋漏偏逢连夜雨，从1959年开始，水灾、旱情便如洪水猛兽一般肆虐于神州大地之上，其结果不仅导致了农业歉收、饥荒四起，而且还直接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国民经济趋于崩溃。
对于这段时光，史铁生直接的感受是“老也吃不上炖肉了”（注：史铁生：《九层大楼》，《记忆与印象》第59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不仅肉，鱼、油都没有了，就连粮食也越来越少，“所有的衣食用物都要凭票供应”了。史铁生开始尝到了饥饿的滋味：“饿就是肚子里总在叫，而脑子里不断涌现出好吃的东西。饿就是晚上早早地睡觉，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带到梦里去。”（注：史铁生：《九层大楼》，《记忆与印象》第59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有时候天还没亮，史铁生就跟着奶奶去商场门口，看能不能碰运气买到一些不要票的东西吃；又或者到肉铺门口排队，凭票换点儿肥肉或大油。要是换来的只是瘦肉加猪皮，周围所有的人都会用目光表示怜悯，要是换回来的是大油，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人们会艳羡地盯着你手中的大油——吃饭几乎成为那个年代里人们最关心的一件事了。史铁生一家人由于生活在北京，家境虽不富裕，但仅凭父母的工资，生活至少还能勉强维持下去。相比起来，很多人的生活就显得异常艰辛。史铁生亲眼见过两兄弟，大夏天的穿着棉袄，在太阳底下数黄豆。原来他们已经很多天都没有饭吃了，好不容易得到一把黄豆，便准备分好了吃。还有就是史铁生的一位同学，由于家里不会计划，粮食根本不够吃，因此上课时只能趴在桌上，一站起来就倒了下去。这样的事情见多了之后，史铁生也感受到了时局的艰难。
幸运的是，史铁生的奶奶很会过日子，她精打细算，每次煮饭时都会计算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积存起了一些粮食。与此同时，她还买了两只小鸡。史铁生可想不到养小鸡是为了能吃上鸡蛋，他喜欢把小鸡放在晾衣绳上，使劲摇绳子，小鸡就会一惊一乍地叫，瞅个机会飞下地，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不过，虽然史铁生基本上还能吃到八成饱，可母亲和奶奶却都饿得浮肿了起来，身上一按一个坑，久久不能复原。
虽然现实状况令人忧虑，但这并不妨碍史铁生展望未来。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始终相信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到来。因为老师教的和课本里描绘的，全都是明天会更好的乐观主义情绪。从心理学上说，如若现实过于匮乏，那么人们就必定会以憧憬未来的方式去加以弥补，此乃人之常情。更巧的是，现实世界也给史铁生的乌托邦想象提供了一个有力佐证，那就是一座红色九层大楼的崛起。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在城市中应当继续搞下去，于是决定在北京几个城区各盖一座公社大楼作为试点，再向全市推广。1959年，当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拔地而起的时候，史铁生还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这座位于北京城东北角的大楼“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矗立在四周黑压压望不到边的矮房之中，明朗，灿烂，神采飞扬”（注：史铁生：《九层大楼》，《记忆与印象》第56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楼房的形象自然充满了隐喻意味，因为在它尚未建成之前，老师就向史铁生和他的同学们灌输了楼房所代表的大同社会的辉煌景观：楼里电灯电话、煤气暖气和电梯等先进设施一应俱全，有食堂、电影院、图书馆、浴室、医疗站和小卖部等。总之能想到的大楼差不多都能提供给居民，完全是一幅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景象：“从现在起，那样的大楼就会一座接一座不停地盖起来，而且更高、更大、更加雄伟壮丽。对我们这些幸运的人来说，那样的生活已经不远了，那样的日子就在眼前……”（注：史铁生：《九层大楼》，《记忆与印象》第57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毫无疑问，年幼的史铁生还压根无法从价值理想、社会制度等层面去理解共产主义社会，对他来说，物质的丰富、自由的生活便是共产主义的全部内涵。作为一个文化隐喻，这座九层大楼所承载的显然不只是史铁生对于未来社会的童真梦想，它更是一种抽象理想的具象化存在。将大楼等同于共产主义，这个看似幼稚的想法，实际上却深刻反映了史铁生对于信念、理想，乃至梦境在内的所有乌托邦话语的基本看法，那就是一切不以人的基本生存为前提的乌托邦想象，永远都像这座九层大楼一样，是不着边际、臆想而成的空中楼阁。因为史铁生从来没有进过那座大楼，而且，那样的大楼只建了一座即告结束，里面是不是老师所描绘的景象都已无从考证。
更为反讽的是，大楼建成后不久，三年困难时期就已宣告到来。1960年11月，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报告批评了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标准过高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史铁生关于大楼的记忆，虽然未必包含着讽喻现实的批判动机，但对大楼的那番美妙憧憬，却委实不得不引人浮想联翩：史铁生后来在《务虚笔记》里所描绘的那座神秘楼房，以及楼内各色人物的生命际遇，等等，是不是多多少少都包含着一点他的历史批判意识？而史铁生这位耽溺于人类精神世界里的心魂漫游者，之所以念念不忘于世人的现实苦难，难道不就是从大楼与三年困难时期之间所构成的反讽关系中，看到了“理想”的虚幻和现实的无情？史铁生后来在创作中对于理想问题的冷静谛视，不能不说与他的这一经验有关。
三、恰同学少年
（一）
1964年的秋天，史铁生考上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这一年他十三岁。在就读清华附中的前一年，史铁生的妹妹史岚出生。兄妹俩相差十二岁多，等到史岚稍大一点的时候，因为母亲忙不过来，上初中的史铁生就会去幼儿园帮忙接妹妹。有时候兄妹俩一起去看电影，路上也经常是史铁生一手拿着折叠椅，一手抱着妹妹走。年幼的史岚看不懂电影，往往是看了一半就闹着回家，史铁生也为此错过了很多影片。大概是由于年龄相差比较大的缘故吧，史岚从记事起就觉得哥哥是个大人了。事实上，十多岁的史铁生自从考上清华附中之后，思想就已经开始慢慢成熟。除了德智体方面的均衡发展，更重要的是史铁生还在清华附中交到了很多朋友，其中既有日后共赴陕北插队的伙伴，也有在思想上影响了史铁生价值观的一些时代先行者。后来史铁生生病回京，若无清华附中的同学和陕北下乡时的插友们鼎力相助，恐怕难有勇气坚持活下去。而史铁生性格中的重情重义，以及甘愿为朋友赴汤蹈火的行事作风，也都与他这一时期的人际交往有关。即便史铁生后来在文学创作中兢兢业业，耽溺于存在问题的极地之思而无法自拔之时，仍可窥见他那份恰同学少年时的风发意气。可以说若无友人，史铁生断难在艰苦的现实人生中扶轮问路——正是他的朋友与家人，帮助史铁生在无望之途中，生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就此而言，清华附中的三年光阴，对史铁生的一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主管的子弟学校，前身为成志中学，历史可追溯到1915年。在漫长的办学历史中，清华附中凭借着先进的教学理念和优秀的师资力量，培育了无数的社会栋梁。其知名校友数量之巨、影响之大，比起北京的任何一所著名中学都不遑多让。譬如从这里走出来的两弹元勋邓稼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当代著名作家张承志和史铁生等，皆属各自领域里的风流人物。1960年，清华附中设立高中，清华大学也抽调了万邦儒、吴裕良、顾涵芬等一批青年骨干组成了新的校领导班子，“这就使由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倡导的，旨在迅速培养一流人才的从小中大学‘一条龙’‘三级跳’的十年规划得以迅速实施”（注：闫崇阳：《“文革”前夕的清华附中》，《北京青年报》，2010年05月19日。）。从1964年开始，清华附中开始实施预科选拔制度，即通过选拔优秀学生建立预科班，教材由大学编写，主课全由清华大学讲师任教。选拔进入预科就相当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因此清华附中预科实际上就是清华大学预科。凭借着清华大学的良好声誉，清华附中的教育质量也十分过硬。与此同时，崇尚体育也是清华附中的一大特色。在这里死读书、读死书都会受到同学的蔑视，而体育能手则备受崇拜。据说学校当时有条雷打不动的规定：“下午4点，把学生赶出教室。操场上各个运动队按部就班地训练，最体弱的眼镜们也要完成距离从北京到河内的‘抗美援越’冬季长跑。当时就提出了‘体育以田径为纲，田径以速度为纲’的口号。”（注：闫崇阳：《“文革”前夕的清华附中》，《北京青年报》，2010年05月19日。）预科选拔对人才的发现，体育崇尚对人意志的砥砺，都让清华附中的莘莘学子获益良多。
1960年，清华附中为建立高中部，在清华大学北墙外建起了新的楼房，校舍也搬到了大学校门外。六层的教学主楼高大宏伟，门庭前是一个标准的运动场，既可以开展田径运动，也能踢全场足球。学生宿舍则位于主楼正门的左前方，宿舍楼两侧也有篮球场和排球场。（注：参见孙立哲：《想念史铁生》，《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4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时任校长万邦儒锐意改革，不仅大力实践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学理念，而且对于学校的未来也有着具体规划。在每年新生入学时，开学典礼便设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内。而万邦儒的演讲也是高瞻远瞩、不拘一格，附中校友回忆他“滔滔不绝地一气讲三个小时，展示在新生面前的是一幅生动跳跃的改革蓝图：从1960年开办高中用三年时间到1963年，第一批毕业生的水平就要达到北京市一流程度；再三年到1966年，以预科毕业生的成绩让本校成为全国名牌学校；再三年，到1969年，以学生参与的奥林匹克科目竞赛成绩让本校跻身世界名校行列”（注：闫崇阳：《“文革”前夕的清华附中》，《北京青年报》，2010年05月19日。）。在学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清华附中声名鹊起，不论报考人数还是招生分数，都可以和北京最著名的四中分庭抗礼了。
这时的附中校长万邦儒可谓是志得意满，眼看着自己当年定下的三级跳蓝图已初具规模，本拟再展宏图，不料接下来便爆发了“文革”浩劫。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清华附中的预科精英们，在“文革”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并导致了高考的取消，万邦儒校长的宏伟蓝图也就此夭折。从某种程度上看，他所提倡的精英教育，对于推动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关联甚大。这位锐意改革的教育家，尽管凭借着超前的教育理念让清华附中得到了快速发展，但过度强调竞争意识的精英教育，也势必会在学生的人格培养方面留下缺憾。试看那些天纵英才的红卫兵创立者，哪一位不是雄心壮志、豪气干云？虽年少青涩却常以救世主自居，极度膨胀的主体意识、英雄情结，以及快意恩仇般的江湖做派，又哪一样不是与自我心灵的过度硬化有关？在精英教育严苛的竞争环境下，人性的善良与柔软、温情与宽容，似乎常常被视为弱者的标签。就此而言，万邦儒校长的教育理念虽以正面价值为主导，但结果却如此出人意料，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反思的话题。“文革”后，他在校长任上依然不断地寻求着突破，但脱离了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清华附中，也只能与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改革渐行渐远了。史铁生说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教育家，大概也是在慨叹万校长命运多舛的同时，洞见了他在教育理念与历史实践之间所具有的某种思想悖论吧。
（二）
作为王大人胡同小学的尖子生，史铁生小学毕业后可选择的中学有很多，但独独选了离家甚远的清华附中。清华园离北京市中心的前门或西单牌楼有几十里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交通不便，进一趟城需要先走土路到郊区汽车站，等差不多半个多小时才能坐上一趟公共汽车，到了北太平庄或平安里车站还得换车，总之无论如何折腾，也得两个多小时才能到城里。史铁生家住城里北新桥附近，公共交通十分便利，可以选择的中学名校也有很多，但报考清华附中，恐怕还是与家族里的那份清华情结有关。史铁生的大伯史耀增，1951年正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化工系，全家还为此专门庆祝过。父亲史耀琛虽报考清华未中，后来读的也是北京农业大学林学系，但他对于清华的向往显然也影响了史铁生。再加上史铁生母亲工作的单位北京林学院，只与清华大学隔着一条马路，因此史铁生选择清华附中就不足为奇了。
1964年8月29日，是清华附中新生注册的日子。校园内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欢迎新同学”的横幅迎风飘扬，高音喇叭则不停地播放着进行曲。此时的史铁生，内心必定是汹涌澎湃，压根无法平静下来。因为相比于之前的小学生活，进入初中可算得上是他生命中的一次成人礼了。按史铁生对生日的理解，新生报到的这一天，又何尝不是他另一个生日的到来？至少对“我”这个栖居于史铁生之处的永恒行魂而言，即将面对的这个新世界，可不会只有孩童之间无伤大雅的游戏了，有的只是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和如火如荼的校园生活。直至后来，当史铁生在他的写作之夜里凝神默想之时，这些往事对于他精神成长的推动价值才会逐渐显现。譬如对动荡历史的反思、对诡谲人性的透视等，举凡涉及人存在命题的一些思想渊源，皆始于史铁生的这段住校生活。如果说后来的史铁生是以一个思想者的形象出现在中国文坛的话，那么他的中学生活和插队经历，就是他观察现实世界时所依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宝库。原因就在于，若不是先行到生活里去摸爬滚打一番，史铁生后来怎能在逼仄的轮椅上放飞自己思想的翅膀？现实经历显然是其精神活动的主要来源。较之那些无须体验生活，仅凭智性活动就能抵达人存在深渊的思想家而言，史铁生更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思想者，他思想的原点，皆与“我”这一行魂的感受和体验有关。也许正因为如此，史铁生的精神思辨才不致显得虚无缥缈，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永远都能寻觅到广阔现实的依稀踪影。要而言之，自进入清华附中以后，世界就越来越以开阔的姿态容纳着史铁生的到来，而“我”这颗永恒的行魂，也势必会随着生活的激流，在青春洋溢的史铁生处日益觉醒了。
清华附中初中组一共两百人左右，分成四个班。史铁生在64-3班，学校同学背景各异，除了清华子弟，甚至还有著名右派的孩子。比如和史铁生同班的孙立凡，就是50年代中国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公子。章乃器这位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30年代救国会的重要成员。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将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和王造时七人逮捕，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激起了国内外各救国团体的激烈反应。但历史无情、造化弄人，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七君子成员却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境遇之惨，就连他的儿子也只能改姓孙。此外，还有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孩子也在清华附中就读。每逢节假日，就有首长秘书专车接送。他们的家庭背景特殊，因而对于政治也极度敏感。1966年创建全国第一支红卫兵时，这些红色子弟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据史铁生的终生挚友孙立哲回忆，“与红卫兵交往，参加政治运动，给史铁生留下了一份深刻的体验。这是史铁生观察道德冲突、理解人性本质，以及后来思考政治哲学的起点”（注：孙立哲：《想念史铁生》，《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7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其实，史铁生从红卫兵运动中又何止是看到了人性的本质与道德的两难？他对政治哲学的思考，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切己的生命体验，才会最终将之归结成了一种人本的困境。换言之，在史铁生后来的精神思辨中，所有的政治、历史哲学话题，包括很多社会学问题，都可在人的存在困境中找到答案。
当然，刚进入清华附中的史铁生，既无耐心也无兴趣去考虑这些日后困扰着他的思想问题。血气方刚、年少力强的他，此时不挥霍一下火热的青春却又更待何时？而体育因其速度、力量和技巧之美，毫无疑问地成了史铁生挥洒青春汗水、宣泄生命激情的绝佳方式。由于史铁生本来就喜欢体育，再加上清华附中良好的体育氛围，因此他一入校便可谓如鱼得水：乒乓球、羽毛球、篮球、排球几乎样样上手，尤其是田径和足球，更是史铁生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每逢清华附中开校运动会时，史铁生和同学们都竭尽所能、全情投入。这是年轻人盛大的节日，田径场上群雄逐鹿，场边则是此起彼伏的加油助威声。运动员中，有体格魁梧的铅球高手——63-1班的郑光召，他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郑义，不仅有《枫》和《老井》等名作传世，更因作品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而蜚声文坛。史铁生代表初64-3班比赛80米跨栏：“他跑步姿势奇特，外八字脚带着上身打晃，两个胳膊肘横着向外摆。跨栏决赛枪响了，史铁生和王志平跑在前面，不分伯仲。史铁生的跑姿有点像螃蟹。那意思是说，你们都离着远点儿，我来了，一股子横劲儿。每跨一个栏，头左右一摆。跨过最后一个横栏时已经领先，脑袋向前一挺，冲刺，齐活，第一名！”（注：孙立哲：《想念史铁生》，《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16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这种近乎蛮横的跑步姿势，似乎反映了史铁生在少年老成、沉稳踏实之外的另一幅形象。后来的读者大多“以貌取人”，以为能写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我与地坛》这等冲淡平和之作的人，必定文如其人，以为此史乃一位老实本分、温柔敦厚之人。殊不知人性格的立体和复杂，远不能用简单的一两个形容词加以描绘。年轻的史铁生落拓不羁、潇洒自如，同样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横劲儿。相比于从清华附中走出来的另一位名作家张承志，史铁生自不会像他那般壮怀激烈和睥睨世人，但隐忍与坚韧的性格却更具力量。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若没有这股横劲儿，史铁生怎能忍受数十年的病痛折磨？难道仅凭信念与理想就可以吓退病魔？唯因众生不能感同身受，因此才难以理解史铁生那强大到近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坚毅。
与此同时，对体育的痴迷，还暗含着史铁生对于自由的向往。从体育的本质来看，强身健体、砥砺意志自是体育精神的应有之义，但在这些人皆可见的事实之外，体育还代表了人类超越有限之在的壮志雄心。譬如足球，它是人在双手解放之后更深的自由渴求。且看那些足球运动员，将小小皮球灵巧地玩弄于两脚之间，或停或带、或传或射，岂不是象征着人类双脚的解放？这是人类不甘现状、试图超越现实束缚的本能要求，也反映了人类不甘有限、追求无限的生命诉求。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足球始终是人类社会的第一运动，盖因它以身体的自由为媒介，传递了人类追求自我解放的集体无意识。而史铁生对于足球的喜爱尤具意味，当他双腿残疾之后，仍难忘记足球带给他的无限快乐，这可不就是说明那颗永恒的行魂，尽管栖居于近乎荒废的史铁生之所，却依然不改初衷，寻寻觅觅着有限生命的无限自由。
除了热衷于体育运动，史铁生也参加了无线电小组。他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学习了什么无线电知识，而是结交到了终生挚友孙立哲。据孙立哲回忆，他们之间的相识是由另一位同学莫京介绍的。史铁生因为成绩好，在当时已经颇有一些名气了，所以当孙立哲得知史铁生也喜欢无线电时，就很有几分意外。偏偏两人交流时，史铁生关于无线电的专业知识竟然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孙立哲也因此对史铁生刮目相看。他忍不住想，天下怎么会有这种多面手？不仅会朗诵、会作文，而且还这么懂无线电！
因为结交到了孙立哲，所以史铁生也很快和清华园的一些子弟熟络了起来，在他们的带领下，史铁生常和三五知己，结伴游玩于校园内外。看良辰美景、慨青春岁月，于优游自若中挥霍时光，实乃生平一大快事。孙立哲曾撰文记叙当时情景：“铁生喜欢边走边吹口哨，歌曲随性而来，音和调都准，功夫一绝。”（注：孙立哲：《想念史铁生》，《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21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有一次，当连续盘踞了北京数日的沙尘暴渐渐散去之后，史铁生与孙立哲、莫京、胡小明、史青、曹博等数位好友，相约骑自行车春游颐和园、顺访喇嘛庙。途中嬉笑打闹好不快活。不料曹博的自行车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一行数人只好暂停下来。史铁生就是在这时第一次见到了喇嘛庙，虽然他从小就对庙有着无比深刻的记忆，但这个外形方正、山门椭圆、布满红色漆皮的喇嘛庙还是引起了史铁生的注意。他“神情异样，在庙前走来走去，左右察看，像是寻找什么遗物。最后，他眯缝着眼睛说，这个庙长得太奇怪了，我怎么看怎么像是孙猴子变出来的！你看窗子像不像孙悟空的眼睛？只是后面还缺一根猴儿尾巴变的旗杆呀”（注：孙立哲：《想念史铁生》，《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27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同伴无不惊异于史铁生的想象力。在一篇文章中，史铁生曾说过“灵感就是心魂的接续”（注：史铁生：《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昼信基督夜信佛》第4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这岂不就是说喇嘛庙的形象早就存在于史铁生的前世记忆里了吗？否则他怎会初见此庙，就会冒出如此稀奇古怪的念头？史铁生一直认为灵魂不死、心识不灭，大概作为人形之器的史铁生，即便是在挥洒青春的狂放不羁中，也能隐约感受到内心那颗永恒的行魂吧。在将喇嘛庙比附为孙猴儿的自由联想中，岂不就是“我”这一心魂对前世的接续？他人游玩时精神愉悦，独独史铁生若有所思、神游物外，要不是“我”常常跑出来敲打一番史铁生，他又怎会如此地年少多思？就此而言，史铁生确比同龄人更为成熟，因为他的内心较之别人，似乎已不再青涩懵懂，看来“我”在史铁生处觉醒之日已为时不远矣。
1965年左右，清华大礼堂不知是放映外国电影还是上演芭蕾舞，吸引了无数人前往，史铁生也在其中。抢购入场票时，史铁生和一群小男生不守规矩，起哄往前挤。排在前面的人有位叫陈冲，在被挤上护栏时忍不住怒气冲天，开始大声呵斥。史铁生见是一位年龄比他大、块儿头比他足的人站在高处冲他吹胡子瞪眼，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吓得扭头就跑。此后机缘巧合，两人成了好朋友，陈冲每每忆及此事，都要笑说一番自己对史铁生的印象。在他眼里，史铁生长着“黑瘦的脸，高大的鼻子，一小撇小胡子，含蓄而迷糊的眼，狡猾的微笑，起哄咋呼而又胆虚”（注：陈冲：《青春小子》，《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81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后来二人曾同游华山，史铁生亦作诗纪念了这份友情。
好起哄咋呼的史铁生，偶尔也会恶作剧一番。曾有一次在电影开演之前，史铁生突发奇想，坏笑着怂恿孙立哲模仿残疾教授万家煌，谓之“万教授端碗”也。原来这位万教授有神经痉挛症，每每去食堂打饭时，端碗走路都是一副瘸子的模样。孙立哲也是个毫不含糊的主，即便放电影的礼堂里坐满了人，他也能奓起胆子，“右手像鹰爪一样，端着一只虚拟的碗”，在众目睽睽之下“弓着身子，一探一探的脚步越发抽搐得夸张，台下有的孩子情不自禁鼓起了掌”。几个恶作剧的朋友乐不可支，史铁生也借此大损孙立哲，称其：“可真敢不要脸啊！”（注：孙立哲：《想念史铁生》，《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23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以这等恶作剧观之，真可谓最喜此史无赖，觍脸笑诬同学！
（三）
毫无疑问，即便在英才荟萃的清华附中，史铁生的学习能力也显得分外突出。虽然他打小就比较自卑，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认为自己智商中等，想象力上等，记忆力下等，等等，但自谦之余，史铁生在学习上却很是用心。比如学习语文，史铁生不光是熟读课本，而且也非常喜爱读一些课外书。那时的他十三四岁，某一天午睡醒来后，颇有些空虚无聊之感，于是就在家里不多的藏书中随意抽取了一本《牛虻》来读，不承想这一读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午后到天黑，再到半夜，史铁生深深地痴迷其中而无法自拔。从此之后，读小说也就成了史铁生的习惯与爱好。博览群书自会摸索着开始写作，再加上他本来就天分很高，到了初中时更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某次史铁生在课堂上朗读自己的作文，声情并茂，令全班同学都深受感动。他的语文老师叫董玉英，是64-4班的班主任，曾在别班称赞史铁生，以至其写作之名也不胫而走。这位董老师毕业于师范大学，丈夫王玉田既是音乐老师，也是史铁生所在的64-3班的班主任。夫妻二人都很善待史铁生。董玉英老师患有小儿麻痹症，行动很是不便。王玉田老师则有先天性心脏病，只能慢走，医生断言他活不过三十岁，但王老师却不肯向命运低头。因为死亡的如影随形，所以他总是珍惜生活中的分分秒秒。这种生活态度其实也影响到了史铁生。虽然此时残疾距离史铁生还很遥远，但和两位老师的交往，却让史铁生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了残疾和死亡问题。
譬如王老师，他不就是一种“为死而在”的生活方式吗？因为心脏疾病，死亡对他而言已经变成了一件随时可能会降临的大事。他在死亡的阴影下求活，无异于“先行到死中去”。而以对死亡的警醒去看待生，自然也就比健全人更为珍惜和理解生命。且看他对音乐的热爱，即使只是一位中学里的音乐老师，王玉田也竭尽全力地组织了民乐队、交响乐队、话剧队、歌唱队和舞蹈队，自编自导大型歌舞剧，工作之繁杂较之专业的音乐家也毫不逊色。他寄情于音乐的生活姿态，与史铁生后来试图凭借写作去超越生死的存在方式，岂不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吗？更重要的是，从王玉田老师身上，史铁生还初次领略到了人在死亡阴影面前的抉择，原来除了自怨自艾和听天由命之外，竟然还有一条依靠自我去“活”出意义来的道路。这是一种艺术化的生存方式，它不以物质的满足为目标，而是以精神的力量去超越现实。在一种依靠自我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化的乌托邦世界中去遗忘死亡，并借此活出生命的价值。以艺术对抗死亡的这种“我活”之途，不就是史铁生终生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吗？如此看来，虽然史铁生在当时还远未意识到老师生活方式的存在意义，但朝夕相处时所产生的价值认同，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史铁生。后来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史铁生如是写道：“我最终从事文学创作，肯定与我的班主任是个艺术家分不开，与他的夫人我的语文老师分不开。在我双腿瘫痪后，我常常想起我的老师是怎样对待疾病的。”（注：史铁生：《纪念我的老师王玉田》，《当代学生》，2010年第18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王董两位老师在知识的传授以外，也让少年史铁生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这无疑影响了他后来直面死亡、善待生命的人生态度。
初一结束时，史铁生已成了全年级公认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但以当时通行的教育标准衡量，史铁生却显然不够“听话”。在他身上，始终可见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意志。譬如在1965年秋，他便干了一件离经叛道的事来。据好友孙立哲回忆说，此事“发生在64-3班语文课堂上，险些升级酿成大事，误了前程”。起因是写一篇议论文，史铁生洋洋洒洒完成之后，老师给了他八十多分和不错的评语。或许是对老师的某些观点不以为然，又或是不满老师给的评语，史铁生在老师讲课之时，竟然一反常态，出语嘲讽道：“难道你要把今日之课堂变成昔日秀才之朝吗？”（注：孙立哲：《想念史铁生》，《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19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可想而知，这般忤逆之举在老师和同学看来，是何等的狂妄自大！其时语文已改由王漱瑱老师任教。王老师的丈夫系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教授，1957年被打为右派。因为有过这段经历，加上王老师本身就很喜欢史铁生，所以才最终设法平息了此事。但史铁生言论之大胆，于此可见一斑。直至四十多年之后同学相聚，大家仍津津乐道于这件事。彼时王老师拿着史铁生送的小说集，忍不住骄傲地说：“你看你，还真成了今日之秀才啦！”（注：孙立哲：《想念史铁生》，《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21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不过在清华附中的这三年，学习知识仅仅是史铁生校园生活的一部分而已。60年代特殊的政治氛围，可能对他造成的影响更为明显。虽然之前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以及三年困难时期和中苏论战等国家大事，距离史铁生的生活还看似遥远，但贯穿其中的阶级斗争观念，却无情地撕扯着史铁生稚嫩的内心。原因自然是由于史铁生奶奶的阶级成分问题。早在上小学时，史铁生就被迫接受了奶奶是位地主婆的残酷事实，但那时他的害怕、不解和羞耻，还仅仅是一种情感纠葛。至中学阶段这种影响就上升到了阶级立场的高度。史铁生此时耳濡目染的，净是些狠斗灵魂的政治话语，它要人无视亲情伦理与人性善恶，要人从政治上与敌人划清界限。这种教育方式，可以说是以政治伦理取代生活伦理的结果。尽管亲亲爱仁、诗书礼义等儒家的伦理观念，早已被踢出了历史的宏大舞台，但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生活伦理，却始终维系着中国人的社会秩序。不过这一状况在60年代就已发生了改变——凡是属于敌对阶级阵营的，不管你是亲人还是故友，都必须严厉谴责，发展至“文革”时期，更是屡屡上演至亲相残的人伦惨剧。
在史铁生的理性意识中，由于他和所有人一样都在接受着类似的政治教育，因此自然也会对阶级敌人产生仇恨之情。而奶奶这个与他朝夕相伴、慈祥和蔼的至亲之人，如今竟然也成了需要史铁生去憎恨的对象，可他如何能做到？由是史铁生自会陷入理性与情感的两难之中。更痛苦的是，他这种内心的分裂与挣扎，出于政治风险的考虑又不足为外人道，因此其无地彷徨的挣扎，料必会逐渐吞噬一个少年纯净的精神世界。直至1978年，史铁生才将内心的这些秘密告诉了孙立哲。从性格上来说，史铁生的沉默寡言和本分厚道，固然是来自他的家族遗传，但内心这种无以言表的痛苦，却也造成了他性格中沉稳内敛的一面。他深知以自己的阶级成分，若能在变幻莫测的时局中求得安稳，便已是一种福分了。至“文革”爆发，史铁生终于体会到自己身为“别人”时的那份孤独了。
四、“严肃的结尾”
（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史铁生刚刚十五岁。这本应是一个恣意青春、飞扬生命的美好年华，但已经升上了初二的史铁生，却不得不在时代的巨变中被迫长大。虽然这一过程也掺杂着史铁生“积极上进”、力求融入革命队伍的主观愿望，但在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面前，史铁生却更多地感受到了世界的残酷：“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注：史铁生：《奶奶的星星》，《作家》，1984年第3期。）那么，史铁生这一童年时代的“严肃的结尾”究竟如何发生？
1966年5月，清华附中的十几名学生在圆明园的草丛中创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一名称就来自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的笔名“红卫士”，意为“红色卫兵”。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他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署上了“红卫兵”之名。由于领导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革”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故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得信，被支持起来“造反”。自此之后，红卫兵运动便如星火燎原一般席卷全国，神州大地也“天翻地覆慨而慷”了。
站在史铁生及其附中同学的立场来看，红卫兵组织初创之时，其实未必如后来实施打砸抢等破坏行为时那般恐怖。这大概是由于创立者大多和史铁生相熟的缘故吧，至少从心理上来说，史铁生还是愿意参与到红卫兵所代表的政治运动中去的，因为这既是时代对于青年的要求，也是凸显自身政治觉悟、实现“文革”伟大目标的历史契机。史铁生后来回忆说：“我是职员出身，所以我就站在保校领导这边了。我画了张漫画，一个人，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偏听偏信。是贴给外校来支援红卫兵的人来看的。韩家鳌（清华附中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把我叫到一边去，特别地鼓励了一番。”（注：闫阳生：《透析生命》，《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71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史铁生这般温暾水的革命行为显然已不见容于这个“伟大”的时代了。那些和史铁生年龄相仿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等运动中表现极端，其行恶之无知无畏，令人唏嘘。
红卫兵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项政治运动从一开始就以暴力的形式出现，红卫兵身上的青春荷尔蒙得到了尽情宣泄，革命也因此变成了一种暴力游戏。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大部分时候，红卫兵都借着崇高的政治理想，将原本冠冕堂皇的革命举动蜕变成了单纯追求破坏快感的暴力行为。他们其实就是史铁生笔下那个令人恐惧的孩子，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索性将成人世界中钩心斗角、合纵连横的权力游戏，直接玩成了以单纯暴力排斥异己的政治运动。如果说史铁生记忆中的那个孩子，尽管在玩耍中已表现出了人性的阴暗，但他至少还遵守着虽不正义却相对公平的一些规则的话，那么红卫兵这群热血少年，就开始毫无道德底线地公然行恶了。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恣意妄为，无情地践踏着残存的社会公义。比如在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蔓延。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的“牛鬼蛇神”，后来则逐步遍及社会各界。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牛鬼蛇神”的反，揪斗“走资派”，暴虐之风不仅扰乱了地方党委的正常工作，而且也造成了群众之间的派别斗争。
处在这样的一场政治风暴中，史铁生并未如同龄人那般被革命冲昏了头脑。虽然此时的他还谈不上对“文革”及其红卫兵运动有着较为清醒的理性认识，但出于朴实厚道的天性，再加上之前有过对奶奶经历的认识，史铁生至少在行动上还显得十分谨慎。他主观上自然要求进步，也以漫画的形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发生在他身边的种种血腥和暴力事件，却让史铁生不禁对革命的意义与价值产生了怀疑。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首先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就是万邦儒校长。在批斗现场，史铁生和他的同学们目睹了万校长惨遭凌辱的不堪场景：“万校长颧骨鼓出来，两颊陷进去，满脸黑胡楂子，和韩家鳌副校长面对面站着，衣衫褴褛。革命者一声怒吼：韩家鳌！抽反党分子万邦儒嘴巴，给我狠狠地抽！韩校长稍一犹豫，脸上重重地挨了一拳。韩校长无奈，一巴掌打到万校长脸上，清脆的一声响。子弹射中子弹，良心刺中良心！亲情与人性已经一文不值。打得太轻，是不是同情反党分子，划不清界限？！同学们的厉声质问掷地有声。椅子摔在地上变成木棍，木棍打在身上，发出沉闷的扑哧声。”万校长年幼的儿子，在母亲的带领下用幼稚的童音高喊“打倒万邦儒！”（注：孙立哲：《想念史铁生》，《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36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此外，附中的青年老师刘树生因为不堪毒打而自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艾知生被儿子用皮带抽打，等等，都只不过是无数人间惨剧的小小缩影。相比之下，给史铁生留下印象最深的可能是郑光召等同学挨打的场面了。
1966年8月，清华附中的每个班里几乎都发现了“黑五类”子女，也就是“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此时尚处“文革”初期，“血统论”观念正大行其道。这些天生就流淌着“反革命污血”的“黑五类”子女，自然也如他们的父辈一样在劫难逃。26日的上午，他们开始遭受了各个班级“红五类”的集体殴打。史铁生和好友孙立哲，一个出身职员，一个出身高知，比起“黑五类”子女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两人只能心怀忐忑，随着人流聚集在操场上，接受“红五类”的革命教育。
接受批判的人当中，有一位高三学生郑光召，他曾是附中优秀学生的代表，不仅功课好，体育和写作也是出类拔萃，堪称是包括史铁生在内的一大批低年级同学的人生偶像。然而，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打破偶像崇拜。可怜的郑光召因为是“黑五类”子女，不幸沦为了红卫兵的批判对象。在进入操场之前，他已经被连续殴打了数小时，破裂的衣衫和鲜红的血迹，并不能获取那些革命小将的丝毫垂怜。到了操场上，三个身穿黄军装的女生，用武装带金属扣的一面，狠命抡向了郑光召的身体：“只见郑光召身体猛地抽动了一下，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号叫，跪着的身体翻向侧面，周身饱满的肌肉痉挛大抖，面孔像是滚油里的煎鸡蛋，暴起皱褶，眼珠凸出一汪血丝。”“显然，郑光召扭动身体的样子和狼嚎般的叫音，使打人的女生产生巨大快感，她们互相交换眼神，上下嘴唇拧出怪笑，扬长而去。”（注：孙立哲：《想念史铁生》，《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45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史铁生目睹了这一切，后来曾多次向友人提及这个场景，以为法西斯不是德国人的专利，如果没有爱和法律，每个人都可能变成法西斯。
对史铁生来说，郑光召挨打的场景犹如梦魇，不仅仅是因为那些触目惊心的血腥暴力，而且也多多少少和打人者是女性有关。须知史铁生自幼就在母亲和奶奶的呵护下长大，对于女性的温婉贤良，自然是有着切身的情感体验。此时虽已长大成人，但他恐怕怎么也料不到女性竟然也有如此戾气十足的一面。他认为每个人都可能变成法西斯，也即意味着史铁生对于人性的观察，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某些世俗的价值偏见。比如一般认为，女性和少年儿童作为天然的弱势群体，一直是需要被加以关爱的对象。但时过境迁，即便是这些曾经的弱者，一旦受到宏大理想和虚假价值的蛊惑，也会自然而然地遗忘爱愿，迷失在暴力欲望的无边苦海中，直至沦为群氓式的历史帮凶。从这个角度看，若孩子和女性也难辞其咎，那么在“文革”面前，还有谁敢自称清白？施暴者今日是凶手，他朝也必定会沦为受害者。而那些令人同情的受害者又有谁敢保证，一旦得势，会不会变本加厉地去对待别人？人性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的恰恰是这种为求生存而趋利避害，乃至遗忘道德和良知的丑恶人性。
史铁生对每个人都可能会变成法西斯的忧虑，看到的不就是国人在社会历史层面的集体原罪吗？推而广之，若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人难道就一定会推崇爱愿、本乎善良、志于正义？以史铁生之观察，此等情形在人类历史上实在是并不多见，因此人的原罪或乃命中注定。从目睹“文革”之血腥，到思考人性与原罪，足证史铁生后来的心魂漫游，皆与其经历过的这些现实事件有关。
（二）
当红卫兵运动的革命风暴开始席卷清华附中时，史铁生的处境却十分尴尬：一方面，他和所有政治立场进步的同学一样，都希望能亲身参与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洪流中去，但另一方面，他的阶级成分却不那么根正苗红，因而也无法真正融入革命队伍里来。虽然史铁生的阶级成分是职员，但他与“黑五类”分子的距离却并不遥远。史铁生的爷爷早年是河北涿州乡下远近闻名的地主，后家道中落，奶奶则属于“摘帽地主”，成分之恶劣与“黑五类”之首的地主并无二致。更令史铁生担心的是，他的姥爷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镇反”运动中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总之，即便和班上的“黑五类”同学相比，史铁生的阶级成分恐怕也更为复杂。在这当中，姥爷带给家庭的影响尤为深远。
虽然没见过姥爷，但史铁生小时候却总能感受到姥爷的存在。他就像躲在“姥爷”这个词背后的“一个概念”，“一团无从接近的虚无缥缈的”：“但这虚缈并不是无。就像风，风是什么样子？是树的摇动，云的变幻，帽子被刮跑了，或者眼睛让尘沙眯住……因而，姥爷一直都在。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那人形的空白中就是母亲的沉默，是她躲闪的目光和言谈中的警惕，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或者无奈中父亲的谎言。”（注：史铁生：《一个人形空白》，《记忆与印象》第24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这一切对于史铁生而言，都是有着某种强大压力的生活具象。亲人躲闪的言辞、闪烁的目光，无不在语言之外，挤压着史铁生紧张的内心。他时刻想去揣度姥爷的故事，但只能在家庭生活分泌出来的隐秘信息中，用猜想去完成自己对于姥爷形象的刻画。史铁生知道，姥爷这个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着危险，“否则为什么它一出现大家就都变得犹豫、沉闷，甚至惊慌？那危险，莫名但是确凿，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胁，所以我从不多问，听凭童年在那样一种风中长大成中国人的成熟”（注：史铁生：《一个人形空白》，《记忆与印象》第24-25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
这是一种怎样的沉默？明知姥爷的阶级成分问题会给家人带来危险，也明知自己的出身已无法改变，但除了心存侥幸，期盼着不会受到揭发以外，他什么都做不了，更不要说理直气壮地去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了。这对于一个公认的好学生来说，可算得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除此之外，史铁生一面随大流地跟着红卫兵参加革命，另一面又躲躲闪闪，生怕自己的家世暴露，这岂不就是一种生存的两难？当然，此时的史铁生，还没有能力从人的存在本质等哲学层面去看待这一问题，但他以每日的忧心与恐惧，切身体验了这种进退失据、无地彷徨的痛苦。也许是看到了史铁生内心的担忧，抑或是觉得他已经长大，史铁生的母亲最终决定告诉他真相。其实姥爷的故事并不非凡，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姥爷和所有爱国志士一样，都曾积极参与过抗日斗争，但抗战结束后却加入了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受人诬陷，含冤而死。
听闻了姥爷的故事之后，史铁生异常沉默。在他的内心深处，由于一直担心姥爷的历史问题会带来现实恶果，因此就想让它从此成为一个隐匿的故事。但意欲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似乎又是一种人之常情。故而问还是不问，便成了史铁生面临的又一个存在难题。如果向母亲询问细节，岂不是会让自己直面最残酷的家族历史？从此以后，他该如何面对那些根正苗红的革命伙伴？若是不问，听凭姥爷的消息随风飘逝，那样岂不就无从得知自己的生命由来？在经历了无数的煎熬和痛苦之后，史铁生选择了不问。但这样的不问并不是无情和冷漠，而是史铁生决意让姥爷成为隐匿故事的唯一方法。因为如果问清楚了姥爷生命中的诸多细节，那么姥爷就会成为一个故事，“我怕它一旦成为故事就永远只是一个故事了”，故事尽管可以动人心弦、催人泪下，但它“让一些人真实的困苦变成了另一些人编织的愉快，一个时代的绝望与祷告，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潇洒的文字调遣”。故事一旦成立，就摆脱不了被消费的命运。这意味着询问细节，让姥爷的故事浮出历史水面，只能让它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产品的同时，带来家人更深的遗忘。唯有不敢问，姥爷才能成为一片虚缈的飘动，尽管它未必有着具体的形象和情节，但这片虚缈至少还能令人感怀，在沉默中催生与爱愿有关的祈祷：“多少代人的迷茫与寻觅，仇恨与歧途，年轻与衰老，最终所能要求的都是：祈祷。”（注：史铁生：《一个人形空白》，《记忆与印象》第27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
祈祷爱愿，盼望世间再无仇恨与杀戮，再无掩盖与闪躲，从“不敢问”中试图去挽留姥爷形象的史铁生，就这样由残酷中追问善良，于动荡中寻求安宁，此即为“我”这一行魂在史铁生处的觉醒。如果说肉身之所的史铁生，是通过源远流长的家族血脉去追思先人和感怀过往的话，那么栖居于史铁生处的“我”这一行魂，就是以祈祷的仪式，依靠铸就爱愿和追寻理想的方式去实现自我成长。他不愿姥爷以故事的形式湮灭于历史深处，而唯愿以祈祷之姿祛除仇恨与歧途，这可不就是在用爱愿化解着历史的万千宿怨吗？从这个角度看，史铁生面对姥爷故事的复杂心理，可被视为其爱愿思想的萌芽。
自由心魂的成长必定如此，不论它曾经如何深陷存在的藩篱，但终有一日，都会以超越仇恨、祈盼爱愿的慈悲之心，让自己的灵魂趋向安宁与喜乐。史铁生后来涉足宗教问题，固然系出于疾病和残缺之苦，但少年时代的这番感悟却也至关重要。
（三）
虽然自己潜在的阶级成分与“黑五类”子女差不多，但只要没人检举，纵使内心千般纠结万分紧张，史铁生也要追随红卫兵组织，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洪流中去——此乃任何一个共和国公民在政治上的必然选择。唯有时过境迁，曾经的当事人蓦然回首时，才会在后知后觉中痛悔自己当年所犯下的人生错误；但也有人“绝不忏悔”，不仅全然无视自己也曾是罪恶制造者的严酷事实，而且还动辄以历史受害者的身份控诉“文革”，进而博取启蒙先锋和道德圣徒之名。相形之下，后来的史铁生可老实得多，他不光是质问“文革”灾难的历史成因，也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当然，其时年方十五六岁的史铁生，又能犯下怎样的罪行？令人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他跟着一群红卫兵，去抄钱伟长先生家的故事了。
在《奶奶的星星》中，史铁生曾记叙过这件事。他说：“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羊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注：史铁生：《奶奶的星星》，《作家》，1984年第3期。）这里提到的老教授，便是清华大学的名教授钱伟长了。
作为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者之一，钱伟长先生是不折不扣的老清华了，除了在清华大学读书，1949年至1983年也一直在清华任教，历任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等职。1957年1月，钱伟长在《人民日报》发文，就“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对清华大学的教学思想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引发热烈讨论。到了6月反右派斗争开展的时候，钱伟长也成了一个备受打击的对象。一时间，清华校内的各式报刊上，都出现了大量批判钱伟长的文章，并最终把他打成了右派。自此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不仅做实验室助理的工作，而且还扫地劳动一年，其子女也被禁止上大学，后下放至农村。但钱伟长虽九死而不悔，即使身处困境也努力克服困难，始终坚持着他的科学研究。
史铁生的同学兼好友孙立哲，因是清华子弟的缘故与钱伟长相熟，其父与钱伟长是清华前后期的同学，都是清华教授。孙立哲虽尊称其“钱伯伯”，但两人却是一起热衷于围棋的忘年交。自钱伟长被打为右派之后，两人偶尔也会纹枰手谈一番。据孙立哲回忆，史铁生所说的抄家事件发生之前，钱伟长家已被抄过多次，早已是家徒四壁。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是清华附中的老校长，此时已被打为阶级敌人，“老当权派”“右派老婆”“历史反革命”等各种头衔，使其在“文革”期间备受凌辱。史铁生随大流去抄家，本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因其非“红五类”的阶级成分，导致他很快被同行的红卫兵清除出了抄家的革命队伍。
这真是一个历史的绝妙讽刺！那些冲昏了头的红卫兵以正义之名大行恶事，史铁生这等非“红五类”者却无缘参与其中。身份之别阻止了史铁生的咸与革命，反倒换来了他无须忏悔的正当理由。但史铁生依然要忏悔，既悔其理性未明，以轻率之举误入歧途；也悔其是非不分，徒以革命热情偏激行事。他内心的歉疚与不安，自是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主义。因为史铁生深知，自己虽未有致命行动，但已有行恶之主观意图——因年龄与阅历所限，史铁生乏于政治大局的善恶之别实属寻常。而这般只有意念却并无行动的恶行，实际上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恶，它不仅关乎道德选择，亦涉及复杂的人性欲望问题。
具体到史铁生本人，抄家行动从根本上说就反映了他一种抗拒孤独、渴求身份认同的生命本能。因为自童年时代起，史铁生不论在幼儿园还是小学阶段，都曾有过被群体孤立的创伤记忆：抓叛徒游戏和那个可怕的孩子，早已让史铁生幼小的心灵饱受折磨。好在他聪慧过人，凭借着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标签，一度成了同学们羡慕的对象。孰料风云突变，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一旦跻身革命队伍后，就怎么看都像是一株修正主义的苗子了。兼之他出身不好，因此受人排斥自是在情理之中。
然而，史铁生又怎么会甘心让历史重演？他作画保卫校领导，甚至跑去参加抄家活动，不都是一种害怕被再次孤立的心理投射吗？造反之于史铁生，不过是一剂疗救其私人痛苦的良药。从这个角度看，史铁生这种与童年创伤记忆有关的身份认同之欲望，实乃他陷入形上之恶的首要原因。至于政治上谋求进步、思想上紧跟潮流的行恶动机，不过是史铁生受时代之限的自然表现而已。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去看待史铁生的这种自我认同，就有可能在政治历史诸因之外，意识到他的忏悔之情，实际上已在超越道德主义的层面，发出了如何安置自我生命的存在之问。这当然不同于80年代中国文坛反思“文革”的政治历史视角。史铁生后来之所以能从人性问题与存在哲学的高度去观照中国现实，委实与他这种由实入虚、见微知著的运思方式有关。而他天生的哲思气质与人文情怀，亦能在类似的“文革记愧”中有所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史铁生对自己的“文革”历史有所反思，那他为何不要求当年的红卫兵们进行忏悔？虽然他否定红卫兵运动的价值立场无比鲜明，但在他的文字中，却极少见到要别人忏悔的言辞。史铁生困惑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和我站在一起的人，在一夜之间，马上就转到红卫兵那边去了？为什么忽然就说校领导是修正主义的？”（注：闫阳生：《透析生命》，《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71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作为一个站在保校领导这边的人，史铁生迷惑的并不完全是校领导的政治立场问题，而是那些骑墙派为何会如此地朝秦暮楚。史铁生说自己那时“智性未开”，言下之意多有所指，其一自然是觉得自己政治上不够成熟，难以区分善恶之别；其二则直指人心深处，自嘲难索人性之隐幽。
在接受闫崇阳的访谈时，史铁生曾对红卫兵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什么是清华附中情结？我觉得就是精英情结。不管是红卫兵也好，其他出身的也好，都有干一番事业的强大愿望。你想过去的黄埔军校，那国民党和共产党谁比谁差多少啊，都是要救中国的嘛。”（注：闫阳生：《透析生命》，《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7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史铁生所说的精英情结，正是中国热血青年“修齐治平”式的理想主义传统。事实也果真如此，至少在红卫兵的自我认识中，他们秉承清华附中的精英情结，自认做的是救国大业。因此以革命的名义行事，即便产生恶果，行恶者也个个觉得自己问心无愧。这种真理在握的绝对自信，岂不就是人们因缺乏自我审视意识而结出的恶果吗？设若在造反有理的狂热氛围中，每一个红卫兵哪怕多一丝理性精神，想必都不会盲目到将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视为十恶不赦的坏人了。不过，革命永远都充斥着浪漫主义的激情，头脑发热、血脉偾张之下，谁还会反躬自省？一俟革命唤起了人心中的那头欲望猛兽，本就匮乏的理性精神自然也会永远缺席，革命也因此理所当然地走向了美好初衷的反面。这就是革命观念与历史实践之间永恒的悖论。而历史本身波谲云诡的多重面相，亦决定了后人在反思“文革”时若只沉浸于单纯的道德批判的话，那么就很难发现历史悲剧的根源。
基于这一考虑，史铁生才没有简单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要求别人忏悔，而是主张人的自我反思。他说：“红卫兵打人我见过，在批斗学校领导和‘反动’学生的时候。‘文革’挨打的受过迫害的人，这个结很难跳出来。……人类的历史风风云云积压下来的问题，没有宽容那就全完了。”但红卫兵也需要自我追究，“一定要形成一个自己追究的状态，而不是他人追究的状态”。“就是没打人的是不是你也要想一想，如果说这个‘节儿’落到你手上，你敢说你肯定不打？比如说把那个皮带交到你手里，说这就是阶级敌人，让你打，你敢说不？你敢怀疑所有人吗？我不敢说我要打，但是我敢说我要哆嗦。但很重要的就是，有的人有这一哆嗦，有的人就是连这一哆嗦都没有。这就反映了我们的文化里缺失这一块东西，或者我们受的教育中缺少这一块东西，就是善良。这就成为一个我们全民族忏悔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互相追究放大仇恨的问题。”（注：闫阳生：《透析生命》，《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第74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提倡宽容精神，反对以怨报怨，这是本性敦厚的史铁生的慈悲之心，但并不意味着他要人们忘记历史。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可能因为一念之差而犯下过错，唯有以勇敢的反思精神，真正直面自己的内心，那么人才有可能在审视自我的前提下，杜绝历史悲剧的反复上演。从政治历史层面的精神反思出发，反观历史悲剧的形成根源，史铁生无形中又提出了一个悖论式命题，即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可以成为历史的终结者。因此可以说，史铁生对于“文革”历史的回顾，实际上一直都与人的存在状况、人性善恶以及价值抉择有关。说到底，历史的悖论就取决于人这一历史主体的存在状况。而将政治、历史问题归咎为人的存在问题，无疑也反映了史铁生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的思想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