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和向营长走吧，参加红军去。不要管我们娘儿俩。你走后，我也不敢再在村里待了。我准备回平武娘家，在那等你们回来。‘”那时，老地主张雨林带着全家人一直躲在城里。他看到那几个月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中一直恨得牙痒痒的。穷人的革命使他整天都惶惶不安，心惊胆战。当听说村里那些身无分文的人正在分他的东西、田地，造他的反，恨得眼里立时冒出血，红得像要吃人。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才短短几天，红军一发动，我们这些泥腿子都起来革命了。他到处对人说，等过几天国民党军打回去再跟我们算总账。拿了他的东西的，要让我们一件都不少地给他退回来。吃了他粮食的，叫我们一粒粒地给他往外吐，加倍地还回来……“后来他确实做到了。红军一走，他就带着还乡团回来。见农会的人就杀，挨家挨户地搜捕红军伤病员和苏维埃政府干部，欠下咱穷人多少条人命。张二虎他爹和爷爷就是那阵被杀害的。
”后来听志清他爹说，他们三个人在松潘才赶上大部队。参军后，志清他爹就编在向营长那个营。1936年，志清他爹在红原县一次战斗中和部队失散了。到1940年他才到平武娘家找到我，以后就藏在离我们娘儿俩不远的一个寨子里。后来我才生的志清。1945年，老地主张雨林死了，他儿子张震山当家，我们才回到老家。没过几年，志清他爹也病故了。
“村里好多青壮年跟红军走了，新中国成立后都没有回来。成玉大爷的两个儿子全是跟红军走的，都死在了外边。向营长可能也早牺牲了，不然这么多年也没一点音信。我还时常想起他，多好的一个人啊。”
向忠民听到这里，猜出徐秀珍十有八九就是父亲找了多年的恩人——汪石花。可她叫徐秀珍，和他要找的人的名字不同，于是他便问道：“我向你打听一个人，她也是当年的苏维埃妇女会主任，叫汪石花。你知不知道？”
徐秀珍一听，先是一惊，用手擦了擦本来已不好使的眼睛，仔细地看了看面前的向忠民，觉得是有点像向营长的样子，兴奋地说：“我就是汪石花。我娘家姓汪，当时领导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后来为了逃避反动派追剿，才改名换姓的。”
向忠民一听，欣喜地说：“姑姑，我可找着你了。我爹他还健在，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为了找你，他才叫我到这来工作的。这么多年我找你找得好苦呀。这下好了，可以了却我爹的心愿啦。明天我立即到公社，打电话把这个喜讯告诉他。他不知会有多高兴，会喜得几天几夜睡不好觉。”
赵志清在旁边听后，也欢喜得心快从喉咙里蹦了出来。他没想到向书记就是妈常说起的向营长的儿子，便摇着向忠民的手说：“天底下真有这样巧的事。你爹的身体可好？”
向忠民立即纠正说：“你应该叫我爸舅舅。我爸革命几十年就只认了你娘这一个姐姐。他参加革命前是一个孤儿，这辈子也就这么一个亲人，所以几十年都在找她。姑姑眼睛不好，我让爸把她接到北京去好好治治。”
徐秀珍听向忠民说完，也高兴得连连自语道：“这向兄弟不但健在，还做了大官。”听向忠民说要带她去北京治眼病，她便拒绝道，“这就不必了。我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婆子，看得见看不见都没多大的关系，何必给你爹添麻烦，花那些钱。有志清在跟前照顾就行了。现在知道了向兄弟的消息，我也就满足了。”
向忠民到大队后就告诉柳刚，说水电局已开始给他平反，让他等着。柳刚一听到这个消息，激动的眼泪立时就淌了出来。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他十多年以来，人生路上出现的仅有的一抹希望之光。这对他太重要了，他必须抓住。他怕平反的事像雨天的闪电一样，一闪就没影了。所以这些日子他既欣喜又焦虑，因为这十几年扣在他头上的这顶帽子实在太重、太沉，压得他精疲力竭，快没有力气顶下去。这顶看不见的无形帽子给他吃的苦头，受的折磨，带来的灾难实在太多太多，数也数不清。向忠民说让他等着，这种等待的日子实在难熬，像囚犯等待判决一样。以前没有这种指望，还不觉得时间过得慢，现在却成了度日如年，一分一秒都比往日长。可二十多天过去了，还不见水电局平反的红头文件下来。他决定去找向忠民问问，便来大队部的水电站建设指挥部。向忠民和水电工程队的同志正在研究施工中的问题，见柳刚进来忙招呼他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