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郑朝朔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凊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温凊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唯于温凊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王阳明追求内心世界的平静，希望自己可以超脱世俗的羁绊，但要做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可能的。他的祖母岑太夫人已经八十多岁，对王阳明疼爱有加，父亲王华对他也是寄予厚望。王阳明心里清楚，如果一个人不能真正打破情感枷锁，就不可能达到出世的境界。
“至善也必须从（外在）事物上寻求吗？”郑朝朔这样问王阳明。
郑朝朔这个人，史书记载并不多，只知道他曾任监察御史，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官员。正德九年（1514年）他去世的时候，时任南京鸿胪寺卿的王阳明还专程前往祭奠，并写了一篇情感真挚的祭文。祭文开篇写道：“呜呼！道之将行，其命也与！道之将废，其命也与！呜呼朝朔！命实为之，将何如哉！将何如哉！”
从郑朝朔与王阳明的对话来看，他当时应该是偏向于朱熹理学的。对当时的士子来说，在儒学体系中，朱熹理学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或许正因为如此，王阳明在提出心学体系后，受到了很大的非议。
郑朝朔也对王阳明提出了质疑。他说：“至善到底是从外物上求取，还是在此心上求？”这个疑问，也是徐爱心底的疑问。
王阳明对郑朝朔说：“至善只是让你的心‘纯乎天理之极’就是了。在（外在）事物上怎么求？你举几个例子看看。”
郑朝朔想了一下，说道：“比如侍奉父母双亲，如何执行‘冬温’‘夏凊’这些具体步骤，如何才算是适宜的奉养，总要追求个章法，才能称得上是至善。所以才有了《中庸》中说的那些‘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功夫。”
王阳明说：“如果只谈‘冬温’‘夏凊’的具体步骤，对双亲的适宜奉养，用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讲清楚，根本用不上‘学问思辨’。只有在‘冬温’‘夏凊’之时，让自己的心‘纯乎天理之极’，就非有‘学问思辨’之功不可！不然，天理将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在王阳明的观念中，孝道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品质，而佛教和道教则将孝道视为一种虚空。很多时候，孝道反而成了横在道教和佛教咽喉处的一把刀。王阳明实在做不到绝情绝意，他毕竟是一介儒生，知道天伦不可违的道理。尽管他认为“夜拥苍崖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可如果真让他在山中生活与王公生活之间选择，他更可能的选择还是后者。
他说：“即便是圣人，也要提倡‘唯精唯一’的原则。如果讲求具体的形式和步骤，能够称之为至善，那么戏子在戏台之上表演‘冬温’‘夏凊’奉养父母，也可以称之为至善了。”
“心外无理”是王阳明一直以来无法回避，也是遭受诟病最多的心学命题，与“心外无物”是一对孪生姐妹。人们无法否认外在事物的存在，同样无法否认的，还有王阳明的论证带有一定的“诡辩”性质。王阳明近乎执迷地认为，当我们试图去探求各种伦理道德问题时，往往会有一种错误的选择，即孝顺父母就要去父母身上探求，忠于朋友就要去朋友身上探求。
修习气功并没有把王阳明的病彻底治好，他要为自己的亲人活下去。在王阳明看来，侍奉父母这件事，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当我们认识到自己需要孝时，不是冬天送炭火，夏天送冷饮，而是要从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王阳明在“孝”这件事上，悟出了佛道两家的不足之处，转而又开始在儒学上下功夫。王阳明在这里并不是要否认各种现象的存在，而是要忽视其存在。比如说，当我们要行孝道的话，就要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当自己找到内心存在的孝时，那么所作所为就会符合孝的存在。
王阳明说的内心寻找并不是光想不练的假把式，而是心中想到就要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出来，因为这些伦理道德的根源在于自己的内心，人只要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就可以了。
王阳明的这种方法主要是针对朱熹理学所做的，他认为朱熹理学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外在事物上，往往忽略了内心，所以王阳明才会不遗余力地提倡内心的重要性。
虽然王阳明在这里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但是对于挑战权威、解放思想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王阳明用自己对外物的否定来肯定内心“理”的存在，其理论依据是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圆满自足，那么他就不需要外在事物的引领，只需要不断地把内心的各种遮蔽去除，这时，天赋的“理”就会自然显现。
从佛、道世界挣脱出来的王阳明，又开始了自己的儒学之旅。弘治十六年（1503年），三十二岁的王阳明将自己的养病之所搬到了西湖畔。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苏白两堤，桃柳夹岸。近处是水波潋滟，游船点点，远处是山色空蒙，青黛含翠。来到这人间天堂，王阳明的心情也明亮起来。他在这里留下了“十年尘海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的美妙诗句。
一天，王阳明去虎跑寺游玩，他听说那里有一个僧人已经闭关三年，不言不语，不视不闻，每天只是闭目静坐。王阳明半是怀疑半是好奇，他走到近前大喝一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
王阳明这一声断喝，并不是一个不懂此道的莽撞人说的话，其中暗含玄机。在佛、道学面前，王阳明像是一匹顽劣难驯的野马，信马由缰不可羁。正在打坐的僧人被王阳明的一声断喝拉回现实之中，他睁开眼盯着眼前的王阳明。
当僧人看见王阳明，眼神里不由流露出惊恐之色，好像他眼前看见的不是地球人。僧人试着想站起来，或许是打坐的时间太久，几次都没有成功，他只能选择放弃。王阳明起身施礼，僧人赶紧扶起。僧人说：“小僧在这里不言不语，入定打坐已有三年时间。施主却说，我口巴巴说什么，眼睁睁看什么，这从何说起？”
王阳明面露惭愧之色，言道：“你是哪里人，离家多少年了？”
僧人答道：“我是河南人，离开家已经十多年的时间。”
王阳明没有停下的意思，又继续追问道：“你家中还有什么亲人？”
僧人并无隐瞒，答道：“只有老母亲一人，不知道还活不活在人世间。”
王阳明眉头一皱，继续问道：“你现在还会想她吗？”
僧人道：“为人子的，哪有不想母亲的道理。”
王阳明刚刚从佛、道世界走出来，借此机会，大谈特谈“爱亲本性”的理论和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说：“你既然无法做到不想念，虽然终日不言不语，可在内心世界里，自己对自己还是会说个不停；终日闭目不见，可在内心世界，自己还是会看着的。”
僧人听了王阳明的一番言语，幡然醒悟。他说，阁下之语精妙，希望能够明示。
王阳明说：“父母天性，岂能断灭？既然你不能不想念（母亲），便是真性发现。虽然终日呆坐，可内心早就沸腾起来。民间有句俗话，爹娘便是灵山佛，不敬爹娘敬何人。既然你已经发现了，还被这十年苦苦折磨着，那就不如听从内心的召唤，用行动去实践，又何必终日呆坐在这里，徒乱心曲。”
王阳明的话还没有说完，僧人便大哭起来，对王阳明更是感激不已。他对王阳明说：“阁下所言极是，我明早便回家探望老母亲。”
王阳明放心不下，第二天再次拜访该寺，发现昨天在此处坐禅的僧人不见了。寺院里的其他僧人告诉王阳明，打坐的和尚天还没亮就收拾行李启程回家去了。王阳明在这里借助禅机，点化了那个一心打坐的和尚。尽管王阳明用一声断喝惊醒了痴和尚，但是又有谁能替他拨开遮挡前行道路的雾障？
王阳明虽然喜欢拨弄禅机，但是他并没有让自己沉迷其间。他在创立心学之后，也经常会拨弄禅机，借以点化那些混沌未开的弟子。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两句禅语：“同来问我安心法，还解将心与汝安。”王阳明在这里用了佛教的典故。
禅宗二祖慧可是达摩祖师的入室弟子，有一次他对师父说：“我心未宁，乞师以安！”
达摩看着弟子，回答道：“将心来，与汝安。”
慧可沉默良久，然后才说：“觅心了不可得。”
达摩祖师说：“我与汝安心竟。”慧可在那一瞬间觉悟。
师徒二人的禅语暗含玄机，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感觉到不安的时候，其实那个不安已经过去了。可你还要拼命地去找这个不安，去找一个方法来去除不安。不安只是一种感觉，就像所有的感觉一样，发生于刹那，转瞬即逝，并不会停留在那里等你来找，而你一个劲儿地想去找这个不安，反而使这个不安的作用得以持续，你想找方法来去除不安，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不安。所以说，不安不必去驱除，安不必去找。前一个不安过去了，后一个不安还没来，中间的这个没有不安的状态就是安。
王阳明也曾用佛教中的禅机来教化弟子，在《传习录》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其弟子萧惠有一天很是苦恼地来找王阳明答疑解惑。他说：“己私难克，奈何？”王阳明的回答是：“将汝己私来，替汝克。”
王阳明与萧惠之间的一问一答，可以说是翻版了达摩师徒之间的对话。王阳明在这里借助禅机，达到了教化弟子的效果。王阳明在这里让萧惠把私欲拿过来，萧惠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私欲是什么，它到底藏于何处。在内心搜索的过程中，他自然会意识到，私欲是无法拿给别人的，而消除私欲这件事终归还是要靠自己去完成。
王阳明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激起萧惠心中无数涟漪，他开始在自己的内心探寻自己的病根。在用禅机点化别人的同时，王阳明也在用禅机内化自己。本以为佛教与道教中的神仙养生之术可以让自己摆脱病困，强健体魄，可绕来绕去，又回到了儒学的本源，认为儒学中才存在真正的养生之道。在这一期间，王阳明写过一首《赠阳伯》的诗，诗中有言：
阳伯即伯阳，伯阳竟安在？
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
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
缪矣三十载，于今吾始悔！
王阳明认为服用仙丹并不能使人长寿，在过去的时间里，自己一直在走弯路。转念于此，王阳明又开始重新投入这滚滚红尘之中，回到体制中来，回到那费神劳心的官场中。
王阳明之所以会选择放弃曾经看重的外在修行，是因为这时候的他已经认识到，他这么多年所做的这一切与道体无关，很多时候更像是在耍弄精神的杂术。王阳明决定，暂时放弃修习道术，重新返回人生的主航道。他再度返回北京，销了这不长不短的病假，重新回到刑部主事的位置上。
结束西湖疗养之旅，弘治十七年（1504年）开春，王阳明回到了京城，也由此开启了自己作为大明体制中人的进取模式。经过两年多的锻炼，这一次，王阳明似乎等来了自己的机会。当然在这里不排除他父亲的影响，或者说是刻意的安排。王阳明被巡按山东的监察御史陆偁聘去主持山东的乡试。
这一次，和他以刑部主事的身份赴地方处理冤狱有很大的不同，满足了一个文官长久以来看重并积淀的虚荣心。以刑部官员的身份到地方巡视，他有着满腹的牢骚和纠缠不休的烦恼，而这一次，他是欣然前往。原因很简单，陆偁是慕名找到他的，带着礼物和出场费邀请他出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
乡试的主考官必须有着一流的文采，必须是一等一的饱学之士。而他要去的地方是孔孟之乡，能够出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对于体制内的人才贤士来说，有着至高无上的荣誉。
王阳明当时只是一个刑部主事，按照大明用人体制的规则，他是不应该出任主考官的。也就是说，这次任命是一次打破常规的人事变动。王阳明也承认，这一破例的荣选所带来的荣耀感使他暂时摆脱了逃禅学仙的颓废心境。
王阳明内心的愉悦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他可以借此离开自己不喜欢的岗位，从求仙得道的超现实主义状态中抽离出来；二是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把握这样一次机会。在孔子的故乡去实践自己的圣贤梦，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这次与他一起前往山东的，还有跟他父亲一同主试的杨廷和（后来成为大学士）。
像大部分儒生士子们一样，王阳明这时候所扮演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弈者，同时又是一颗棋子。对于那些埋首博取功名的士子而言，他是披着官僚外衣的“执棋人”，但对于那个铁桶般的官僚体系来说，他又是一颗生死不由命的“棋子”。
王阳明在主持山东乡试过程中，为考生们共出了十三道经义题、五道策论题，此外，论、表又各出一题。经义题选的大多是“四书五经”中与经世致用相关的句子，策论主要是考查学生对当时急务的应对之策。
王阳明所出的题目基本上围绕着当下知识分子道德滑坡和风俗之美恶与天下之治的关系，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王阳明在决定考生命运的“四书文”（八股文）中给出的题目是论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也就是说，身为人臣应该以仁义之言来引导君王，如果君王听不进去，那么做臣子的就要抽身离去。
王阳明所出的这个题目，虽然符合儒学教义，但是并不讨好当国者，甚至透着一股“书生要革命”的反叛精神。他在策论的范文中写道：这个时代最大的弊病在于十羊九牧，人浮于事，官僚职位太滥，而官员的选拔又不以德能为主。更何况，德能根本就没有一个标准。一个人当了官，他就成了国家机器的化身，但又有谁是为国事而来？只是为了官位罢了。官位一滥，天下人都生必得之心，纷扰自生，纲纪就不振；纲纪不振，天下就会大乱。你是君王，我是臣子，我说的这些话爱听便听，不听就丢在一边。王阳明这番洋洋洒洒的话将同僚们吓坏了，一个体制内的低级文官竟然妄议朝政。
当年，朱元璋翻阅《孟子》，当读到《离娄章》，气得将手中的书撕得粉碎，龙颜大怒曰：“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因为在这一章里，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好一个胆大包天的孟轲，竟敢鼓动人们在皇帝待他们不好时，就要将皇帝视为仇敌贼寇，那还了得。《孟子》中记载了孟子时常在各国的国君面前，直言告诫，从平民的角度告诫国君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在朱元璋看来，孟子的这一套理论有伤国君的尊严。
王阳明在这里出的这道题目，体现了“以道事君”的儒学风骨。如果朱元璋还活着看到这样一道题目，王阳明的下场不会比孟子好到哪里。作为一介儒生不能沦为体制的看门狗，在君王面前也要保持高贵的不合作精神，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另一道题目中，王阳明又将孟子信守的教义摆列出来：“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大禹想到天下还有被水淹的人，就好像自己正被水淹着一样；稷想到天下还有饿着的人，就好像自己正饿着一样。这难免会让我们想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王阳明出题的目的在于，他想让那些参与科试的儒生士子们明白，一个人的地位将会决定他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上古时代的大禹和后稷身居要职，也要搞清楚一点，治国安民是他们应尽的本分。如果一个人没有职位，也就不存在治国安民，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王阳明在这里是为了唤醒那些即将进入体制内的人，等到有一天你们身居高位，不要一味地沉溺于虚荣，不要忘记职位与责任的关系。
让王阳明深感惋惜的是，自己主持的不过是区区一省的乡试。如果自己有机会为国家选拔豪杰俊才的领导岗位，那该多好。
王阳明还借着这次乡试，向地方考生们发问：“佛、道二教到底有没有弊害？”
王阳明在这里不光是向那些考生们发问，也是在向曾经的自己发问。当然王阳明最后给出的答案是，佛、道二教本身并不存在弊害，即使有弊害，也是人为因素。人在学习和传承的过程中，导致佛教与道教产生了有毒的部分。比如说，道教驱使人去修炼成神仙，而佛教则让人相信只要努力，平常人也能成佛，这些认识都是荒谬的。
从儒学风骨到佛、道二教，最后王阳明又回到了朱熹理学面前。他问考生：“求古人之志者，必将先自求其志，而后能辨其出处之是非。论古人之学者，必先自论其学，而后能识其造诣之深浅。此伊尹之志，颜子之学，所以未易于窥测也。”
这道题其实是王阳明在为天下儒生号脉，真实再现了儒生们内心世界的两极。一方面为了世俗标准，要像伊尹那样成为当国的宰相，但同时内心又要视颜回为楷模。王阳明对考生们说，天下之事，有的貌似礼但实质上不是礼；有的貌似非礼但实质上是礼。如果不能用心去研究它们，将会产生大困惑，就不能找到通往真理的路径。
王阳明不仅在他记载的《山东乡试录》中记下自己出的题目，还提供了一份“标准答案”。我们从王阳明已经作的“条文”以及所谓的“标准答案”来看，他所看重的并不是这些前来应试的生员，而是将来束缚他们命运的体制枷锁。
主持山东乡试期间，王阳明登临泰山，面对雄奇景色与神奥变幻，他歌以咏志，挥笔写下《登泰山五首》。在诗中，他完全抛却世俗之心，展开飞翔的翅膀。当然其中也不乏困闷之作，“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置我有无间，缓急非所赖”。他甚至认为，这世间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他，或许只有孔老夫子活着，才能体会他此时此刻的心境。
主试山东时的放言无忌并没有给王阳明带来灾祸，但是也没有给他带来升迁的机遇。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来自内部的谏言已经触动不了它那麻木的神经。
弘治十七年九月，王阳明从山东回到了北京，转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掌管武官的提拔、袭替和授勋。按理说，兵部也可以给王阳明施展抱负的空间，毕竟他一直在研习兵法。但实际上，这对于王阳明来说，依然是一项毫无挑战的工作，离他内心的自我期许还隔着千山万水。
王阳明穿上了绣有鹭鸶补子的青色官袍，成了一名从六品的官员。在秩序森严的帝国官僚体系里，他总算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他所任职的武选司，是兵部最有实权的一个部门，掌管着武官的选任、袭替和功赏之事，类似于兵部的组织部门。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前途光明的岗位。但王阳明觉得，这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还很遥远。百无聊赖的京官生活并不能给王阳明带来更多新鲜的东西，尤其精神世界。京城的文人除了养尊处优，就是将大把的时间花在辞章之学上，没人在乎身心修行。体制内的金字塔结构，使得攀登者越往上越难。根据大明官僚制度的规则，五品以下官员六年才能有一次京察的机会，王阳明暂时还没找到突破的路径。既然没有终南捷径可走，自己又不愿在体制内混日子。他实在不愿与那些缺德少才者为伍，更不愿与他们一起祸害大明体制。
仕途不顺的王阳明，又重新开始在理学之路上探索，希望寻找更多的同路人。王阳明知道，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这条求索的路上，难免孤独，也会被世人视作异端。
王阳明切身体会到师友的重要性。寻找师友是为了建立一种可以与官场相抗衡的“道场”，建立起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决定开门收徒，讲授儒家的正经深义。
王阳明开始在京城开坛讲课，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讲学，让更多人关注身心之学，让他们明白，所谓圣人之志，不在辞章之上，更不在体制内的尔虞我诈中。此时的王阳明已经不再急躁困惑，内心平静而思虑深刻。
在这时候，王阳明遇到了他心学之路上很重要的一个伙伴——翰林院庶吉士湛若水。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世人称其为“甘泉先生”，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出生于广东省增城县。二人一见如故，击掌盟誓，从此在心学之路上携手并进。这时候王阳明三十四岁，而湛若水比他大六岁。
如果问王阳明在京城最应该感谢谁，答案一定是湛若水，他是最了解王阳明的人。
湛若水与王阳明一样，痴迷于道。在他的一手安排下，王阳明入驻大兴隆寺。也正是在他的一手操办之下，王阳明开启了在京师的讲学传道生涯。
明朝最著名的理学实践家有两人，一个是山西理学泰斗薛瑄，另一个是江西人吴与弼。王阳明曾拜会过的理学大师娄谅就是吴与弼的弟子，而陈白沙也师从吴与弼。
湛若水二十九岁时前往江门拜理学泰斗陈白沙为师。为表明自己献身于道的决心，他一把火将自己参加科举考试的准考证烧掉。湛若水是个很有悟性之人，数年间学问大进。
陈白沙曾在书信中对湛若水赞不绝口，说他早晚会入圣人之境。陈白沙甚至将自己讲学之所“江门钓台”作为衣钵传给湛若水执掌，并作《赠江门钓台诗》跋：“达摩西来，传衣为信。江门钓台，病夫之衣钵也！今与民泽收管，将有无穷之祝。珍重！珍重！”
弘治十三年陈白沙病逝，湛若水为他服丧三年。湛若水并不想进入仕途，后在母亲和广州府佥事徐弦再三规劝下，于弘治十七年，极不情愿地来到南京国子监入学，并在这一年春天的会试中名列第二，选为庶吉士，后被提拔为翰林院编修。
因为父亲王华的关系，王阳明在京城认识了很多名公巨卿、当世俊杰。如首辅李东阳，文学名家如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在王阳明看来，这些人只能算是闪耀一时的明星，远远称不上圣贤。
湛若水与他们不同，湛的学问只求“自得”，真正体现了圣人之学的典范，这样的人不引以为知己，天下谁人又堪为知己？多年后，提起两人的初次相遇，作为当事人的王阳明与湛若水也是感慨万分。湛若水曾在人前感慨：“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王阳明也曾对人说，自己到北京二三十年，从来没有见过此等人物。
湛、王二人之所以在万千儒生士子中视对方为知己，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精神理想。他们已从八股化的朱子理学中突围而出，奔向身心之学的自由天地。可以从王阳明与湛甘泉后来的书信往来中，窥见二人对于学问的看法。比如王阳明在《别湛甘泉序》一文中所写，“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不但心学如此，自古至今所有哲学都一样。越是简单直白，就越有哲理。过多的论证、考据、训诂、辨析，以至于人为地分割宗派，只会使哲学失去它应有的活力。
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这与王阳明的主张存在不同，连他自己也说：“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
湛若水所说的“心”，是指外在的“心”，包含着天地万物，贯穿于天地万物之中。
王阳明所说的“心”，是指内在的本心，将心排除于天地万物之外。
这段难得的时光是王阳明最为舒心的日子。与湛若水交流学说、诗词唱和，向弟子们讲授身心之学，切磋学术。在一场场面红耳赤的争论中加深了了解，碰撞了思想。每天都很忙碌，但内心却是充实丰盈的。对于体制内的权力纷争，王阳明有心无力。这时候的他甚至有了拂衣归隐的念头。他在《忆龙泉山》一诗中写道：“一夕别云山，三年走车马。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离开故乡已经三年，每天在这车水马龙的俗世中奔波。与龙泉山岩下清澈的泉水相比，人类活得是如此污浊不堪，真是让人羞愧难当。在另一首《忆诸弟》中，他更是直白地表达了自己归隐山林的迫切心情：“终年走风尘，何似山中住。百岁如转蓬，拂衣从此去。”
王阳明这时候生出隐遁之心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入仕以来，虽然岗位不断变化，可他内心总有壮志难酬的郁闷；二是朱子学说在当时具有垄断地位，而他逆流而上，提出身心之学，这难免会令世人误解，认为他是在借异端邪说为自己博取名声。
当然除了以上两点，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体制内的权力更替，让一帮跳梁小丑走上了前台。
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朱祐樘暴病身亡，年仅三十六岁。这不是位有作为的皇帝，却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和道家仙术的崇信者。
随着朱祐樘的暴亡，大明十七朝历史中最为承平的一个时代也随之画上句号。太子厚照即帝位，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任顾命大臣。朱佑樘临终之际，拉着刘健的手托孤：“太子很聪明，但年纪还小，你们要经常看着他，让他多读书，辅佐他成为一个好皇帝。”
在明朝历任皇帝中，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应该算是个异类。正因为他是个异类，才让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历史多了一段荒诞的岁月。朱厚照刚一登基，就将经筵、日讲都停了，只是在内苑里和内侍们大玩鹰、犬、虎、兔，对于大臣们的批评和建议，他的处理方式与其父大相径庭。不到一年，前朝旧臣就几乎全部被他罢免。
朱厚照十五岁登基，还是个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对这个帝国而言，他的继位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先皇（明孝宗朱祐樘）只有他这么一个皇子，无论如何，九五之尊的宝座都是属于他的。
朱厚照执政时期，帝国的权力集团分化为两大派：一派是以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为首的文官集团；另一派则是从朱厚照做太子时就围绕在他身边的宦官，以刘瑾为首。宦官集团的首领是“八虎”。“八虎”是正德皇帝身边的八个太监。刘瑾自幼进宫，是明武宗朱厚照儿时的玩伴。他靠着自己的小聪明深得朱厚照的欢心。等到朱厚照登基后，立即提拔刘瑾为内宫监。当时受朱厚照宠爱的宦官除刘瑾之外，还有另外七人，他们分别是：马永成、丘聚、魏彬、张永、谷大用、高凤、罗祥。
朱厚照两岁时被立为皇太子，终日与这八个人厮混在一起。与“八虎”相比，刘健等顾命大臣与新皇帝的关系并不好。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驱使着他们对新皇朱厚照加以规劝，帮助新皇尽快进入皇帝的角色，不要将精力和时间浪费在内苑那些珍禽异兽上。
顾命大臣们没能将朱厚照辅佐成一个好皇帝，甚至连合格都算不上。但围绕在皇帝身边的宵小之徒却很容易地就将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培养成了一个合法的流氓，一个不折不扣的玩主。如果“八虎”仅仅是陪着皇帝斗鸡走马、放鹰逐兔倒也罢了，刘瑾等人还处处干预朝政，自然引起内阁大臣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的强烈不满。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就此拉开序幕。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皇帝从一开始就没有一碗水端平，文官集团始终处于劣势。为了自保，他们只能选择反击。刘健、谢迁、李东阳等顾命大臣相继上疏批评朱厚照“视朝太迟，免朝太数，奏事渐晚，游戏渐广”。朱厚照不胜其烦，可又发作不得，只能应付了事。
朱厚照的这种态度让那些顾命大臣很不满意，他们继续上疏，话说得一次比一次重。甚至出现“近者地动天鸣，五星凌犯，星斗昼见，白虹贯日，群灾叠异，并在一时。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疮，随补随漏”这样的狠话。
所有的奏疏都只是一个主题——太监祸国。文官们搬出了本朝太祖严禁宦官干政的命令，甚至将前朝太监祸国的先例一一罗列出来。文官们越是如此紧逼，正德皇帝就越是反感。皇帝不再看大臣们的奏疏，直接扔到一边。顾命大臣之一的刘健跑到太庙大哭，为没能辅佐好皇帝而愧疚，愧对临终托孤的先帝。
户部尚书韩文每次退朝与其他同事谈起此事，都显得忧心忡忡，说到激动之处，涕泗横流。户部主事李梦阳对他说：“韩公不必忧愁，大臣们正在弹劾这批阉宦，当此之际，你应该率领大臣与其斗争，除去‘八虎’并非难事。”
韩文等的就是这句话，他一直希望有人站出来和自己并肩作战。他对李梦阳说：“你说的对，即使功败垂成，能活到我这把年纪也够了，不死不足以报国。”
第二天早朝，韩文先与三位阁老密谈，征得他们的支持，再去征求其他大臣的意见，最终文官们决定联名上疏弹劾“八虎”。于是，由韩文领衔，各部大臣联署，文章高手李梦阳亲自操刀，一篇字字如刀的《代劾宦官状疏》递到了正德皇帝面前。
文中写道：“臣等伏睹近岁以来朝廷日非，号令欠当，自秋来视朝渐晚，仰窥圣容日渐清癯，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等，造巧伪淫荡上心，或击毬走马，或放鹰逐犬，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外人交易，狎昵蝶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今照马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而不治，将来无所忌惮，为患非细。伏望陛下奋刚断、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将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
正德皇帝读完奏疏，震惊得差点从龙椅上跌落下来。他立即派司礼监太监李荣、王岳前往内阁听取意见，一天之内往返三次。为了应付扑面而来的舆论，朱厚照提出将“八虎”安置南京的主张。消息灵通的“八虎”收到消息后，惊恐之余，赶忙商讨反击策略，一致推举“巧佞狠戾，敢于作恶”的刘瑾，由他来夺取司礼监的位子，掌握实权，以便能够摆脱眼前的生死困局。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岳深感忧虑，他决定联手反虎派官员向“八虎”发起进攻。王岳生性刚直，疾恶如仇，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将刘瑾清理出宦官队伍。
王岳怂恿韩文等人，赶快向皇帝请愿，请求皇帝逮捕“八虎”。多数官员都倒向了“捕虎阵营”。礼部尚书焦芳与刘瑾有旧交，向刘瑾告密。
得到消息的刘瑾等人连夜向皇帝哭诉：“如果没有皇上恩典，我等早已碎尸万段。皇上您手握生杀大权，是生是死全在您一个人。那帮顾命大臣之所以要将我们置于死地，是因为他们要架空皇上，让您身边一个体己人都没有，好听他们摆布。”
这句话正好说中正德皇帝的心事。在他看来，如果大明出问题，一定出在那帮文官们身上。他要借太监之手来一次大换血。刘瑾见皇帝有所动容，又赶紧补充道：“陷害我们这些人的是王岳，他身为东厂提督，居然串通外廷，煽动大臣。内阁议论时，他竟然妄加表态，他这是不臣之举，真正有罪的应该是他。”
正德皇帝见这帮从小玩到大的“发小”痛哭流涕，又想到他们一直以来的忠心耿耿，心里就做出了决定。他下令抓捕王岳，发配南京。结果王岳在途中被暗杀了。
几乎是一夜之间，帝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惊天逆转。第二天，大臣们奉诏入宫，他们此时还被蒙在鼓里，安静地等待着皇帝朱厚照下达诏书。结果和他们所期待的完全相反，正德皇帝的旨意是：诸大臣忠君忧国，所言极是，可这几个奴才长期在朕身边服侍，朕实在不忍心用重典将他们治罪。希望能够从宽发落，由朕亲自处置。
既然是皇帝颁下的圣旨，大臣们就算心有不满，也不敢反驳。刘瑾开始为自己执掌司礼监展开拉票活动。他私下对其他宦官说：“如果你们推选我进入司礼监，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我会为你们摆平那些文官。”
在众多宦官的推举下，正德皇帝任命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团营提督，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张永等掌管京营军队。一夜之间，宫廷的机要、特务及警卫机关，统统落入“八虎”之手。朝臣们实指望能够联手将“八虎”踢出中央朝廷，结果却成全了他们。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获取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刘瑾更是坐上了帝国宦官的头把交椅。
内阁大学士刘健等“倒虎派”官员见无力挽回败局，只好选择明哲保身，辞官的辞官，退休的退休。正德皇帝并不挽留，做出批示：李梦阳留任，刘健、谢迁等阁臣退休。
在明武宗的庇护下，这场声势浩大的“倒虎运动”以失败收场。
“八虎”掌握了东厂和西厂，大肆缉拿曾经反对他们的官员。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朝堂，大太监刘瑾一跃成为帝国权力的真正操盘手。刘瑾在权力上的肆意妄为，使得京师流行“两皇帝”之说。同时代的文人王世贞在其所著的《国朝丛记》里将其形容为“站皇帝”。刘瑾擅权时，群臣上朝先要向东北一揖，因为刘瑾这个“站皇帝”立在那里。
大学士刘健、谢迁被驱逐之后，文官集团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们纷纷上书，要求留下刘健、谢迁。文官集团像是分了工，上次谋诛“八虎”的是北京的言官，而这次请留阁臣的是南京的言官。
在这次请留辅臣的运动中，南京六科给事中几乎全都卷入其中。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御史李光翰、徐藩等接连上奏请留刘、谢二人。南京十三道御使薄彦徽、陆昆、蒋钦等人联名上疏，要求将刘瑾等人赶出京师，重用那些贤良的文臣。
他们的泣血上奏，不仅没有感动正德皇帝，反而让他心生厌烦。刘瑾对这帮文官采取了“廷杖除名”的狠辣手段，直打得皮开肉绽。打完之后，直接开除公职，或是立即逮捕，投进锦衣卫的大牢。在受刑的官员中，最为惨烈的莫过于蒋钦。他在受刑之后被削职为民，但继续写了一份言辞犀利的奏折。其中写道：“刘瑾，窃国小贼。陛下亲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你这么做完全是在用贼坏天下事，乱祖宗法。如果你能够听进去我说的这番话，那就赶快诛杀刘瑾以谢天下人，然后再杀了我以谢刘瑾。”
蒋钦这么做，无异于飞蛾扑火，结果被关进监狱。他入狱三天后，又上奏疏，直接问正德皇帝：“刘瑾与我，到底谁对你更忠心。臣今日能做出请杀刘瑾的举动，就是舍身求仁，哪怕骨肉分离，家中七十二岁老父，不顾养矣。”
蒋钦已经铁了心，他要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唤醒昏聩不明的皇帝。可是蒋钦这份泣血的奏疏递上去后，刘瑾毫发未动，自己反要挨打。要不是内心还残存着一股忠君之气，恐怕已毙命当场。尽管如此，蒋钦还是实现了自己奏疏里所说“不愿与此贼并生”的誓言。
刘瑾指示那些行刑的太监，对待蒋钦这样一根筋的言官，下手要狠，不能留活口。行刑三日后，蒋钦死在了大牢里，时年四十九岁。
此时的王阳明在这紧张的气氛中，默默地观察着，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坐标。
刘瑾大权在握，整个朝堂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也就在此时，还是大明官场小角色的王阳明出场了。在反对刘瑾的文官中，他最敬佩的是李梦阳。他认为蒋钦固然勇气可嘉，可太过愚忠，最后贼未除，却将自己搭进去了。
这时候的文官集团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谢迁、刘健那样，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与刘瑾集团对抗。体制内永远不缺乏投机钻营的无骨奴才。在刘瑾倒台之后，从他的私宅内查抄出大量文武官员巴结他的书信。有人主张将这些人全部按阉党处置，李东阳却不同意。在当时的情况下，连自己也要屈从让步，更何况那些进取无门的中下级官员，他下令将查抄出的信件统统销毁。
此时的王阳明虽然只是一个六品官，但他的立场还是非常坚定的，绝对不做屈身事贼之事。所以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向皇帝上了封《乞侑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这封奏疏言辞平和，看上去更像是一篇晓之以理的言论。
对于一个官场新人来说，王阳明这么做有自毁前程的可能。但这就是他，一个真实的王阳明。不过王阳明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奏章能不能送到正德皇帝的手中。
王阳明要是知道自己苦心写就的那封奏章，到最后也没有落到正德皇帝的手上，他还会选择上奏吗？这时候围绕在正德皇帝身边的是以刘瑾为首的“八虎”，而身为皇权代理人的刘瑾有权批阅奏章，尤其是那些针对他的奏章，一封不落地到了他的手上。也就是说，王阳明等人的命运掌握在了刘瑾的手中。
王阳明在这封奏折中用了“去权奸”一词，虽然没有弹劾刘瑾的词句，但还是触怒了如日中天的刘瑾。他很快就被投进了监狱。刘瑾将王阳明在内的五十三个人列为奸党，昭告天下。太监将朝中大臣列为朋党的先例并不多见，而这张奸党榜，在朝中大臣的心目中，其实是一张光荣榜。那些上榜之人，都是大明的忠良。
王阳明和包括尚书韩文、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在内的五十三名言官都被打了四十大板。有人说，王阳明受刑后的伤势其实并不严重，理由是他所上的那篇奏章并没有指名道姓地针对刘瑾。刘瑾当时正试图拉拢王阳明的父亲王华，突然出了这件事，刘瑾就想借此胁迫王华。
当时刘瑾也曾经向王华做出暗示，只要王华能做出依附于自己的姿态，就可以保全王阳明，父子二人都可以得到升迁。威逼利诱之下，王华并没有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