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说，“我们决心保卫中国文化，你在中国内地摧毁中国文化，我们尽量在海外保护一小部分中国文化”。“明月”如同构筑了一堵墙壁，保藏中华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我们宝爱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价值，并非纯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我们生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吸取它的乳汁而长大，不管它好也罢，坏也罢，就是热烈地爱它。”“明月”带给他的不是滚滚财源，而是梦想成真，是声誉和满足，长期以来他都渴望着有一天办一份这样的期刊，不以营利为目的。每个月结账，有时赚一两千元，有时亏一两千元，如果赚得多了，也会在“明月”本身花去。房租、水电等费用则一直由《明报》贴补。因为创刊号受欢迎，月刊成本减低，所以他在第3期不仅增加了附录《海瑞罢官》剧本，封底还加印彩图，以符合非营利的宗旨。1976年1月，他在《“明月”十年共此时》中说：
现在阿讷十二岁了，已会翻阅月刊中的图片和一些最浅近的文字。原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夫妻二人的）和我们的刊物（我们工作人员与作者、读者们的）都已长大了。朋友们都说我们的阿讷很美很乖，也说我们的月刊办得不错。我只希望，当我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离开这世界时，阿讷（还有她的哥哥姐姐）也仍是这样乖，过得很幸福。我们的月刊也仍是像过去十年那样，从不脱期出版，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喜爱。
胡菊人说“收到好稿最快乐”，最难忘就是收到精彩的稿子，他特别记得陆铿的《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文笔内容兼美。1979年10月号大型特辑头条刊出（署名“陈棘荪”），他加了个编者按：“这是一篇踏实而大胆，情理兼备、文气如虹的好文章，谨向读者郑重推荐。”此文一出，好评如潮，美国政府赶紧翻译作为主要参考，台湾当局要军人阅读，并邀作者赴台，可见文章的感染力。
当年12月，《明报月刊》那一期的发行接近35000册，海外订户超过三分之一。这是“明月”的黄金时代，最多一期曾发行到4万多册。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72页。
二、《明报周刊》
早在1964年1月12日，《明报》就和《南洋商报》合作，星期天出版彩印的《东南亚周刊》，八开，十六页，随报赠送。以后改为单张对折印刷，改名为《明报星期画刊》，也是随报附送。
1968年前的几年，《明报》不断收到外地读者来信，要求他们出版海外航空版。这些读者绝大多数是香港出去的，他们在香港读惯了《明报》，虽然离开了，但对香港的事物还是恋恋不舍，《明报》就是其中之一。但金庸考虑出航空版的费用巨大，担负不了。“明月”一个月才出一期，又偏重学术性，无法满足这些读者的要求，所以他早就计划出版一份周报，一方面向香港读者介绍全世界一周来的大事，另一方面向海外读者介绍一周的香港新闻。他希望能集纳各地中文报刊的精华，编成一本既有娱乐性又有知识性的周刊，使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同胞可以每周一次获知中国的消息。周刊筹备了很久，配备的人力物力在同类刊物中都算得上比较充分。周刊的内容虽与日报、月刊很不相同，却也是相互辅助的：日报因为篇幅限制，很多资料和文件不能都发表，他希望由周刊来补足这个缺陷；与月刊相比，周刊则更偏重新闻性。
1968年5月20日，在《明报》九周年社评中金庸就宣布创办《明报周刊》，拖了半年，试版多次，从形式到内容一次又一次地作了调整，到11月17日才正式问世。之所以如此郑重其事，是因为他们不断提醒自己，《明报》和“明月”的读者会对周刊抱有相当的期望，不能辜负了这番期待。①当天，金庸的社评就是《<明报周刊>创刊——向明报读者们致谢》。
《明报周刊》为八开，二十页，不随《明报》附送，独立发售，定价五角。它不是香港第一本周刊，之前已有《星岛虎报》《星岛周刊》。一开始，不少人认为这个计划一定失败，周刊向来免费赠送，突然要读者出钱去买，会影响销路。而且当时的报纸，一份也不过一角，“明周”却要卖五角，无法竞争。金庸却相信自己的眼光，“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
① 《明报十周年纪念》，《明报月刊》1969年6月号，11页。
《明报周刊》创刊号
如果说《明报》“自由谈”追溯的是《申报》的“自由谈”副刊，月刊让金庸羡慕的有《申报月刊》和《东方杂志》，周刊他想过要效仿的则是当年的《国闻周报》，因为它比日报的销售时间长了七倍，比日报流传更广，及于当时中国多个偏远的省份。他说：“取法乎上未必就一定能得乎中，但想到一个光辉的榜样，似乎总有一些轨迹可循。”①
创刊前金庸想办一份偏重新闻性的周刊，但从一开始便是以娱乐性为主，创刊号的封面人物是一位不知名的日本模特，穿着黑色泳装。内容有港闻，有国际新闻，有经济，有娱乐，有戴天、陆离、亦舒等人的专栏，娱乐是重要特色，这期的新闻有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大孙女结婚、香港影星洪波在台北自杀等。
时值“五月风暴”之后，香港的秩序已恢复，经济开始复苏，“明周”的出现正好符合了市民的阅读趣味，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要。“明周”对香港的生活尤其关注，《香港的夜色是世界上最美的，但这夜色值多少钱你可知道？》《香港海底隧道的最新发展》《四十元赌马可以富甲香港》《轰动香港的万丽娟事件》《尼克逊嫁女》《马思聪嫁女记》《中苏冲突幕后大秘密》《香港总督月薪几何？》，从这些文章标题可以看出，“明周”与走知识分子路线的“明月”大为不同。
1969年下半年，因为“明周”主编潘粤生要筹办《明报晚报》，故由《明报》采访主任、娱乐版主编雷伟坡接任“明周”主编。一开始雷说“明周”是潘编的，不能接受。金庸说，潘已经不编周刊了，你是他临走时举荐的，不信可以马上打电话问问他。就这样，多加点薪，也多加点辛，雷伟坡编起“明周”来了。当时销路只有一万多本，有一点亏蚀，编辑部只有四个半人，金庸实行精兵政策，再减一人，省下来的薪水，用来补贴稿费开支，稿费提高一倍，同事写稿可以另得稿酬，多劳多得，增辟封面特写，加设封面标题……几个月下来，收支就平衡了。
雷伟坡是资深的娱乐记者，《明报》娱乐版的专栏拥有不少热心读者。为了扩大销路，增强周刊的刺激性，他大胆创新，大量聘用女记者、女编辑来采编娱乐圈新闻。《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轰动一时，是何写给前任男友、影星陈百祥（绰号阿叻）的，写信时陈还未成名，跟朋友组织了一支乐队在夜总会演出，是个标准的花花公子，女朋友成群，何不过其中之一。此时陈已在电影界出头，“何秀汶情书”恰好满足了一些市民对其过去感情生活的好奇心，“明周”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发行量。雷伟坡到处挖掘娱乐圈的秘闻，经常刊载独家娱乐新闻。由于他长期从事娱乐新闻工作，与很多影视歌星有交情，报纸娱乐版的版面又有限，所以他们更愿意向“明周”披露一些私生活和感情秘密。在雷伟坡手里，“明周”逐渐变成一本娱乐周刊，重点报道娱乐圈的消息，开创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
① 《明报月刊》1969年6月号，11页。
金庸最初不大赞同登情书，他把编辑找来骂，说人家的隐私不能登。“如果传媒只为赚钱，倒不如开个舞厅、妓院赚得更多。那时人家买《明报》，便是因为它不咸湿，不下流，不侵犯隐私。”①1971年1月17日，“明周”114期刊登《陈齐颂的情书》，说是“情书”，其实是26岁的女演员陈齐颂写给家人的信，关于她和黄天佑在美国恋爱、订婚的事。
1973年4月15日，“明周”的封面人物是香港功夫巨星李小龙。7月，李小龙猝然去世，雷伟坡立即动用全部力量进行采访和搜集资料，在最快的时间内编了一期《李小龙专辑》，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几次再版，都卖到断市。从8月到9月，“明周”好多期都有李小龙的内容，不乏独家报道，如《两个软化李小龙的女人》《林燕妮为李小龙伸冤》《李小龙事件牵连第三个女人》，252期的封面标题是《从医学观点看李小龙死因》。李小龙的死，使“明周”攀上一个高峰。这一年，19岁的台湾美女林青霞也首次出现在“明周”封面。
“明周”偏重娱乐，但娱乐不是低俗；强调生活，而不止于吃喝玩乐。“明周”与香港市民共呼吸，他们所关心的社会大事在“明周”也都有体现，只是角度更生活化和娱乐化。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明周”9月12日这期刊载《毛泽东每月薪水几何？生前最喜欢吃些什么？》，9月19日刊载《基辛格眼中的毛泽东》等。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富达出版公司2005年版，101页。
《明报周刊》封面人物李小龙
明报集团行政委员会雷伟坡（右三）、董桥（右四）、许孝栋（右一）等在开会
在雷伟坡的苦心经营之下，“明周”的发行量不断上升，到70年代，每年赢利几十万元，80年代暴涨到一两千万，1990年的广告收入就有7500万元。“明周”的成功在香港带动了一股娱乐周刊的热潮，同类周刊纷纷诞生，百花争艳，而“明周”稳居娱乐周刊的榜首。广告虽是它的生命线，但金庸说：
广告影响我们（实际影响不大）只有一宗。有一次《明报周刊》有一篇文章，关于一瓶白兰地酒，指其在港的售价远比新加坡为贵。本来该瓶白兰地酒早已在我们报纸预订了一大版广告，本报经理因此前来和我研究，看是否仍然登该篇文章。我读后，觉得该篇文章写得不错，且那酒没有理由在两地的售价相距那么远，便决定即使失去该版广告也照登。文章刊出后，该白兰地酒那版广告虽如期刊登，但后来再去争取广告就有困难了。①
正如“明月”的成功离不开胡菊人，“明周”的成功也离不开雷伟坡。
陈冠中回忆：“70年代是《明报周刊》的年代，香港人每星期日一家人上茶楼饮茶，都会带上一本，以作谈资。明星都很配合，谁要离婚，谁跟谁好，都自动在‘明周’报料，狗仔很友善，主编雷伟坡在明星社交照片下的按语，抵死幽默。当时还有《新知》等多份大开本周刊，各有卖点，但动摇不了‘明周’霸主地位。”②
“明周”成为香港历史最久、发行量最大的娱乐周刊，1982年起香港的“八卦”周刊满街都是，也没有威胁这份周刊的销路。它不仅报道娱乐消息，也报道大众关心的政治和经济事件。“明月”“明周”如同《明报》的一对翅膀，有了这两本刊物，明报集团粗具规模。金庸说，《明报》机构中，最赚钱的是《明报》，其次就是《明报周刊》。
三、《明报晚报》
“五月风暴”前夕，金庸已将《明报》的触角伸到海外，他与新加坡梁介福药行创办人梁润之合股创办《新明日报》，他是大股东。1967年3月18日，先在新加坡正式问世，4月8日又在吉隆坡出版，宣布“以文人办报方式，图发扬中华文化，促进国家社会繁荣及团结”。①起初新、马两地用同一个版，1968年12月16日起，分头在两地排印、发行，分为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不过副刊、小说的稿件则港、新、吉三地同用。在马来西亚办报不像香港、新加坡，《新明日报》在吉隆坡印妥后，需整夜开动大批货车把报纸运往别地。马来西亚《新明日报》创刊之初，就以独家连载金庸武侠小说、刊出内幕娱乐新闻及副刊、马经等特色吸引读者，每天出六大张，售价一角。从《明报》编辑部、经理部派出去的工作人员，在当地获得良好声誉。两家中文报纸在当地发展很快，不到几年就跻身大报行列，成为发行量最大的几份中文报纸之一。到1979年，新加坡《新明日报》已日销10万份，因当地政府的严格限制（外地人士只能持有新加坡公司3%的股份），金庸就将股份退出了。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48页。
② 陈冠中《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188页。
1967年9月22日，金庸又创办《华人夜报》，王世瑜为总编辑、督印人，沈宝新为总经理，社长是他妻子朱玫。王世瑜（1939— ）1961年珠海书院文史系没毕业即考入《明报》当校对，第四个晚上，金庸就叫他做助理编辑，“明月”创刊，他成为主要助手，一步步升到了《华人夜报》总编辑。
《华人夜报》最初是一份娱乐性晚报，走大众化路线，以报道吃喝玩乐为主，还有一些色情内容（不断推出香艳小说，艳情小说等），创刊不久，就有3万多份发行量。据说朱玫对《华人夜报》和王世瑜很不满，认为报纸刊登这些色情文章，有损报格，王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予理睬，双方发生争执，朱玫要求金庸立即辞退王世瑜，他左右为难，王则一气之下带着多名得力记者辞职走了。《华人夜报》难以维持，于1969年停刊。
此时明报集团已粗具规模。1969年5月21日，《明报》创刊十周年次日，金庸在《“十年辛苦不寻常”》社评中说，报庆酒会上来宾中至少有十人对他说，《明报》是自己的报纸，为自己的报纸创刊十年纪念而庆祝。有一位朋友说，“十年来，即使是台风的日子，也冒大风大雨，开了汽车去买一份”。当年10月17日，《明报》转载《星岛日报》前一天的消息，香港中文大学集体通讯中心9月进行调查，香港读中文报的居民中，有11.2%的人阅读《明报》，仅次于《星岛日报》和《星岛晚报》。
① 方积根、胡文英《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101页。
11月28日，《明报》“自由谈”刊出《<明报>晚报将创刊》一文。12月1日，《明报晚报》创刊当天，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明报>的小七妹诞生》，说由于篇幅所限，有相当多的新闻、特写、故事、分析文章无法在《明报》刊登，而这些材料内容都颇为不错，值得读者阅读，晚报将成为日报的补充报纸，日报上已有的，晚报不再重复，晚报上刊载的内容，极大多数也不能在日报上读到。晚报上的小说与散文，执笔者尽量与日报不同，他希望日报读者也能成为晚报的读者，日、晚报加起来能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比如，香港经济近十年空前繁荣兴旺，但《明报》对本港工商业的报道和服务颇为不足。晚报辟有“香港经济”版，将在这方面努力，目前版面太少，但日后将全部扩充。《明报》虽有种种缺点，但有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有独立的品格和立场，将在晚报继续保持。“大哥与七妹的气质、思想、品格是一样的，但外表、谈吐、举止却完全不同。大哥严肃些，七妹愉快活泼些，年轻漂亮些。”
从1970年1月起，他的短篇武侠小说《越女剑》、系列随笔《卅三剑客图》在《明报晚报》连载了两个月。他根据清代画家任渭长的《卅三剑客图》创作，别出心裁，依画成文，有考证，有想象，有回忆。
“明晚”介于严肃与通俗之间，以白领阶层为对象，与《华人夜报》走的是不同路线。“明晚”初期只有“香港经济版”，经济新闻占了30%，25%左右的版面刊载马经、娱乐内容，没有社评。“明晚”初创的一年半，他的大部分心力都用于晚报。1972年初，“明晚”大致定型，成为一份以经济为主的高级晚报，关注财经和股市消息，日发行量四五万份，试图与创刊于1938年8月、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星岛晚报》（10万份）一较长短，争夺读者和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