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1986年3月11日编辑委员会会议记录，短期内任命潘为副社长，王世瑜为总编辑。见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90—291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57、58、98、99、127页。
1986年，明报出版部发展为明报出版社（明窗出版社是子公司，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则是金庸独立创办的，主要出版金庸的武侠小说，与明报集团并无关系），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倪匡（卫斯理）的《钻石花》，金庸、温瑞安等人的武侠小说，倪匡的科幻小说，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农妇的杂文，张君默的散文，蔡炎培的诗集都出过。1987年开办的翠明假期有限公司（旅行社），专门经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的旅游业务，到1991年，营业额有1.9亿港币。
《明报》变成了明报集团有限公司，细心的女编辑欧阳碧发现了信封、信笺的变化，以前是白纸黑字，印着“明报有限公司”中英文和地址，十分朴素，像个素面朝天的村姑。集团成立后，信封、信笺都改成淡黄色，纸质也比以前高级了，特别设计的《明报》标志，以红色和黄色嵌入，如一轮红日傍着一弯月亮。老板也有了专用的信封、信笺，一种在“明报集团有限公司（中英文）和标志之下，印着英文LOUISCHA，下面还有一行英文小字Chairman&Publisher”，另一种只有英文：LOUISCHA，下面是英文的《明报》地址。她猜想老板喜欢金色和红色，在信封下端、信笺上端都印了金、红两色行线作装饰，他的办公室就是以这两种颜色为主色调的。②
二、“查氏字条”
金庸的英文名字叫LouisCha，国际新闻界并不陌生，称他为“查（茶）博士”，却不知这个Cha实际上要读Zha。《明报》内部，无论是总编辑还是排字房的工人，上上下下都叫他“查生”或“查先生”，背后谈到他才会用“查老板”，除了开玩笑，不大有人当面叫他“查老板”。他本人打电话回报社，也自称“查先生”。
董桥说：“我追随查先生做杂志、做报纸那么多年……我在查先生处学到的最实际的东西，是他对新闻写作与评论的技巧，以及他对编采人员的专业的尊重与宽容。他常说，那也是他从实践中学习到的修养。”①
①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后记。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66—167页。金庸唯一正式出版的社评集《香港的前途》封面也有金、红两色装饰线。
金庸自述对报社工作同人个个敬若上宾，不善于督促领导，因此《明报》内部气氛十分和谐，但不免松懈散漫，过分自由。②在《明报》工作过的人确实很少看到他发脾气，他平时话不多，喜怒不形于色，那张四四方方的国字脸给人一种严肃木讷的感觉。在欧阳碧眼里，他是典型的江南人面孔，一说起话来便带着微笑。不论他讲什么，都是一副笑眯眯的脸孔。不过，笑尽管笑，他想要做到的事，他会全力以赴排除万难去实现。不喜欢他的人，背后称他为“笑面虎”。③
他笑起来，双眼连成一线，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上带着庄重含蓄的表情。④有人说，“他不说话则已，一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密不透风，显然思维敏捷活跃”。⑤其实，与他熟悉的人都说他不擅辞令，不是那种讲话滔滔不绝的人，与他善于写作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与他做过多次对话的池田大作说他“质朴寡言”。倪匡说他讲话一向不多，广东话、国语都不行。⑥“他讲话很慢，似乎每字每句都要经过细思才说出来。有时，给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真教旁人替他着急。”1975年第一次在一忽然座谈会上见到金庸，沈西城就留下了这样深刻的印象。⑦
主持偌大一个明报集团，他另有高招，要交代员工办什么事，有什么指示或意见，或与作者交流意见，他喜欢以笔代口，写字条。
他的字条通常写在明报的便笺上，还有固定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后列出要办或要解释的事，若事情超过了一项，就会标明号码，逐项详细开列，下款常常只署一个“查”字，还有日期。有时上面还有“社长意见请传阅”的刻印字样，然后发给各版编辑。他的字很像瘦金体，笔画分明，工工整整，属于最受排字房欢迎的字体，如同他的性格一样一丝不苟。①
① 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110—111页。
② 金庸《与读者诸君共同进步》，《明报》1973年5月20日。
③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7、204、224页。
④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15页。
⑤ 熊光楷《往事悠悠寄书香》，《羊城晚报》2008年3月16日。
⑥ 李怀宇《访问历史》，78页。
⑦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0页。
1986年4月，欧阳碧受命做《明报》的质检工作，就是检查报纸质量并比较与《东方日报》《成报》等报的差距，具体工作金庸就是通过这样的字条交代的，包括各个版的错字、错误标题、同一新闻的处理、优劣比较等。在她递交的书面检查报告上，他也会用红笔在空白处写下意见，每份“红批”过的报告，还要传给总编辑、副总编辑、各版编辑，他们阅后都要签名。因为编辑部对于报纸检查工作有抵触情绪，一段时期下来效果甚微，他不大高兴，当年8月下达了一张字条：
欧阳小姐系本报所聘请检查日报版面的专职人员。她检查的报告，经本人详细批阅，错误或不妥之处，经本人改正。但编辑部对此似乎极少反应，指出后的错误仍一再重复，令人失望。
如果对她的“检查”或对本人意见有不同意见，请随时提出，胜于不闻不问，甚至不看不理。②
1990年12月27日，他给董桥等人一张字条：
董桥先生：
编委、编辑、校对各位：
本报不要用“若果”，这是广东方言，不是正统的普通中文。本月十七日我写的社评中，两个“如果”都给改作了“若果”，相信因为我草书的“如”字，校对先生以为是“若”字之故。以后一般文章中都不要用“若果”……
请编委各位研究一下。
查
九○、十二、廿七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5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24—26页。
金庸的字条
他还加了一句：“可用‘若’‘倘若’‘如果’，但不用‘若果’。此为习惯，无理由可说。”①
语调虽然客气，却是不容商量的口气，是一种指令，这也算金庸特色的“字条治报”吧。
就是向专栏作者约稿，金庸也喜欢写字条，李文庸就收到过金庸邀请他为《明报》副刊写一篇小说的条子。
数十年间，金庸在《明报》到底发出过多少张字条，早已无法统计，数字必定相当惊人，如将这些字条集在一起，不仅可以给《明报》，也可以给报业史、传媒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活资料。他以字条来管理报社事务，庞大的明报集团就是在他一张张字条下成长起来的。
他自称：“我管《明报》其实是很独裁的，我拿起稿就改，由头改到尾。”《明报》是他的“一言堂”，他说一不二，几十年来他的合伙人、老同学沈宝新都是听他的。“在香港办《明报》我是主要投资人，拥有报纸百分之八十的股权，另外一位拥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东沈先生是我在浙江读中学时的老同学，我们是好朋友，他从来不反对我的意见。我做董事长、社长、总编辑、社评执笔人，什么事都是说了就算，不用讨论。”
他一个人说了算，好处之一是效率高，反应灵敏，编辑部下午打电话到他家里：“查先生，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我们怎么反应？”他在电话里回答：“即刻出版号外，评论与做新闻都谴责政治上的恐怖行为。”“但我们反对美国打越战啊！”“那是两回事，美国打越战，照样反对。但反对行刺肯尼迪。谁有美国签证，即刻订机票去华盛顿采访。”“好的。×××有签证。”“就派他去。叫他来听电话，我来告诉他怎样采访。”
金庸表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80年代，在香港未来政制的安排上，《明报》其他社评执笔人的立场和他并不一致，但必须照顾他的立场，《明报》主要只能体现他的立场，因为他是老板。在他看来，“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我在主持《明报》时，关于香港回归后行政长官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的问题，和主持编务的编辑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极抵制，我并没有即刻将他解雇，仍保留他的职位，但不让他处理实际工作了，换一个听话的人来做。”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5、336页。
但金庸给漫画家尊子保留了一个“特区”，尊子可以对他有关香港前途的观点进行讽刺、批评。
查良镛谈吐温文，但性格可说刚多于柔，强多于弱。明报系列是他的王国，他的作风有点像帝王，永远礼数周到，但休想影响他的决定一分一毫。
他是个天生便有权术的人。在他的王国内，没什么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
他创下了文人办报不但不倒，而且极度成功的先河。……②
这是《明报》专栏作家林燕妮说的。黄霜也说金庸“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
另一位给《明报》写专栏的李文庸说：“金庸表面上不苟言笑，冷漠肃穆，再加上他有一副不怒自威的尊容，使属下见到他的时候，噤若寒蝉，《明报》机构上下百余个职员，在背后都以‘主上’称呼他。”有一次李文庸跟一位《明报》资深女职员一起到金庸办公室，亲眼看到女职员小心翼翼地“侧坐”下来。其实，他从来不呼喝斥骂下属，连语气重一点的话都没有。③欧阳碧在金庸的办公室亲眼看到，被任命为《明报》总编辑的王世瑜与他用上海话交谈，对他毕恭毕敬，无论他说什么，都会一面点头，一面非常肯定地应道：“对对对，是是是。”④在他手下办事接近五年的吴霭仪就说：“我很怕他。”当她做《明报》督印人时，想改革高层的人事，金庸对她很不满，认为她“野心很大，想独揽《明报》”。在有关香港问题的争论中，他们之间也有着尖锐的分歧。⑤
① 金庸《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新闻记者》1999年12月，19页。
② 林燕妮《偶像画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4页。
③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8—109页。
④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57页。
⑤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306页。
1975年8月，金庸对外界说：“我个人对经营工商业的兴趣不很浓，主要还是喜欢看书和写作，我时常为行政工作太多而感到烦恼，老是设法减轻这方面的工作。”“何况《明报》机构发展至今已上轨道，各部门的员工也很合作，香港的经理沈先生很能干，他负责经理部门全部的工作，我从不干预他的决定。……而争取较多时间来读书、写作，譬如撰写每天的‘社评’。”①
实际上，有些事金庸管得很细，连排字房的工作都要亲自过问，或许“五月风暴”时被换版的往事让他记忆犹深。《明报》副刊请专栏作者也要通过他，不仅副刊编辑，就是总编辑都无权决定，都得他来批准。约稿、组稿，甚至修改稿件他都要管，有时甚至把稿子通篇都改掉，引起过作者的抗议。林燕妮回忆，“以前《明报》副刊的稿全部都是由他选定的，副刊老总并无约稿的权力”。②副刊编辑只不过扮演催稿、清大样和校对的角色，不会删改作者的稿子，也不愿主动与作者联系，相当于高级校对。1966年进入《明报》、长期担任副刊编辑的诗人蔡炎培因此被戏称为“蔡校书”。倪匡说：“查良镛当他那张《明报》是性命，是宝贝，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
金庸告诉欧阳碧：“副刊是一张报纸的灵魂，港闻和国际电讯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副刊做得出色的话，那张报纸就会与众不同。”他在《新晚报》《大公报》就是编副刊出身的，把副刊看得很重，甚至亲自来抓，不仅制定五字真言（“短”“趣”“近”“快”﹝后改为“物”﹞“图”五字）、“二十四字诀”（“新奇有趣首选，事实胜于雄辩，不喜长吁短叹，自吹吹人投篮”二十四字），而且手书贴在副刊编辑部。
金庸手定的“五字真言”被视为不得外传的秘诀。1988年10月20日，他给编辑部所有编辑写字条，“唯副刊依赖外稿，不完全受编辑控制”，重申“生动活泼、吸引力强”的方针，同时要他们注意：
在与各位作者联系时，只可告知我们的希望与要求，不可将我们的方针原文全部内容和盘托出，因此系本报重大业务，不能让竞争者知悉。①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40页。
② 林燕妮《偶像画廊》，4页。
《明报》有个“明窗小札”专栏，许多编辑方针和政策，如不想太正式地向外公布，往往会用“徐慧之”名义（主要是他执笔）在这里透露。②
对专栏作者在其他报纸写专栏，金庸也很在意，不愿作者用同一笔名在他报出现。《明报》工作人员要在其他媒体写专栏或做主持，都要经过他的同意。1988年，欧阳碧应《星岛晚报》之邀开专栏，向他报告，他写字条说：“同意，一般原则是最好不用与《明报》相同的笔名。若已用，也可。”③
《明报》员工对报社有任何意见，都可直接给金庸写信，记者稿件被版面编辑删改会写信给他，编辑想要加工资会写信给他，辞职也会找他。还会有人给他打小报告，说某某人背后在报馆内骂他。他很清楚，“《明报》内部所有的人只听我一人的话，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④
《明报》二度易主之后，马来西亚报业大亨张晓卿曾诚意邀请金庸出山，任名誉主席，他要求有实际的指挥权，遂为另一些人不喜，只好作罢。
有人说，《明报》是20世纪后半叶香港“文人办报成功的典范”，金庸说：
文人办报，文人在组织编辑采访当然是好的，但是办报主要是企业家的工作，比较困难，对文人来讲，就不会做。……管理一份报纸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单单是中国文学，就很难办报了。……香港社会是一个很商业的社会，学中国文学、西洋文学的，他自然而然接受到工商业的熏陶，这些文人到了香港社会中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人了，工商业跟企业管理他也有知识，所以在香港文人办报的可能性比较大。⑤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24—26、173页。
② 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③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80、81、82、86页。
④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2—283、286页。
⑤ 李多钰《金庸VS文字暴力》，《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日。
三、“很抠门的老板”
1970年，《明报》每天出纸2.5大张，1980年5至6大张，1990年超过了10大张。对于《明报》的成功，金庸说：“我想，我成功的地方是喜欢思考，不墨守成规，遇到有困难时，通常很快就找到解决的办法。不过，我却不是个能搞大生意的人。搞大生意的人对金钱很重视，对赚钱很有兴趣，但我对此却常是糊里糊涂的。”其实，他一点也不“糊里糊涂”，而是非常精明，他对金钱非但不是没有兴趣，而且非常在意，甚至可以说锱铢必较，他在《明报》内部一直被视为“很抠门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