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千年一坊:水井坊千年醇香
1192800000004

第4章 遍地水井酿出千年一坊(1)

$序言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讲究风水的民族,风和水对一个地方的滋养比什么都重要。

有了生生不息的都江堰,才有了让成都人为之骄傲和自豪的锦江,成都生活在水网之上也才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都江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人文走向,因为这里的水可以为这座城市酿造美酒,滋养着这座城市的休闲和安康。

自李冰父子以来,成都历任官员都以李冰父子为偶像,或多或少地以治水为使命,并将之发扬光大。两千多年过去了,一直到今天,“江环城中”的格局也没有变化。也就是说,绕膝成都的“二江”,自唐代开始就已经是很宽很深的了。

如果把老成都的桥像汉代的书帛一样一座一座串起来,足足可以串成一车厚厚的书。单单一座万里桥,经粗略梳理,便留下一大堆文字,何况成都的两百座古桥乎?

历朝历代的成都人,与水亲近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家园里的那口老井。今天,在不少“老成都”的记忆里,还存留在开门就是井,开门就见水的惬意生活里。

汉代古井在成都市区范围内已有数量众多的发现,而且在已经发现的“古井”中也以汉井居多,它们就像草垛布满田野一样布满壮丽的汉代成都城郭。正是这些潜移默化的耳濡目染,奠定了千年成都独特的魄力与气质。

我们可以惬意地想象,汉代成都人的日常生活,一定是在吱吱呀呀的轱辘声和井水的清凉中度过的。

$李冰的“二江”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人文走向

中国的白酒有着独特的传统和唯美的工艺流程。这种在外人看来极其神秘和艺术化的流程,成为不少专家学者和仁人志士追捧的对象。中国自古以来是个讲究风水的民族,风和水对一个地方的滋养比什么都重要,大到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家族,这是居家过日子最为重要的内容,不得不讲究的。

水和空气一样是万物的生存之源,“逐水而居”是远古以来人类筑城的基本原则。对酿酒而言,水几乎成了决定酒的品质好坏的全部条件。佳酿必有美泉,水井之类的设施是酒坊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中国名酒茅台、五粮液、郎酒……哪一款不是依靠优质的水源而成?水井坊自不必说了,从岷江流经锦江的雪水,给足了成都丰富的地下水,这是水井坊成为千年一坊的首要条件和必备要素。

前一章重点分析了都江堰灌溉千年成都,成为天府之国的源头,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天下粮仓,这样才能诞生像水井坊那样优良的窖池。试想,如果老百姓食不果腹,哪有多余的粮食酿酒?佳酿又怎能应运而生?

本章,我们将重点探讨像威尼斯水城一样的“东方威尼斯”——成都水城。“水是酒之血”,好酒离不开好水,从丰富的“水元素”也可看出这座城市成为千年酒城的“酒元素”之根之本。

要说清楚成都丰富的“水元素”,首先得弄清楚李冰当年修成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灌溉了成都哪些河流。应该说,自秦李冰开凿都江堰、“穿二江成都之中”以来,经过累代演变,成都逐步形成了府河与南河(通称锦江)环抱古城垣的独特格局。

西汉司马迁《史记》载:“蜀首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曰:“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南北朝任豫《益州记》称:“二江者,郫江流江也。”

上述记载虽然文字上有所不同,但都把“成都二江”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应该说,李冰在考虑都江堰系统工程的时候,就已经把成都的“二江”作为都江堰水系的一个重要部分渗透进去进行总体考虑。也就是说,自李冰时起,都江堰工程的渠首枢纽与成都“二江”早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没有渠首枢纽,都江堰怎能化害为利?而没有成都“二江”,都江堰怎能滋润天府?这正是李冰和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伟大之处。

成都的“二江”——府河、南河,历史上合称“锦江”。流江(检江)即流经成都的南河,其上游为走马河;郫江即流经成都的府河,其上游河段,有的学者认为是柏条河,有的学者认为是走马河分支油子河。流江在西晋时就有“锦江”之称,郫江在唐末建成都府后,有“府江”之名。唐代,蜀锦名扬天下,织锦后,少女们拿着锦缎到锦江濯锦,从那时起,文人骚客们都把府、南二河统称为锦江。一直到了明、清时,锦江才有了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锦江仅指南河的浣花溪至合江亭。历史上的“二江”,其规模要远比现代的府河、南河更大,以至于一些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竟视“二江”为岷江正流。所以,这“二江”环抱,宛如两条巨龙捧珠,成都才可能发出它水盈盈的光泽。

“二江”是怎样流经成都的?历史上是二江并流,“双过郡下”,除了《华阳国志》的记载外,还有诗赋为证,西汉扬雄《蜀都赋》:“二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西晋左思《蜀都赋》:“带二江之双流”;唐李白《登锦城散花楼》:“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唐岑参《登张仪楼》:“楼南两江水,千古长不改。”

成都的城市水利以“二江”为先导,经历代不断完善形成府河、南河环抱城垣,金河水系支纬城中,池塘水井密布城区的格局。城内家家临水,户户垂杨,拱桥涟漪,街衢通幽,舟楫往来,穿梭其间,宛如苏杭水乡之景,一派天府之国的美好与富裕。这些城市水利设施,发挥了供水、排水、泄洪、蓄洪、水运、水产、娱乐、消防、防御等诸多功能,成为城市生存与发展的命脉。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人文走向,因为这里的水可以为这座城市酿造美酒,滋养着这座城市的休闲和安康。

翻开成都城区地图,在密如蛛网的街巷中,锦江(府南河)犹如蓝色的“锦带”,迤逦着环绕而过。“检江”、“郫江”碧波如带,环绕南城而东流。难怪成都汉代大文豪扬雄形容为美人头上的一对耳环:“二江珥其市”。“二江”灌溉三郡,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蜀都赋》),成为“沃野千里”的“陆海”,“水旱从人”的“天府”,在西蜀大地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事实上,“二江”不仅构筑了一水通天下的黄金水道,还沟通了西部与东部的联系,促进了成都的经济繁荣,提升了成都的经济地位,在古蜀之都创造了辉煌的城市文明。

两千多年过去了,一直到今天,“江环城中”的格局也没有变化。历史上,成都“既丽且崇”,“亚以少城,接乎其西”。东为大城,西为少城(清代时为满城),中为皇城,三城的地下,则是一片科学有序、密布全城的地下水网。与其说是盘踞成都的历代统治者修筑了成都这座城市,还不如说是李冰父子给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和走向。

$绕膝成都的“二江”,自唐代开始就已经是很宽很深的了

自李冰父子以来,成都历任官员都以李冰父子为偶像,或多或少地以治水为使命,并将之发扬光大。实事求是地讲,有了李冰父子将都江堰水引入成都的千秋大业,其后的治水难度就小多了。虽然有了前人的经典治水理念,但怎样让水更好地滋养一座城池,却并非每一位官员都能咀嚼得透的。有幸的是,成都迎来了那么多既懂水又善于治水的历代官吏。著名水利专家、成都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陈渭忠对此颇有研究,他曾专门撰文描述成都历代官员的治水逸事和治水方略,让我们从他提供的大量史料中,看个究竟——

一千多年前的贞元元年(785),韦皋(韦南康)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于成都开凿解玉溪。自城西北角引郫江水入城,经大慈寺流至城东又汇入郫江。由于洪水期夹带一些泥沙沉淀于溪内,其细沙可打磨玉石,故名解玉溪。《大明一统志》有史为证:“解玉溪在大慈寺南,与锦江同源,唐韦南康所凿,有细沙可解玉,寺有玉溪院”。就是今天,我们仍可从合江亭畔“解玉双流”飘逸的书法中,找到其影子。

韦皋之后六十余年的大中七年(853),白敏中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府尹,又开凿襟河,又称禁河、金河、金水河。宋席益《淘渠记》记录下了这段史实:“唐白敏中尹成都,始疏环街大渠,其余小渠,本起无所考,各随径衖,枝分根连,同赴大渠,以流其恶。”对这段史实,明清史料都有相应的文字佐证,明刘侃《重开金水河记》载:“成都环锦江为池,江之支纬城中,曰金水,开自唐白敏中,厥后废兴无征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金水河在府城内,志云:唐白敏中开,环络街市,谓之禁河。其后相继开浚。”清嘉庆《四川通志·山川》:“金水河在城内,自城西入,自城东出,而入大江(即府河)。”

至此,解玉溪居城北,自西北向东南流;金水河居城南,自西向东流,其下游与解玉溪汇合后,出城东,入府河。经陈渭忠先生考证,其后,两条河都兼具供水、排涝、泄洪、通航等综合功能,系城区骨干水道,并与位于城市中心的摩诃池沟通,构筑成完整的河湖水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一时期营造出了成都市历史上的最佳水环境。

唐僖宗乾符三年(876),节度使高骈,为防御南诏入侵,修筑罗城,建縻枣堰,废府河九里堤以下南流河段,改为绕城北、城东而流,至合江亭与南河相汇。清嘉庆《四川通志》引《旧志》称:“自高骈筑罗城,堰縻枣,分江水为二道,环城东而出,唯余一脉,自城西北铁窗潜流入城。”文中“唯余一脉”系指金河,而解玉溪因府河改道北流,水源被截断,成为无源之流,只有排水功能,逐渐荒废。至此,成都二江由“双过郡下”变成环抱城垣。

建于隋代的摩诃池,一名龙池,又名龙跃池。唐代已可泛舟游乐,不少诗人墨客,游池后都曾写下赞美的诗句:“摩诃池上春光早,爱水看花日日来”(武元衡);“画舫轻舟柳色新,摩诃池上醉青春”(高骈);“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来往碧波中”(花蕊夫人);“摩诃大池苑,一过一销魂”(陆游)。据《蜀梼杌》记载,前蜀主王衍出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仕女,珠翠夹岸。”又据《岁华纪丽谱》所记,宋代南门万里桥一带,有数十艘彩船嬉戏其中,称“小游江”,浣花溪一带,游船更多,称“大游江”。在笔者的记忆中,民国期间,府南二河的民间游乐活动依然热闹:四月初八,鲜鱼放生;五月端阳,龙舟竞渡;七月盂兰,水上河灯。

时光流泄到五代末至两宋,此时成都处于暴雨洪水的多发时期,城市水系频遭水毁,或垮塌或淤塞。宋代,成都的地方官大多重视城市水利。开宝初年(968),知府刘熙古加固縻枣堰堤;元丰七年(1084),知府吕大防整治郫检二江(今府南二河),对解决城市防洪问题,改善城市水环境功不可没。绍圣初年(1094),王觌任成都知府,全面整治城市水系。

大约又过了一百年,城市水系,日渐淤塞,一遇雨季,积潦满道。北宋大观二年(1108),成都知府席旦发动民众疏淘沟渠。南宋席益《淘渠记》载:“大观丁亥年(1107),益之先人镇蜀,城中积潦满道,戊子春始讲沟洫之政,居入欣然具畚锸待其行。”“既淤泥出渠,农圃争了以粪田,道无著留。至秋,雨连日,民不告病,士夫交口称叹。”席旦疏淘城市河渠,使沟洫畅通,既减轻了洪涝灾害,又改善了环境卫生,还为农田积累了肥料。

三十年后已进入南宋时期,绍兴八年(1138)春末,席旦之孙席益任成都知府,该年夏暴雨成灾,瘟疫流行。次年岁首,席益测量绘图,整治城市水系,并作三道斗门,以节制水量。

宋末元初,宋元之间在四川盆地的战争连绵五十年,蒙古军三次攻入成都,使成都城池毁灭,人口锐减,城市河湖水系遭到重创。自此,解玉溪消失了,摩诃池淤塞了。

明朝取代元朝后,洪武十一年(1378),明太祖朱元璋册封十一子朱椿为蜀王。洪武十八年(1385),朱椿将大半个摩诃池填平,在五代前蜀后蜀皇宫的旧址上建造了一座占地五百八十亩的蜀王府,四周有砖砌的内城墙,成都百姓称之为“皇城”,并沿内城墙外侧开凿御河,作为护城河,御河外另筑萧墙。

这时的“二江”,肯定比今天的锦江要宽要深。是时,《马可·波罗行纪》里关于成都二江的描写称,流经成都的江很大,河面宽可达半英里(约合八百米),河中船舶舟楫如蚁,运载着大宗商品,往来于这座城市。这一描述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相映衬,也就是说,绕膝成都的“二江”,自唐代开始就已经是很宽很深的了。

明正德《四川志·蜀府》:“太祖高皇帝治定功成,乃封第十一子于蜀,建国成都。”洪武十八年,景川侯曹震等奉谕修造蜀王府,“砖城周围五里,高三丈九尺。城下蓄水为濠,外设萧墙,周围九里,高一丈五尺。”“蓄水为濠”,表明御河始成初始,主要靠蓄雨水,尚未与其他河系沟通。环绕皇城的“濠”称御河,其河岸自然称为御河沿、御河边,故至今犹有东西御河沿街、御河边街之名。萧墙的北墙为今羊市街、西玉龙街;南墙为今东御街、西御街;东墙为今顺城街;西墙为今东城根街。萧墙“南临金水河,为三桥九洞以度。桥之南设石兽、石表柱各二,红桥翼其两旁”。金河上的三桥均为拱桥,川字并列,1952年拓人民南路广场,将三桥并为一桥,后改为穿人民南路的地下通道。

$“二江”似一位哲学大师,见证着朝代更迭,潮起潮落

明代中叶,金水河淤积已十分严重。这些可以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成都知府刘侃的一些历史记载中找到印证。他在《重开金水河记》中这样写道——

嘉靖乙丑,侃来守是邦,阅金水仅仅如线。河之深若广才咫尺,雨潦无所归,蜀人患之。

历史又载,嘉靖四十五年(1566)春,谭纶任四川巡抚,到任后首先“周览锦城”,见金水河荒废,“乃属侃而诏曰:吾将复金水之故。顾酾其流也,孰与溯其源?”某日,谭纶率领藩台臬佥,成都府县及驻军统帅,沿金河实地查勘后,分派成都府县及驻军整治金水河。“明日戊申,万锸俱兴;又明日已酉,渠成而江入隍。”引水渠疏通后,江水进入荒废的河道;“越二日辛亥,汰河之雍,广三尺有奇,其深三之一,而河成。”“匠各以所征至。为石堰一、闸一、桥一于其渠;坝一于其隍。”应征而来的工匠在河渠上建成河坝、石堰、水闸、桥梁各一座。金水河整治后面貌焕然一新,“由是釜者汲,垢者沐,道渴者饮,

者洴澼,园者灌,濯锦之官,浣花之姝,杂沓而至,欢声万喙,莫不鼓舞。”造膳的,沐浴的,口渴的,漂洗丝棉的、浇灌园圃的、濯锦的,浣纱的,纷至沓来,金河之上一片欢腾。

明末清初,明军、清军、农民义军、地方武装在成都平原的争夺之战,长达三十七年之久,为成都带来毁城之灾,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清政权巩固之后,倡导水利,首先致力于大修都江堰,雍正八年(1730),都江堰灌溉面积已恢复到七十六万亩,雍正九年(1731),四川巡抚宪德、成都知府项诚着手整修城市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