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刘宗周的学养工夫是否获得了成功，可以把生死看成“寻常事”呢？这是很难说的。他的学养无疑会使他养出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但一个人只有当真正面临死亡的威胁时才算真的体验死亡的考验，日用工夫终是隔一层的。这一点刘宗周在他中年的时候遇东林党祸时就已经意识到了。天启五年（１６２５），东林人士杨涟、左光斗及其好友魏大中等人被阉党杀害。刘宗周极其悲痛，“作《吊六君子赋》，上述诸贤正直之概，下数逆阉毒忠之辜，悲歌慷慨，若旦暮从游者。一日，遗书高攀龙言及之。攀龙答书曰：‘此何异公子无忌约宾客入秦军乎？杜门谢客，此为正当道理。彼欲杀我，岂杜门所能免？然即死是尽道而死，非立岩墙而死也。大抵道理皆平常；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想公于极痛愤时未思之也。’先生然之，遂辍讲遁迹，一意韬晦。”刘宗周给高攀龙的信已经遗失，但从高攀龙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刘宗周当时出于激愤有赴死之意，高攀龙认为这种求死之心没有必要，甚至是害道的。从高攀龙“大抵道理皆平常”这句话看，高攀龙对将要面临的死亡倒是很泰然，也没有激刘宗周同道赴死，相形之下当时的刘宗周倒是显得很冲动。那么当时有赴死之心的刘宗周真的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吗？还没有。次年（天启六年，公元１６２６年）高攀龙已经自沉止水，阉党气焰正盛，“缇骑至苏州，逮周顺昌，士民愤激，殴杀缇骑一人，余党窜至浙江，将逮黄尊素，不敢东渡钱塘。督抚移檄绍兴知府，一时误传为逮先生，家人惶遽，先生慰之曰：‘勿恐，宁今日而知有是乎？’安坐待之。明日始知逮尊素也。尊素就逮至郡，先生饯之萧寺，促膝谈国是，危言深论，涕泣流涟而别……先生返谓门人曰：‘吾平生自谓于生死关打得过，今利害当前，此中怦怦欲动，始知此事心之功未可依傍承当也。’遂携子汋课读于韩山草堂，专用慎独之功。”从这段记载看，刘宗周对于死，虽然早就有了准备，在家人面前也显得很镇静，但这只是尽量沉住气，不露马脚，而事实上心头仍不免有些紧张，“勿恐，宁今日而知有是乎？”这句话也是说给自己的。然而，他的定力并没有完全压住这种恐惧，因此就产生了明显的生理反应，“此中怦怦欲动”。这种生理反应是非理性的，是潜意识的非语言表达，刘宗周的潜意识并不想死。他纵然痛恨阉党，但对于死亡却仍心存恐惧。平时的学养在死亡到来的时候没有完全管用，使得刘宗周认识到自己的治心工夫还是不够，于是又到韩山草堂去修慎独之功了。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宗周是用慎独工夫来培养定力，并用这种定力来对抗面临死亡时的恐惧。这种定力是对气和念的把握和驾驭能力，它的培养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和自我说服，即从上面抑制和从下面瓦解。除此之外，人还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通过从往圣先贤那里寻找榜样来获得能量。有时候，这种能量是依靠对“贪生怕死”的贬损所造成的认知失调来获得的。其实，人们在用“贪生怕死”这个词时无疑加入了一种价值判断，含有贬义，这种贬损的意思常常起到一种驱人赴死的作用。
真正看破生死会使人感到自由和放松，但是这又谈何容易？有勇气去死的人未必能真正懂得生死，因为真正看清生死需要的不是勇气，也不是似是而非的自我安慰，而是需要很高的智慧和修养工夫。刘宗周“大身子”的观念可以视为这种努力。这种“大身子”
的思想如果没有获得亲证，那就还是停留在自我暗示的层次上，是一种通过意念以人合天的努力。他的这种努力虽有一定层次上的体认，但如前文所说，仍是以意造境，而非亲证。如非亲证，其所论则恐是“造道之言”。
虽然“造道之言”也有对抗死亡恐惧的作用，但正如刘宗周所知道的那样，这种恐惧并不是靠观念就可以克服的。刘宗周希望用超越个人生命的态度和方法面对死亡，他的体认虽然亲切，但因是以意造境，所以还是有些“幻相”的成分；他超脱死亡的依据是独体，但此独体实际上也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源自于自己真实的生命。
因此当真正要面临死亡的时候，虽然他有坚强的意志和赴死的激情，但心底难免仍然会有犹豫，有冲突。在他的意志坚定地选择了死亡的时候，仍然有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挣扎着，这使得他的殉国过程显得格外的漫长和残酷，生与死之间的抗争在刘宗周的最后时刻真实地上演着。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生命和意志都以自己的不妥协消耗着对方，他的生命每做一分钟的挣扎都要以巨大的痛苦作为代价。
最后，生命的能量先被耗尽，一代思想家刘宗周“完节”而死，他用生命的代价诠释和证明着自己的思想、维护着对他来说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虽然我们对刘宗周最后是否真正“证道”是有保留意见的，但他的努力和执著，以及在最后时刻的纵身一跃扑向死亡并和自己的生命扭打在一起所产生的震撼，不能不令今天的我们感慨系之。“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二、刘宗周之死
伤哉，吾今之出处！计日居官计月旅，至此还家不计年，北望长安泣如雨。扁舟一日辞津门，京东兵事杳不闻。元戎十乘出禁幄，诸道联师走只轮。悬知此日凯歌旋，庙堂新策凌烟勋。果尔老臣遂南下，追惟往事不可论。一自渔阳报鼙鼓，□尘动地分道奔。西逼三晋东全齐，纵横千里烟无村。名藩大郡皆失守，殉及高皇之子孙。此时天下多勤王，总以两督恇莫当。
突骑出前数百里，撄城画地如处囊。料敌计从饱飏去，子女玉帛委道傍。争戒行间莫浪战，天子三驱开一面。尚方续赐金帛多，赢得全师为彼殿。零星功级上幕府，都是良民头颈贱。一场兵事今且休，百万生灵付蹂躏。独留老骨归故人，鼎镬已避锋刃见。君不记，己巳之役祸伊始，破城破堡三两耳。迨及丙子与戊寅，渐入以深畿辅止。屈指今年锋所向，一往破竹无留杖。只今天幸良已邀，转眼秋高敌马壮。况及流氛荡全楚，征兵饷江南苦。流离载道不忍见，劫掠公行无净土。吁，嗟乎！
天王明圣宰臣贤，方召韩、范亦比肩。谁谓戎首不可问，应教截取老臣头以谢宵旰！
这是刘宗周在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被罢黜离京后写的一首《伤哉行》，读罢让人动容。他的激愤和无奈溢于言表。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首诗中看到晚明社会的混乱局面，看到一个传统的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对国事和被罢黜的不满。钱牧斋说：“兵兴以来，海内之诗弥盛，要皆角声多，宫声寡；阴律多，阳律寡；噍杀恚怒之音多，顺成啴缓之音寡。繁声入破，君子有余忧焉。”刘宗周的感受是真，钱牧斋的睿见是明，刘宗周的诗里的确弥漫着不祥之音。
刘宗周最后一次离官是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九月十六日。这次离开的是南明弘光小朝廷，依然满腹的凄凉与愤懑。在给太宰李缉敬的一封信中他说：“仆在官一月而罢，出此身于千锋万弩间，苟偷一日之生，终当以一死报君父。”刘宗周已经有了死的打算。其实国家的灭亡、先帝崇祯的自尽早已给刘宗周造成了强烈的刺激，引发了他强烈的罪感：“先生下野后，杜门引罪，每以身余一死为憾。
语及北变，辄怆然流泪曰：‘吾安得从先皇帝于地下哉？’自闻变至没齿，皆蔬食不茹荤。有《答开美书》，谓‘此番出处，大是愦愦。
时命之穷，只合待死，无第二义可言’矣。”刘宗周当时之所以还没有真的殉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对他所厌恶的弘光小朝廷还抱有希望，这从他次年二月完成的《中兴金鉴》中可以看出。但是他最终的希望所系还是破灭了，福王不久便被执杀，监国的潞王也要具款请降了。刘宗周得知这个消息是在弘光元年（１６４５）六月十五日，此前两日杭州已经失守，看到最后的希望已经破灭，悲愤的刘宗周遂下了殉国守志的决心。《年谱》记载：
十五日午刻，先生闻变（即杭州失守，潞王请降），时方进膳，推案恸哭曰：“此予正命时也。”遂不食，僵卧榻间。子汋流涕奉糜以请，先生挥之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分然义也。”有顷，余姚张生应烨，吕生滋请见言事……曰：“今日系天下望者，先生也。潞藩虽降，浙东尤有鲁、惠二王，宗室有楚将军，先生何遽言死？闻黄石斋越在近郊，曷不择诸王贤者，与黄公间道走闽，檄郑师以海师直捣南都？如此，则吾浙敌兵，不攻自去，此千载一时也。”先生曰：“向者累请于公（即于颖）城守，公充耳不闻。今欲为于国亡势去之余，亦已知其难矣。
至于予之自处，惟有一死。先帝之变，宜死；南京失守，宜死；今监国纳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日？世岂有偷生御史大夫耶？”应烨曰：“不然，今日所论者，宗社为重。先生需一死以存宗社，高皇帝以下之灵实式凭之。夫死非先生所难，处死为难。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先生曰：“吾固知图事贤于捐生，顾予老矣，力不能胜，徒欲以垂尽之躯，扶天崩地坼之业，多见其不知量耳。子之所言，异日不可知之功也。予之所守者，人臣之正也。
身为大臣，敢舍今日之正，而冀异日不可知之功乎？ 吾死矣！
夫匡复之事，付之后人已矣！”……十六日，绍兴吏民争锯金以备犒迎清师，应烨复驰见先生曰：“事急矣！奈何！宜出城更图计画。”先生曰：“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古之制也，吾将安之乎？”应烨知不可夺，即以死激先生曰：“古人云：‘择一块干净土死。’今城降矣，即欲死，岂先生所？”先生为之色动，曰：
“姑从子出城观变，迟数日授命耳。”是晚，始粒，遣人访石斋，复促正宸、汝霖急趋郡城。
十七日辰刻，先生盥栉辞家祠，出居郭外之水心庵。从六月十五日午时至次日晚是刘宗周第一次绝食，最后是在张应烨的智激之下恢复了饮食。他当时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要以绝食的方式殉国，不食可能只是出于悲恸而无进食之欲，但从其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做出了殉国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出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他对救亡图存已经彻底丧失了信心，殉国是既简单又得体的选择；二是出自他的罪感，他认为自己在崇祯死后就已经没有活的理由了，“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古之制也”，自己继续活下去会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是刘宗周打算殉国的第一阶段。
据《年谱》记载，自六月十七日始刘宗周为了等待熊汝霖“连日食少糜”，“不料十九日即有通判张愫图籍，暨诸生耆老驰牛酒渡江输降。先生闻之复不食”。从此，他除二十、二十一日中的某一天听了女婿秦祖轼的劝告“进糜一盂”外，便不复进饮食了。根据《年谱》，此后的事情是这样的：
二十二日，门人王毓蓍痛士绅迎降，自沉柳桥死，留书上先生曰：“毓蓍已得死所，幸先生早自决，毋为王炎午所吊！”
汋不敢以书呈……先生闻毓蓍死，曰：“王生死，我尚何濡滞哉？”先是，婿秦祖轼知先生不食，作书解之，谓：“江万里身为宰相，义难苟免，先生非万里比。”因援文文山、谢叠山、袁闳事，言“死尚有待”。先生览书，为进糜一盂。至是，答书谢祖轼曰：
“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削籍，而事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社稷而逃，仆在悬车，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以俟继起者有君也。迨杭州失守，监国降矣；今吾越又降矣，区区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独不当与土为存亡乎？故相江万里所以死也。世无逃死之宰相，亦岂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若稍需时日焉，必待有叠山之征聘而后死，于义未尝不可；然叠山封疆之吏，非大臣也，且安仁之败而不死，终为遗憾；宋亡矣，犹然不死，则有九十三岁老母在堂，恋恋难一决耳。我又何恋乎？ 语曰：
‘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夷、齐之所以犹得采薇于首阳者，以其尚有地可逃也。今逃何地乎？君臣之义，本以情决，舍情而言义，非义也。父子之亲，故不可解于心。君臣之义，亦不可解于心。故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谓‘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而早死颇伤于近名’，则随地出脱，终成一贪生畏死之徒而已。不见王玄趾（即王毓蓍———笔者）赴水而死乎？所谓‘士死义’也。玄趾真可以不死，我又非玄趾比也。
以玄趾之死，决我之死，万万无逃矣。好名好利，徇义徇情，皆可弗问矣。系之辞曰：‘信国不可为，偷生岂能久？止水与叠山，只争死先后。若云袁夏甫，时地皆非偶。得正而毙焉，庶几全所受。’”
二十四日，属子汋……又系以辞曰：“子职未伸，君恩未报，当死而死，死有余悼。”
二十五日，昧爽，先生乘小舸，托言进凤林辞先墓，过西洋港，舟中再拜叩头曰：“老臣力不能报国，聊以一死明臣谊。”
遂投洋中。舟行十数丈，舟子急挽棹救，而先生尚浮水面，辄以手推舟子曰：“吾将死于此矣，毋误我。”但良久不得溺，舟子固掖而起，幅巾犹未湿也。随进凤林辞墓，困顿弥甚，暂息灵峰寺。是日，清将孛罗征书至。同先生征者八人……子汋入灵峰言状，先生曰：“吾所以隐忍至今者，以熊汝霖诸君不忘明室故。今已矣，吾止尽今日之事。”遂口授答书曰：“遗民刘宗周顿首启：国破君亡，为人臣子，惟有一死。七十余生，业已绝食经旬，正在弥留之际。其敢尚事迁延，遗玷名教，取议将来？宗周虽不肖，窃尝奉教于君子矣。若遂与之死，某之幸也。
或加之以钺而死，尤某之所甘心也。谨守正以俟。口授荒迷，终言不再。”
自此勺水不入口。二十六日，汋录书付使者，并来书不启封，归之。这是刘宗周殉国的第二阶段。通过这一段我们可以分析刘宗周为什么选择死亡。按照刘宗周自己的说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国破君亡，为人臣子，惟有一死”。在他给秦祖轼的答书中他已经堵死了祖轼给他提供的各种活下去的理由。
他们都想到了南宋旧事，前人的出处为他们的决定提供了榜样和参考。王毓蓍所提到的王炎午是南宋灭亡后有名的遗民，文天祥见执后他写了《生祭文丞相文》催文天祥殉节。他的意思自然是提醒刘宗周不要做遗民。而秦祖轼给刘宗周的信中提到的除了后汉袁闳之外都是宋末殉节的士大夫，不知祖轼如何能用这些人劝刘宗周“死尚有待”。文天祥自不必说，江万里的投水、谢枋得的绝食都只能作为刘宗周殉国的榜样，更何况认为“逃则可诛”的刘宗周还对谢枋得没有战死于安仁而是逃入山中表示遗憾。所以南宋故事对晚明士大夫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就是为他们提供了行为的参照范本。并且，由于大家都会想到南宋故事，所以无意间也会给晚明注重品评人物的社会提供一个品评的参照物，形成舆论氛围。王毓蓍的自沉也给刘宗周造成了影响。虽然他可能没有看到王毓蓍劝他“早自决”、“毋为王炎午所吊”的话，但一个不当死的布衣都殉国了，刘宗周当然不会有别的选择。所以他说：“我又非玄趾比也。以玄趾之死，决我之死，万万无逃矣”。秦祖轼提出的“早死颇伤于近名”，可能也是当时的一种舆论。刘宗周所追求的是一个“正”字，正即是宜，宜即是“意”。所以如果自己的行为是“正”的，那么“好名好利，徇义徇情，皆可弗问矣”。因此，刘宗周清楚地知道自己除了殉国没有别的选择，其他问题不必纠缠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