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因素从思想观念上看，首先是人格崇拜，他的背后是道德因素和社会因素在共同起作用，人格受损所带来的极大痛苦可能远甚于对肉体的伤害。这使得当人格的损伤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会以生命为代价来换取人格的完美。在他们这里人格是高于生命的，这不能不说和明代道德哲学的高度发展有关，而社会上流行的品评人物的风气也对道德操守的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长期的教化使士人内化了许多道德的楷模，这些楷模深刻地影响着晚明士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甲申之变让许多像刘宗周这样的士大夫想起了南宋旧事。这些前朝往事给了他们一个惯例，那些为人们所传诵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殉国的光荣，悲壮的情怀激荡着他们，使得他们内心深处也涌动着一种自我燃烧的愿望，崇高和悲壮感使得他们慷慨，学养和定力使得他们从容。在一些人身上，这种壮怀激烈的情感和被撕扯的感受背后隐约地夹杂着一种火辣辣的满足，此即陈确所说的以“一死为快”。
晚明混乱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使得士大夫们已经难寻太平宰相的风度，一变而为激戾。这种状态在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中有着生动的描述，它其实是内心压抑的表现。晚明的激烈党争不能不说和这种“激”的状态有关，这种状态使卷入党争的人很难冷静客观地看问题。他的潜意识会主动去制造敌人以排解这种压抑，看事情也会不自觉地寻找可能会引起他不满的一面，党派之间难免会有意气之争。因此，黄宗羲所谓“处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处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也就不奇怪了。“明于是非之辨”的君子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意气之争“激成小人之祸”。其实，那些“小人”也并非一无是处，李清后来就说：“崇祯时，误国辅臣皆指周延儒、温体仁，误国枢臣皆指杨嗣昌、陈新甲。然历数前后辅枢，其智略优长，又推四人为最。盖将相之乏才，故众口所诋，尤居然冠军，此国事所以不支也。”全祖望在评论李清的《三垣笔记》时也说：“映碧先生《三垣笔记》最为平和，可以想见其宅心仁恕。当时多气节之士，虽于清议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祸，使皆如映碧先生者，党祸可消矣。”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道德可以持身，但不可作为武器，时人未之或思。
整个明代社会士权同皇权及宦官之间的斗争就十分激烈和血腥，正直的士大夫们总是处于劣势，死亡是他们随时要面对的问题，也常常被翻来覆去地讨论。因此，对于“义”和“节”的守护大多数士人并不陌生，他们的慷慨赴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黄宗羲评价东林的那段著名的文字，可以算作当时士人境遇的最生动写照：
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毅宗之变，攀龙髯而蓐蝼蚁者，属之东林乎？属之东林者乎？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东林非不可议，但从黄宗羲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士人日日在刀俎间奋争的状态，士人必然要从义理和他人不畏死的气概里汲取对抗死亡恐惧的力量，将这种恐惧转化为一种悲怆甚至热情。人们对不怕死的忠勇行为的崇敬，更带动了不少人热烈地扑向死亡。在这种氛围中，人选择了死亡并不会感到孤立。这是当时士人的一种集体心态。
此外，在晚明社会中还有许多更直接的因素引发了士人的大量自杀。首先是明朝社稷的坍塌、崇祯皇帝的自尽，标志着一个大的集团的倾覆，许多人所依怙的被赋予了很多象征意义的东西垮掉了，亡国亡天下导致了士人巨大的悲恸，这是最显而易见的了。其次，类似于东林以及后来复社这样高标气节的社会团体更是鼓励人的殉节行为，甚至以此为证道的手段和标志。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便是当时的社会舆论。舆论是社会的一种内在约束和推动机制。“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士大夫于亡国之际如果苟且偷生，就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人格蒙羞，声明扫地。正由于殉节为人所称道，所以难免有人会通过殉节这“最后一著”洗刷自己以往的过失。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的“近因效应”。对士人来说，“节”和“烈”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节”需要“烈”来衬托。“噍杀恚怒之音多，顺成啴缓之音寡”正是刘宗周所处的社会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中，刘宗周除了殉国是没有其他选择的。
现在，我们把目光从社会环境转到刘宗周自身这里。如前所述，在刘宗周的内心深处，生和死两种力量扭打在一起，缓慢而倔强地消耗着对方。相对而言，求生的一方比较简单，以求生本能、死亡恐惧为主，而导致刘宗周自杀的力量却比较复杂，是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人的自杀动机呈现在意识的层面上可能只是放弃生命这样简单的打算，其实从潜在层面看，这种行为的动力源并不简单。关于自杀，心理学也有自己的解释。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之所以会有自杀的行为，是因为人有一种死亡本能。这种本能是一种无意识。而在早些时候，他则认为自杀是人攻击性指向自身的结果。相对而言，倒是弗洛伊德的早期观点在晚明的自杀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事实上只要自杀者内心深处有仇恨，那么这种自杀的原因就在此人的身上成立，只是这恐怕不能成为自杀的唯一理由，而人无意识地把自己引向死亡或毁灭，即弗氏所说的“死亡本能”似乎有更大的解释性。依据这种理论，死亡本能在自杀中的作用比外在环境因素更为重要。既然是“本能”那么它的动力源一定来自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的“本我”，不过自杀似乎更应是人格结构中的所有部分联合起作用的结果，而不只是“本我”的作用。
我们先看超我。超我是刘宗周内心世界的主导者，他对刘宗周行为的影响无疑是非常巨大的。超我代表着被内化的社会意愿，扮演着人内心世界教师和监察者的角色，也是人的自我理想。其内容是道义、职责、规范、信仰等，好的超我是自性的启发者和自我的管理者；超我过于软弱则人的行为便会失控；而超我过于强大和自我中心，则不但本能受到压抑会产生心理疾病，而且人的自性也可能被一并扼杀而被超我取代。在刘宗周绝食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可以看到道义、职责的身影，“古人一饭之德必酬。我一穷秀才，官至御史大夫，焉得不死？”“吾今日自处，合义否？”等都可以说是超我的声音；从“遗玷名教，取议将来”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名教”的信仰和对名誉的维护。这都和超我有关。所以殉国是刘宗周超我的态度，这个态度表现为一种“意”，它在刘宗周的殉节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超我的这种态度和人格结构中的其他部分的态度相结合时，它的力量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比如人有祈死的本能，那么超我的态度就会给这种本能的表达提供理由，而超我也由此获得本我的能量。
从刘宗周绝食期间的言论看，他几乎堵死了所有使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按照门林格尔的说法，这种有意使自己处于非死不可境地的潜意识本身就是死本能的表达，而死本能所借助的正是刘宗周所说的“道义”。就本我而言，这种本能在刘宗周的自杀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本我中也有一些其他动机在推波助澜。比如，本我是充满了能量的，而能量的释放过程是一种扩张和耗散，便可能以攻击性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能量可能被超我抑制住，并引导它以符合超我的方式获得宣泄，向外界不符合超我的行为进行攻击。当这种攻击不可能直接得到实现时，这种能量便会像弹回来的皮球一样转身攻击自己。这是因为人潜意识中仍保留了婴儿期不分人我的状态，无意识地把自己混同于客体当成攻击对象。对于刘宗周来说，他所痛恨的人很多：入侵者、自己的政敌、卖国请降者等，但刘宗周深深地知道，自己已经无力与这些人对抗，“顾予老矣，力不能胜，徒欲以垂尽之躯，扶天崩地坼之业，多见其不知量耳”。于是，他便将满腔的愤懑倾泻给了自己，用自己的死控诉、抗议那些他痛恨的人。刘宗周曾多次表达了对这些人的痛恨，而门人王毓蓍“痛士绅迎降，自沉柳桥死”就更直接地用死表达了对迎降者的痛恨。
这本我之中是分阴阳的。死本能可以说是一种阴性力量，更为潜在，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起着作用；而生本能则是一种阳性力量，更为明显，也更为主动。这种天赋的生机在死亡威胁时作出了强有力的挣扎，对抗着一切使人趋向死亡的力量。
接下去的是集体无意识。它是导致集体状态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一定蕴藏着中国人特有的原型，它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民族精神的真正源泉。在中国文化数千年的传承中，必然沉淀了大量的忠孝节义的原型。这些原型在超我的呼唤和激励下被感发，也会形成强大的内驱力。以刘宗周为代表的晚明士人的大量赴死，必然和这种集体无意识所引发的集体状态有关。
自性似乎只对发现或感受到它的人有意义。它埋藏于人内心世界的最深处，所以人对自性基本上是陌生的。因为人内心世界充满了杂音，变相表达的现象也非常普遍，自性很容易被认错。在被完全唤醒而获得自我认知之前以及在向上突破的过程中，自性也很容易受到集体无意识、本我、超我和环境的影响。在刘宗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坚忍以及对学术的热情，这些都体现着自性自我认知和自我发展的努力。自性可以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乃至人与万物之间的亲和。这种亲和即所谓“本性相亲”。这种亲和之情经过本我时，一变而为慈孝；经过超我时则再变而为道义。刘宗周绝食期间曾说：“君臣之义，本以情决，舍情而言义，非义也。父子之亲，故不可解于心。君臣之义，亦不可解于心。”可见，他的忠孝是有情感基础的。父子之“亲”是自性通过本我时的变相表达，是一种亲情；君臣之“义”是自性通过超我时的变相表达，是一种社会情感。只是自性在借助他们自我表达的同时，也受到了本我和超我以及社会环境的限制甚至扭曲。表现在情感上就是由公而私、由情而理。因为源自于自性的情感是“真我”的精神，是一种生长，并非如本我那样只是混浊的能量的吞吐以及超我那样出于责任和义务，也不似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那样充满杂音，所以这种情感是清晰明澈、深沉持久的。人的行为越是从深处发出来的，力量就越大、越自然。
人格结构的各个层面之间是相互利用的。比如，对刘宗周来说，强大的超我无疑是内心世界的指导者和决策者，然而它必须说服自性或者把自己的意志说成是自性，才能利用自性的能量，同时自性有时也需要超我来唤醒。这是超我和自性间的相互利用。本我中存在的死本能、攻击性等潜在动机会借助于超我的死亡意志获得表达，同时超我也从本我中获取能量。这是超我和本我间的相互利用。这种相互利用的结果使得各方会在超我的主导下努力形成一种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行为方式。
刘宗周的绝食殉国便是如此。国破君亡，刀兵四起，引发了刘宗周巨大的悲恸。这种通情效应自然是源于无遮蔽状态下的自性，但这种悲恸只能引发人的救助行为，并不会直接导致人放弃自己的生命，不过这种悲恸可以启发本我中的死亡本能，使人精神颓废，这在刘宗周这里表现为不思饮食。然而，停止饮食所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和死亡所带来的恐惧又引发了刘宗周本我之中另一种强有力的本能，即生本能，所以刘宗周也曾一度恢复饮食，并在燥渴难耐时饮水。这种求生的本能很快受到了超我的打压。超我一方面以一种社会情感来强化自性的悲恸，另一方面又将社会文化中的“死节”观念引入这种悲恸。在绝食期间，刘宗周有一种慷慨激昂的情绪，这种情绪中自然有死本能参与其中，但这种激昂更是由于引发了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所致，这些原型蕴涵了大量有倾向性的情感。由于刘宗周对这些全然未辨，也就难免将这些与自性混而为一，进而将自性的悲恸和死亡联系起来，死亡也就被认为是自性的选择。其实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并不完全是超我，也有并未被超我察觉的死本能和本我中其他被压抑的愿望以及集体无意识在暗地里起着作用，超我从它们这里获得了能量，它们通过超我获得表达。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和本我中的求生本能对抗，因此就有了漫长而痛苦的绝食。
虽然刘宗周的求生本能非常顽强，但毕竟势单力孤，它的能量终被耗尽。一代思想家刘宗周完节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