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宋濂 等
【导读】
本文选自《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
宋代崇儒尚文，士大夫与皇室上下相习，文风之盛，自古未见。宋徽宗赵佶固然是亡国之君，但也是颇见功力的诗人、书法家和画家。宋代皇室好文的风习，自此亦可见一斑。
赵孟是赵宋宗室，宋太祖太子赵德芳的后裔。宋高宗无子嗣，帝位转入赵德芳一系，赵孟祖上遂历任南宋高官显宦。南宋亡后，赵孟頫度过了十余年的退隐生活，期间他是江南知名的文人。在南宋复国无望且元朝多次征聘的情形下，赵孟頫最后出仕元朝。
赵孟頫仕元大致在元世祖和元仁宗两朝，其余时间大多处在半退隐的状态中。元世祖爱重赵孟頫的才学，有意优容赵孟以笼络南宋士人，但无意在朝廷上推行汉化。在蒙古人的宫廷里，赵孟頫唯有屈居文学侍从的地位，甚至还常受蒙古贵族的非议。元世祖晚年逐渐怀疑、疏远汉族官员，赵孟頫的处境更不堪问。元仁宗继位后，意图推行汉化， 元世祖一朝的汉族文人大多受到重用，赵孟頫晚年恰逢其会，最后在汉化的仁宗治下去世，幸运地避开了后来蒙古贵族对汉化的反动。
南宋遗民对赵孟頫身为赵宋宗室，却出仕元朝多有异词。赵孟頫自己也感觉到遗民议论的压力。元亡之后，对赵孟頫出仕元朝的责难更加激烈，甚至因此否定他在艺术上的修为。事实上，后一种责难应该归过于元朝汉化的失败。元朝汉化的努力几经波折，最后无果而终。因此在后人看来，赵孟頫的过错不仅是出仕异姓朝廷，更在于出仕少数民族统治的朝廷，这是双重的背叛。赵孟頫的遭遇以及世人对他的苛责，暗示着元朝统治者与汉族士人的微妙关系。大批士人游离于朝廷之外，心怀不满地注视着这个少数民族的王朝。一旦地方上小股的骚乱发展成起事后，被朝廷疏远的士人们将相继投身其中，这种离经叛道的反叛将因此发展成改朝换代的政治运动。
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
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年十四， 用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法［试中吏部铨法：通过了吏部选拔官员的考试］，调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家居，益自力于学。
至元二十三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见。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顾之喜，使坐右丞叶李上［右丞：官名。叶李：人名］，或言孟頫宋宗室子， 不宜使近左右，帝不听。时方立尚书省，命孟草诏颁天下， 帝览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诏集百官于刑部议法，众欲计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众欲计至元”至此：意谓大家认为凡贪赃至元钞二百贯的， 判死刑。至元钞，元朝发行的钞币。至元，年号］，孟頫曰：“始造钞时， 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使民计钞抵法，疑于太重。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四者为直，虽升降有时，终不大相远也，以绢计赃，最为适中。况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乃欲以此断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年少，初自南方来，讥国法不便，意颇不平，责孟頫曰：“今朝廷行至元钞，故犯法者以是计赃论罪，汝以为非，岂欲沮格至元钞耶［岂欲沮格至元钞耶：意谓你想阻碍至元钞的发行吗］？”孟頫 曰：“法者，人命所系，议有重轻，则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诏与议，不敢不言。……公不揆于理，欲以势相陵，可乎！” 其人有愧色。帝初欲大用孟頫，议者难之。
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总天下诸驿［诸驿：各处驿站。驿站负责为来往使者供应饮食费用］。时使客饮食之费，几十倍于前，吏无以供给，强取于民，不胜其扰，遂请于中书，增钞给之。至元钞法滞涩不能行，诏遣尚书刘宣与孟驰驿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行省丞相：元朝地方最高长官。慢令：轻慢钞法。］，凡左右司官及诸路官，则径笞之。孟受命而行，比还，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为谴［桑哥：人名。至元年间议行至元钞，官至右丞相，主张严刑峻法。后被劾处死。］。
…………
帝欲使孟頫与闻中书政事［中书：中书省，元朝最高行政机构］，孟固辞，有旨令出入宫门无禁。每见，必从容语及治道，多所裨益。帝问：“汝赵太祖孙耶？太宗孙耶？”对曰：“臣太祖十一世孙。”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谢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侧，必为人所忌，力请补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时总管阙，孟頫独署府事，官事清简。有元掀儿者，役于盐场，不胜艰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尸，遂诬告同役者杀掀儿，既诬服。孟頫疑其冤，留弗决，逾月，掀儿自归，郡中称为神明。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顺其意，以事中之［以事中之：找借口对其进行中伤］， 会修《世祖实录》，召孟还京师，乃解。久之，迁知汾州， 未上，有旨书金字《藏经》，既成，除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迁泰州尹，未上。
至大三年，召至京师，以翰林侍读学士，与他学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拟进殿名，议不合，谒告去。仁宗在东宫，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讲学士，迁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孟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悦者间之，帝初若不闻者。又有上书言国史所载，不宜使孟頫与闻者，帝乃曰：“赵子昂，世祖皇帝所简拔，朕特优以礼貌，置于馆阁，典司述作，传之后世，此属呶呶何也！”俄赐钞五百锭，谓侍臣曰：“中书每称国用不足，必持而不与， 其以普庆寺别贮钞给之［别贮钞：单独的储藏］。”孟頫尝累月不至宫中，帝以问左右，皆谓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赐貂鼠裘。
初，孟頫以程钜夫荐，起家为郎，及钜夫为翰林学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门，而后入院，时人以为衣冠盛事［衣冠：士大夫的穿戴。此处借指士大夫。］。六年，得请南归。帝遣使赐衣币，趣之还朝， 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书《孝经》。二年，赐上尊及衣二袭。是岁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孟頫所著，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得律吕不传之妙；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前史官杨载称孟之才颇为书画所掩， 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
【延伸阅读】
“华夷之辨”与“以夏变夷”
辽、金立国后，长期据有中国北方。与汉人混居既久，汉化自然水到渠成。相形之下，蒙古帝国的兴起与衰亡，可谓转瞬即逝，未能完成这一过渡。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时，蒙古人的政治、社会组织依然十分原始。与开化地区虽有偶然接触，却远未摆脱蒙昧。成吉思汗不得不依靠家族统治，以部落中传统的依附关系驾驭政府。因此不足为奇，蒙古政府仅仅是大汗家庭事务的延展，而政府官员也不过是大汗的家臣、侍从或者依附民。考虑到蒙古帝国后来统治的疆域之辽阔，成吉思汗原始的政府可谓一种奇迹。
蒙古部落的风俗和制度，也随着其军事胜利在中国扎根。宋元鼎革之际，中国士人最感痛心的是政治传统的变革。有宋一代，君王崇儒尚文，优容士人；朝野舆论激扬，政治相对开明。因此士人评议朝政得失，参与政治蔚然成风。在政治活动的刺激下，宋代文风极盛。宋人政治、哲学著作层出不穷，其见解大多源自平时的辩论和反思。
南宋亡后，士人有失落感是毋庸置疑的。元朝皇室和贵族难以理解中国士人的政治传统和理想，自然也无意为士人安排体面的地位。供职于元朝廷的士人对自己的处境始料未及，他们发现自己必须屈从于蒙古人的风俗，即自甘于依附者或者奴隶的地位。至于独立的理想、气节和操守，蒙古宫廷是决不会欣赏的。部分士人选择入仕蒙古宫廷，接受并不体面的地位，以便向蒙古人传授中国的政治、文化理想，践行“以夏变夷”的使命。但是蒙古宫廷施行汉化一波三折， “以夏变夷”的理想终于破灭。终元之世，“华夷之辨”与“以夏变夷”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一直考问着士人，成为他们面临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