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獨有偶。慶元二年（1196），黃公度文集“復刊於邵陽郡齋”，其子黃沃作《知稼翁集跋》，其中有曰：“雖埋石幽壤，陵谷難遷，而石之隱秘，初不可睹。孰若以未乾之墨，寄之紙上，傳十為百，傳百為千乎？”黃公度《知稼翁集》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黃沃認為，在傳播的廣度方面，紙本要遠勝於刻石，對紙本穿越空間的强大傳播能力進行了肯定。合而言之，11—12世紀，中華帝國的文人對紙本（主要是印本）穿越時間與空間的强大傳播能力是持有高度自覺與充分信心的。他們以紙本印刷來完成斯文傳播與傳承，這可能是英尼斯“傳播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論所始料未及的。正是依賴印本媒介，兩宋文人頑强地進行著穿越時空的文化傳承。
四、繼承前賢與再現時代：陳亮的“去取其間”
與周必大的“别加詮次”
南宋政權建立，出於補充文獻的需要，鼓勵地方印行文集。王明清説：“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王明清《揮麈錄·前録》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反映地方官府刊印文集的風行。陸游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陸游《渭南文集》卷二六《跋歷代陵名》，《四部叢刊初編》本。可見士大夫對此亦寓十分的熱情。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文人們對印刷術的態度就變得通達多了。紹興庚申年（1140）夏竦集由其宗人刊印，江邈作序，序中對那些不肯將其家集進行刻印的文人後裔，進行了嘲笑：
邈常竊笑文人之裔，秘其家集為私淑之計，一遭變故，已亦不能有之。或覆見有於人，甚者灰於劫火，靡有孑遺，卒之其先無傳焉。夏竦《文莊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刊印傳播利於文集的保存，這已經成為南宋士林的共識。相反，私淑家集的做法，則顯得迂腐可笑。
隨著黨禁與文禁的解除，古文派的作品獲得了全面的解放，歐蘇文章風行天下。孝宗即喜三蘇文，曾作《御製蘇文忠公文集叙贊》，對天下士子自然有所煽動誘引，三蘇文集在乾道以後得以大量編刊。案：現存世有《三蘇先生文粹》（參見祝尚書《宋人總集叙錄》，第86頁，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陸游説：“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00頁。這反映了南渡以後蘇文風靡天下的情況。歐文亦極為盛行。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卷三云：“淳熙間，歐文盛行，陳君舉（傅良）、陳同甫（亮）尤宗之。”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卷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當時，坊間積極行動，除大量出版韓、柳、歐、蘇、黃、陳文集注本，張富祥《宋代文獻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44頁。進行古文派作品的普及外，還大量編刊“文粹”本。如書坊刊行了《三蘇文粹》和《蘇門六君子文粹》各七十卷。案：另有《蘇門六君子文粹》，四庫提要謂此書未必出於陳亮。我們認為，即使不為陳亮所編，亦可見當時文粹編選的流行。
值得關注的是文人也參與了這一“文粹行動”。如乾道癸巳（1173），陳亮編選《歐陽文粹》二十卷，其跋有云：
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陳亮《歐陽文粹》後叙，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歐陽修的其學與其道，都藴藏在他的文章之中了，所以他的片言支語都是非常珍貴的，但陳亮仍然要加以過濾與篩選。這是為什麽呢？因為經歷新學的誤導，“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古文偏離了正常的軌道，歐文雖存，然已不為舉子所習。一直到南宋孝宗時，“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陳亮希望將歐文的學習直接跟科考之文聯繫起來。
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韙，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
陳亮的用心在於通過《歐陽文粹》的編選，使之成為後學讀者體察歐陽修其心、其文、其學的重要媒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也就是説，這裏將編選之後所得的“文粹”作為文統傳承的媒介，希望後學借此自覺上承三代兩漢之書。案：陳亮並不單純地鼓吹歐文，而是將歐文與時文相通的篇目篩選出來，供舉子學習，其間因勢利導的做法也是頗具用心的。
至於官方態度，周必大的看法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淳熙年間臨安書坊已經刊行江鈿所編《聖宋文海》，淳熙丁酉（1177）孝宗曾觀覽《文海》，而後“下臨安府令委教官校正畢刊行”。呂喬年《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鑒始末》，轉引自祝尚書《宋人總集叙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5頁。對此事，“其年冬十一月，翰林學士周必大夜直奏事，語次及之。”周必大於寒冬夜直時奏及此事，足見他對此事的在乎。他認為：“此書乃近時江鈿類編，殊無倫理，書坊刊行可耳。今降旨校正刻板，事體則重，恐難傳後。莫若委館閣别加詮次，以成一代之書。”當時孝宗“大以為然”，這纔有後來委託呂祖謙編選《宋文鑒》的事情。可見孝宗君臣對於印本文獻的作用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刊刻文集可使時代得到真實的再現，但必須在篇目條理上“别以詮次”。
南宋官方和士林都認識到斯文傳承的媒介不僅是語言，也是印本文集。因此，必須“去取其間”與“别加詮次”，編選“文粹”和“文鑒”，方使前賢思想得到流傳，時代精神得到再現，共同完成斯文的傳承。在此，斯文傳承的重心變成了文集傳承。印本文集對於斯文傳承不僅是外殼，而是舟橋。
五、譜系確立與規範總結：永嘉派的“統緒”
追溯與婺州派的“關鍵”編次
南宋中興，希圖復興古文的學者們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理論任務是：將南宋的文統與北宋相接續，以重建政統與文統的合法性。慶元六年（1200）周必大作《初寮集序》，梳理出一個文章譜系。他認為宋代文章宗主一傳為王禹偁，再傳為楊億，三傳而到歐陽修，四傳而至蘇軾。周必大接著説：“黃、張、晁、秦既沒，系文統，接墜緒，誰出公右？”周必大《文忠集》卷五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意思是説誰來接緒北宋的文統呢？周必大以王安中為有宋文統的第六傳。他似乎感受到被人置疑的危險，接著説“豈止襲其裳，佩其環而已！今《後集》十卷是也。”强調王安中並非浪得虛名。他連忙亮出“《後集》十卷”，可見在周必大的眼裏，斯文接續，憑的就是文集。這不禁讓我們聯想到蘇軾《六一居士集叙》對歐陽修的評價：
愈之後二百年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蘇軾《蘇軾文集》卷一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6頁。
都是談道文統緒，蘇軾是從“其學”與“其言”著眼，周必大則是從“《後集》十卷”著眼。雖然王安中品行頗招物議，遂使周必大清理出來的統緒難服人心，但這裏透露出的將文集作為文學統緒傳承的標識，卻是當時人們的習慣性思維。
我們知道，南宋後期使古文創作得到繼承的主要是浙東學派，其中永嘉派葉適的傳法弟子有陳耆卿、王象祖等人。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93-495頁。王象祖《答車若水書》同樣表現了對兩宋文統進行接續的努力：
皇朝文統，大而歐、蘇、曾、王，次而黃、陳、秦、晁、張，皆卓然名家，輝映千古。中興以來，名公巨儒，不自名家。張、呂、朱氏，造儒術而非文藝。獨水心持作者之權，一時門人，孰非升堂？孰為入室？晚得陳筼窗而授之柄。今筼窗之門亦夥矣。求其可授者，未有也。……今真跡尚存，王行志編其先集，求序於荊溪，改作可授者，可數也。蓋恐荊溪（吳子良）以為妨也。車若水《腳氣集》卷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王象祖認為葉适纔是繼承北宋歐蘇古文傳統的真正傳人，而後葉適傳授於陳耆卿，陳耆卿又傳於王象祖，王象祖又欲傳之吳子良，可見永嘉派自有自己的統緒構建。
當然，這樣的統緒需要印本媒介來維繫和標識。淳祐癸卯（三年，1243），吳子良任江西轉運判官，先後將陳耆卿《篔窗集》《篔窗續集》付刻。吳子良在《篔窗續集序》中説：
自周以降，文莫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接之者更生、子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者習之、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無咎、無己、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倡，接之者壽老其徒也。……葉公既沒，筼窗之文遂巋然為世宗，蓋其統緒正而氣脈厚也。陳耆卿《筼窗集》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吳子良一方面將文統作了漢唐的向上延伸，另一方面，他又將南宋文統上接北宋歐、蘇、曾以及晁、陳、張。值得注意的是南渡之後的文統傳承，他説“南渡之文，以呂、葉倡”，兼許呂祖謙與葉適。但在他看來，陳耆卿纔是繼承葉適“統緒正而氣脈厚”的正宗傳人。但是其間的憑據是什麽呢？吳子良“於篔窻《初集》既以鋟之海陵，而今復並其《續集》鋟之豫章，使夫統緒氣脈之傳，來者尚有考也”。這裏已經説得非常清楚：文集付諸刻印，統緒氣脈之傳，纔能有所依憑和標識。上述王行志編其先集（王象祖集），求序於吳子良，也是希圖以此集作為文統傳遞的一個符號，强調王象祖在此譜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正如麥克盧漢所説“印刷術和印刷文化創造了同一性和連續性”，［加］馬歇爾·麥克盧漢撰，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41頁。當文集成為文統承緒的載體與符號，那麽古文家就必然依賴文集的編選來實現斯文的傳承。與葉適並為南渡古文倡舉者婺州派呂祖謙，也是從編選著力來進行斯文的傳承。他除主持《宋文鑒》的編次，還編定了《古文關鍵》，“取韓、柳、歐、蘇、曾諸家文，標抹注釋，以教初學。”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斯文”傳承譜系的思路來編刊總集，這對於唐宋古文的經典化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其後，元代至元二十四年（1287），吳澄在《别趙子昂序》提出“唐宋七子”的概念，吳澄《吳文正集》卷二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元末明初朱右“採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為《八先生文集》”，“唐宋八大家”古文群體正式形成。永瑢、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我們可以認為，呂祖謙的編選是推動“唐宋七子”，乃至後來的“唐宋八大家”古文群體形成的奠基性行為。法國文學社會學家羅貝爾·埃斯卡爾皮指出：“一切選題的確定都是以一種理論上的讀者大衆和一種樣板作家為前提的，並且是以這種讀者的名義和利益而進行的，而樣板作家則被認為反映了這種讀者的需要。”［法］羅貝爾埃斯卡爾皮撰，符錦勇譯《文學社會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頁。聯繫到後來呂祖謙的弟子樓昉編《崇古文訣》，“因其師説，推闡加密”，“發明尤精”。永瑢、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他們的編選表面看來是：進行古文創作技巧總結，為初學者學習古文、模仿訓練提供方便，但在總結古文章法、句法規範的同時，也進行了古文派經典作家與經典篇目的篩選與確認，其間隱含著古文文統的定型。正由於此，理學家對此亦不甘落後，他們通過《文章正宗》等文集的編選來推動“新文統”的建立以及道學文體的規範化。案：由於道學派强調心傳，其文學媒介觀念的演變與古文派頗為不同，但同樣重視文集編選，也對印刷術積極加以利用。可參見祝尚書《論宋代理學家的“新文統”》（《文學遺產》2006年第4期）。正如埃斯卡爾皮所説：“（出版叢書），於是一種有關該體裁的理論和一種有關該體裁的美學就應運而生，從而使這個由讀者和作者共同組成的團體有跡象表明正在產生一種十足的集體意識：一種正統觀念。”［法］羅貝爾埃斯卡爾皮撰，符錦勇譯《文學社會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頁。我們只要看這些編選文集的標題，不斷出現“文則”“軌範”“文訣”“繩尺”“正宗”等字眼，就可以明白：南宋古文派正是把編印的文集當成文統傳承的媒介，在總結創作技巧的同時，確立了古文的規範，當然也接續了古文的統緒。
我們可以看到，宋代印刷技術成熟之後，北宋的古文運動宿將們由於政治畏禍，他們對印刷媒介懷著畏禍與抵觸心理，但一旦遠離政治漩渦，士大夫們並非對這一技術的優勢視而不見。延至南宋，刊印文集作為前賢德行與時代精神的再現，官方和士林要求對印刷進行積極引導，包括陳亮的“去取其間”與周必大的“别加詮次”。同時，永嘉派以文集編印作為“統緒氣脈”的追溯；婺州派則通過“標抹注釋，以教初學”，實現古文的經典化與規範化。也就是説，在宋代，印本文集事實上成為文學傳播與文化傳承的基本媒介。這與先秦文學的口傳媒介、漢唐文學的書寫媒介相比，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轉折，對中國文學以及中國文化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王一川《論媒介在文學中的作用》，《廣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第23頁。
作者單位：成都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