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先秦文獻，“文”既有作為“禮樂制度”之義的用例。而“時文”連用，指當時之禮樂制度，則是自晉始。如《藝文類聚》卷三九《禮部》中引陸機《侍皇太子宣猷堂詩》：“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明明隆晉，茂德有赫。”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三九《禮部中》引陸機《侍皇太子宣猷堂詩》，第2册，第714-715頁。又，陸雲《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將軍出祖五羊公於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詩》云：“時文惟晉，天祚有祥。聖宰作弼，受言既臧。有赫斯庸，勳格昊蒼。景物臺暉，棟隆玉常。”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六，上册，第699頁。按，此兩處之“時文”皆是指當時之禮樂制度。此二條引文之大意皆是頌晉世禮樂文明之盛。又“群氓反素，時文載鬱。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此處之“時文”，《文選六臣注》卷三五中呂向注曰：“時文，謂禮樂也。”《文選六臣注》卷三五張協《七命》，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影印，第546頁右上欄。又郭茂倩《樂府詩集·郊廟歌辭六》之《豫和》：
於昭上窮，臨下有光。羽翼五佐，周流八荒。誰其饗之，時文對揚。虞經夏典，茲禮未遑。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郊廟哥辭六》，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册，第82頁。
按，上引之郊廟歌辭中之“時文”，其指“當時之禮樂制度”甚明。又如《全唐文》卷二四八李嶠《宣州大雲寺碑》：
立最上之乘，不棄於聲聞小道；用無為之理，猶存乎禮樂常教。辟四果之門闈，訓三雍之典業，然後遠心近行，俱得所聞，傾樽酌蠡，各滿其量。憲章乎法寶，而度律既周；經緯乎時文，而綱羅畢備；登一世於解脱，躋群生於仁壽。《全唐文》卷二四八，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第3册，第2509頁下欄。
按，上引之碑文前以“聲聞小道”與“禮樂常教”相對而言，故可知後與“法寶”相對之“時文”，即指“當時之禮樂制度”而言，言要以“法寶”為憲章，以“當今之禮樂制度”為經緯。又《全唐文》卷五〇四權德輿《朝議大夫洋州刺史王君夫人博陵縣君崔氏祔葬墓誌銘》：
先是洋州猶子興平尉源長，受夫人之理命，曰：“吾與爾二門，積德奕代。銘表必咨時文。先舅之碑，吏部趙郡李公實為之，先君之志，從翁大傳文貞公實為之。”《全唐文》卷五〇四，第5册，第5131頁下欄。
按，上條引文中之“銘表”關乎喪葬祭祀之大禮，故必咨“時文”。由此可知此處之“時文”亦當是“當今之禮樂制度”，謂“銘表”之制，必定咨於禮制。又鄭絪《享太廟樂章》：
於穆時文，受天明命。允恭玄默，化成理定。出震嗣德，應乾傳聖。猗歟緝熙，千億流慶。《全唐詩》卷三一八，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0册，第3582頁。
按，此中之“時文”，即是“當時之禮樂制度”，謂當今之禮樂制度，受自天命。此處以“禮樂”代指大唐，蓋有言大唐禮樂繁盛、文明隆興之義。又《全唐文》卷四〇九崔祐甫《齊昭公崔府君集序》：
公嗣子宗之，學通古訓，詞高典册，才氣聲華，邁時獨步。仕於開元中為起居郎，再為尚書吏部員外郎，遷本司郎中。時文國禮，十年三月，終於右司郎中，年位不充，海内歎息。《全唐文》卷四〇九，第5册，第4191頁下欄。
按，此處“時文”與“國禮”並列，其義蓋相近，“時文”即指當時之禮樂制度。又《全唐文》卷七八九劉蛻《上禮部裴侍郎書》：
及今年冬，見乙酉詔書，用閣下以古道正時文，以平律校郡士，懷才負藝者踴躍至公。蛻也不度入春明門，請與八百之列，負階待試。《全唐文》卷七八九，第8册，第8256頁下欄。
按，此處“以古道正時文”，此“古道”即是“古之禮樂”，而“時文”即“當時之禮樂制度”，謂“以古之禮樂”以正“今之禮樂”，始合於古聖先王之道。
四、文章意義上的“時文”
在文章意義上的“時文”一般作為“時下流行之文”解，但是在一般的辭書上，其後往往會多加上一句“舊時對科舉應試文體的通稱”。當然，這個解釋本身是沒有什麽太大的問題，但是卻容易讓人誤解，以為“時文”在“舊時”就只是對“科舉應試之文的通稱”。但是，將“時文”認為是舊時對科舉舉業應試文體的通稱，則是甚為不妥。然而，這一認識卻並不少見，除上所説的幾部有影響的辭書外，持此説者尚有不少著名學者。如程千帆先生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中談到《行卷對推動古文運動所起的作用》中説：“古文家應舉時，雖然遵守功令，必須以時文——甲賦、律詩應試，卻往往以古文行卷。”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8-69頁。程千帆先生之稱唐時科舉之文為時文，未知所據。又，朱瑞熙在《宋元的時文——八股文的雛形》一文中説：“宋元時期的時文，是專供貢舉和學校考試使用的一種特定的文體。”朱瑞熙《宋元的時文——八股文的雛形》，《歷史研究》，1990年第3期。但是，在考察了宋元的文獻發現這一説法並不符合實際。就筆者所知，在“時文”有“時下流行之文”的意思之初，並非指“科考舉業之文”，也非一種專供貢舉和學校考試使用的特定的文體。更非“八股文”，而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時下流行之文”。即便是在科舉考試這一制度確立以後，因科舉考試的影響而使科舉舉業之文盛行，成為“時下流行之文”，而使科舉制藝與“時下流行之文”合二為一。但是在這層意義上，“時文”也是隨不同的時代而變，遠不止《漢語大詞典》和《中文大辭典》等辭書所列的“唐宋律賦”、“明清八股”。
（一）科舉考試確立之前的“時文”
在科舉考試這一制度正式確立以前，“時文”一詞與“文章”相關的解釋即是一般意義上的“時下流行之文”。就目前的文獻可知，這一層意義主要是在漢魏以下至唐前期，而唐武則天以後，隨科舉制度的完善，科舉的影響加大，“時文”一詞指“科舉舉業之文”的意思逐漸掩蓋了“時文”早期一般意義上的“時下流行之文”的意思，但是這並不是説科舉完善後“時文”的意義就不再指一般意義上的“時下流行之文”，而是出現的情況漸少而已。一般意義上的“時下流行之文”，如江淹《傷友人賦》：“既思遊兮百説，亦窮精兮萬里。愛時文之綺發，賞賦豔兮錦起。磬古今之寶贐，彈竹素之琛奇。”俞紹初，張亞新《江淹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頁。此中的“時文”與“賦豔”相對，又此文前部分多懷友人之才，盛贊友人之文，故由此可推知，此處指“時文”，蓋指“時下流行之文”，亦即當時所流行之浮豔華麗之駢文。又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卷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上册，第673-674頁。其中的“時文”即純指“當時之文章”而言。此處即以建安“當時之文章”，而觀出其時“雅好慷慨”之風格。又《全唐文》卷五一八梁肅《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既薨之來載，皇上負扆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之御府。於是公之文辭，光大一門。近歲肅以監察御史徵謁京師，始得集錄於公子繁，且以序述見託。公之摯友諫議大夫北平陽城亦謂子曰：“鄴侯經邦緯俗之謨，立言垂世之譽，獨善兼濟之略。藏在册牘，載於碑表。唯斯言不可以不傳於後。”嘗謂肅曰：“吾子辭直，盍存乎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篇，表、志、碑、贊、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其目云。《全唐文》卷五一八，第6册，第5259頁下欄。
由上引材料可知，文中盡言李泌之詩文，又“思索時文”句後緊接“徵公遺編，藏之御府”，故亦可推知，其中之“時文”亦即指當時之文。
當然，“時下流行之文”之一意思的稱呼，在唐及其以前多有“今文”“今體”之稱。如梁簡文帝蕭綱《與湘東王書》：“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擠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全梁文》卷一一，《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影印本，第3册，第3011頁上欄。李商隱《樊南甲集序》：“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為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紀，始通今體。”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4册，第1713頁。但是，將其稱作“時文”的亦是有的。
（二）科舉考試舉業之文
“時文”由作為一般意義上的“時下流行之文”進而指科舉考試的舉業之文，大概出現在唐代。在唐代，科舉制度得以完善，科考大興，科舉制度為寒門士子打開了仕途之門，故而大量的讀書之士趨之若鶩。既然如此，針對科考應試的各種文體，莫不成為士子所傾心的對象。故，當時的讀書人對這些應試文體的大量寫作流傳，而流行於世。故而“時文”由一般意義上的“時下流行之文”而受科舉舉業之文的影響，遂轉為“科舉舉業之文”。在唐代的孟郊《擢第後東歸抒懷，獻座主呂侍御》：
昔歲辭親淚，今為戀恩泣。去住情難並，别離景易戢。夭矯大空鱗，曾為小泉蟄。幽意獨沉時，震雷忽相及。神行既不宰，直致非所執。至運本遺功，輕生各自立。大君思此化，良佐自然集。寶鏡無私光，時文有新習。慈親誡志就，賤子歸情急。擢第謝靈臺，牽衣出皇邑。行襟海日曙，逸抱江風入。蒹葭得波浪，芙蓉紅岸濕。雲寺勢動搖，山鐘韻噓吸。舊遊期再踐，懸水得重挹。松蘿雖可居，青紫終當拾。孟郊《孟東野詩集》卷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07頁。
按，孟郊及第後獻主座，此處之“時文”即是指的唐時科舉之文。唐代科舉進士科考試多用詩賦，但是此處之“時文”是確指何種科舉文體則不詳，若就後來明清之時文指“八股”而言，即推唐宋為“律賦”則甚為不妥。
在宋代，進一步完善科舉制度，增加取士人數，科舉更盛，且宋代因“偃武修文”，對文人優待，故而使士子對科舉更是趨之若鶩。故而，在宋代的“時文”很多時候是就科舉舉業之文而言。而在宋代，“時文”所具體的指的對象也不盡相同。在宋初，“時文”最開始是就“西崑體”而言。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
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卷二三，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據世界書局1936年版影印，上册，第536頁。
按，此處之“時文”是與作為“古文”的韓文相對的，但同時因其“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故而亦有“科舉應試之文”的意思在内。但是此處之“時文”還並非完全指科舉考試之文。在某種意義上説，其還是側重在“時下流行之文”。歐陽修《與荊南樂秀才書》：
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麗彼，以為浮薄，惟恐不悦於世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采，屢以先多士。及得第以來，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為彼則獲譽，為此則受禍，此明效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四七，上册，第321頁。
由材料可見，此處之“時文”不僅流行很盛，而且對科舉也產生很大影響，且在此，“時下流行”與“科舉舉業之文”開始合二為一。但是需要指出，這裏的“時文”所指的“西崑體”並不是一種文體，而是一種行文的風格，一種“雕章麗句”的文風。如楊億在《西崑酬唱集序》中所言：
予景德中，忝佐修書之任，得接群公之遊。時金紫薇錢君希聖、秘閣劉君子儀，並負懿文，尤精雅道，雕章麗句，膾炙人口。予得以遊其牆藩而咨其楷模，不我遐棄，博約誘掖，寘之同聲。因以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於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楊億《西崑酬唱集序》，王仲犖《西崑酬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2頁。
按，由上之序中可知，西崑體只是一種行文的風格和方式，是以一種“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的寫作方式，寫出一種“雕章麗句”風格之文，即以李商隱為宗，而專取其豔麗雕鏤、駢麗等的一種文風。又如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五《與君貺學士書》：
復自翰林楊公唱淫詞哇聲，變天下正音四十年，眩迷盲惑，天下瞶瞶晦晦，不聞有雅聲。嘗謂流俗益弊，斯文遂喪。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80頁。
又同書卷一三《上蔡副樞書》：
今夫文者以風雲為之體花木為之象，辭華為之質，韻句為之數，聲律為之本，雕鏤為之飾，組繡為之美，浮淺為之容，華丹為之明，對偶為之綱，鄭衛為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三，第1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