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的高潮中，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当许多青年学者逐渐走上整理国故之路的时候，激进的人们把这看成是开倒车的行为。后来，甚至胡适自己也对青年提出了警告：不要过于向故纸堆用力，要把眼光移向活的材料，移向自然与社会。（参见《治学方法》，载《世界日报》，1932-07-10～12。）
对于整理国故，到底应该怎样看？事隔半个多世纪以后，我想对此平心地作一番考察。
一
胡适于1919年11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把“整理国故”列为新文化运动纲领之一。（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这篇文章中列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四项纲领，见《胡适作品集》第2册。）实际上，“整理国故”或“研究国故”的问题，在这年稍早些时候，已由《新潮》杂志和《国故》月刊两派作者在争论中首先提出来了。（参见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载《新潮》，第1卷第5号、第2卷第1号；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载《国故》，第3期。）当时，胡适亦曾就此问题写信给《新潮》方面的毛子水，从学术上论述“整理国故”的意义，指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论国故学》，见《胡适作品集》第4册，216页。），不赞成人们以有用、无用或用处大小，去看待整理国故的工作。但反对狭隘功利主义地对待整理国故的工作，不等于认为这项工作于社会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从把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联系起来可知，胡适是承认整理国故的工作有其重大意义的。关于这一点，留待最后加以讨论。这里首先指出国故及整理国故的工作如何界定。
什么是国故，胡适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这样了解的“国故”，比“国粹”派了解的国故要宽泛得多了。按照国粹派的了解，国故等同于“国粹”，即中国人所独有的一些宝贝，如汉字、古文、四书、五经、诗、词、曲、赋，以及敬天法祖的传统、三纲五常的道德之类。这些都是蛮夷之邦所不配有的东西，中国人子孙万代都应当备加护持，使之永恒不坠。他们不但把国故了解得太狭隘了，而且，对国故的态度太过主观了，太重褒贬了。胡适说：“‘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胡适作品集》第2册，235页。）他批评国粹派把国故学的研究当做“昌明国粹”。其实，国故之中不但有“国粹”，也有“国渣”。要了解“国粹”，必须也了解“国渣”。国粹派抱着昌明国粹的态度，就不免以盲目迷信古人的态度对待国故。而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恰好是主张以“批判的态度”重新整理一切古代的文化遗产。
整理国故的工作是怎样一种工作，胡适说，整理国故的所谓“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作品集》第2册，48页。）。这是循着科学的轨道来做历史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工作。在这里，嗜古的癖好、昌明国粹的热情与敬天法祖的迷信都是不需要的，需要的是尽量吸收现代知识，尽量运用科学方法来搜集材料做缜密的研究工夫。因此在胡适看来，整理国故是一件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
国故既然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无疑是一项空前浩大的工程。胡适很想吸引多数学者来从事整理国故的工作。1920年，他曾有出版《国故丛书》的计划。此计划除顾颉刚等少数人积极响应以外，似乎没有引出多少实际的结果。1921年，他又拟创办《读书杂志》，显然也是想引起人们研读国故的兴趣。但此杂志直到1922年9月才附于《努力周报》发刊。1921年7月，胡适在南京暑期学校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意在给有志于整理国故的青年学者提供一点入门的指导。他指出，第一，要有历史的观念，把一切国故都纳入历史的范畴来看。第二，要有疑古的态度，不要轻信前人的著述皆是真实可靠的，要“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不上古人的当。第三，要做系统的研究，寻出一切国故的前因后果、脉络系统来。
1923年1月，胡适主持创办《国学季刊》，并写了一万多字的《发刊宣言》，在总结清代学者整理国学成绩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动国故研究工作的重要意见。他主张：（1）“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这显然直接来源于对国故的宽泛的理解。（2）“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胡适对此详加阐释，指出，系统的整理包括：（A）“索引式”的整理。把各种“国故”都做成便于学者检索的索引，可以节省研究者许多精力，这是推动国故整理工作进步的第一步不可少的工作。（B）“结账”式的整理。这是对前人已做的工作做出总结，从而提出努力的新方向。（C）“专史式”的整理。胡适明确提出，国故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而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先要尽可能地搜集考订的材料，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语言文字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学史、艺术史、风俗史、制度史等等。而每一种专史又可分许多子目，加以更细地研究，如断代史、区域史、宗派源流、个别人物等等。全部系统整理和研究的工作，最后要形成一部中国文化史的大系统。（3）“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胡适作品集》第2册，245页。），这是要求尽量吸收各种知识材料，特别是现代知识和外域的知识，拿来同国故的材料做参考和比较，从而提高理解的眼光，把原来不易说明的问题说明了，把原来不明显的意义看清楚了。这是提高国学研究水准的重要途径。
自1919年郑重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以后，胡适一直关注这一工作。1920年，他就有编辑《国故丛书》的计划，此计划“得马（幼渔）、沈（尹默）、钱（玄同）诸先生赞同”。顾颉刚尤为踊跃，力任编辑辨伪丛刊的工作。（参见顾颉刚致胡适的信（1920年11月24日、12月21日），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2册，37～41、51～54页。）编辑《国故丛书》的计划曾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响应。1922年9月14日、9月30日，该馆负责人王云五与高梦旦先后写信给胡适谈论这一计划，王云五还贡献了他个人的几点意见。但两人都感到缺少可任整理国故的人才，期望胡适“主持大纲”并介绍任事的人才。（王云五的信附于《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高梦旦的信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286～287页。）第二年，胡适到南方休养，在西湖上草拟了一份《整理国故的计划》，对整理古书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主要是：
（1）校勘：采取一种最妥适的读法，另作校勘记，说明各条所据的校本，并附载他种不同的读法。
（2）注释：（A）以“必不可少”为标准，不可把后人的见解或整理者的见解加进去。（B）必须有根据。或根据古辞书，或根据古训诂，或据本书中同样的例的归纳比较，或据他种古书同样的例的归纳比较，或据声音通假的原则。
（3）标点分段：要用新式标点符号标点古书，并分出段落，每段首句提行低两格。
（4）考证或评判的引论：引论的内容可因书而异，大体可包括考证此书的演变历史、作者略传以及整理者对本书内容的概括见解等。
经过这样整理的古书，使原来不可读、不易解的，变得可读可解。在此基础上，学者方可做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后来参与整理国故的学者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计划提出的要求进行工作的。
这份计划还列举出第一批拟加整理的书目，共33种，其中有一部分还拟定了担任整理的人选，如：《诗经》（俞平伯）；《书经》（马幼渔）；《论语》（郑奠）；《孟子》（朱〔逖先〕）；《诸子文萃》（刘文典）；韩愈（郑介石〔即郑奠——引者〕）；欧阳修（单〔不庵〕）；崔述（顾颉刚）；《清代经学大师文选》（沈兼士）；《唐诗》（沈尹默）；《词选》（胡适）。这个计划是胡适休养中一时随想所及草拟的，虽然计划中提到，由商务印书馆承印这些整理过的古书，且还提到整理古书的报酬办法，但这不是一种正式的议定书。从这个计划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他已同商务印书馆正式接洽过整理国故的计划；第二，他已考虑征得七八位学者的同意参加这项计划。至于后来与商务印书馆是否订有正式合同，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在胡适的倡导下，商务印书馆后来出版《国学基本丛书》280多种，550多册；另出一种《国学基本丛书简编》50种，120册；此外尚有《学生国学丛书》93种和《国学小丛书》203种。（参见《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1981。）
二
广义地说，胡适一生的绝大部分学术工作，都可以归入整理国故这个大题目之下。他对于研究国故的兴趣，植根于他对历史学的特别嗜好。在留学美国的7年中，他所作日记数十万言，其中相当一部分与国故有关。而胡适与一般好古者、国粹主义者不同，他喜谈国故而不迷信国故，总是多少从疑古出发，从而发生研究的兴趣。这一点批判的精神，使他真正能做到推陈出新。文学革命的主张，其实就是这么提出来的，造成了影响一整代人的白话新文学运动。这样的思想经历使他很自然地把整理国故同创造新文化紧紧地联系起来。用胡适自己的话说，提倡“有系统和带批评性的整理国故——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个部门”（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235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
下面，对他一生中用力较勤、著述较多、影响也比较大的几项整理国故的学术工作做一番考察。
（一）考证古小说
从1920年7月写成《〈水浒传〉考证》起，胡适陆续写作和发表古小说考证方面的文字近百万言，所涉古典文学作品有数十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水浒传》、《红楼梦》和《醒世姻缘传》的考证。
《〈水浒传〉考证》（包括《〈水浒传〉后考》等相关文字），最重要的是揭示出《水浒传》的成书，曾经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化过程，从最早的民间口传故事，到片断的、分散独立的戏本故事，然后形成稍为连贯的长篇，又经过不同本子的流传，最后由托名施耐庵的人作成七十回的《水浒传》，其文字、情节、结构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胡适指出，《水浒传》的思想内容融合了流传几百年的文人与老百姓的思想情绪。《〈水浒传〉考证》所使用的追踪一件事物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诸形态的方法，给不少学者以极大的启迪。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曾强调指出，胡适的《〈水浒传〉考证》直接启发了他从事古史辨伪的动机。
《〈红楼梦〉考证》初稿写成于1921年3月，11月改定。这篇长文打破了近百年有关这部奇书的种种猜测之谈，尤其破除了索隐派笼罩此书的种种迷雾，第一次把《红楼梦》研究带上了正当的学术研究的轨道。胡适全力从搜求著者的身世背景和有关版本的材料上下工夫，指出《红楼梦》是其著者曹雪芹的一部自叙传，初步揭示了一些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事实。此文一出，立即吸引了一些受新思想影响的年青学者的兴趣，俞平伯、顾颉刚沿着他们老师指示的这条道路，继续做了许多研究考订的工作，于1923年出版了《〈红楼梦〉辨》。后来更有周汝昌等人循此途径做出新的成绩。胡适为《红楼梦》研究划出了一个新时代，是新红学的开山。但胡适和他的徒弟们太拘执于“曹雪芹自叙传”的见解，未免有从另一方面堕入索隐派窠臼的危险。
胡适对《醒世姻缘传》的考证，虽不如对《水浒传》、《红楼梦》的考证那么有名，但就小说考证而论，倒是胡适著作中的精品。
在胡适推动下，亚东图书馆立意刊印一批旧小说的标点本，他们把《醒世姻缘传》的标点本排好后，期望胡适写一篇序。但这部书的著者是谁尚不知道，序言便无法下笔。胡适为此苦苦求索了六七年，亚东图书馆也苦等了六七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无头案”。胡适根据这部小说的内容情节与《聊斋》中《江城》的故事情节极相类似而作大胆假设，认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也许就是《聊斋》的作者蒲松龄，也许是他的朋友”（《胡适作品集》第17册，18页。）。他首先求内证，得出：小说与《江城》故事都以夫妇间的痛苦为主题，极力描写悍妇的凶恶。稍后，胡适得到邓之诚《骨董琐记》里关于蒲留仙的一条材料，“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实有所指”。再后来又得孙楷第的研究证实，小说中所写的地理、灾祥、人物都可在山东章丘、淄川两县的县志材料里得到印证。这些都表明小说著者可能就是蒲松龄，否则也必是章丘或淄川人。继之，又发现大量蒲松龄所作白话韵文，说明蒲氏不但能写《聊斋》那样的文言作品，也可以写像《醒世姻缘传》这样的白话作品。最后，胡适得到助手的帮助，将小说中的特别土语，与蒲氏白话韵文中的特别土语相比较对照，发现两者惊人的一致。由此断定小说的作者就是蒲松龄。弄清作者之后，胡适根据作者的生活背景，再研寻小说内容，得出结论说：“《醒世姻缘传》真是一部最有价值的社会史料。他的最不近情理处，他的最没有办法处，他的最可笑处，也正是最可注意的社会史实。”（《胡适作品集》第17册，71页。）他断言将来研究中国17世纪的社会风俗史、教育史、经济史乃至政治史的学者，必定要研读这本书。
可以说，胡适肯花那么多精力为几十种小说作品作考证、写序言，都是从把小说当做社会史料这一点出发的。整理国故也就是努力认识历史上的中国的真面目。
（二）整理中国古代思想史
治中国思想史，实在是胡适的真正“本行”。他的博士论文在此，他的成名作在此，他终生著述最多者亦在此。
差不多每一个民族，每当重大的历史变革的关头，思想家们都感到有必要对思想史做一番认真清理。清代学者已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没有锻造出新的思想利器，只能做些机械的整理，还不能以一种新的思想方法把过去的东西统贯起来。清末民初，有个别学者例如章太炎，已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他的学问功底很好，但新的方法尚不十分自觉与一贯，故未能系统整理中国思想史。胡适兼通中学与西学，如蔡元培所说，治中国哲学史，需兼通“汉学”与西洋哲学。而中国，懂“汉学”的虽还有人，但都没有治过西洋哲学；留学生治西洋哲学的又多不能兼通“汉学”。胡适恰好兼具两长，所以整理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他的手里，就变得比较容易解决了。（参见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