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国的抗战必将取得胜利。因为中国在空间上、人口数量上都占有极大的优势，日本7000万人想征服中国4.5亿人是决不可能的。他并且指出，中国整个民族的团结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他还强调宣传了这样的观点，说反抗侵略的战争实质上也是一场革命战争，“凡是革命的战争，都是武器不全而为理想所激发的民众和操有装备优越的正规军的压迫者或侵略者作战，结果最后胜利总是归于笃信主义，勇敢牺牲而能征服一切困难的一方面”（1938年12月4日在纽约律师俱乐部的演说）。
（5）他巧妙地把中国的抗战同当年美国的独立战争相比，并指出目前中国抗战所遇到的困难就像当年华盛顿所领导的革命军在福崎山谷遇到的困难一样。如果当时革命军动摇了，接受和平谈判，那就不会有美国的独立了。由于华盛顿等开国领袖们坚毅果决，苦撑下来，终于赢得胜利。当然这胜利是同法国的援助，同整个欧洲政局的变化分不开的。中国目前的抗战，只要坚持苦撑，只要美国等国家给予援助，加上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最后取得抗战胜利是毫无疑问的。显然，这个历史的比喻，非常容易取得宣传的效果。
从上述可见，胡适的演说，对中国抗战的性质、意义、前途的阐述是基本符合实际的。由于他是一位举世公认的优秀演说家，最善于以浅显易懂的语言说出真切的事实和道理，打动听者的心，因此，他的成百次的演说，对于增进美国各界、各阶层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同情，对于促成普遍支持援助中国抗日的舆论，是有相当的作用的。美国人对此有深刻印象。当胡适卸任时，美国多家报纸发表社论和评论致以敬意，其中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指出，胡适“对美国文化之熟悉犹如对其本国文化之了解，他所到之处，都能为中国赢得支持”（NewYorkTimesSept3，1942，转引自张忠栋：《胡适使美的再评价》，载《传
文学》，第45卷第5期。）。胡适在加拿大的演说也有积极的影响。徐宝谦给胡适的信上说，他的演说产生了三种作用：1.使公众同情中国，支持对日制裁，不输军需物资给日本；2.在加青年纷纷愿意回国报效；3.改善华侨的地位。这是当时人的实地观察，应为可信。（参见徐宝谦致胡适的信，据原件。）
应当指出的是，敌人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者，因切身利害攸关，早就感到胡适演说的力量。当1937年胡适以非官方身份到美国时，他的演说和活动即引起日本当局的注意。据说，日本有人提议，为抵消胡适在美国的影响，日本应派三位干员到美国去。这三人是鹤见佑辅（学者，曾任众议员）、石井菊次郎（老外交家，兰辛石井协定的谈判者和签字人）、松冈洋佑（外交家，后出任外务大臣）。我们从胡适的一个学生当时从日本得到的印象也可验证日本当局确极重视胡适在美的演讲活动。这个学生写信给胡适说：“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杨鸿烈致胡适的信（1938年7月16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375～376页。）1940年10月，日本有一家报纸在社论中竟指责胡适的演说是鼓动美国人的仇日情绪，诱使美国同日本打仗，是一种“非美活动”，要求美国当局限制胡适的演说。（参见张忠栋：《胡适使美的再评价》。）1941年11月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一次御前会议上，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还特别提到胡适在美的活动。（参见［日］稻叶正夫等编著：《太平洋音戦争ヘの道》，别卷：资料编，566页，日本，朝日新闻社，1963。）
这样看来，漠视胡适演说的影响，甚至讥之为不务正业，或如宋子文所说，只是“空文宣传”，那显然是不公道的。
五
胡适担任大使期间的著论和演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战后世界新秩序的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主题更加突出。
胡适提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威尔逊主义建立起来的国际联盟归于失败的教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对比，得出三点不同：（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和意大利都处于反德国的行列。这次大战，德、意、日三国结为轴心，都是疯狂侵略的国家。而同盟各国，虽发展程度不同，但都是民主的和爱和平的国家，阵线划分得清楚而合理。（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反对德国的国家性质不同，有的终于走上重新发动战争之路。这次大战中的同盟国，都没有扩张的野心（这只是胡适的一相情愿的想法——笔者）。（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国家的本土未曾卷入战争，因此他们对威尔逊主义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这次不同了，各国都卷入了战争，都备尝战争苦难的煎熬。最大的海洋没有隔开战火，最强的国家也没有免遭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参战的盟国都强烈地需要和平，并愿意为维护和平承担责任。胡适认为，基于这三点不同，此次大战后，建立和平的世界新秩序是可以实现的。（参见胡适讲演：《论战后新世界之建设》，载重庆《大公报》，1942-06-14。）他所设计的新秩序是所谓的“一种有效的集体安全制度”，有一个有力量的国际组织即联合国。他主张“未来的联合国必须是一个强制执行维持和平的联盟”，它能够对个别国家之间的问题“有确切约束”（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688页。）。胡适认为，美国当然是这个国际组织的领导者。
人们知道，这个联合国确是建立起来了，然而它照样没能维护战后的和平。那原因是人们所知道的，本文不想为此多费笔墨。我在这里引述胡适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目的是为了说明他关于中国战后前途的想法。
胡适是一向喜欢从世界的眼光看中国问题的。他在构想战后世界新秩序时，既然是以美国为首的所谓民主国家的联合为基本构架，那么，在他看来，中国于抗战胜利后自然而然地、毫无疑问地应当加入这个民主国家的行列。胡适着重指出，中国是有悠久的民主传统的国家，虽然它的近代形式还发展得不够充分，但他确信，抗战的胜利，必将促进中国民主建设的进程。
很明显，胡适认定，抗战胜利后，中国必须走英、美式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抗战是在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党实现合作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因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放弃自己的革命纲领。因此，胡适关于战后中国前途的构想是同共产党人相对立的。这就发生一个问题，胡适对共产党采取什么态度呢？
我们在前面已指出，七七事变前，胡适基于拥蒋反共的立场而坚决反对对日作战。抗战开始以后，共产党因采取人民战争路线，建立和扩大根据地，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国民党政府为一党之私，不顾抗战大局，屡屡掀起反共高潮，妄图一面假手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施展反共阴谋，两面夹击，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是这一阴谋的集中暴露。胡适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从1939年下半年起，胡适多次接到国内反共情况的报告。但胡适这时不赞成国共摩擦，尤其不赞成国共反目。当他听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因左倾阴助延安事被迫辞职时，他连连致电蒋介石，要求挽留林可胜。（参见胡适致陈布雷转陈蒋介石电（1941年2月7日）、胡适致蒋介石电（1941年2月24日），见《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报》，95、97页。）足见，他认为国共问题应服从抗战大局。1941年3月，胡适致长电报告美国舆论对中国的国共问题的态度。指出舆论可分三种：（一）左倾分子明确同情共产党；（二）一般民众切望中国不起内争，免坏抗战前途；（三）政府人士同情国民政府，但也深望避免国共冲突。并认为，官场腐化、经济困难等问题，必须设法解决，才可避免群众左倾，使共产党失去号召力。（参见胡适致陈布雷转陈蒋介石电（1941年3月），见《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报》，98页。）这里虽然讲的是美国舆论，实则字里行间都流露出胡适本人对国共问题的态度。胡适认为，只有坚持团结抗战，才能得到美国的支持；有了这种支持，抗战才可能取得胜利；只有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的地位才能巩固和提高；在此基础上，才可谋改革和进步，才能同共产党争夺群众，最后战胜共产党。
但胡适对两个重要的问题缺乏认识。一是他未能彻底明白，国民党的腐败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它本质上脱离人民群众。二是他不了解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他甚至还不能完全摆脱旧士大夫把革命的人民视为“匪”的那种反动而陈腐的偏见。因此，他不能理解抗战胜利的过程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过程。由于对这两方面没有清醒的认识，胡适错误地以为，只要蒋介石坚持抗战到胜利，依靠大量美援，就能制伏共产党。所以，1945年8月，抗战胜利大局一定，他就异想天开地打电报给毛泽东，劝告共产党放下武装。电中说：“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查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重庆《大公报》，1945-09-02。）在胡适看来，摆在共产党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放弃武装，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老老实实地“和平发展”，像欧洲某些共产党那样。另一条是不放弃武装，坚持革命，结果是在美国强力支持的蒋政权镇压之下“自致毁灭”。这就是胡适构想的战后中国政局和共产党的前途。
历史嘲弄了胡适，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首先壮大了人民的力量。蒋介石所得的美援还不够他的同僚或下属们贪污腐化之用。中国共产党没有听胡适的“劝告”、放弃武装，而是在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的时候，奋起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不但没有“自致毁灭”，反而打垮了蒋介石的反动武装，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胡适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力谋中美关系亲善，力争多获得美国的同情与支持，争取抗战的胜利。可以说，他对抗日战争作了一些有益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因为他是国民党政府的官方代表，他努力建立中美亲善关系和争取美援，后来，都成了蒋介石进行反共内战的资本。所以胡适的工作，还具有另一种意义，那就是为蒋介石的政权效力，增加人民革命的阻力。充分估计到这两个方面，才可能对胡适抗战时期的活动作出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