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民国年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蔡元培与胡适，也绝少有人在知识、学问、道德与理想方面丝毫没有受过这两位学者和教育家的影响。但很可惜，这两个人在民国教育与文化史上的位置，在一段时期中，不曾充分地被认识。胡适的命运一直是大背时，50年代他被批得一塌糊涂，至今还有人闻胡适之名悚惕而惧。蔡元培的命运要好些，然而对他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多数人至今不敢正眼相看。至于1927年清党案一事，就更无论矣！1979年举行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收论文近200篇，其中竟无一篇研究蔡元培的论文。笔者深自慨然，乃尽10日之力匆匆赶成《蔡元培——新文化运动的赞助者和保护者》一文（见《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第2册，429～446页），聊以补缺。从那时以来，国内对蔡元培与胡适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我总觉得，充分理性地、平心地研究蔡元培与胡适这两个人，是我们不能推卸的责任。
一
蔡元培（1868—1940）、胡适（1891—1962）两人相差23岁，一个生长于国学隆盛的浙东绍兴，一个籍属以考证学著闻的徽州绩溪，两人是因北京大学而连在一起的。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立意革新。他聘请清末反满革命中的老将、正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来任文科学长。陈是安徽人，久闻胡适少年而有文名，托人写信到美国邀其为《新青年》撰稿。不早不晚，就在蔡元培到任、陈独秀亦应聘来京的时候（1917年1月），胡适那篇吹响文学革命号角的宏文《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这是《新青年》由上海迁京的第一号。在下一号里，陈独秀又发表《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运动的调子提到最高度。从此，大海潮音震动全国，青年学子争相响应。陈独秀向蔡元培力荐胡适，蔡氏异其才识，欣然同意。这年7月，胡适自美归来，一入国门，他就决定应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其时，胡适还不满26岁。蔡元培以饱经阅历的长者，毅然决定邀请这位刚刚离开学堂的洋学生为最高学府的教授，其眼光识力确属不凡。那时，尽管国中人才甚是贫乏，但远不是所有大学毕业生、乃至洋博士都能立刻找到如意的工作的。胡适入北大，得展其才，功成名就，蔡元培于他实有知遇之恩。
蔡元培后来回忆道：“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期。）显然，对胡适初入北大时的情况，印象甚深，对胡适于北大的贡献评价也甚高。胡适对蔡元培终生怀有敬意，在他晚年作“口述自传”时，很亲切地提到他初入北大的情况和对蔡元培先生的敬意。他说：“当我在北京大学出任教授的时候，北大校长是那位了不起的蔡元培先生。蔡校长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国也学过一段时期的哲学，所以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胡适口述自传》，载《传记文学》，第34卷第4期。）
在蔡元培悉心网罗之下，当时北京大学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一部分是讲旧学的，如刘师培、黄侃等等；一部分是讲新学的，除胡适之外，还有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等。胡适是新学营垒中的佼佼者，在涉及学校改革创新的事情上，蔡元培、陈独秀都极为倚重他，有几项重大的改革就是胡适倡议的。例如，改分年级制为选科制，组织各科教授会，创办研究所等等。（1917年10月25日，胡适写信给他母亲说：“此次教育部因改订大学章程事，召集一会讨论此事。适亦被请参预会事。因建议废现行之分年级制，而采用选科制。此议已经教育部通过。但一切细目详章尚须拟好。此为中国学制上一大革命，一切办理改革之法非数日所能料理。适为创议之人，当竭力筹办此事，期于一年之内可见诸实行，故绝不能久离京城。”又谓：“大学现拟分部组织教授会，适亦为创议之人，故非将此事办妥，不能久离京也。”）这些倡议都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的全力支持。创行选科制，大大鼓励了青年学子的主动精神；研究所的成立直接增强了自由研究学术的空气；而教授会的成立，冲击了一向受政府官僚制度影响的旧有的大学行政制度，开创了教授治校的学府风范。至于创办各种学会、研究会，赞助学生成立团体、创办刊物等，蔡元培与胡适更是志同道合。蔡元培亲自主持成立进德会，胡适加入为会员。胡适创办成美学会，志在援助贫苦而有志向学的青年，蔡元培是最主要的赞助人之一。著名的《新潮》杂志，是与胡适关系最密切的几个学生如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办起来的。他们请胡适当顾问，而蔡元培也给予大力支持。
胡适对蔡元培领导北大改革的气魄衷心敬佩。他认为，蔡先生造成北大最重大的变化是两个：第一个是组织方面的，即从校长、学长独裁制改变为教授治校制。这可以大大鼓励教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增强学校基础的稳固性、学术发展的连续性。第二个是大力提倡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使北大成为国内自由思想的中心，引起青年学生对各种社会活动的浓厚的兴趣。（参见胡适：《回顾与反省》，载《北京大学日刊》，1922-12-17。）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指出的这两点，对于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确是至关重要的。蔡元培长北大的主要贡献正在于此。胡适特别敬佩蔡元培身为校长而不喜专权，倒宁愿分权、减权。这是只有具有高度的民主信仰的人才能有的胸怀。
在蔡元培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之下，北京大学真正摆脱了旧日京师大学堂的积腐空气，成了一所充满活泼精神和浓厚研究空气的新式大学。各种思潮、各家学派都在北大找到了鼓吹者和信从者。倡无政府主义者有之，倡马克思主义者有之，倡国家主义者亦有之，倡实验主义者有之，倡康德主义者有之，倡儒、道、佛者亦有之，此外更有恋爱至上论者、复辟救国论者等等，不一而足。蔡元培充分容纳这种种思潮，令其自由传播、自由竞争，对于教员学生的政治信仰更丝毫不加限制。以为对大学教员，只应问其是否有学问，而不必存政治禁忌，苟有学问，尽可以令其发挥所长。教授中有拥护洪宪帝制的刘师培，有拥护清室复辟的辜鸿铭，也有强烈憎恶复辟、大倡科学民主的陈独秀。这决不是说蔡元培没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立场和见解。他自己是一个热诚的民主主义者，又怀有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他当然不赞成任何复辟的主张，他之容纳刘师培、辜鸿铭，是因为他们学有专长。刘师培的国学，辜鸿铭的英文学，是海内公认的。他们在课堂上讲国学，讲英文学，都是学子所求而与复辟无关的。至于各种思潮，各家学说，蔡元培明确主张“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03-21）这是蔡元培最重要的一项主张，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种空前的创议。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焚书坑儒，以吏为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垂两千余年，思想定于一尊，习故守常，苟有新说出，必斥为异端，口诛笔伐，不稍留余地。蔡元培长北大所实行的新方针，为中国思想、学术、文化乃至政治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
由此造成了影响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三个相互关联的伟大的运动，即文学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二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最有利于新思想、新观念的创行，因而最受胡适一类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学生们的拥护。可以说，正由于蔡元培的自由主义原则的保护，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实验主义哲学、女子解放、个性解放的主张，乃至疑古的论调等等一系列同传统相矛盾的东西才得以畅言无忌，广为传播，引起青年的激动。胡适因此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成为青年学生景仰的人物，风头之健，堪称北大教授之冠。
但，也正由于蔡元培的保护，北大校内新说竞出，激怒了守旧派。旧营垒百计图谋报复，于是谣诼纷起，北大备受攻击。蔡元培借发刊《北京大学月刊》的机会，指望说明他的兼容并包原则以便“释校外学者之怀疑”。他说，外间学者“闻吾校之论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借以资心理学论理学之印证，而初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载《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1919-01。）。当时虽已是民国时代，然而社会习气仍不脱专制时代的固陋，以为全国最高学府，倡一说即当为天下定标准。在守旧派看来，凡不合于他们居中守常的议论的，尽在排斥之列。若大学反而宣传讲论，便是脱出了常轨。林琴南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就指责蔡元培领导北大，“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劝他“留意守常为是”。他们的常轨就是思想专制，守孔孟一家之言，不许改革，不许创新。蔡元培以为宣示了思想自由的原则，便可释人之疑。他把人们的思想水准估计过高了，林琴南等所反对的，恰恰是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义。
当时北京大学最引起旧势力反对的有两点：一是废文言而倡白话；一是批孔孟，倡新道德。这两方面皆以陈独秀、胡适等为急先锋，又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蔡曾宣言：“白话派定占优胜”（《国文之将来》，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3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又提出“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174页。）。所以，旧营垒中人，都认为蔡元培与陈独秀、胡适应对北大的“走入歧途”完全负责。于是中伤的谣言、攻讦的议论纷至沓来。
到1919年五四前的几个月，“北京的空气已被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弄得很动荡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载重庆《中央日报》，1940-03-24。）。我下面抄录当时的一封匿名信，人们很可从中看到，旧势力对陈独秀、胡适等人是何等仇视。
字付陈独秃、胡闹及狐群狗党知悉：汝等左道惑人，甚于黄巾、白莲。大逆灭亲，洋屁毁圣，肆无忌惮，大逞凶威，自谓真可矣了。不知人神共嫉，天地不容。汝等狗命不值一个小炸弹。但现在有欲花这冤枉钱的，将你们除削了，投诸豺犬。我看你们虽是捣乱分子，甘冒不韪，也是无见识，杀之亦可惜。然权不在我，你们可防备着点。见你阎王爷，教训教训你们。
人们初看或许会以为这是下流无耻之辈胡乱写的。其实不然，真正下流的无耻之辈未必去看《新青年》，也未必关心北大如何如何，总还是知识阶层中人，或是官僚幕府中人，才会如此关切新文化运动，也才会有如此深刻的仇恨。
如若不信，我们就再引证大名鼎鼎的林琴南先生的例子。
林琴南先生致蔡元培的公开信，那是“登大雅”的文献，其中多有詈骂之语，如“人头畜鸣”之类。而其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其恶毒绝不减于上引的那封匿名信。小说《荆生》，梦想有“伟丈夫”（影北洋政府的徐树铮）出来，把田其美（影陈独秀）、狄莫（影胡适）和金心异（影钱玄同）狠狠地教训一顿。作者直骂这三人是“畜牲”。小说《妖梦》，写一个白话学堂（影北京大学），校长是元绪公（影蔡元培，元绪暗喻大龟，已是骂人之语），教务长是田恒（影陈独秀），副教务长是秦二世（喻胡亥，即影胡适）。小说中，田、秦二人倡白话，毁伦常，元绪公点首赞成。忽然来一巨魔，将三人活活吞下，化作一堆臭粪。林氏攻骂如此刻毒，与匿名信相较，何所不及？从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国务员中就有人提议解散北大来看，仇视新文化运动者、仇视北京大学者，恰是自命有识之辈的贵族遗老和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僚。
人们不禁发生疑问，白话文的提倡、对孔孟的批判、新道德的宣传，何以竟至于引起这样激烈的反对？今天比较年轻的人，恐怕多半不很理解。
先说白话文的问题。
人们或许知道，从前南社诸子闹“诗界革命”闹了不少年，未曾激起什么人的愤怒和反抗；林琴南翻译西方文学名著，严复翻译和介绍资产阶级思想学说，章士钊办《甲寅》批评时政，所有这些都不曾引起严重的斗争。而白话文的兴起却激起林琴南等辈那般刻毒的怨愤。我以为这其中—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上述那班人所写的东西都未摆脱“精神贵族”的立场，他们的东西仍只限于少数“上等人”看，与亿万“下等人”无关。即使在思想倾向上互相歧异，但毕竟仍只是“老爷们的事情”。正如两位绅士争吵不容家奴置喙一样，甚至若自家女人插嘴，也会被斥退。白话文的兴起会逐渐打破老爷与家奴之间的界限，家奴、女人们也加入来议论“老爷们的事情”，这是老爷们最难容忍的。事实是，白话文运动深受青年学子的欢迎。又经过青年学生广泛传播到许许多多普通的人群中去。1919年，全国已有白话报刊400种以上。于是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得白话文为传播工具，便如决堤的洪水一样，迅猛冲向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连中学生也要发表思想，批评社会；连商店店员、识字工人，甚至车夫、小贩，都要看报纸，都来议论时事，这是中国旷古未有的大变局。面对如此局势，那些专制主义余孽的军阀政客和受他们荫庇的贵族遗老如何不害怕？所以他们把白话文视为洪水猛兽，把陈独秀、胡适视为左道惑人，并因而罪及保护他们的蔡元培，就不足为怪了。
至于说到批判孔孟与旧礼教，提倡个性解放和新道德，其对于专制主义的不利就更为明显了。中国有两千年以上的专制主义传统，一向标榜以“忠孝”治天下。教忠教孝才能造就奴顺的性格，才能保障统治者的安富尊荣。一提倡个性，便要去掉奴性，在家不能为“孝子”，便要越出前辈轨范；在社会不能为“顺民”，便会不安于现状。他们要独立思考，自断是非，自决弃取，社会上这样的人多起来，专制主义者还能安宁吗？
既然白话文与新道德搅扰了“上等人”的安宁，威胁到了统治者的利益，惊破了贵族遗老们的迷梦，他们愤怒，要反扑，要报复，也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