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书信几乎涉及民国时期思想、政治、外交、教育、学术和艺术等各个领域的重要问题。
比如涉及政治问题的，有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和善后会议的问题，五卅运动和后来的“人权与约法”的问题，九一八事变后的对日态度问题，“两广事变”及“西安事变”问题，汪伪政权出台前后的有关情况，以及抗战时期国民党高层人士对国内政局的看法，还有抗战胜利后的国共斗争、学生运动，胡适个人的政治出处问题（他不仅不肯出任政府官职而且还曾一度想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这些问题，书信中都有很广泛很深入的涉及。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胡适怎样一方面坚持拥蒋反共，一方面又对遭迫害的青年表示同情，甚至帮助救出某些革命青年。反映了这位反共的自由主义者的特别立场。
胡适同许多职业外交家如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郭泰祺等皆有私交，同主管过外交工作的汪精卫、罗文干、王世杰等交谊更深，而胡适又一度担任驻美大使。所以，他们的书信中涉及外交问题者亦甚多，如早期的中国与苏俄关系问题，五卅后的中英关系问题，等等。至于九一八事变后谈论对日外交方针的书信就更多了。此外通信中还涉及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前后一些内幕背景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信中保存了汪精卫早在1933年即敦促胡适出任驻德公使和驻美公使的材料。
这里收存的大量书信，保存了五四以来历次思想文化论争有关的背景材料和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例如，胡适给陈独秀的信，涉及研究系人物与胡适等自由派人士间的分歧；丁文江与胡适的通信涉及科学与人生观论争中的许多细节。许多青年给胡适的信，反映了他们对白话与古文之争，以及东西文化之争的感受。又例如，像钱玄同这样从旧学营垒中走出来的人，如何关心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命运，每当旧势力鼓噪的时候，他怎样催促胡适出面廓清，以尽其“思想界的医生”的责任。在30年代有关“本位文化”的论争中，“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陈序经的一封未发表的信，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全盘西化论”者的思想实质。
书信中有大量关于青年界的材料，例如五四时期一位青年反映，他们最主要的困惑是：（一）家庭问题：家长制的束缚限制了他们自由选择、自由发展的余地；（二）读书问题：守旧家庭多以能识字、记账为满足，不肯送子女到新学校里去读书，怕他们沾染上“非礼”、“非孝”的新思想；（三）婚姻问题：绝大部分青年在这个问题上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牺牲者。还有许许多多青年反映他们读书、求职缺少机会，缺少指导的困难。困惑中的青年在各种刺激之下往往走上激烈反抗的道路。胡适在给家乡朋友的信中曾写到，由于某些教育界守旧势力的倒行逆施，正帮助造成许多“陈独秀的信徒”。30年代、40年代的青年有他们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终于推动其中许多人走上抗日或革命的道路。
我们从书信中还可以看到学生们如何反对考试，如何为升学而造假文凭，甚至还有个别学生因假文凭被发现而不幸自杀的材料。这些材料，治中国现代教育史的人都不应忽视。王敬方的一封记述中国公学早年历史的长信，同样有供教育史家参考的价值。
我们还可以看到五四以后，争取妇女解放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颇有社会意义的材料，例如一个大家闺秀如何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震动，而离家出走，参加工学团的活动；一个被逼嫁人的女子如何勇敢地逃出家乡，只身跑到北京求学；等等。
书信中有许多材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报刊如何创办，它的舆论趋向如何，及其经营活动的特点等等，可为新闻史研究的重要参考。
还有大量关于某些学术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产生、活动情况等方面的材料。例如胡适本人参与创办的一些社团的活动情况，又如著名的中央研究院的产生、发展、院长的补选及第一次院士选举的有关细节等等。特别应该提到，在民国时期，尤其在抗战前，与我国教育文化和科学研究事业有重要关系的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它的产生、组织沿革和有关活动等等，书信中保存了很重要的史料。
胡适作为一个有重大成就和影响的学者，他所保存的书信中，直接关系到现代学术史的材料尤为丰富。治学术史的学者将在这里发现一个真正巨大的宝藏。在这里可以见到文学革命从酝酿期到发动期，到推向全国整个过程中许多人所未见的珍贵史料；可以见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出版，给中国新学界所带来的刺激；可以见到由《〈水浒传〉考证》和《〈红楼梦〉考证》所带动起来的古小说研究的热潮和整理国故的逐步推展，以及古史讨论、古史辨派的形成等学术史上重要的大事。这里还可以见到20年代到30年代，推动中国学术进步的那一群学者间的友谊和互相切磋的情形，可以了解到学术界某些重要新问题提出的缘起，以及某些重要古籍和史料的发现所引起的学者们的兴奋。
应该特别指出，胡适有些政界、教育界、学术界的朋友，同他经常保持密切的书信联系。书信在20通以上者有48人，30通以上者有32人，50通以上者有13人，100通以上者有3人，在这些人中包括丁文江、王重民、王云五、朱经农、朱家骅、任鸿隽、沈从文、汪精卫、汪孟邹、林语堂、周作人、胡近仁、高一涵、高梦旦、徐志摩、翁文灏、孙楷第、梅光迪、张元济、张慰慈、陆侃如、陈垣、陈源、陈独秀、陈衡哲、陶孟和、陶行知、傅斯年、杨杏佛、杨联陞、赵元任、蔡元培、蒋梦麟、刘文典、钱玄同、罗常培、顾颉刚等等。他们的书信广泛涉及思想、社会、人生、学术、公务与私谊等等问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传记史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细心阅读这些书信，再广泛查阅有关资料，在《胡适与×××》的题目下，可以写成数十本有价值的传记著作。
总之，一切治中国现代史——无论是现代通史，还是专业学科史——的学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极有价值的材料。使这批材料得以刊布，应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件可庆幸的事。
三
这批档案中保存有大量的公私文件，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我们可以把这部分资料分作以下几大类略为介绍：
（一）重要政治关系文件：
其中有20年代初的国民代表会议、临时国民大会的文件。有政界人士给大总统和政府总理的上书等等。还有1925年的善后会议的各种文件，包括议事日程、议事录、议案、日刊、秘书厅文件及班禅致会议的文电等。还有抗战时期参政员傅斯年向蒋介石上书的草稿，以及抗战后的两次国民大会的文件，其中有胡适领衔朱经农起草的有关教育问题的提案。还有沈崇事件全部材料的副本。这份材料充分显示出美兵强奸暴行的事实经过，使人明白，当时的中国政府在美帝国主义面前，无力维护司法主权，无力维护中国人的尊严。还有1931年最初几个月的全国军费开支的记录以及1935年日本在华领事的一次会议的记录。显然，这些材料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供研究者补缺和参考。
（二）重要机构的文件：
（1）中央研究院，包括其组织法、各种法规、选举章程、评议会议员名单、评议会记录、候选院士申请表及提名表、第一次院士大会的记录、中研院所属机构的情况等等。
（2）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保存有中基会的组织、董事会章程、董事会名录、董事会议记录、董事会会务细则、年度工作报告等等。还有各团体、机构和人员有关庚款问题的声明、宣言；各界各机构、团体申请庚款补助的请愿书，其中包括孙传芳主张用庚款治淮的意见书等等。这些文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基会实际也就是美国对中国教育界知识界的影响，也进而帮助我们了解，由于中基会的关系，提高了胡适本人在教育界和知识界的地位与影响。
（3）国民党政府所设各种专门委员会，如财政专门委员会，农村复兴委员会等有关文件。
（三）重要团体的文件：
如努力会的创办及其简章，新月社社员通讯录、缴纳会费清单、开会通知等等，尤其是著名的民权保障同盟及其北平分会的有关文件，以及因对政治犯问题的不同意见导致同盟解体的有关记载。还有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参与创立的自觉救国会的宣言、简章、会员名单，这些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当时中国中产阶级的对日态度。另外有欧美同学会的章程、活动情况，平津市民治促进会的组织、活动等等文件，以及其他数十种小团体的宣言、声明、意见书、章程之类。还有筹备泛亚协会中国分会的有关文件。
（四）教育关系文件：
保存有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的文件，包括各地教育会、教育团体、教育家的提案，以及胡适参与起草的学制案文稿等等。还有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各种文件，某些私立学校的校董会文件，特别是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期的中国公学各种文件，还有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生会名录，以及有关学生运动的各种文件等等。
（五）学术团体和学术活动文件：
如中国科学社的《年会指南》、社员名单、开会通知，中国天文学会的文件，学术讲演会的章程，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及其组织活动的文件，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组织、活动、报告等文件，宣怀经济研究所的有关文件等等。
（六）北京大学关系文件：
这方面的材料最为丰富。研究北京大学校史的人，应特别注意这部分材料，因为它颇有系统、颇为完整。例如，这里保存有《国立北京大学规程》、《北京大学研究院规程》、《教员延聘施行细则》，有北京大学评议会的组织、评议员名单、评议会的记录，有北京大学毕业生留学章程、学生助学金奖学金条件及办法，有研究所国学门的工作报告，有英文教授办法、各时期的教职员名录、各系主任名单、各委员会主席名单，有学校年度预决算表、招生办法、考试制度、课程设置、各种刊物的组织及出版办法。还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有关文件、历次学生运动的关系文件、历次教育风潮中北京大学及其教师的有关声明文件等等。所保存的几种北京大学建校历史纪念册，尤有参考价值。另外还有胡适手拟的北京大学与中基会合作办法等文件。可以说，从学校的组织、领导机构到教员聘任、学生管理、经费开支等等，保存了完备的资料。不但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个北京大学，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整个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一些重要情况，是研究高等教育史极可珍贵的材料。
（七）其他文件：
抗战后，胡适曾被聘为永定河官厅水库水利委员会的委员。故档案中保存了官厅水库水利委员会的许多文件。胡适还入股加入久大盐股份有限公司，被选为董事长（总经理是李烛尘）。久大公司的文件也保存在档案中。此外还有胡适手拟的徐志摩纪念奖金章程办法，徐志摩文学奖金募集总委员会启事、丁在君纪念基金原则等项文件，以及《努力月刊》与商务印书馆订立的合作出版契约、中基会编译委员会与商务印书馆合印译书契约、合印教科用书契约、整理国故的计划等等文件。这些文件在教育史、学术史、出版史上都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