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新论》一书初版于1996年，印数不很多，很快就见不到了。常有海内外的朋友索要此书，竟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此书能有再版的机会，我很高兴。这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朋友们，还要特别感谢担任此书再版工作的责任编辑王琬莹，她的工作做得十分认真、仔细，校出好几处原版书中不曾校出的错误。我想读者们也会感谢出版社和这位编辑朋友。
如果从1975年，系统查阅胡适先生留存在东厂胡同一号的档案文献算起，我的胡适研究工作到现在，已有三十四年之久了。我研究胡适的第一篇论文，是发表在1979年第5期的《历史研究》杂志上，到现在则是整整三十年。我研究胡适的第一本书，是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到现在也有二十四年了。回想这段历史，真是感慨系之。记得，1979年我跟某出版社约定，要重新出版《胡适文存》1—3集，由我进行校订。工作进行了一半，就听某大员说，社会主义的出版社，怎么可以出版胡适的书？此事遂寝。后来到上世纪的80年代后期，以至90年代，竟有多家出版社，以各种不同名目竞相出版胡适的的著作，而研究胡适的书和论文、文章则更是层见迭出，要列出一个完整的目录，恐怕就成一本书了。三十年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不断进步和更新。少年时读郭沫若先生译的歌德的著名诗剧《浮士德》，其中有两句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以致过了半个多世纪，我还能清晰地记得。这两句诗是：“不可企及者，在此事已成；不可名状者，在此已实有。”用这两句诗来形容最近三十年我们所亲见、所身历的种种变化，岂不是非常贴切吗？这再一次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存在决定意识。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人们的眼界宽广了，胸襟开阔了，社会开始培养起一些包容的精神，给个性的解放、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胡适研究的开展，正得益于此。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陆续有几家出版社要求我写一本胡适的传记。我一直没有答应。这里边原因很多。胡适本身是个非常复杂、争议甚多的人物，在没有把所有比较重要的问题作过深入研究之前，很难写出一本好的传记来。况且这也需要有一定的客观环境，需要社会的包容精神成熟到一定的程度，方可水到渠成。另外还有一层原因，可能一般人并不知道。其实，胡适研究一直是我的业余爱好。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我的主要精力是用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与写作。后来有五六年的时间，我帮助黎澍先生工作。从90年代初起，我创建近代思想史研究室，此后就一直带领研究室的同事们陆续从事集体的课题研究，相继完成“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其成果为《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其成果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九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刻下又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的研究和写作。主持这些课题的研究与写作，工作相当繁巨。所以，我只能抽空做一些研究胡适的工作。如今，我已年过古稀，今后能不能得到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来写作一本胡适的传记性著作，实不敢必。不过我相信，我没有做的事情，会有其他人来做，而且可以做得更好。
后年，2011年，是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我希望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能有一些新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出来，以为纪念。同时，也算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一个侧面的见证。
耿云志
2009年11月30日
于北京太阳宫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