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稳者近于狷者甚至是乡愿，勇往者近于狂者，其优劣之分显然可见。从这个角度说，陆子的说法未必就那么惊世骇俗。当然，为朱子提到的这句话，不见于陆子的文集中，我们也无从详考其说话的语境和背景。不妨再引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8—1583）对陆子上文的发挥对此详加说明：
古今人品之不同如九牛毛，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于狂，又思及于狷。若乡愿则恶绝之，甚则以为德之贼。何啻九牛毛而已乎！狂者之意，只是要做圣人，其行有不掩虽是受病处，然其心事光明超脱，不作些子盖藏回护，亦便是得力处。如能克念，时时严密得来，即为中行矣。狷者虽能谨守，未办得必为圣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发开展以入于道，故圣人思之……自圣学不明，世鲜中行，不狂不狷之习沦浃人之心髓。吾人学圣人者，不从精神命脉寻讨根究，只管学取皮毛支节，趋避形迹，免于非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为是，陷于乡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所幸吾人学取圣人壳套尚有未全，未至做成真乡愿，犹有可救可变之机。苟能自反，一念知耻即可以入于狷，一念知克即可以入于狂，一念随时即可以入于中行……
龙溪所言，也基本上是陆子的意思。狂者一念随时，即可入于中行，分明已是仅次于圣人的理想人格。但是，推崇狂者胸次，不仅是陆王学的特征。在这方面朱子丝毫不逊于陆王。而朱子认为陆说的怪，针对的只是“唯有琴张、曾、牧皮，乃是真有得于夫子者”这一句。在他看来，若果真如此，则又要置颜回、曾参于何地？问题是，朱子自己却对“曾点气象”推崇备至，比之于尧舜，更不用说子路、冉求，游夏之徒了，这自然令人生疑：仅在这个问题上，朱陆之间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其诸弟子的疑问也正是由此而来。
三、1196 年朱子论“曾点气象”书信研究
1196 年，江西弟子欧阳谦之就《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一节的注释，向朱子提出了疑问：
《论语集注》曰：曾点气象从容，辞意洒落。某窃想象其舍瑟之际，玩味其咏归之辞，亦可以略识其大概矣。程子谓其便是尧舜气象，窃尝以程子之意求之，所谓尧舜气象者，得非若所谓不以位为乐欤？夫有天下而不与之意乎？《论语集注》又云：是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不知所谓事业者，就其得于已者而言，就其得于事功者而言？孟子之所谓狂者，盖谓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所谓行不掩焉者，若曰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所行不能掩其所言也。不知曾点行不掩焉者何处可见？《檀弓》曰：季康子死，曾子倚其门而歌，于此而作歌，可以见其狂否？《文集》，卷六十一，《答欧阳希逊（谦之）·所示疑义》引。
欧阳谦之（字希逊，江西人，生卒不详，1193 年从朱子学）无法把曾点的“狂者胸次”和“尧舜气象”统一起来，他也不理解曾点如何就能做到“是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上文已经指出，这一说法是承谢良佐而来。尤其是“事业”二字，又怎么和在事功方面乏善可陈的曾点相联系呢？再者，朱子从未说过颜回、曾参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那么是二人都还不如曾点吗？
对此，朱子答曰：
曾点气象固是从容洒落，然须见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见得此意，自然见得它做得尧舜事业处，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驰之谓，但行不到所见处耳。倚门而歌亦略见其狂处，只此舍瑟言志处，固是圣人所与，然亦不害其为狂也，过此流入老庄去矣。（作于庆元二年，1196 年）《文集》，卷六十一，《答欧阳希逊（谦之）·所示疑义》。
朱子让欧阳希逊探寻曾点之所以“从容洒落”的根源，意味那些能够使曾点“从容洒落”者，也自然可以使其“做得尧舜事业处”。他还强调，说曾点“是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是从其见处着眼，而不是从事的方面说的。但是朱子也指出：“只此舍瑟言志处，固是圣人所与，然亦不害其为狂也”，这是说单纯从舍瑟言志这一点上说，这固然是孔子所称许的，但是这并不影响说曾点在总体上是狂者，而且是和老庄仅有一线之隔的狂者。
我们说，朱子与欧阳希逊的这一番书信往来，揭示了朱子在诠释“曾点气象”上的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究竟是要把“曾点气象”定位为“尧舜气象”，还是定位为“狂者胸次”？本文已指出，朱子之所以激烈批判谢上蔡的“曾点说”，就是要剔除其中潜藏的佛老气息，使“曾点气象”保持纯粹的儒学形象。但是，朱子的这一努力毕竟无法改变人们认为“曾点气象”包含“狂者胸次”的事实，其对曾点的赞扬，也不可能不和其所反复主张的虚实之辨相矛盾。而就朱子的复信而言，他简单的说“曾点气象固是从容洒落”，也无法消除人们的疑问。因此，朱子对“曾点气象”的定位就只能一再摇摆在“尧舜气象”和“狂者胸次”之间。其此后论“曾点气象”所有的矛盾，都是由此而来。
见到朱子的信后，欧阳希逊再次向朱子介绍了自己的思考：
谦之前此请问曾点气象从容，辞意洒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先生批教云……谦之因此熟玩《集注》之语，若曰：但味其言，则见其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无所与于我，见得曾点只是天资高，所见处大，所以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识得这道理破，便无所系累于胸中，所谓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自其所言以逆诸其日用之间，而知其能尔也。何者？尧舜之圣只是一个循天理而已。然曾点虽是见处如此，却无精微缜密工夫，观《论语》一书，点自言志之外，无一语问答焉，则其无笃实工夫可见矣。使曾点以此见识，加之以钻仰之功，谨于歩趋之实，则其至于尧舜地位也，孰御？本朝康节先生大略与点相似，伏乞指敎（作于庆元二年，1196 年）。《文集》，卷六十一，《答欧阳希逊·所示卷子》引。
欧阳希逊此信明确区分了曾点的所见和其所行的不同，指出：曾点所见是“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而“尧舜之圣只是一个循天理而已”，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曾点“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而考其所行，曾点缺乏工夫，其终离尧舜地位甚远。曾点只有“加之以钻仰之功，谨于歩趋之实”，才会真正至于尧舜实地。欧阳希逊此文的分析是公允的，也体现出了虚实之辨的精神。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封信对于朱子后来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评论的修改，有相当大的影响，比较后来朱子给黄榦的回信中所提到的对“曾点言志”节评论的新修订稿，就很容易发现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但问题是，一个只有见处，而行不掩言的曾点，是否就值得那样推崇？脱离行支撑的知，能不能是真知？由此疑问，则朱子后来对曾点评价的总体降低就势所必然。
对于欧阳希逊的新体悟，朱子答曰：
人有天资高，自然见得此理真实流行运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学问之功。如康节，二程先生亦以为学则初无不知也。来喻皆已得之，大抵学者当循下学上达之序，庶几不错，若一向先求曾点见解，未有不入于佛老也。《文集》，卷六十一，《答欧阳希逊·所示卷子》。
朱子在信中提到学者当循下学上达之序，不应该先求曾点见解，否则会流于佛老，这些都是朱子的一贯思想，而编订于朱子稍后的《经济文衡》一书与黄东发，对朱子此信之精神的把握也都非常精确。但是，这里朱子强调“人有天资高，自然见得此理真实流行运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学问之功”的用意何在？伊川提到：“真知未有不能行者”，朱子承此观点，也反复强调真知必从实行中来，因此有真知必有实行。如果依此逻辑再来反观曾点，则他的有知无行，也必然体现出他的所知不真，那么“曾点气象”所体现儒学的正面价值也会大大降低。这使朱子不得不有些违心的搬出有人生知的套话，来强调因为曾点天资高故不假学问之功，却能得见“此理真实流行运用之妙者”。但如果我们设想把曾点换成陆子，再问同样的问题，朱子会怎样回答呢（更何况陆子的贱履要远远强于曾点）？正是这一疑问，促使朱子在后来与弟子们的问难中，承认曾点所见只是一个虚的轮廓，并且逐渐在把话题的中心引向虚实之辨的话题。
几乎与此同时，同样来自江西的严世文（字时亨，一字亨甫，生卒不详，江西人）严时亨与欧阳希逊所居不远，故二人同时向朱子处问学，并常常交换问学的资料。也致信朱子讨论“曾点气象”问题。颇值得玩味的是，在这次书信往复中，朱子一开始对严的来信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随之却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那么，朱子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此中的消息对于我们进一步辨清朱陆异同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严时亨在信中提到：
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夫子既语之以“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正是使之尽言一旦进用何以自见，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为，夫子皆不许之，而独与曾点，看来三子所言皆是实事，曾点虽答言志之问，实未尝言其志之所欲为，有似逍遥物外不屑当世之务者，而圣人与此而不与彼，何也（作于庆元二年。1196 年）？《文集》，卷六十一，《答严时亨·问目各已批出·子路曾》引。
这里，严的来信也道出了人们的一个普遍疑问：为什么朱子不与“所言皆是实事”的三子，却独与“实未尝言其志之所欲为，有似逍遥物外不屑当世之务者”的曾点？难道孔子轻视事为吗？基于上述疑问，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语集注》以为：味曾点之言，则见其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蔵了无与于我……是虽尧舜之事业盖所优为，其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不可同年而语矣。某尝因是而思之，为学与为治本来只是一统事，它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所存，三子却分作两截看了。如治军旅、治财赋、治礼乐与凡天下之事皆是学者所当理会，无一件是少得底。然须先理会要教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常常神清气定，涵养直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程子所谓不得以天下挠己，己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同上。
首先需要指出，比较欧阳希逊和严时亨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评论的转述可知，二人所见的集注是同一版本。其大致内容为：“曾点气象从容，辞意洒落……味曾点之言，则见其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无与于我……是虽尧舜之事业盖所优为，其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不可同年而语矣。”这一版本，应该就是前文所提到过的宝康本。这也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朱子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节评论的第一个修订版本。
以此版本和《论语集注》的初稿相比较：旧本中“见道无疑”中的“道”，在这里被明确点出为“天理”，而在朱子之前，还没有人用天理流行来诠释“曾点气象”。这也成为朱子之“曾点气象论”的最大特色。朱子曾指出：
道是统名，理是细目（郑可学录）。
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胡泳录）。分别见《朱子语类》，卷六，《性理 三》。
从“见道”到“见日用之间无非天理流行”，这一修改中所体现出的，正是为朱子所一贯注重虚实之辨的精神。
同时，旧本的“心不累事”云云，被朱子修订为“不规规于事为之末”，表明朱子意在强调说曾点比三子更加“务本。”传统儒学中本有本末之辨，《大学》对本末之辨就有明确的说明。这些都是朱子批判与反思谢的“曾点说”的产物。
回到本文，严在《论语集注》的引导下，认为学者不但要理会为治，更要理会为学这一根本，而且要明白为学与为治是一统事，今日所存便是后日所用。由此，他认为三子割裂了二者，犯了舍本逐末的毛病。这一观点，朱子是不反对的。
但是，严认为“教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己立后自能了当得天下事物者是矣”云云，似乎一个人只要做好了今日的存心工夫（还不是穷理的工夫），他日的事为就会易如反掌。这一说法既取消了被朱子视为至关重要的中间一段大下学工夫，还给人以养心和应事前后隔绝的嫌疑，这也是朱子对陆学的基本印象陆子自小就强调在事为上用力，而朱子对陆学抛弃事为的印象，似乎是来自于对陆子弟子印象的放大。按照朱子思想的固有逻辑，这有流于说禅的嫌疑。不过朱子在初读严的信时，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严在信中继续指出：
……夫仁者，体无不具，用无不该（赅），岂但止于一才一艺而已？使三子不自安于其所已能，孜孜于求仁之是务而好之、乐之，则何暇规规于事为之末？缘它有这个能解横在肚皮里，常恐无以自见，故必欲得国而治之，一旦夫子之问有以触其机，即各述所能。子路至于率尔而对，更无推逊，求赤但见子路为夫子所哂，故其辞谦退，毕竟是急于见其所长。圣门平日所与讲切自身受用处全然掉在一边，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后日所用，见得它不容将为学为治分作两截看了，所以气象不宏，事业不能造到至极。
如曾点浴沂风雩自得其乐，却与夫子饭蔬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襟怀相似，程子谓夫子非乐蔬食饮水也，虽蔬食饮水不能改其乐也，谓颜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要知浴沂风雩人人可为，而未必能得其乐者，正以穷达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举体遗用，洁身乱伦，圣门无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议曾点。盖士之未用，须知举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学者。曾点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无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为乐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时士子，或有不知天分初无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大小大快活，反以穷居隐处为未足以自乐，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岂可谓之乐而得其所也？……
孟子所谓君子所性，即孔子颜子曾点之所乐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物各付物，与天地同量，惟颜子所乐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礼乐许之。此浴沂风雩，识者所以知尧舜事业曾点固优为之也。然知与不知在人，用与不用在时，圣贤于此乘流则行，遇坎则止，但未用时只知率性循理之为乐，正以此自是一统底事故也。龟山谓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边用计用较假饶立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如子路当蒯聩之难，知食焉不避其难，而不知卫辄之食不可食；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后来所成就止于如此，正为它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立事之本，未到无入不自得处。夫子之不与，其有以知之矣……（作于庆元二年，1196 年）《文集》，卷六十一，《答严时亨·问目各已批出·子路曾》引。
严认为，三子之病在于私欲不净，因而舍本逐末，抱有有意为国之心。同时，他也把“曾点气象”和“孔颜乐处”、“尧舜气象”直接相提并论，认为“曾点气象”的核心精神是安于所性、率性循理之乐，这和三子的用计用较的人欲之私是天地悬隔。严还特别强调，不可以把曾点视为隐士之流。应该说，严此信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朱子《论语集注》的发挥。见到严的来书后，朱子随之复信，给了严的观点以较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