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学研究的是健身防病，医药学研究的是患病之后的治疗，是两门关系十分密切的学问。陶弘景对它们都有深入研究，尤以医药学的成就最大，著作也最多。主要有《本草集注》七卷，《陶隐居本草》十卷，《药总诀》二卷，《补阙肘后百一方》三卷，《效验方》五卷等。《本草集注》是一部系统整理《神农本草经》和全面总结六朝前药学经验的巨著，合《神农本草经》与《名医别录》两书并加注释而成。它对保存本草文献古籍（除我国第一部药典《神农本草经》和陶撰《名医别录》外，还有其他医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陶弘景首创的按药物性质分类的方法（改《神农本草》的上、中、下三品分类为玉石、草木等七部分类），为以后《唐本草》、宋《证类本草》等所继承；书中对药物名称、来源、产地、性状、鉴别、功用、炮制、保管等的记述，为我国的本草学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该书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著。陶弘景的其余几部著作，也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如《效验方》是供社会上层使用的方书，“具论诸病证（症）候，因药变通，而并是大治。非穷居所资，若华轩鼎室（应为“食”），亦宜修省耳”（《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卷首《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序》。）。“大治”又称“大方”，即所列药物种类多，分量重，且多名贵药，与民间验方有所不同。《补阙肘后百一方》是在整理、补充葛洪《肘后备急方》基础上所成的方书，主要供民间下层之用，更多地注意了医方、药物的大众化。《药总诀》是论述药物性质和用法的书，“论夫药品五味寒热之性，言疗疾病及采畜时月之法”（《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一《所引书传》，《四部丛刊》本。）。这些书都在当时社会上有过很大影响，可惜大部分早已亡佚。敦煌石室发现了《本草集注》残卷（只存《叙录》部分，约占原书七分之一），宋唐慎微《证类本草》也保存了该书的部分内容；《葛仙翁肘后备急方》保存了《补阙肘后百一方》的部分佚文。从现存佚文看，陶弘景对病理的分析，基本上采用了道家和道教关于气的学说。他认为，疾病之源，在于邪气。“人生气中，如鱼在水，水浊则鱼瘦，气昏则人病。邪气之伤人，最为深重，经络既受此气，传入脏腑，随其虚实冷热，结以成病”（《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一《梁陶隐居序》。）。虽然其中也夹杂一些鬼神入侵人体导致疾病的迷信观点，但确认人体条件和环境因素等是致病的根本原因。他说：“若饮食恣情，阴阳不节，最为百蠿（疴）之本。致使虚损内起，风湿外侵，所以共成其害。如此者，岂得关于神明乎！唯当勤于药术疗理尔。”（同上。）陶弘景在《补阙肘后百一方》中分析一些猝发病（如“中恶”、“尸蹶”、“客忤”等）的原因时，同样坚持了气的学说，称它们为“客气”、“恶气”、“毒疠之气”。他说：“凡卒（猝）死、中恶及尸蹶，皆天地及人身自然阴阳之气，忽有乖离否隔，上下不通，偏竭所致，故虽涉死境，犹可治而生，缘气未都竭也。”（转引自《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卷一《救卒中恶死方》。）又说，人染“客忤”（症状为心腹绞痛、胀满［懑］、气冲心胸）是“客气犯人也。此盖恶气，治之多愈”。但这种“恶气”又不同于一般的“恶气”，它是“毒疠之气，忽逢触之，其衰歇（竭），故不能如自然恶气治之。人身而侵克脏府经络，差（瘥）后，犹宜更为治，以消其余势。不尔，亟终为患，令有时辄发”（同上。）。陶弘景把某些疾病的原因，归之为邪气、恶气和毒疠之气，是对我国传统医学的六气（风、寒、暑、湿、燥、火）致病说的发展，但明显地带有猜测的性质，缺乏科学的根据。即便如此，他不从人们的精神中和虚构的鬼神中去寻找原因，而是从人类生存的客观物质环境中去寻找原因，这不能不说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不能不是对他的神学唯心主义的重大突破。在处方用药上，他同样坚持了这条朴素的唯物主义路线，指出，同是一病，症状会有多种，在各人身上的表现、变化，也都不会完全一样，都须按照实际情况处方用药。他说：“假令中风，乃有数十种，伤寒证候，亦有二十余条，更复就中求其类例，大体归其始终，以本性为根宗，然后配合证以合药尔。病之变伏，不可一概言之，所以医方千卷，犹未尽其理。”（转引自《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一《梁陶隐居序》。）葛洪《治卒心腹烦满方》对“心腹烦满，又胸胁痛”的病是按霍乱治的，陶弘景在对此书补阙时，虽然基本同意这种治法，但他又强调必须联系病人的其他情况，找准病因，区别对待。他说：“人卒在此上条患者亦少，皆因他病兼之耳。或从伤寒未复，或从霍乱吐下后虚燥，或是劳损服诸补药痞满，或触寒热邪气，或食饮协毒，或服药失度，并宜各循其本源为治，不得专用此法也。”（转引自《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卷一《治卒心腹烦满方》。）与上述道理相类，同是一药，会对多种病有作用，而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又会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效果不一，都应细加斟酌加以使用。他说：“又按药性，一物兼主十余病者，取其偏长为本。复应观人之虚实、补泻、男女、老少、苦药（乐）、荣悴、乡壤风俗，并各不同。”所以他非常强调医生应具的责任心，呼吁医生诊病处方应持十分慎重的态度。他说：“其五经四部，军国礼服，若详用乖越者犹可矣，止于事迹非宜尔。至于汤药，一物有谬，便性命及之。人乘之君，百金之长，何不深思戒慎耶？”（转引自《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一《梁陶隐居序》。）所以他严厉批评那些不学无术、随意处方的庸医，他们“皆耻看本草，或倚约旧方，或闻人传说，或遇其所忆，便揽笔疏之（指处方）”（同上。），这种不负责的态度，没有不误人杀人的。陶弘景还很注意辨证治疗的方法。《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陶弘景基本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合用相恶相反的药，应持慎重态度，没有把握，不如不用。但他又注意到相恶相反的药又有相成的一面，并不能全弃不用。他说：“今析旧方用药，亦有相恶相反者，服之乃为不害，或能有制持之者。”（同上。）他举例说，仙方中的“甘草丸”，有防己和细辛，二者本相恶，但合用之，却能消解不利因素；俗方中的“玉（或作五）石散”，用栝楼和干姜，二者性亦相反，但合用之，亦能起制持作用；“半夏有毒，用之必须生姜，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尔”（同上。）。这样的例子有数十条，陶弘景将其补注于葛洪《肘后方》有关条文之下。总之，某些药如果单用，会产生副作用，如果将它与相畏的药合用，反而能克服其副作用，收到良好效果，可见辨证施治的必要。陶弘景研究医药学，已经突破了道士修炼的狭小范围，直接着眼于济世利人，所获成就已汇注于祖国医学宝库中，为祖国医学做出了宝贵贡献，在祖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炼丹术
陶弘景的修炼理论中，服食药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说：“摄养无亏，兼饵良药，则百年耆寿，是常分也。”（《养性延命录序》。）所谓良药，并非普通患病后所服之药，而是服之可以延年“成仙”的药，除部分草木药外，主要是靠炉鼎烧炼所得的金石药（丹药）。为了获得这种药，他积极从事炼丹。史载，他从梁天监四年（505）到普通六年（525），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炼丹活动，并在“天监中献丹于武帝”。在获得丰富的炼丹经验的基础上，他写成了多种炼丹著作，主要有《合丹药诸法式节度》一卷，《集金丹黄白方》一卷，《太清诸丹集要》四卷（《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三“云母”条谓陶弘景撰《太清诸石药变化方》，不知是否为同一书。），《炼化杂术》一卷等。炼丹术既然是道士们的修炼术，其目的是炼出长生不死药，使人服之成仙。这种目的，无疑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因他们在反复的炼丹实践中，认识到“变化者，天地之自然”（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即要炼出丹药，必须顺应“自然之所为”（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卷下。），从而不自觉地运用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去探索各种物质之间变化的条件及其发展规律。这样就使炼丹的基点，从虚无飘渺的天上不自觉地回到现实的地上，从幻想中不自觉地转到实践基础上，为我国的古化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炼丹术实际成了近代化学的先驱。陶弘景就是继东汉魏伯阳、东晋葛洪之后的又一著名先驱者。因陶弘景的上述炼丹著作全部佚失，我们很难对他的炼丹成就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现只能根据他所著的《本草集注》的佚文，作一些不全面的介绍。《本草集注》是一部医药著作，收有无机类药物六十七种，在叙述这些药物的性能、制作中，间接地透露出他本人和前人的部分炼丹经验。
汞（水银）是炼丹的主要原料，陶弘景在“丹砂”、“水银”条中，记述了它的性能和制法。他说，丹砂即“今朱砂也”，可“化为汞”（转引自《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三“丹砂”条。）。按丹砂即红色硫化汞，经加热，其中所含的硫变成二氧化硫，而游离出金属汞，陶弘景所谓的“化为汞”即指此而言。他还明确记载了这种变化情形：“烧时飞着釜上灰，名汞粉，俗呼为水银。”（转引自《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四“水银”条。）这里所谓的汞上灰，即氧化汞，是经高温分解“飞”着釜上的。
汞有溶解多种金属形成汞齐的性质，人们利用它制成多种汞齐（汞合金），如金、银、铅、锡等汞齐，用作铜镜的抛光剂和牙齿的填充剂等。陶弘景对此亦有记载，他说水银“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同上。）。所谓“消化金、银，使成泥”，显然是指汞齐而言。
在炼丹术中，与汞的地位大致相仿的铅，也是炼丹的重要原料，故人们常称炼丹术为铅汞术。对于铅的性质和其化合物，陶弘景在《集注》中也有不少记载。如“胡粉”为白色碱性碳酸铅，高温会分解而放出二氧化碳和水蒸气，所余的氧化铅再与碳或一氧化碳反应而还原为金属铅。这种化学反应早为炼丹家们所了解，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陶弘景对此也很了解，他在“粉锡”条中指出，粉锡“即今化（铅）所作胡粉也”（转引自《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五“粉锡”条。）。粉锡、胡粉是碱性碳酸铅，确为化铅所作，而《唐本草》反认为陶弘景说错了，说“铅丹、胡粉，实用锡造”。宋马志等撰的《开宝本草》和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赞同陶弘景的说法。从化学知识来看，陶弘景是正确的。另一种药物“黄丹”（四氧化三铅）也是铅的化合物，陶弘景在“丹”条中指出：“即今熬所作黄丹也”，证明陶弘景是做过这种实验的。
在炼丹实践中，炼丹家们早已发现了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如《淮南万毕术》和《抱朴子内篇·黄白》中皆有曾青涂铁化为铜的记载。曾青是天然的硫酸铜，其溶液与铁接触，铁表面的铁离子会被铜离子所取代，而变成铜色，造成“铁化为铜”的假象。陶弘景也发现了这种现象，他在“矾石”条中说：“鸡屎矾，不入药，惟堪镀作，以合熟铜，投苦酒中涂铁，皆作铜色。外虽铜色，内质不变。”（转引自《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三“矾石”条。）鸡屎矾是有别于曾青的另一种不纯的硫酸铜，将它（或另加熟铜）投入苦酒（酸）中溶解后涂铁，同样可起到曾青涂铁“化为铜”的效果，这表明陶弘景对另一种铜盐与铁的置换作用进行过实验，扩大了铜盐的范围。这一反应的发现，奠定了宋、元时代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陶弘景又发现了用燃烧来鉴别硝石（硝酸钾）的方法，他在“硝石”条中说：“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硝石也。”（转引自《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三“硝石”条。）这实际开了近代化学用火焰法鉴别钠盐和钾盐的先河。
此外，他又在“石灰”条中正确记载了石灰的制法，他说：“近山生石，青白色，作灶烧竟，以水沃之，即热蒸而解末矣。”（转引自《重新政和证类本草》卷五“石灰”条。）
上面记述的，因非直接来自陶弘景的炼丹专著，肯定未能如实反映出他的炼丹成就，但仅仅这些，也足以证明他所进行的炼丹实验的范围是很广的，所以他能成为我国古代有名的炼丹家之一。
（原载《宗教学研究》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