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通过安阳侯沮渠京声《高僧传》卷二(《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上)：“蒙逊有从弟沮渠安阳侯者，为人强志疏通，涉猎书记。因(昙无)谶入河西弘阐佛法，安阳乃阅意内典，奉持五禁，所读众经，即能讽诵。常以为务，学多闻大士之盛业。少时求法，度流沙，至于阗，于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师佛驮斯那，谘问道义。斯那本学大乘，天才秀发诵半亿偈，明了禅法，故西方诸国号为人中师子。安阳从受《禅秘要治病经》，因其梵本，口诵通利。既而东归向邑于高昌，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各一卷，及还河西即译出禅要，转为晋文。及伪魏吞并西凉，乃南奔于宋，晦志卑身不交人世，常游塔寺，以居士身毕世。初出《弥勒》、《观音》二观经，丹阳尹孟，见而善之，深加赏接。竹林寺慧(濬)尼，复请出禅经，安阳既通习积，以临笔无滞，旬有七日出为五卷。”因此，沮渠安阳侯习佛驮斯那—昙无谶系禅法。，佛陀斯那系禅法也传至建康。《出三藏记集》卷九：“(沮渠)至孝建二年九月八日，于竹园精舍书出此经(《九禅要秘治病经》)，尼慧濬为檀越。”《出三藏记集》卷九，《大正藏》第55册，第66页中。卷十五：沮渠安阳侯到建康，“至孝建二年，竹林寺比丘尼慧濬，闻其讽诵禅经，请令传写”《出三藏记集》卷十四，《大正藏》第55册，，第106页下。案《比丘尼传》：竹园寺慧濬尼得“禅味之乐老而不衰”《比丘尼传校注》第106页。综上记录，慧濬尼从沮渠京声处得受禅法。
2. 玄高—玄畅一系
由于比丘尼从僧隐受其禅法，玄高一系禅法传至建康《高僧传》卷十一录：僧隐闻西凉州有玄高法师，禅慧兼举，乃负笈从之。于是学尽禅门，深解律要。建康比丘尼中，闲居寺僧述先住禅林寺，“从隐、审二法师，谘受秘观遍三昧门”《比丘尼传校注》，第204页。。禅基寺僧盖尼“专修禅定，受业于隐、审二禅师”同上，第138页。东青园寺法全师从“审、隐遍游禅观”同上，第141页。此外，集善寺慧绪在荆州时禅法受自玄畅《比丘尼传校注》，第149页：“时有玄畅禅师，从蜀下荆，绪就共受禅法，究极精妙。畅每称其宿习不浅。绪既善解禅行，兼菜蔬励节。豫章王妃及内眷属，敬信甚深从受禅法。”。慧绪到建康后禅法又传禅林寺慧胜，慧胜“随集善寺慧绪尼学五行禅，后从草堂寺思隐、灵根寺法颖备修观行”《比丘尼传校注》，第192页。 。
综之，笔者认为，玄高—玄畅一系禅法，从主要流行于南齐末至萧梁，建康与荆州为主要传播地。尼寺中主要有青园寺、禅林寺、闲居寺修习。此三尼寺，系同一传承：青园寺业首为禅林寺净秀师，禅林寺净秀为闲居僧述之师。
3. 昙摩蜜多一系五门禅法
昙摩蜜多“以宋永初三年，始至江陵，住长沙寺”，后出江陵，“元嘉初来集京师，住祇洹寺。译《普贤观经》一分、《虚空藏观》一分。至十年移憩定林、业远嚣动、专务清寂”；元嘉“十八年，更译《禅秘要》三分、《五门禅经》一分。春秋八十，元嘉十九年六月，卒于寺”［梁］释宝唱《名僧传抄》，《续正藏》第77册，第355页中。也就是说，昙摩蜜多从元嘉初到元嘉十八年都在建康活动，住祇洹寺和定林寺传其禅业。
比丘尼的教授师中，僧审的禅法，部分传自昙摩蜜多，他历来“专志禅那，闻昙摩蜜多，道王京邑，乃拂衣过江，止于灵曜寺”《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第50册，第399页下。僧审向青园寺丘尼法全、禅基寺尼僧盖传授过禅法。据此，笔者推论，建康有比丘尼修习昙摩蜜多系五门禅。
所谓五门禅，即“坐禅之要，法有五门：一者安般、二不净、三慈心、四观缘、五念佛”；“所以五门者，随众生病。若乱心多者，教以安般；若贪爱多者，教以不净；若瞋恚多者，教以慈心；若着我多者，教以因缘；若心没者，教以念佛。若行人有善心，已来未念佛三昧者，教令一心观佛”［刘宋］昙摩蜜多译《五门禅经要用法》，《大正藏》第15册，第325页下。五门禅是以念佛为主、旨在安般守意的禅定。
4. 畺良耶舍一系禅法
畺良耶舍系禅法所授比丘尼主要在建康与成都。
建康景福寺法辩 “从道林寺外国沙门畺良耶舍谘禀禅观，如法修行通极精解，每预众席恒如睡寐。尝在斋堂众散不起，维那惊触如木石焉，驰以相告，皆来就视。须臾出定言语寻常，众咸钦服倍加崇重”《比丘尼传校注》，第101页。成都长乐寺昙晖“元嘉九年有外国禅师畺良耶舍，入蜀大弘禅观。晖年十一，启母求请禅师欲谘禅法，母从之。耶舍一见，叹此人有分令其修习，嘱法育尼使相左右”《比丘尼传校注》，第182页。昙晖后来“于禅中自解佛性”，得出菩萨道强于声闻道的结论。
案《开元释教录》：畺良耶舍译《观无量寿佛经》一卷、《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一卷，元嘉元年至建康，“沙门宝志崇其禅法，沙门僧含请译”上述两经，“含即笔受。以此二经是净土之洪因，转障之秘术故”《开元释教录》卷五，《大正藏》第55册，第524页上。所以笔者认为此系禅法的特点，在于对净土的观想。此系禅法流行于刘宋至萧梁，包括建康与蜀地，是否对蜀地僧尼的焚身行为有影响，有待考证。
除上述提及禅法传承外，净捡受业于智山，智山“住罽宾国，宽和、有智、思雅、习禅诵”《比丘尼传校注》，第2页。净捡所传为智山一系罽宾禅法，后由净捡传安令首。最后，就《首楞严经》在寺院的流行情况看，比丘尼中有人修行首楞严三昧。二比丘尼习禅特点
禅定与禅观是比丘尼修行中最重要的方式，前文已作论述。禅定为原始佛教时期僧团最主要的修行方式，在东晋南朝的比丘尼修行中，又表现出建立禅堂、禅律相资、融会各派与建立禅斋四个特点。
1. 建立禅堂
东晋尼寺已建有独立禅房，南晋陵寺释令玉“少出家住何后寺禅房”《比丘尼传校注》，第201页。其后，元嘉十四年，江陵牛牧精舍“寺主法弘后于(慧玉)见光处起立禅寺”同上。元嘉十五年，建福寺道瑗“开拓寺南更造禅房”同上，第56页。南齐至萧梁，华严寺设有禅堂同上，第131页。；顶山寺为萧子良造，“以聚禅众”同上，第211页。；禅基寺“别立禅房于寺左”同上，第139页。；青园寺宝婴尼“于东面列起立禅房，更构灵塔，于是始分为东青园寺”同上，第141页。；禅林寺为禅学所宗，设有禅房，净秀“与数人于禅房中坐”同上，第165页。；闲居寺僧述“率其同志二十人以禅寂为乐”同上，第204页。以上各寺，均有独立的禅房以供习禅使用。
2. 禅律相资
东晋宋齐梁陈时期比丘尼的优秀品质，《比丘尼传》称赞得最多的是“持戒”。诚然，持戒作为比丘尼的基本特点与主要行为，无须过分强调。但是，如何持戒却又与修行关系密切。刘宋以降至萧梁，因禅定需要，比丘尼表现出自觉持戒的特点。
按表5-3“建康地区比丘尼修行情况统计表”的数据显示：景福寺慧果“笃好毗尼”，“常行苦节”；景福寺僧果“持律习禅”，“每至入定辄移昏晓，绵神净境形若枯木”；普贤寺宝贤尼“博通禅律”；青园寺业首习禅诵，“风仪峻整，戒行清白”；青园寺昙寅“兼通禅律，简绝荣华”；东青园寺法全“习禅持律”；东青园寺净贤习禅且“博穷经律，言必典正”；竹园寺慧濬“中则菜蔬一饭，鲜肥不食”，“深禅秘观无不必入”；禅基寺僧盖“博通经律”，“专修禅定”；法音寺净珪习禅观又“博通经律”；法音寺昙勇“以禅、律为务”；顶山寺道贵“博览经律”，萧子良请其为顶山寺禅范；禅林寺净秀“外严法禁，内安禅默”；禅林寺僧念“贞节苦心，禅思精密”；闲居寺僧述“率其同志二十人以禅寂为乐，名曰闲居。述动静守贞，不浮饰，宋齐之季世道纷喧，且禅且寂风尘不扰”。以上事例，可见习禅与持律自觉结合，在比丘尼修行中，具有一定普遍性。
笔者认为，因为禅定需要，比丘尼持戒是自觉行为。尽管早期翻译流行的比丘尼戒本，其大多数条目限制与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不相符合，但是从习禅角度出发，比丘尼们基本能够接受戒律的限制条款。
3. 融会各派
江东比丘尼习禅具有博采众长、融会各派的特点。
首先，为比丘尼传授禅法比丘同时修习几种禅法。如僧隐，具戒以后从玄高学禅，“学尽禅门，深解律要”，后下江陵，受业于慧彻。僧审擅《首楞严》，少出家，止寿春石涧寺，“常谓非禅不智，于是专思禅那”，后闻昙摩蜜多在建康，又到建康从其受禅法，止于灵曜寺。他的禅法特点对比丘尼有影响。
其次，同一比丘尼也向多位禅师学习禅法。如僧述先住禅林寺，受业师为净秀，后“从隐、审二法师，谘受秘观遍三昧门”； 禅基寺僧盖尼“专修禅定，受业于隐、审二禅师”； 青园寺法全师从“审、隐遍游禅观”。可见比丘尼习禅向多人讨教，博采众长以融会各派的特点较为明显。
综上所述，总的来说，东晋、宋、齐、梁的比丘尼在修行上得到大乘经典指导，她们善义理、重讲说、勤诵经、禅律并重。这一特点的形成，与经典传译、佛教传播的趋势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