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在宋代文化界有崇高地位，一生致力于杜甫研究和扩大杜甫的影响，对宋代杜甫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学史上占有非常光辉的地位。
三
江西诗派成员研究杜甫的资料保存不多，我们就现有资料进行简要论述。
从种种资料看，江西诗派对杜甫的研究是全面的，包括思想内容的研究，如谢逸《故朝奉大夫渠州使君季公行状》言季公“尤爱子美，以为唐之治乱，备见于此”(《溪堂集》卷五)。江西诗派最注重杜诗艺术研究。陈师道认为，杜诗艺术无所不有。“余登多景楼，南望丹徒，有大白鸟飞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鸟过林分外明。’谢朓亦云：‘黄鸟度青枝。’语巧而弱。老杜云：‘白鸟去边明。’语少而意广。余每还乡里，而每觉老，后得句云：‘坐下渐人多。’而杜云：‘坐深乡里敬。’而语益工，乃知杜诗无不有也。”(《后村诗话》)杜诗一切皆好，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诗歌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后山诗话》评论简略而具体，非常中肯，非常全面，极具新意。
江西诗派研究杜甫的典故词语，并进行阐释。如释黑暗为犀角。洪刍：“老杜诗‘黑暗通蛮货。’黑暗，犀角也。波斯国谓象牙为白暗，犀角为黑暗。二事并见段成式《酉阳杂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载《洪驹父诗话》)释桑落酒为桑落河之美酒。王直方：“老杜有‘坐开桑落酒’句，《世说》谓桑落河多美酒，而庾信有《从蒲州刺史乞酒诗》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九引《王直方诗话》)认为杜诗“紫逻”即汝州紫逻山。王直方：“老杜《送贾阁老出守汝州》云：‘云山紫逻深。’世之注云：逻，塞也，取巡逻之意。而余观《九城图》乃云：汝州有紫逻山。”(《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九载《王直方诗话》)这些阐释都较准确，且有创见。
江西诗派对自己生活的时代的杜甫学进行研究。洪刍批评当时有的杜诗注荒唐可笑，并认为世所谓王洙注非王洙注，也非传言的邓慎思所注。洪刍说：“世所行注老杜诗，云是王叔原，或云邓慎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邓书也。其甚纰缪者，佛经称善巧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师名，故诗曰：‘何阶子方便。’又曰：‘吾亦师璨可。’注乃云：子方，田子方。璨可，诗僧。顾恺之小字虎头，维摩诘是过去金粟如来，故《乞瓦棺寺顾恺之画维摩诘像》诗卒章云：‘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注乃云：虎头，僧像。金粟，金地当饰。此殊可笑也。余尝见一老书生，忘其姓名，自言注老杜诗，取而观之。注‘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云：冠，上服，本乎天者亲上，故称冠，譬之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亲下，故举袴，譬之小人。虽不为无礼，然穿凿可笑。”(《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载《洪驹父诗话》)王直方云：“近世有注杜诗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贾少年。‘幽径恐多蹊’，乃引《李广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绝城三冬暮’，乃引东方朔‘三冬文学足用’。‘寂寂系舟双下泪’，乃引《贾谊传》‘不系之舟’。‘终日坎壈缠其身’，乃引孟子少坎坷。‘君不见古来盛名下’，乃引《新唐书·房琯赞》云：‘盛名之下为难居。’真可发观者一笑。”他们严肃批评了当时杜诗注释中的错误，因其穿凿、繁琐。
江西诗派还研究杜甫在当时人创作中的影响。李彭记苏轼喜欢杜诗。他说：“东坡先生喜诵杜少陵‘五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之句。其在峤南，列置五章，仆盖诵之不离口。欲效其仿佛而不可得。”(《次韵东坡五更山吐月》，《日涉园集》卷七)苏轼曾自言不甚喜李杜诗，从李彭的材料看，苏轼自言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宋代一些诗人喜欢模仿杜甫。王直方云：“秦少章不见十年，忽一日见访，书一篇为惠云：‘不到王家近十年，子猷风韵亦依然。旧时朋友今何在，别后新诗谁与传。’余戏曰：‘莫太犯老杜所谓：不见旻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湲。旧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诗谁与传。’”(《诗话总龟》前集卷一九载《王直方诗话》)说秦少章模仿杜诗，证据非常有力。王直方又说自己诗派中的潘邠老喜欢用杜诗的语言，几近剽掠。他说：“潘邠老诗多犯老杜，为之不已，老杜亦难存活。使老杜复生，则须共潘十厮炒（吵）。”(《类说》卷七五载《王直方诗话·潘邠老诗》)这些材料都生动地反映了宋代作家学习杜诗的方方面面的情况，反映了杜诗在宋代的巨大影响。
江西诗派作家对杜甫的创作也有批评。洪炎批评杜甫有些诗缺乏兴托之致。他说：“诗人赋咏于彼，兴托在此，阐绎优游而不迫，其所感遇常微见其端，使人三复玩味之，久而不厌，言不足而思有余，故可贵尚也。若察察言，如老杜《新安》、《石壕》、《潼关》，《花门》之什，白公《秦中吟》《乐游园》《紫阁村》诗，则几于骂矣。”(《豫章黄先生文集后序》，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〇)这种评论表明，江西诗派有自己的文学创作主张。他们的文学理论与杜甫的文学理论有很大不同，完全读不懂杜甫即事名篇、直写时事的诗。同时也说明，江西诗派并没有真正去学习杜甫的文学创作精神，没有真正学习杜诗的艺术精华，所以江西诗派尽管以学杜出名，但对杜甫研究并不深，所得杜甫的精华并不多。其诗歌创作虽在艺术上力学杜甫，诗风明显受到杜甫的一些影响，其代表作家黄庭坚、陈师道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总体而言，江西诗派在杜甫学上有很大建树，但没有能将杜甫的思想和艺术发扬光大，创造出伟大的作品。
八秦观
一
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苏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王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登第，调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苏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迁正字，复为兼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初，坐党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实录，贬监处州酒税。又削秩徙郴州，继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复宣德郎，放还，至藤州卒，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事见《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二
秦观认为杜甫在诗坛的地位像孔子在儒家的地位，提出杜甫是领导诗歌潮流的集大成者。《韩愈论》云：“然则列、庄、苏、张、班、马、屈、宋之流，其学术才气，皆出于愈之文，犹杜子美之于诗，实集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淮海集》卷二二)秦观的观点在后世有重大影响。
杜甫所以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正在于他继承古代一切优秀的诗歌遗产，同时又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进行艺术创新，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诗人。他处的时代又是一个社会发生剧变的时代，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的时代，而他用集众家之长又带有创新精神的艺术，表现社会的巨大变化和他在巨变中的生活和感受，创造出最伟大的艺术。秦观的评论正抓住了杜甫诗歌最本质的特点，即领导时代艺术潮流、富有独创而兼有众家之长的风格。因此，杜甫之集大成成为杜甫学史上最经典的话语之一，为学者广泛应用，在杜甫学史上有重要影响。
九鲁訔
一
鲁訔(1099—1175)，字季钦，秀州嘉兴人，徙海盐之五原。起家左迪功郎、临安府余杭县主簿。丁忧免丧为广德军教授。因荐改宣教郎知衢州江山县。善于理政，迁奉议郎、大宗正司主管财用，分治于越。为吏部员外郎。是岁浙西水灾，民大饥疫。使浙西，所过发仓廪，人人被实惠。进太府少卿，兼权大理少卿。感激奋励，遇事可言，不以非其责弗言。如论海盗备御蕃舶事宜、缗钱会子轻重相权、催科纲运致弊不一，咸得要领。至言徇私植党、请谒交通，辞尤激切。请补外，除直敷文阁、江西转运副使。徙浙东提点刑狱公事，又徙福建提点刑狱公事。力请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观。以直敷文阁致仕。鲁訔与其兄如晦“学问词章，一时竞爽”，当时“比之二陆”。鲁訔淳熙二年八月十日以微疾卒，享年七十有七。
鲁訔著述甚多。有《易说》二十卷，《论语解》十卷，《蒙溪已矣集》四十五卷，《后集》二十卷，《须江杂著》六卷，《会稽酬唱》二卷，《刍狗集》十卷，《刍荛编》十卷，《南征录》二卷，《自警录》四卷，编集《祖宗训典》五十卷，《杜少陵诗集编注》十八卷，《年谱》一卷。鲁訔是一位才华出众、学识渊博、勤于著述的人。(事见周必大《直敷文阁致仕鲁公訔墓志铭》，《文忠集》卷三十四)《杜少陵诗集编注》(包括年谱)似已出版，大约在元以后亡佚。
二
鲁訔《杜少陵诗集编注》是他对杜甫诗集所作的新的编和注。他在《杜工部诗年谱原序》中说：“名公巨儒谱叙注释，是不一家，用意率过，异说如猬。余因旧集，略加编次，古诗近体，一其先后，摘诸家之善，有考于当时事实及地理、岁月与古语之的然者，聊注其下，若其意律，乃诗之六经，神会意得，随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叙次既伦，读之者如亲罹艰棘虎狼之惨为可惊愕，目见当时甿庶被削刻转涂炭为可悯。因感公之流徙，始而适，中而瘁，卒至为少年辈侮忽以讫死为可伤也。”《杜少陵诗集编注》以“编注”命名，乃是特别标明其编和注的特色。它实际上在三方面着力研究：一、编集；二、注解；三、年谱。
先说编集。
《杜少陵诗集编注》采用编年体，按年编排。元姚桐寿云：“杜少陵集自游龙门至过洞庭诗目次第，为此州先正鲁訔季钦编次，大都一循少陵生平行迹，亦可见其诗法，升降亦随其年，自少而壮而老，愈入于细而化也。”(《乐郊私语》)原著已佚，而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署“鲁訔编次”，即完全采用鲁訔的编年进行编排，明白地说，《杜工部草堂诗笺》(除卷四○《逸诗拾遗》外)乃鲁訔《杜少陵诗编注》所编之旧。不过鲁訔编为十八卷，蔡梦弼编为三十九卷。笔者的这种推测应该不误。《杜工部草堂诗笺》编次的目录是：“开元留东都所作。”“天宝以来在东都及长安所作。”“至德元载公自鄜州赴朝廷遂陷贼中在蓝田县所作。”“至德二载夏至贼中达行在所授拾遗后所作。”“八月还鄜州及扈从还京所作。”“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谏省作。”“乾元元年夏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冬末以事之东都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后欲弃官以来所作。”“乾元二年秋七月弃官居秦州以后所作。”“乾元二年至秦州如(入)同谷十二月一日纪行所作。”“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至陇右赴剑南纪行所作。”“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广德元年至梓暂往阆。”“广德二年至梓再往阆中。”“春再至成都所作。”“再至成都所作。”“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永泰元年在云安所作。”“大历元年在夔州所作。”“大历元年自赤甲迁瀼西所作。”“大历二年秋在瀼西所作。”“大历二年秋在夔州所作。”“大历三年移居公安下岳阳所作。”“大历四年秋至潭州所作。”“大历四年在潭州所作。”“至衡州所作。”从《杜工部草堂诗笺》看，鲁訔的编集虽言为编年体，其实是以杜甫生平行迹的时间和地域为纲来编排，在分地域编排后，再根据诗的写作先后来按年编排。不完全是按年编排的，在写作的地域范围内，则体现出诗大致的写作时间。老实说，这是杜甫诗编年相当科学的方法。为什么说这种方法相当科学呢？因为杜甫诗有很多是无法完全系年的，如果强行系年，势必牵强附会。如果不按地域编，势必将很多能大致系年的诗排斥在系年之外，从而降低了诗的编年质量。因此，我们认为鲁訔的《杜少陵诗集编注》有非常大的创新，显现出非常高的编年水平。而从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推测，鲁訔可能将未能编年的诗未编入《杜少陵诗集编注》，这就造成所编的诗不完全，使人无法读到杜甫全部的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当然，以上论述都是建筑在推测基础上的，不能断定完全符合实际。
次言注解。
《杜少陵诗集编注》的注解，也因为原书的亡佚而无法深入研究。根据现存资料分析，注解有创见，很扎实。姚桐寿云：“注脚多所补益，极为后学借资。”(《乐郊私语》)评价很高。鲁訔的注在黄希黄鹤《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和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中均有保存。不过，保存得比较少，保存的注也比较短。很可能鲁訔的注原本就比较简明。鲁訔的注也有一些错误。姚桐寿批评说：“第音切类多吴音，其他注释如以‘铁马汗常趋’为‘昭陵石马果常有汗’，以‘空同小麦熟’为‘不近武威’。(今按：“昭陵”及“不近”二处文字似有误。)‘林间踏凤毛’，‘踏’字为‘跨’字之误。‘汝与山东李白好’，以‘山东’为‘东山’。(今按：鲁訔“东山”之说实不误。)‘天阙象纬逼’，以‘天阙’为‘天窥’。‘江月满江城’以‘江月’为‘秋月’。‘赤骥顿长缨’以‘缨’为‘辔’之类，不免为杜集增累。”(《乐郊私语》)从批评看，版本文字与注音有错误，注释也有错误。不过这都不是大问题，姚桐寿的批评也不一定对，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訔注的质量是比较高的。
三
鲁訔所作《杜工部诗年谱》是他编注和研究杜诗的心得与成果，大概是独立于《杜少陵诗集编注》流传(故周必大《直敷文阁致仕鲁公訔墓志铭》将《年谱》与《杜少陵诗集编注》分开著录。或《年谱》与《杜少陵诗集编注》合刻流行，后有人将其独立使用或抄录)，故保存至今。
《杜工部诗年谱》是鲁訔长期对杜甫生平研究的总结，也是他长期研究杜甫的结晶。
从《杜工部诗年谱原序》所署时间“绍兴癸酉五月晦日”可以推测，《杜工部诗年谱》当作于此前不久。其时正是鲁訔学术创作上的黄金时代，所以《杜工部诗年谱》质量很高，是宋代一部非常好的杜甫年谱。
《杜工部诗年谱》有以下特点：
（一）写作目的明确。鲁訔作年谱就是有助于了解杜甫和阅读杜诗。“如陪公杖履而游四方，数百年间犹对面语，何患于难读耶？”(鲁訔《杜工部诗年谱原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