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钊向清方表示输诚，大约也与此同时。清钦差大臣李星沅曾追叙其事说，张钊、田芳于"上年（道光三十年）冬月先后赴营投诚"，但向荣"均令杀贼自赎，再行核准"（《李文恭公奏议》卷二十一，《合奏查复现在贼首股数并请调云贵官兵折》。）。由此可见，张钊等虽曾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向清方投诚，但并未在当时得到核准。张钊是首鼠两端的人，他的这番举动或者是脚踏两只船，同时向拜上帝会和向清方输诚；或者是先投拜上帝会，因不如意而立即转投清方。无论何种情况，由于清方还没有完全接纳他，他依然打着拜上帝会的旗号在江口墟搞劫掠。十二月初五日，李星沅致函向荣："据浔州探报，贼匪大头羊等现在大黄江一带排船安炮，河道梗塞。"（《李文恭公文集》卷九。）初六日又函称："大黄江金田村均离浔州不远，我兵未免牵制，必以牵制之法施之两处贼匪，使其畏首畏尾，互相猜疑，方能得手。"（《李文恭公文集》卷九。）可见直到此时，张钊虽已去投诚过，但仍被清方看做"贼匪"，与金田相提并论。直到十二月中旬，张钊向江口墟的太平军公然开火打仗，才真正成为清朝的鹰犬，暴露了他"果然叛逆"的真面目。（李星沅十二月初八日致向荣信有"大黄江一股如何接待，并望筹之"之语日致向荣信有"大头羊等如果归心，随同出力，即可令冲头阵"；十七日致向荣信：
守所收之人（按：即指张钊）是否真心出力？……外间传闻异词，此间来能悬断。
均可看出，清方并未认为他已实心投降。十二月十八日，李星沅"致杨中贶廉访"（太平军）闻在本黄江与大头羊开仗，此亦因利乘便之时。"二十一日致向荣："大此相持，似可因利乘便。"二十一日致劳崇光："金田会匪……且踞大黄江墟，以毒尚无小效。"（以上均见《李文恭公文集》卷九）从十二月中旬起，张钊以实际行动愿"杀贼自效"。）
据上所述，张钊降清虽在道光三十年（1850）十一月，但他"果然叛逆"的面目却到十二月中旬才暴露。从张钊"叛逆"的时间来推断，起义日应为十月初一日而不得为十二月初十日，似乎并无说服力。
还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即使肯定了张钊"叛逆"的时间是在十一月，也不能帮助我们确切判断金田起义的日期。因为"金田起义之始"这一用语是比较笼统的，它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日期观念。关于张钊"叛逆"的时间，我们可以另外找到说他在十一月底已同拜上帝会打仗的记载。两广总督徐广缙曾奏称，张钊、田芳、侯志、关钜等经劳崇光准其投诚，"旋经候补知府刘继祖督率在金田剿捕会匪，毙贼一百余名"（《剿平粤匪方略》卷三，咸丰元年三月二十八日。）。这一仗就是十一月二十九日伊克坦布进攻金田之役。我们假设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张钊确已在十一月份内完全叛变（徐广缙此奏的真确性是可以怀疑的。如果十一月二十九日张钊等已经打仗立功，身在广西的钦差大臣李星沅自不致在十二月初五、六日尚以之与金田相提并论，称为"贼匪"。），那也难以由此而证明金田起义究竟发生在哪一天。《天情道理书》中提到的在"金田起义之始"发生的事，除张钊叛变以外，还有因缺粮而一概吃粥的事，我们可以查考一下"概行食粥"发生在什么时候。据清方于咸丰元年（1851）正月二十日报告，此时起义军已有粮食紧张的情况，"连日探闻该逆现在情形，人众粮少，其心更狠更急，是以各处饱掠，惟粮是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周天爵奏接印日期折》，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向荣于是"拔营佛子岗，断思旺墟贼之粮道。贼本口粮将绝，经佛子一梗，日食两碗稀粥。用是，二月初五日舍命来拼，直围大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周天爵致赛尚阿信》，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由此可知，太平军"概行食粥"是咸丰元年（1851）正月中下旬在大黄江口后期的事。张钊叛逆发生在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或十一月），吃粥的事发生在次年正月中下旬，太平天国官书把这两件事联在一起，都写作"金田起义之始"的事，可见我们不可能从中找到金田起义究竟发生于哪一天的具体答案。它既不能表明金田起义发生在十月初一日，也不能表明金田起义发生在十二月初十日。
金田起义的日期问题，无论是十二月初十日说或十月初一日起义说，都经过专家的长期研究，但如上文辩证的，它们的论据都存在着难通难解的弱点。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不是由于他们的研究不精深，而是由于他们提出的问题--金田起义究竟发生于哪一天，是不可能解决的，是不存在答案的缘故。
这就是说，金田起义不是只发生于某一天的事，因而我们不可能确指金田起义发生在哪一天。
从事理而言，任何事物的发生、灭亡都有其时间的标志。但这种时间的标志，并不总是以日、以二十四小时为尺度的。一个人体的新生命的出现，可以从脱离母体起算而确知其诞生时日，但一个新社会的出现，如资本主义之代替封建主义，过程就复杂得多。在客观上和我们的主观认识上，资本主义的出现也应该有时间的标志，但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很难说某一天就是资本主义的发生日。人民起义是一种政治军事活动，当然没有那样复杂。但起义也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因而发生起义的时间标志也并不总是以日、以二十四小时作为尺度的。辛亥武昌起义，10月10日晚工程营的枪声就是它的标志；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彼得格勒起义，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就是它的标志。这是一类情况。但也有一些起义，并不是只由一时一地的事件组成的。例如辛亥年因四川保路风潮引起的保路同志军起义，从8月筹划起义到9月进攻成都到随后攻略各州县，历时数月。（参见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对于这样形式的起义，我们就不能说它发生于某一天。除非后世为了某种原因确定这个过程中的某一天作为它的起义纪念日--但这是另外性质的问题。
我认为金田起义正属于这类情况。金田起义是发生在大约道光三十年（1850）夏到冬十二月初的一个过程，包括了一系列的活动和斗争，因而我们不可能指明它只发生于某一天。
研究太平天国起义前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洪秀全等领袖人物早有何种革命意识，早有何种起义准备，就拜上帝会全体的活动而论，在洪秀全通知各地会众到金田集中以前和以后，却有明显的性质上的不同。这一通知，标志着拜上帝会的历史从由少数人密谋准备起义的阶段进入了由多数人公开实行起义的阶段。洪秀全本人就把这一通知看做他的计划中的决定性步骤。通知以后，各地拜上帝会纷纷聚集会众并向金田会合。这一过程中的拜上帝会，具有了作为一个独立于清朝封建政权以外的武装革命团体的性质。它不但与封建官府和法律相对抗，而且多次与封建军队兵戎相见。他们在金田"竖旗集党"；他们在一些地方"立辕门，开炉铸炮"；他们在一些地方与官兵打仗，有的战斗杀死清方兵勇达数百人之多，还杀了清朝的文武命官。这些活动在上文已经提到。这里可以补充的是，他们还自行封官设职。据《洪仁玕自述》，洪秀全将各地拜上帝会队伍"俱立首领，偏以军帅、师帅、旅帅以下等爵"（《太平天国》，第2册，850页。）。梁立泰家册记梁立泰七月到金田入营，八月封两司马，九月升旅帅。（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126页。）而封官设职是树立政治统治的标志。所有这些在洪秀全通知以后在金田和在其他各地发生的"竖旗集党"、开炉铸炮、封官设职、武装斗争、杀官杀将等等，无一不具有起义的性质，无一不可以称为起义。但由于金田是所有这些活动的中心地，由于所有这些活动都围绕着一个预定的要求，就是把分散在各地的起义队伍汇集在金田，在那里进行统一编组，统一行动，所以这个起义过程，在太平天国被总称为"金田起义"。它包括了洪秀全通知以后各地拜上帝会的活动和斗争，包括了白沙起义、花洲起义、陆川起义、象州石龙起义等等。它大致开始于七月间贵县会众从龙山汇集于白沙然后到达金田的斗争活动（在洪秀全通知以后，现存记载中各地会众起义以此次为最早。），经历了几个月，至十二月初各地各路起义群众基本上汇集到金田而标志着起义已经胜利实现。
如果把金田起义只理解为某一天在金田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一天以前和在金田以外所进行的许多斗争，其中包括多次流血战斗，就都不能被看做起义了，而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把金田起义理解为以金田为中心的包括各地拜上帝会的活动和斗争，那也就不存在金田起义发生于哪一天的问题，不存在金田起义究竟发生于十二月初十日还是十月初一日的问题。
或者说，作为今天的历史工作者的认识，我们可以把金田起义理解为包括各县各地斗争的一个过程，但太平天国自己的看法如何呢？他们是否只把这个过程中的某一件事看做金田起义的标志，或者只把在金田发生的事看做金田起义，因而我们仍然可以、仍然需要找出某一天是金田起义的日期呢？
这样，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
太平天国的官书如《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救世歌》、《天情道理书》、《行军总要》、《天父诗》、《醒世文》等，太平天国领导人和将领的文书如洪仁玕、李秀成、赖文光、赖裕新、李世贤等的自述、布告，都提到过起义或金田起义。除洪仁玕、李秀成等的自述中的某些话已被作为研究日期问题的资料以外，大多数关于起义或金田起义的文句是作为太平天国革命进程的起点来提及的，如"自金田起义以来"、"自粤西起义以来"，不涉及时间和意义问题。但也有一些文献中的提法，显示了太平天国自己对起义和金田起义的理解。
如太平天国戊午八年（1858）刻印的《醒世文》中有这样两句："溯自广西倡大义，金田各处起天兵。"（《太平天国》，第2册，504页。）所谓"金田各处"，自然是金田和其他各处之意。太平天国认为，金田和其他各处的斗争，都是广西倡义的一部分。
又如《忠王李秀成自述》，除了说"十月金田、花洲、六（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以外，还说，"此时我在家，知到（道）金田起义之信"；又说，"花洲山人村起义处所隔大黎我家中七八十里"、"起义之处与我家两隔七八十里"。这里不说"不约同日起义"作何解释，只说李秀成的用语。李秀成说了几个地方同日起义，但又以"金田起义"来概括代表它们；说了"金田起义"，但又说了"花洲山人村起义"。可见，在李秀成的观念中，"金田起义"也不是只包括在金田一地发生的事。
以上是太平天国和它的领导人对金田起义或起义的地域范围的理解。下面再看他们对起义的时间范围的理解。
《天情道理书》说："又举广州罗镜墟一班兄弟不能坚耐、不能和傩者言之。我们起义之时，伊等亦来，遵天父天兄圣旨回去团营，亦是同拜上帝，共扶真主。"（《太平天国》，第2册，386页。）广州罗镜墟一班兄弟，即指信宜凌十八等。道光三十年（1850）凌十八从广西回广东有两次，一次是正月，一次是七月。（凌十八正月、七月都从广西回去，此据信宜怀乡司巡检陈荣的禀稿和叶稿，均见［日］佐佐木正哉编：《清末秘密结社资料》。）正月、二月发动团营，似乎过早，与广西各地的团营不一致；七月在大寮与团练兵勇有激烈战斗，凌十八团营时间一般认为应在七月。这样，根据《天情道理书》的这段话，凌十八在道光三十年七月从广西回去时，太平天国已称为"我们起义之时"了。
同一本《天情道理书》还讲到"金田起义之始"发生的"概行食粥"和张钊叛变两件事，这两件事上文已经考明发生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月和次年正月。这说明，道光三十年末和次年年初也可以被称为"金田起义之始"。
这样看来，在太平天国官方的观念中，"金田起义"的时间范围是相当宽的，从道光三十年七月被称为"起义之时"，直到年底和次年初被称为"金田起义之始"，包括了半年时间。
了解了太平天国关于金田起义的地域范围和时间范围的观念，我们就可以理解太平天国的官方文献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到金田起义发生于哪一天，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认为这是指某一地某一天发生的事。
在金田起义研究中，人们大都认为团营和起义、金田团营和金田起义是两件事，认为先是团营，然后起义，力图分别确定它们的具体日期。本文认为金田起义包括了各地会众汇集到金田的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和斗争，自然也认为团营就是起义，金田起义就是金田团营。"团营"和"起义"这两个词，是对这同一过程从不同角度所作的概括。从这一过程中会众所实现的地位和地理变动来说，他们要离开家园聚集于一处成为革命大军中之一员，这可以称为"团营"，也就是"团集"；从这一过程中会众活动的政治性质来说，又可以称为"起义"。太平天国用语中确有团营、起义两个不同的词，但实际上是一回事，是指同一过程，因而也可以认为是同义语。
例如蒙时雍家书称九月十三日开始在花洲聚集会众为"花洲团营"，而这件事在前已引述的《忠主李秀成自述》中就称为"起义"，称为"花洲山人村起义"。这说明，起义、团营在他们心目中并无区别。
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洪秀全亲撰的《御制千字诏》。它的下半段历数丁酉年（1837）升天直到建都天京的重要事迹，其中有"癸卯斯载，如晦如曙"等句，即讲了他在1843年读《劝世良言》和同冯云山出游广西；有"甫届戊申，孰降苍穹"等句，讲了杨秀清、萧朝贵天父天兄附体传言之事；有永安突围，"益阳桥浮"，"洞庭早驱"，"皖省直进"，一直讲到"舆驻建康"。在这样的历史过程的叙述中，洪秀全不可能不讲到金田起义。值得重视的是，在应该讲到起义或金田起义的地方，却没有"起义"或"金田起义"字样的文句，而只有"团营鏖战，仗剑挥刀"两句。这说明，洪秀全认为"团营鏖战"就是起义。
确认团营、起义在金田起义历史上是指同一过程的两个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某些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反之，就会引起难以索解的困难。如《天情道理书》称道光三十年（1850）七月叫凌十八回去团营之时为"我们起义之时"，但随后又说"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东王忽然复开金口"。如认为团营、起义是两回事，先团营后起义，那么，这里的语句却是先起义后团营，不是不可理解了吗？
团营就是起义，金田起义包括了各地会众的团营和他们汇集金田的斗争，这样理解也可以对历史资料中关于金田起义日期问题何以有各不相同的记载，给予一种可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