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三月 清军在荻港旧县"斩红旗悍目十余名"。
同治元年九月 清军进攻龙游，获红绸蜈蚣形画龙旗二百三十余面。
同治四年 汪海洋之前锋胡瞎子，"旗色衣甲，尽用赤色，望之如火"。
除了以上诸例以外，值得单独一提的是关于李世贤旗的报道。在清方所见所获的旗帜中，明确指明是将领职衔旗的较少，指明是高级将领的尤少。这些被指明为将领旗帜的，据报都是黄旗，这也增强着太平天国旗帜只是黄旗的印象。清方得到过一面侍王李世贤旗，这可能是他们得到的职位最高的一面将领旗。但这面旗帜却是红旗。左宗棠同治四年（1865）三月二十九日《缉获通贼洋匪解沪讯办折》：
二月二十八日，（已革金门游击）陈允彩在白水营见一小哨船挂帆而来……当率舟师追击，跃过彼船，生长发贼谢应泷一名，洋人三名，搜获太平天国侍王李红绸大旗一面。（①《左文襄公奏疏》初编卷二十一。）
侍王旗为红旗，这与《贼情汇纂》记诸王侯的旗帜为黄旗的初制不同。
六、几点推测
太平天国的旗色资料极为分散，以上所举仅是局部例证，已觉十分分歧复杂。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太平天国除黄旗以外的确还有多色旗帜，但似乎难以从中找出他们的旗色制度的具体规则。
《太平军目》可能是太平天国最早编撰的书籍，辛亥年（1851）春清方已经得到。（参见本书《〈太平军目〉和太平天国军制》。） 《太平军目》中有"旗分五色"的规定；同时，在庚戌年（1850）十一月底的蔡村江之战至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六月的新墟之战的半年多战斗中，清军见到的太平军旗帜有红、蓝、白、黄诸色旗和五色旗，此外还有蓝心红边龙旗。由此似可推想，"旗分五色"的制度在初起时已付诸实施。
从"旗分五色"和太平天国初起时设五军、封五王等制度来看，可以推测他们有过以五王统领五方、五色的想法。如果这样，各色旗军队应该分属各王统率。历史资料中有韦昌辉黑旗军、石达开青旗军的记载，是与这样的推测相符的。但这样的记载出现很少，其他许多关于不同旗色的记载，并未说明它们的主人是谁，而且我们也并不能确切知道太平天国军队上下之间统属关系的具体情况。因而，这样的推测实际上仍是难以证实。从所见的后期情况看，主将、统帅的旗色不必与所属队伍一致，即主将、统帅属下的军队可以有多种旗色。九江的主将是林启容，但九江城中出战之军，被清军夺获的有黄、红、杂色旗。（《胡林翼全集·奏议》卷十八，《奏陈九江长围困贼迭次大胜及水师深入失获胜疏》。）汪海洋被称为黄旗，而其骁将胡瞎子却是红旗。（参见朱用孚：《摩盾余谈》，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118页）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正月初八日祁门石门桥之战，据曾国藩说，与战的太平军是右军主将刘官芳部下（参见《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七，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九日致沅弟。），而有六种旗色。这说明，旗色只有序列的意义，而不是统属的标志。林启容、刘官芳、汪海洋等各人属下都有红旗，但各支红旗之间，显然并无统属的关系。这是后期的情况，初期是否不同呢？太平天国兴起后，队伍发展很快，南、西二王先后牺牲；内乱以后重建五军主将，但不久，各种番号林立，将领的独立性和权力增大。由于这些情况，假定初期有过五王分统五色的拟想或实际，到后来也不能没有若干的变化。
实行"旗分五色"制度的必要事实，是实际上确有五种旗色的军队。这一点，从本文所举的一些事例可以得到证明。但在太平天国的各色旗中，何以黄旗独多？认为太平天国只用黄旗，这不是事实，但历史记载所见的黄旗远较他色旗多，却确是事实。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难以解释的问题。
观念上的矛盾可能是造成虽然旗分五色但是独多黄旗的原因。前文已经提到，以五色标分部伍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但五色对于白莲教、天地会、捻军，似乎都只是序列的标记，其中并无突出的上下之分。即使在捻军，张洛行以盟主而领黄旗，黄色对于其他诸色，其意义也略如于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而太平天国则不然。太平天国采用五色、五方等观念，以之作为编制队伍的方法。从这一方面、这一角度来看，黄红青白黑五色同一二三四五、前后左右中、金木水火土、春夏秋冬、甲乙丙丁等具有同样的作用和意义，黄只是五色之首，正如春只是四时之首一样。但另一方面，五色之中的黄色在太平天国又有特殊的尊贵地位。太平天国的仪卫服制都以黄为尊，职官的朝帽以黄边的宽狭表示官职之尊卑，黄盖黄伞黄背心均是尊贵者的服饰仪仗，因而在天京居住过的地主文人有"贼尚黄"的记载。（参见《金陵省难纪略》，见《太平天国》，第4册，713页。）五色与五方五行相应，是我国古老的观念。黄是代表中央的正色，尤其在封建社会的儒家典籍中，黄色为土地和社稷之代表，也是中央和帝王的象征。太平天国曾出告示以红黄二色为贵重之物，不准无官之人僭用（参见《佐天侯陈承培告官员兵士人等恪遵定制晓谕》，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90页。）；又规定官员乘坐之轿依官职大小以黄红绿蓝黑五色为等差（参见《贼情汇纂》卷六，见《太平天国》，第3册，179页。）。这说明，太平天国对于五色给予了等级差别的意义。黄色作为五色中的序列之一和作为尊贵的标志，其性质和作用是有区别的。太平天国一方面以黄色作为"旗分五色"的五色之一，另一方面又以黄色作为中央天朝的代表，作为尊贵者的象征，这两种观念在实施上就会产生矛盾。太平天国虽然"旗分五色"但又独多黄旗，可能就体现着这种矛盾。当然，这只是推想。这样的矛盾如何表现于他们的制度，也缺少实际的资料。
七、附记朱洪英旗帜
朱洪英，天地会头领之一。咸丰二年（1852）八月与胡有禄同起事于南宁，咸丰四、五年间活跃于广西湖南之交，有众数万。咸丰五年（1855）八月十二日，胡有禄失败被俘。据骆秉章奏报，其供词中称：
（胡有禄）系广西武宣人。其兄胡有福于道光二十七年与逆贼罗大纲攻扑广西阳朔县城，被官兵斩。该逆是时即与罗大纲认识。今年二月，罗大纲有信嘱其前往会合，故下令蓄发，自称定南王，以便号召党与。又有朱洪英，即朱声洪，自号镇南王，与该逆契好。
骆秉章还报告说："永州府揭其伪示赍呈，书"升平天国定南王吴镇南王朱"。"（ 《骆文忠公奏稿》卷三，《东安窜贼分扑祁阳新宁官军大捷生"首逆折》。）是时朱洪英、胡有禄已建有"升平天国"国号。
罗大纲原系天地会而参加拜上帝会者。太平天国通过他而联络胡有禄、朱洪英，是十分可能的。这段供词情节具体，基本可信。但这样的联络，供词中说明系始于咸丰五年二月罗大纲来信。
在此以前，咸丰四年（1854）九月，朱洪英自广西灌阳进攻湖南道州，同管带湘勇的王#等激战。战后，骆秉章奏报所获战利品说：
夺获镶黄大旗一面，太平后营龙凤旗一面，伪太平天国将军刘大黄旗一面，公义堂旗、太平后营旗、朱洪英大黄旗共数十面。（《骆文忠公奏稿》卷一，《两广贼匪同时犯界各路均获胜仗折》。）
公义堂是朱洪英所立堂号。公义堂旗、朱洪英旗，意思明确。"太平后营旗"、"太平天国将军刘大黄旗"被认为都是太平天国旗帜，因而据以作出重要的结论：在朱洪英起义军里，太平天国派有人员进行联络策动。其实，朱洪英部队中如果确有太平天国的旗帜，所说明的问题不仅如此。它说明太平天国之与朱洪英、胡有禄联络，不始于罗大纲，不仅有罗大纲去信，而且还早派有代表，甚至还有队伍。这似乎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实。
但骆秉章的这段话是不准确的。
骆秉章的奏报系根据前敌将领王#的禀报。王#禀报的原文是这样的：
夺获红镶黄心旗右营九杆二十长旗五杆二十长旗、太平后营龙凤旗、刘将军大黄旗、公义堂朱洪英戳记黄旗、太平后营旗、前营先锋旗及清字令字等旗约数十竖。（《王壮武公遗集》卷二，《湘勇回援道州苦战解围并请奖恤以昭激劝禀》。）上引王#禀报的第一行，"二十长旗"指什么，大概骆秉章也看不明白，奏报中删略了。但"刘将军大黄旗"等词句是明白清楚的，根本没有"太平天国"字样。这当然是骆秉章所加。此外骆秉章还将"公义堂朱洪英戮记黄旗"改为朱洪英旗、公义堂旗两种。
这样看来，朱洪英队伍中并没有"太平天国将军刘"的旗帜。
至于"太平后营旗"、"前营先锋旗"，也不能证明是太平天国的旗号。朱洪英系"奉太平天德伪号"，"揭太平天德字于帜"（ 《股匪总录》卷二，《广西昭忠录》卷二。）。天德自是当时天地会流行的称号，而广西堂会起义者以太平为号者也不止一家。朱洪英以"太平天德"为号，正表明了他属于天地会起义的系统。（洪大全即焦亮，自称天德王。朱洪英同洪大全之妻许月桂、洪大全之弟焦三及其妻许香桂，同活动于湘桂边境，有密切关系。朱洪英之以"太平天德"为号，或与此有关。）他们的部众也习惯以前后左右分营。朱洪英、胡有禄的右营有都统陈可三、前营有都统何文华。（参见《骆文忠公奏稿》卷三，《东安窜贼分扑祁阳新宁官军大捷生"首逆折》。）咸丰六年（1856）朱洪英在湖南永明失败，其党陈永秀、黄金亮仍分为五营：黄金亮中营、陈永秀左营、卢维新右营、郭二嫂前营、廖四嫂后营。（参见《股匪总录》卷二。）王#所获的"太平后营旗"应该是朱洪英所部的后营旗，即"太平天德"的后营旗，而不是太平天国的后营旗。
骆秉章之窜改王#原禀而以夺获太平天国将军旗入告，是为了强调当时湘南的战斗和他获得的胜利的重要性。骆秉章对于两广督抚之"徒以驱贼出境为事"表示不满，他向皇帝申诉，湖南一省"兼支五省之寇"，担子很重，因之功劳当然也很大。朱洪英等的战斗力，显然不如太平天国的节制之师，而骆秉章总要声明"窜陷东安一股阴鸷凶悍实与金陵巨贼无殊"、"其犷悍之状不亚金田初起之逆"。1854、1855年间，太平天国声势浩大，处于鼎盛时期，两广湖南的天地会以应援太平天国为名是可能的，太平天国也通过罗大纲来联络他们，但他们未必确有加入太平天国的实际计划。朱洪英是靠近广西的湖南边境县东安渌埠头人，咸丰四、五、六年他的活动不出湘桂交界数县。王#说朱洪英"由灌阳来攻道州实欲由永州直下接应南京大股……其自称朱洪英称太平后军，盖如此也"（ 《王壮武公遗集》卷二，《道州解围后探贼图窜江华摊甲疾趋先据县城大禀》。）。这实在有点为了自我夸张而望文生义。朱洪英之称"太平后军"是当时天地会的通常做法，并不是表示要支援洪秀全；至于"太平后营"，也不表明是太平天国的后援，因为还有前左右中营。不过，为了挟太平天国与朱洪英的关系以自重，王#只是作了些夸张的推测，而骆秉章却捏造了事实，是尤为等而下之的。
至少，我们可以说，王#所夺获的朱洪英的旗帜中没有"太平天国将军刘大黄旗"，因而由此做出的推论也就失去了根据。
王#所获旗帜有几种注明是黄旗，这说明黄旗并非太平天国专用。上文已大略考查了广东天地会起义以红旗为主，间有黄旗等旗色。朱洪英部众的旗色也大致相似。根据骆秉章、王#的奏稿、禀报，被清军夺获的朱洪英部的旗帜，黄红白各色都有，而以黄红居多。当时天地会系统或白莲教系统的起义，使用黄旗并不是少见的。咸丰三年（1853）湖南安仁"会匪滋事"，被夺获的旗帜就是大黄旗。（《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一，《批前广西知州张牧、署茶陵州会禀》。）咸丰四年（1854）五月，与广东毗连的湖南蓝山县有黄红白三教起义，被夺获的旗帜有大黄旗三面，上书"后汉仁义礼智信左营及先锋字样"（ 《王壮武公遗集》卷一，《剿办蓝山宁溪司所土匪获胜禀》。）。这大概不是天地会，更与太平天国无关，但也用黄旗，可能还用红旗、白旗。
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