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等正是用这种荒谬的观点和手法来否定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性质的。他们把"斩邪留正"这一口号加以歪曲，把它说成仿佛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路线，然后把这一口号的真正含义所具有的局限性作为错误路线、政治逆流来批，这样就不仅否定了整个太平天国，也否定了提出这一口号的洪秀全。他们对太平天国任用一些地主分子为乡官，不加区别地统统一概骂倒，并且暗中施展阴险的手法，把太平军"择本地助虐者为乡官"这一条记载中的"助虐者"篡改为"有声望者"，以抹杀太平军对地主分子的政治态度有所权衡的事实。他们攻击"结人心，求人才"的政策，说这就是奉行孔孟之道，迎合地主阶级。试问，农民革命难道不要"结人心，求人才"吗？他们不问这个人才是否是地主阶级中人，即使是地主阶级中人，也不问这个人的政治态度如何，一见"结人心，求人才"就深恶痛绝、破口大骂，这倒是"四人帮"反动面目的写照。至于罗思鼎说"移民复古风"是一条"施仁政，搞倒退"的基本纲领，这不仅驴唇不对马嘴，而且竭尽罗织、陷害之能事。"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这是石达开白龙洞题壁诗中的两句。诗作者明确交代，这是为了"斥佛息邪"、"为世迷仙佛者警"而作。这两句诗本身完全符合洪秀全的基本观点，完全符合"斩邪留正"的精神。（洪秀全认为："上古之世，居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广……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到"秦政时怪人诳言东海有三神山，秦政遂遣入海求之，此后代神仙邪说所由起也"。所以他要"救世人脱魔鬼之手，挽世人回头，复行转当初这条大路"。《天条书》、《原道觉世训》，见《太平天国》，第1册，73、74、96页。）罗思鼎有意抽取"移民复古风"一句，在一个"古"字上做文章，把它打成"施仁政，搞倒退"的纲领，这是何等的可笑，何等的阴险！按照他们的这种逻辑，岂不是洪秀全等组织拜上帝会一开始就是一个反动的运动？！
3.关于太平天国的反孔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31页。）基于这种矛盾而发生的中国近代的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由于各自的具体情况的差异，并不是每一次都具有在意识形态上同时反孔的鲜明特点。这些运动和斗争及其参加者，有的还难以在思想上摆脱孔学的影响。但它们无疑都是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部分。另外，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刻，反动阵营内部一些人感到当时统治阶级腐朽无力，对他们所理解的以怀柔欺骗为主的孔学，提出某些反对意见，强调利用封建意识形态中关于镇压人民的思想，企图以此挽救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这也丝毫不改变他们作为反动分子的政治立场。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住毛主席指出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此为基准来区别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进步或反动，正确或错误。我们充分评价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是因为它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部分。如果离开了毛主席所昭示的基本观点，单纯地从形式上寻找人们对孔学的片断议论，以此作为划线的标准，那就会走入歧途，造成阶级关系的根本颠倒。
梁效、罗思鼎正是作了这样的颠倒。他们大谈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却抹杀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把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纳入"儒法斗争"的轨道，从字面上把人们对孔学的态度作为阶级分野的唯一标志。梁效、罗思鼎都说在太平军管辖区内，"为政之道，不用孔孟，不用鬼神，不用道学"，说"这是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最大特点"。但是，太平天国革命者从来没有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反孔斗争，也从来没有任何历史资料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不用孔孟，不用鬼神，不用道学"这几句话，是当时一个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汪士铎的政治主张。他极为推崇商鞅、韩非，曾言"孔子之弊过仁过文"，力主严刑峻法，以多杀为贵，按"四人帮"的标准，称得上一个够格的"法家"。他在逃出天京后，多次献策如何镇压太平天国而深受胡林翼、曾国藩的重视。他在《乙丙日记》中写下的"不用则例，不用孔孟，不祀鬼神，不信术数，不崇翰詹，不言道学"一段话，正是他自己关于如何对付人民、挽救清朝统治的一套"救时良策"。梁效、罗思鼎居然把汪士铎的主张作为太平天国的政策和实践来称引，把所谓法家人物的反孔同太平天国的反孔合二而一，名为推崇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暗中却吹捧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其用心和手法是十分不光明的！
另外，梁效等对太平天国实际上的反孔斗争，却千方百计加以歪曲和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公开向孔丘和孔学的权威挑战，这是历史的创举。但是，太平天国革命兴起时，中国并没有产生新的阶级力量。由于起义农民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由于得不到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导，由于基督教教义的消极影响，他们对孔学的认识和批判不可能深入它的本质，从而使他们的反孔斗争必然带有很大的不彻底性。大量的文献资料说明了这一点。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编撰的一个神话故事更形象地、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洪秀全说："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但神话中的孔丘被鞭打以后，却被安排了这样的结局："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孔丘）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在洪秀全看来，孔丘有什么功可以补过？这里不去深论，仅从这些话的本身就可以知道，故事的作者虽然否定了孔学的权威，但并没有真正把孔丘打翻在地。作者对孔丘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态度是有矛盾的。这丝毫也不影响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历史功绩，因为带有这样一种不彻底性的反孔斗争，是历史所允许的太平天国英雄们能够达到的高度。
梁效等奢谈什么太平天国内部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却根本不顾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真正事实，窜改史料伪造了一个"彻底揭露了孔孟之道反动本质"的假典型，然后以此为大棒，凡一切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和事，只要他们认为需要，就可随时格杀。例如他们定杨秀清为尊孔派头子，就是采用这种手法。他们说，杨秀清主张"天命谓之性，率性为之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认为这就是杨秀清"推翻了不得诵读四书五经的严令，要恢复读经"，任何客观的研究者都可以看出，上述这个主张在字面上和精神上都没有要恢复读经的意思，它只是说孔孟的书中并不都是"妖话"，其前提是不承认孔孟的书为"经典"，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杨秀清这一主张，同太平天国此前实行焚禁孔孟诸书的办法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并不是尊孔和反孔的对立，因为太平天国在此以后对孔孟诸书实行删改后准予读习的办法，即"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尔等静候删改镌刻颁行之后，始准读习"（ 《贼情汇纂》卷八，《伪律》，见《太平天国》，第3册，232页。），并没有恢复孔孟诸书的"经典"地位。洪秀全规定的删改原则，是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 《贼情汇纂》卷七，《伪诏旨》，见《太平天国》，第3册，190页。），指出有"妖话"、"真话"之分，这同"未便一概全废"的主张，原则上也并不对立。否定孔学的权威，批判它的某些错误，但又承认或沿用它的某些思想观点，这正是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具体形态。历史工作者要看到太平天国某些人在对待孔学态度上的差异，但必须切合实际地分析这种差异的性质。关于太平天国对孔孟诸书从焚禁到删改的变化，必须区别它究竟是从反孔到尊孔的转变，还是太平天国反孔斗争不彻底性范围内的程度的不同或表现形式的不同。从思想上来说，删改固然不可能摧毁孔学，焚禁又何尝能肃清孔学的影响？这原是旧式农民起义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杨秀清上述主张中所肯定的性理观点和关于父子君臣关系的观点，在洪秀全以及洪仁玕的著作中也都存在着，这是任何尊重事实的研究者都看得清楚的。洪秀全以及洪仁玕始终坚持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外国侵略，他们对孔学的认识和批判虽有不同程度的缺陷，但毫无疑问，他们是值得称道的革命者。按照梁效、罗思鼎的逻辑和方法，作为历史人物的洪秀全岂不是也要列入"尊孔派"的名单吗？
（三）
马克思说过："混淆事实也许是狂热时干的事，但篡改事实似乎只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做到。"（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47页）像梁效等那样出于影射史学的需要而对太平天国的系统攻击和对历史的大规模篡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见的。这当然只能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做到。
"四人帮"的头脑充满了篡党夺权的狂热，说他们"冷静"，那是指他们对历史的歪曲出于有意。1974年以来"四人帮"这伙仇视人民、仇视历史、大搞虚无主义的家伙，忽然有了"历史癖"，连那个对历史一窍不通的野心家江青也狂叫什么："学历史，搞点历史经验，古为今用。"这就是他们要把历史当做反党的工具，通过歪曲历史，炮制有"鲜明现实感"的文章为他们上台夺权造舆论。他们在现实的反革命活动中搞什么阴谋，他们的"冷静头脑"就可以既从古代又从近代找到相应的图式来作为武器。以太平天国历史来说，他们为了污蔑攻击敬爱的周总理，为了篡权上台，什么"专政与仁政"的斗争，什么"反孔与尊孔"的斗争，什么"革命与复辟"的斗争等等，都可以因他们不同阶段的具体需要而活灵活现地炮制出来。他们对杨秀清这个历史人物，本来是要突出他的"搞政变"而予以否定的，1976年他们根据当时的反革命需要，就按照"前半生革命后半生不革命"的反动观点加以改铸，塑造成一个"史前型"的"民主派-走资派"。真是得心应手，要什么有什么。这哪里是在研究历史？分明是任意歪曲，借历史来说反革命黑话。
"四人帮"的这种伎俩，不禁使我们想起罗曼·罗兰的一句话，"历史为政治提供了任何一种目的所需要的一切论证"。这成了当代某些"实用"主义历史学家的写照。他们否认历史的客观实在性，而把历史当做一堆可以任意摆弄的大钱，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这样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各种敌对势力同无产阶级较量的手段。无产阶级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卷，133页。），"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64页。）。无产阶级必须揭露敌对势力歪曲历史来为他们的反动政治需要服务，无产阶级也从来反对从肤浅的历史比拟中去寻找实现自己伟大使命的依据。借用历史故事作为一种譬喻、暗示，这是生活中常有的事，但这绝不能用来代替对历史的科学研究。正如马克思所告诫的，把肤浅的历史比做历史研究，是忘记了古代阶级斗争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的根本不同，而忘记了这种不同，就是忘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之点。
梁效等的文章也在那里奢谈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这种规律、那种规律，但恰恰就是背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主要之点。在梁效等的笔下，太平天国只有一些脱离了物质社会关系的个人的活动和他们之间的"路线斗争"，这些个人的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成了革命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唯心主义。我们只有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具体地分析太平天国时期的物质社会关系，才可能正确估计在这种条件下农民起义的伟大作用和它所能达到的高度，才能弄清这次起义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去看待当时的人物和事件，才能正确评价它们的功过是非。太平天国革命和它的内部矛盾所由产生的物质社会关系，同现代的是根本不同的。它们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国家内的阶级斗争，在原因、内容、性质、表现形式等各方面都是完全不同、不能类比的。正如马克思辛辣地指出过的那样，由于罗马帝国的阶级斗争同近代社会的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卷，581页。）。如果硬要用牵强附会、荒唐可笑的比拟来代替研究，那么，除了把最高祭司撒母耳歪曲成坎特伯雷大主教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这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只能造成祸害和灾难。
"出色地坚持哲学史中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们所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强加于古人。"（《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笫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违背了伟大的列宁对历史科学工作者的这一告诫，那就既没有了历史，也没有了科学。太平天国革命和它的领导人洪秀全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这是一场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民革命，他们不可能具有像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袖所可能具有的正确路线、科学思想和革命品质，因而也不可能始终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各种内外矛盾斗争。他们的斗争有着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规律。他们的革命风暴曾把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打得落花流水，但最后又不可避免地陷于失败，昭示了农民阶级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的伟大真理。起义农民内部的确存在许多矛盾。封建社会中的个体农民不同于无产阶级，它既是劳动者，但同时又是小私有者，它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起义农民营垒中的内部矛盾，又同他们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互相联系着，因而使得这些矛盾有的带有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斗争的性质。太平天国革命在同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和在自身的矛盾中发展，如同一切社会运动一样，是一个"服从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对于这个自然历史过程，历史工作者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以研究、说明和总结的责任，而绝没有加以改铸、曲解或者夸大、缩小其某一方面的权利。梁效等任意伪造历史，按照反动的政治需要，把一部生动丰富具体而发展变化着的历史篡改成的异常简单化、线条化、脸谱化而不可理解，这就根本取消了历史研究的可能和必要。
"四人帮"早已垮台了。他们利用历史反党的罪行也正在被揭露。但是，他们歪曲历史、包括太平天国历史所造成的混乱，他们用以歪曲历史的那一套唯心主义的谬论，仍有待于深入的批判，以肃清他们的流毒。让我们共同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锄草肥田，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作出努力。
198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