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经济政治措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研究课题。太平天国不曾实行《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方案，但它是否实行过类似"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见解，引导了对太平天国地区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深入研究。由于研究者的努力，由于江浙等地大量笔记史料的发现，现在人们对于太平天国地区土地关系有了比以前较为具体、较为深入的了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太平天国研究取得的重要成绩之一。较多的人认为，太平天国并未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农民在革命运动中得到过某些实际利益，但革命并未改变整个所有制。此外，关于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权、乡官成分、思想渊源和文化教育制度，关于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打击清朝统治者的战绩，同各地各民族反清起义的关系等等，都发表了很多论著。这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太平天国的研究在广度上、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阶段。
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太平天国研究经历了曲折和倒退，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和70年代中期在太平天国史领域中搞"批儒评法"。
1964年对历史人物李秀成的批判，如同当时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和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批判，对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批判，以及对吴晗、邓拓进行大规模的批判一样，都是极左路线的产物，都是十年浩劫的先导。戚本禹发起对李秀成的批判和后来在太平天国史领域中搞"批儒评法"，都包含着明显的政治阴谋，并且由于他们利用了历史来搞阴谋，因而对太平天国研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李秀成被俘以后的表现，出于什么动机？造成什么后果？为什么会有这些表现？这本是历史学家应该探讨的问题，应该成为研究李秀成其人其事的一部分。但60年代的李秀成批判运动却把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不允许讨论，用恶劣手法围剿不同意见。它在研究方法上还助长了一种非科学的倾向，这就是用对历史人物做政治鉴定来代替对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研究。历史过程总是由人物、事件、环境等主客观因素构成的。人物怎样和为什么参加了某一历史过程，他对此过程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起这样的作用等等，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价，这将使我们对整个历史过程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戚本禹批判李秀成的方法，却引向只关心对人物做出某种脱离历史条件、不作历史分析的政治结论，例如，是否叛徒，是否野心家，是变节分子还是变节行为，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等等。历史人物研究中的争论如果只在这些政治结论的类别上或程度上纠缠不休，那就会失去科学的性质，而无助于对历史过程的认识。
"批儒评法"是继之而来的对太平天国研究的严重伤害。梁效、罗思鼎根据"四人帮"的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曲解历史事实，用"路线斗争"论来塑造太平天国历史，把历史糟蹋得面目全非。他们说，洪秀全坚持《天朝田亩制度》，是反封建的，太平天国其他领导人主张"照旧交粮纳税"，是封建复辟代表；洪秀全要"斩邪留正"，别人要"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洪秀全要"反孔"，别人要"尊孔"，等等。这些浅薄的、别有用心的捏造，竟成了太平天国研究的模式；生动、丰富的历史现象，变得极度的贫乏、脸谱化、简单化、公式化；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变成了一些不受物质条件制约的自由意志的表演。
在戚本禹、梁效、罗思鼎猖狂时期，太平天国研究经历了虚假的繁荣和真正的窒息。他们所铸造的模式不允许、不需要人们去研究历史，而只需要人们去"塑造"某些指定的英雄，去揪出一个个的 "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分裂主义者"。
太平天国研究只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逐渐恢复生机。1976年底，史学工作者就提出了批判"四人帮"对太平天国研究造成的祸害问题，后来又提出了纠正"神化"洪秀全、"鬼化"李秀成等人的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样的批判和纠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戚本禹和梁效、罗思鼎那些荒诞浅薄的论断，已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鄙弃。但拨乱反正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十几年前的老地方。这几年来太平天国研究取得的成就，更表现在经过史学工作者新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
如关于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过程，有些同志认为，在洪秀全的科场绝望和走上反清道路之间，有一个信从宗教、希望通过改造世道人心以救世的阶段，《原道救世歌》等早期作品没有直接的反抗意识，也没有包含近代的政治经济平等的内容，而只是反映了这种救世的愿望。洪秀全在1847年以后受阶级斗争形势的影响和推动，决心发动起义，基本上仍是中国传统的农民战争，在此以后，他的著作中才包含了利用宗教和其他适合于农民战争需要的思想。
又如，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中的政权问题讨论的延伸。有的认为，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的政权，是一个新的封建政权；有的认为天京政权还是农民革命政权，但处在封建化的过程中。与这一问题有联系的，还有对太平天国内讧和政体问题的新见解。如关于内讧，认为这是政权逐步封建化、领导集团思想逐步蜕化的结果。关于政体，认为太平天国的政体制度是虚君制：天王为国家元首，临朝而不理政；军师为政府首脑，掌握实际权力。这种制度具有农民民主主义的性质。这种制度后被杨秀清、洪秀全自己破坏，洪秀全成为专制君主，使农民政权逐渐向封建政权转化。此外，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关于太平天国后期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及其变化，以及太平天国革命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等，都有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新的讨论。可以说，这几年来的太平天国研究，继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优秀成果，但并不是简单地沿着旧轨辙前进，而是在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开始认真地验视过去的成果，开拓新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它有希望成为太平天国学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所有这些新提出的看法，当然并不都是对历史的更正确的认识。它们都还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并且有的争论也没有展现使意见逐步一致的前景。例如关于太平天国是"农民政权"还是"封建政权"的争论似乎就是如此。"农民政权"与"封建政权"是否是一对互相排斥的概念？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是与地主对立的阶级，但与"封建"似乎并不矛盾。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不带有封建性。所以，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必然一开始就有封建性，并不是起始阶段没有封建性，到后来才有封建性。农民和地主这两个阶级共同生存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起义农民起来造反，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并不需要有另一个经济基础。起义农民的政权不可能在有没有封建性的问题上，在是否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上与封建的地主政权相区别。我们应该着重注意这种农民政权是否仍在打击当时的地主政权和地主阶级（当然只能是其中的一部人），细致地考察它与当时的地主政权是否还存在着区别。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的前进之路。
这种情况启发人们不仅要关心争论中的不同意见，而且更要关心研究的方法。在庆幸我们的工作从"四人帮"的窒息下解脱出来而重新取得了成就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了存在着怎样才能使太平天国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的问题。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太平天国研究在理论上方法上有什么经验教训？三十年来，关于太平天国，已经有很多书很多文章，但是我们不能说太平天国研究已经走到了尽头；对历史的研究和认识是个无穷尽的过程，而且太平天国研究中的确还有不少我们未涉足的问题。既然这样，我们怎样才能开阔视野，向着太平天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无疑，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集思广益的讨论和研究。
五
回顾三十年来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到，正确地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对太平天国研究中的成绩和失误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太平天国历史做科学的研究，加深了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认识，丰富了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才能引导农民走向解放的真理。这样，史学工作者就以自己的研究从各个侧面解释了我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直接间接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固然有做得正确因而取得成绩的经验，但也有造成失误的教训。主要的问题在于对历史研究如何为政治服务，如何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理解，常常陷于片面化和简单化，常常把历史研究当做为眼前政治需要作注解的工作，而不重视历史研究应有自己独立的对象、任务和要求。
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不仅存在于太平天国研究。如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革命以资产阶级为对象因而对历史上资产阶级的进步活动也认为要"立足于批"，由于批判当代改良主义因而按照这种需要去描述和评价戊戌变法，如此等等，以为这样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样，在太平天国研究中，为了当时某种理论政策宣传的需要，从太平天国史取材进行"配合"，例如讲教育改革，就写太平天国的教育制度；讲妇女问题，就写太平天国男女平等；讲法律，就写太平天国的法律，如此等等。
由于在研究中早就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因而，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去搜索李秀成的叛徒罪状，在太平天国中大抓叛徒；在70年代，为了配合开展所谓路线斗争的需要而去构筑太平天国内部种种莫须有的矛盾，就不是一件突发的事。相反，倒可以说是有原因的。当然，我们队伍中的这类缺点，同戚本禹和梁效、罗思鼎别有用心的捏造，是不同性质的问题。
我们在这种倾向引导下写作文章的时候，主观上可能认为这是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良好途径。但是，经过多年的实践，很多人都已看清楚，这样做，不能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甚至还可能造成危害，特别是当文章所服务的政治口号是错误的时候。这是我们大家都容易体会的。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认识这种"服务"可能造成对学术的危害。
由于目的主要在于"配合"而不在于探讨历史本身，所以对历史的认识往往不能深入；不但不能加深对历史的认识，甚至可能导致对历史的歪曲。历史和现实是复杂的，在注意到它们的连续性时，不能忽略它们之间往往有本质的不同，或形质俱异，或形似质异。太平天国的内部矛盾不同于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用比附来"配合"，只会把历史描绘得面目全非。太平天国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和斗争有其具体的历史过程和特征，我们有不少关于太平天国反侵略斗争的论文，但太平天国对外国的认识和同外国的关系，我们却依然知道得很少很浅很不具体。原因在于有些论文是为了突出某一普遍性的观念，是为了纪念或"配合"而写的。这样的文章是需要的，但如以之代替太平天国同外国关系问题的科学研究，就不能不使研究陷于一般化。太平天国对妇女婚姻问题的看法、太平天国实施法律教育的情况，都有其时代的、阶级的特点，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但如果为了"配合"而去谈论这些问题，就不会帮助我们正确深入地认识当时的历史和社会。
这种形式的研究实际上不是研究，实际上只是为了某种眼前的需要到历史中摘取例证。它使我们的视野狭窄，题目单调，许多科学上应予探讨的问题，由于同"为政治服务"挂不上钩而受到忽视。久而久之，这种研究方式就成了无形的禁锢，使我们即使不是有意地为了"配合"，也习惯于从几个现成的政治理论结论出发去观察历史，而不习惯于从历史本身的广泛内容着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一些从当代社会生活中概括出来的某种具体结论，即使它是正确的，也未必能适用于与当代社会生活不同的历史时代。历史研究者的思想范围如果只限于为这些结论作注解，那么，历史即使不是受到曲解，也必然会变得相当单调而肤浅。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太平天国史方面有很大的研究队伍，发表的文章数以千计，这自然是巨大的成绩。但以之与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深度相比，应该说，我们并未得到相应的收获。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诸如此类的"配合"上，它们对获得深入的历史认识并没有多少帮助，更不用说其中有一些"配合"不仅破坏历史科学而且也破坏社会主义政治了。我们应当从曲折的发展道路中吸取这样的经验教训。
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我们的研究可以脱离政治，可以不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恰恰相反，我们要强调的是完成历史研究本身的任务和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统一。
历史学是有党性的学科。它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它的研究成果，归根结底总是为不同的阶级利益服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历史研究，包括太平天国研究，无疑应该有利于无产阶级事业，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是，实现这种"服务"或"有利"，并不是要我们撇开历史的整体，只去摘取某些形似的部分作为论证某种现实问题的工具，并不是要把历史研究变成编写某种伦理学的教科书。这种"有利"或"服务"，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对历史现象进行独立的科学的探索而实现的。历史的发展像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无产阶级的史学工作者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见《列宁全集》2版，第1卷，133页。），"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64页。），用具体的历史知识来说明这种规律，以丰富人们的思想，提高人们的认识。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越是独立地研究历史，就越能丰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越能提高我们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信心，正是在这种根本的意义上，它越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所以恩格斯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集》，2版，第4卷，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