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帝国统一中国（623年）之后，直到安禄山之乱（755年），凡一百三十年间，没有兵乱，没有外患，称为太平之世。其间虽有武后的革命（690—705年），那不过是朝代的变更，社会民生都没有扰乱。这个长期的太平便是灿烂的文化的根基。在这个时期之中，文化的各方面都得着自由的发展；宗教、经学、美术、文学都很发达。太宗是个很爱文学的皇帝，他的媳妇武后也是一个提倡文学的君主；他们给唐朝文学种下了很丰厚的种子；到了明皇开元（713—741年）天宝（742—755年）之世，唐初下的种子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唐太宗为秦王时，即开文学馆，招集十八学士；即帝位之后，开弘文馆，收揽文学之士，编纂文籍，吟咏倡和。高宗之世，上官仪作宰相，为一时文学领袖。武后专政，大倡文治；革命之后，搜求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其时贵臣公主都依附风气，招揽文士，提倡吟咏。中宗神龙、景龙（705—709年）之间，皇帝与群臣赋诗宴乐，屡见于记载。如《大唐新语》云：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俚工贾无不夜游。马车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此条引见谢无量《大文学史》六，页三四。《唐代丛书》本《大唐新语》无此条）。
又《全唐诗话》云：
十月，中宗诞辰，内殿宴，联句。……帝谓侍臣曰：“今天下无事，朝野多欢。欲与卿等词人时赋诗宴乐。可识朕意，不须惜醉。”……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昭仪上官婉儿，上官仪之孙女。）选一篇为新翻御制曲。群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惟沈佺期、宋之问二诗不下。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陡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
这种空气里产生的文学自然不能不充满了庙堂馆阁的气味。这种应制之诗很少文学价值。六朝以来的律诗到此时期更加华丽工整。沈佺期、宋之问最工律体，严定格律，学者尊奉，号为“沈宋”。这种体裁最适宜于应制与应酬之作，只要声律调和，对仗工整，便没有内容也可成篇。律诗的造成都是齐梁以至唐代的爱文学的帝后造作的罪孽。
但当日君臣宴乐赋诗的环境里，有时候也会发生一点诙谐游戏的作物。《隋唐嘉话》云：
景龙中，中宗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下兵词，方便以求官爵。给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
回波尔持酒卮。兵儿志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宜。于是乃罢坐。（“回波”是一种舞曲。）
又中宗受制于韦后，御史大夫裴谈也有怕老婆之名，宴乐的时候，有优人唱《回波乐》云：
回波尔待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祇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本事诗》）
又《开天传》、《信记》云：
天宝初，玄宗游华清宫。刘朝霞献《贺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其赋首云：
若夫天宝二年，十月后兮腊月前，办有司之供具，命驾幸于温泉。天门轧然，开神仙之逼塞；銮舆划出，驱甲仗而骈阗。青一队兮黄一队，熊蹋胸兮豹拿背。珠一团兮绣一团，玉镂兮金钑鞍。
其后述圣德云：
直获得盘古髓，掐得女娲氏娘。遮莫你古来千帝，岂如我今代三郎？（明皇称李三郎）
其自叙云：
别有家愁蹭蹬，失路猖狂；骨撞虽短，伎俩能长。梦里几回富贵，觉来依旧恓惶！只是千年一遇，扣头五角而六张！（“五角六张”是当时的俗语，谓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张宿，俗谓这两日作事多不成。）
上览而奇之，将加殊赏，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张”。奏云：“臣草此赋，若有神助，自谓文不加点，笔不停辍，不愿改之。”
当时风气简略，没有宋儒理学的刻论，君主与臣民之间还不很隔绝，故还有这种亲狎嘲谑的空气。这种打油诗的出现便是打倒那堂皇典丽的死文学的一个起点。
唐明皇（玄宗）于712年即位，做了四十五年（712—756年）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华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的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
唐明皇是一个爱美的皇帝，他少年时就显出这种天性。如《旧唐书》、《贾曾传》（卷一九○）说：
玄宗在东宫，……频遣使访召女乐；命宫臣就率更署阅乐，多奏女妓。
这就是后来宠爱杨贵妃的李三郎。《旧唐书》、《音乐志）（卷二八）说：
玄宗在位多年，善乐音。若燕设酺会，即御勤政楼。……天子开帘受朝，礼毕，又素扇垂帘。百寮常参，供奉官贵戚二王后诸蕃酋长谢食，就坐。太常大鼓，藻绘如锦，乐工齐击，声震城阙。太常卿引雅乐，每色数十人，自南鱼贯而进，列于楼下。鼓笛鸡娄（鸡娄是鼓名，“正圆，两手所击之处平可数寸”），充庭考击。太常乐立部伎，坐部伎，依点鼓舞，间以胡夷之伎。日旰，即内闲厩引蹀马三十匹，《倾杯乐》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令宫女数百人自帷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虽太常积习皆不如其妙也。……
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
太常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陵晨，鼓笛乱发；于“太乐”别署教院。廪食常千人。宫中居宜春院。
玄宗又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
《音乐志》又云：
开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韦 令博士韦迥……等铨叙前后所行用乐章为五卷，以付太乐鼓吹两署，令工人习之。时太常旧相传有宫商角徴羽燕乐五调歌词各一卷；或云，贞观中侍中杨仁恭妾赵方等所铨集，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至，又令太乐令孙玄成更加整比为七卷。又自开元已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孙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传谓为法曲。
但此段下文又云：“其五调法曲，词多不经，不复载之。”据此可见当时乐工所传习的固多胡夷里巷之音，那些所谓“五调法曲”也是“词多不经”，大概也是采集民间俗歌而成的。
在这个音乐发达而俗歌盛行的时代，高才的文人运用他们的天才，作为乐府歌词，采用现成的声调或通行的歌题，而加入他们个人的思想与意境。如《本事诗》云：
天宝末，玄宗尝乘月登勤政楼，命梨园弟子歌数阕。有唱李峤诗（此系李峤的《汾阴行》的末段，李峤是中宗时宰相。）者云：
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
不见祗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
时上春秋已高，问是谁诗。或对曰，李峤。因凄然泣下，不终曲而起，曰：“李峤真才子也！”（《次柳氏旧闻》也记此事稍与此不同。）
又如李白传（《旧唐书》卷一九○）云：
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命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
这是随便举一两事，略见当日的诗人与乐府新词的关系。李白论诗道：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唐人论诗多特别推重建安时期。（例如元稹论诗，引见《旧唐书》卷一九○《杜甫传》中。）我们在上编曾说建安时期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在于文人用古乐府的旧曲改作新词。开元天宝时期的主要事业也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在于继续建安曹氏父子的事业，用活的语言同新的意境创作乐府新词。所谓“力追建安”一句标语的意义其实不过如此。
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能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的浸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
唐初的人也偶然试作乐府歌辞。但他们往往用律诗体作乐府，正像后世妄人用骈文来作小说，怎么会作的出色呢！试举乐府古题“有所思”作个例。沈佺期用的是律体。
君子事行役，再空芳岁期。美人旷延伫，万里浮云思。
园槿绽红艳，郊桑柔绿滋。坐看长夏晚，秋月生罗帏。
这是作试帖诗，只要揣摩题面，敷衍成五言四韵就完卷了。再看盛唐诗人李白作此题，是什么境界：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东隅！
海寒多天风，白波连山倒蓬壶！
长鲸喷涌不可涉，抚心茫茫泪如珠。
西来青鸟东飞去，愿寄一书谢麻姑。
这便是借旧题作新诗了。这个解放的风气一开，便不可关闭了。
这个时代是个解放的时代，古来的自然主义的哲学（所谓“道家”哲学）与佛教的思想的精采部分相结合，成为禅宗的运动；到这个时代，这个运动已成熟了，南方一个不识字的和尚名叫慧能的（死于713年），打起宗教革命的旗帜，成立“南宗”。这个新宗派的标语是“打倒一切文字障与仪式障！”他们只要人人自己明白自性本来清净，本来圆满具足。他们反对一切渐修之法，如念佛坐禅之类。他们主张人人可以顿悟，立证佛性。这个南宗运动起于七世纪晚年，到八世纪中叶便与北宗旧势力实地冲突，到八世纪晚年竟大占胜利，代替北宗成为正统。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革命。这个大运动的潮流自然震荡全国，美术文学都逃不了他们的影响。
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我们试引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来代表当时的风气：
知章（贺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汝阳王琎）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李适之，天宝元年作左丞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他罢相后，有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宗之（齐国公崔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左庶子）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这里面有亲王，有宰相，有佛教徒，有道士（贺知章后为道士），有诗人，有美术家，很可以代表一时的风气了。这种风气在表面上看来很像是颓废，其实只是对于旧礼俗的反抗，其实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的表现。
这八个人的第一人贺知章便是当时文学界的一个大师，他的传记很可以使我们注意。他是会稽永兴人，少年时便有文学的名誉。举进士后，官做到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工部侍郎，秘书监。《旧唐书》（卷一九○中）说他：
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天宝三载（744年） ，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仍舍本乡宅为观。上许之。……御制诗以赠行，皇太子已下咸就执别。至乡无几寿终，年八十六。
最可注意的是这样一个狂放的人在当时却很受社会的敬重，临去朝廷，皇帝作诗送行，皇太子亲来送别；他死后多年，肃宗还下诏追悼，说他“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清志逸，学富才雄。”这可见这是一个自由解放的时代，那不近人情的佛教的威权刚倒，而那不近人情的道学的权威还没有起来。所以这个时代产生的文学也就多解放的、自然的文学。贺知章传中说他“遨游里巷，醉后属词，文不加点”。遨游里巷，故能接近民间的语言；醉后属词，文不加点，故多近于自然也。贺知章的诗保存甚少（《全唐诗》石印本卷四，页七六），然而已有很可表示时代精神的作品，如下列几首：
柳 枝 诗
碧玉装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回乡偶书 二首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难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销磨。
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读史的人注意：诗体大解放了，自然的、白话的诗出来了！
我们在上文说过，这个时代的诗的关键在于乐府歌词；故我们现在述评这时期的几个乐府大家。
高适，字达夫，渤海蓨人。《旧唐书》说他少年时不事生产，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大概是一个高等叫化子。到中年时，他始学作诗（《旧唐书》说他年过五十，始留意篇什。此言不确。他的诗中有“年过四十尚躬耕”的话可证）。“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传诵。”宋州刺史荐他举有道科，后不很得意，遂投在哥舒翰幕下掌书记。安禄山之乱，哥舒翰兵败，高适赶到明皇行在，受明皇的赏识，拔他做侍御史，谏议大夫；后来他做到淮南节度使，转剑南、西川节度使，召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永泰元年（765年）死。
高适的诗似最得力于鲍照；鲍照的奔逸的天才在当时虽不见赏识，到了八世纪却正好做一个诗体解放的导师。高适是个有经验、有魄力的诗人，故能运用这种解放的诗体来抬高当日的乐府歌词。
行路难
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贫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
万事胜人健如虎。子孙生长满眼前，妻能管弦妾能舞。
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傍人独愁苦。东邻少年安所如？
席门穷巷出无车，有才不肯事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
此诗虽不佳，但可表示他有意学鲍照的乐府，又可表示他做“文丐”时代的诗是这样通俗的乐府。
邯郸少年行
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如云屯。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君不见今人交态薄，黄金用尽还疏索？以兹感激辞旧游，更于时事无所求，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
营 州 歌
营州少年爱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
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渔 父 歌
曲岸深潭一山臾，驻眼看钩不移手。世人欲得知姓名，良久问他不开口。笋皮笠子荷叶衣，心无所营守钓矶。料得孤舟无定止，日暮持竿何处归？
封丘县 （他初任封丘尉）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破，鞭挞黎庶令人悲。归来回家问妻子，举家大笑今如此，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送 别
昨夜离心正郁陶，三更白露西风高。萤飞木落何淅沥！此时梦见西归客。曙钟寥亮三四声，东邻嘶马使人惊。揽衣出户一相送，唯见归云纵复横。
春酒歌 （毕员外宅夜饮，时洛阳告捷。）
故人美酒胜浊醪，故人清词合风骚。长歌满酌推吾曹，高谈正可挥尘毛，半醉忽然持蟹螯。洛阳告捷倾前后，武侯腰间印如斗；郎官无事时饮酒：杯中绿蚁吹传来，瓮上飞花拂还有。前年持节将楚兵，去年留司在东京，今年复拜二千石，盛夏五月西南行。彭门剑门蜀山里，昨逢军人劫夺我，到家但见妻与子。赖得饮君春酒数十杯，不然令我愁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