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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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西南地区汉晋时期琥珀制品的初步研究(5)

在亚欧大陆的相关材料中,狮子的形象出现很频繁,但与中国出土品的造型迥然不同,一般比较写实,或做站立行走状,或与人物或动物形成某种情节组合。接近中国出土的各种质地的“辟邪形珠”的例子,就我们所见,仅有阿富汗“黄金之丘”(Golden Hill)5号墓出土的1件,琥珀质,造型与中国出土品如出一辙,身体中部横穿一孔,长2.6厘米、宽2.2厘米、厚1厘米,同墓地还出土带铭文的汉式连弧纹铜镜(Victor Sariadin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from the Tillya-tepe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Plate 76, p.253,Aurora Art Publishers, Leningrad, 1985.)。关于墓葬的年代,发掘者推测在公元初年,我国学者根据墓地出土钱币及佛教艺术品的情况,认为其年代下限在公元一世纪末(吴焯:《西伯尔罕的宝藏及其在中亚史研究中的地位》,《考古与文物》1987年4期。),其时中国已出现大量的“辟邪形珠”。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倾向于认为,虽然狮子艺术形象可能是外来的,但这种特定造型的“辟邪形珠”,很有可能是汉代中国的创造,它和连弧纹铜镜一样,都是从汉地传来的。香港关善明先生收藏的浅蓝色玻璃兽形饰、黄色玻璃兽形饰,年代定在西汉中期至东汉,经成分分析,均为我国自制的铅钡玻璃(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页25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可资为证。

综上所述,无论是琥珀还是狮子,在西汉中期以后,已经由外来之珍异逐渐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具有辟邪等寓意,玛瑙、水晶、琉璃、煤精等制作的同类器物,可能是一种替代品。在小小的“辟邪形珠”身上,反映了中外文化的和谐交融。这些器物还有可能辗转出境,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反馈。

再来看“壶形珠”。把珠子制造成壶形的意匠,最早出现于米诺斯(Minoan)文明,可能具有某种宗教内涵,早在公元前2000-前1700年的米诺斯遗址中,就出土有金制的壶形珠。出土于马其顿Podidaca地方附近墓葬中的两件壶形珠,现藏于大英博物馆,高分别为3.8厘米、2.6厘米,壶体的造型和当时的实用器物并无二致,中空以穿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00-前700年(Louis Sherr Dubin, the History of Beads,from 30000B.C.to the Present, p.51, Plate38, 39,Thames and Hudson,1987.)。大英博物馆藏三件金安佛拉罐(Amphora)式坠子,一件无耳,尖底,颈部穿孔以穿系,另两件颈部略长,较宽,在盖上焊接薄片圈以穿系,前者系公元前六世纪晚期到前五世纪流行的式样,后两件的年代在公元前450-前400年(Dyfri Williams and Jack Ogdon, Greek Gold Jewel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 Harry N. Abrams Incorporated, New York, p.51, p.246, 1995.)。Fitzwilliam Museum藏埃及或罗马生产的一件玻璃壶形珠,年代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四世纪,壶的造型为当时习见的样式,口沿至肩部置宽平把手,可能从中穿系,高1.6厘米(Fitzwilliam Museum, Glass at the Fitzwilliam Museum,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at the Fitzwilliam Museum, p.43,p.46,Plate 8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总之,壶形珠的造型意匠在地中海沿岸出现早,传布广,壶的造型采用同时期流行的样式,制造材料多种多样。

中国考古出土的壶形珠,如果材质不限于琥珀,年代可上溯至战国。战国时期的壶形珠,多为青铜制造,如四川荥经县南罗坝村M4出土两件,中空,侈口,束颈,鼓腹,肩以下有凸带纹四周,间饰乳钉纹三周,高3.2厘米,时代为战国中晚期(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荥经南罗坝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4年3期。);四川什邡城关M33出土1件,侈口,束颈,鼓腹,中空,腹部遍饰乳钉纹,高2.1厘米、口径1.2厘米,时代为战国中期晚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什邡市城关战国秦汉墓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四川成都京川饭店战国晚期墓出土7件,青铜,中空,外饰三周三角形阴纹,中以两周带状弦纹相隔,高2.2厘米、最大径1.6厘米(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京川饭店战国墓》,《文物》1989年2期。);四川荥经县同心村M20出土3件,中空为穿,侈口,束颈,弧腹下收,腹部有三纵四横的乳钉纹,高2.1厘米、上銎径1.3厘米、腹径1.5厘米、下銎径1厘米、厚0.1厘米,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大道三家子采集1件,直颈鼓腹,圈足,子母口,口沿下有一周凸棱,腹部饰五道凹弦纹,口部和腹部各有两个对称的环状耳,两组交角成九十度,口径1.8厘米、底径2厘米、高4.6厘米,由于系墓地采集品,只能根据墓地的年代笼统地将其年代定为战国早期至西汉晚期(黑龙江省博物馆、齐齐哈尔市文管站:《齐齐哈尔市大道三家子墓葬清理》,《考古》1988年12期。)。另有少数银或玉石制造的,如成都羊子山172号战国墓出土银壶形珠,细颈大腹,中空透顶,顶平封口,长3.2厘米、口径1.5厘米(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4期。);云南呈贡天子庙M41出土玛瑙壶形珠5件,两件红色,3件白色,壶下有孔,当是作为串珠使用,高1.2-1.8厘米,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4期。);安徽长丰杨公公社2号战国晚期墓出土玉壶形珠,形状似花瓶,两侧透雕草叶纹,正反面刻阴线勾连纹,上下直穿一孔(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长丰杨公发掘九座战国墓》,《考古学集刊》(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这些壶形珠的分布,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区,在造型上也为当地流行实用器的仿制品。

进入两汉以后,壶形珠的分布有所拓展,制造材料更加丰富。青铜壶形珠依然保留,如云南昭通鸡窝院子东汉早期墓(昭通地区文物管理所:《云南昭通市鸡窝院子汉墓》,《考古》1986年11期。)、湖南湘乡西郊罗家坟山东汉晚期砖室墓(湘乡县博物馆(文素心):《湘乡西郊发现东汉墓》,《考古》1965年12期。)出土品,其他还有玉石、琉璃等,玉石如咸阳马泉公社西汉晚期墓出土3件(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考古》1979年2期。)、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晚期墓(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文物》1988年2期。)、广西合浦丰门岭26号西汉后期墓出土两件(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丰门岭汉墓——2003-2005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广西合浦九只岭5号东汉前期墓出土两件(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年10期。)等,贵州赫章可乐M8出土的壶形珠则为绿松石制造(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2期。)。琉璃如湖南资兴东江水电工程129号东汉中期墓(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东汉墓》,《考古学报》1984年1期。)、广州汉墓5001号东汉后期墓(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土品等。

魏晋时期出土的壶形珠有东晋中期南京仙鹤观高崧家族墓地M2出土品,束颈,鼓腹,中空,器壁为一层极薄的金箔片,其外以细金丝缠成图案轮廓,边缘满饰细小金粟粒,下腹有6个圈槽,内原应镶有饰物,均脱落,高2厘米(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3期。);长沙黄泥塘M3出土两件金“长方形饰”,中空,胎甚薄,长1.6厘米、宽1厘米,重0.9克,时代为西晋末到东晋初(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南郊的两晋南朝隋代墓葬》,《考古》1965年5期。),齐东方先生定为扁壶形饰(齐东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北方文物》2000年1期。);镇江18号东晋中期墓出土紫檀木扁壶饰1件,造型与西晋流行的方扁壶相似,上穿孔与下面两孔相连,宽1.4厘米、高1.3厘米、厚0.7厘米(镇江博物馆(刘建国):《镇江东晋墓》,《文物资料丛刊》(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上述中国出土的各种质地的壶形珠,从造型、工艺特征等分析,金制品特别值得注意。南京仙鹤观高崧家族墓地M2出土品边缘满饰细小金粟粒,这种工艺称为焊珠工艺(Granulation),即先用一种黏合性焊剂把金粒固定在器表上,然后加热焊接,不是我国的传统工艺,表明其可能系输入品;长沙黄泥塘M3出土品与域外生产的“多面金珠”等共出,可能是一起输入的。除此之外,其余壶形珠的造型多是模仿中国习见器型,从出土地分析,较早的发现集中在西南地区,而不见于西域及两广沿海等对外交通要道。中国出土的壶形珠,与地中海沿岸流行的同类器物,是否在意匠上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依据目前的材料和认识,还不能得出肯定的意见,但无疑这是一个值得今后加以更多关注的问题。

琥珀制品的研究,由于我们过去缺乏必要的重视,尤其是成分分析研究基本没有开展,许多问题,如出土品的产地,目前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但现有出土于西南及全国广阔范围内的琥珀制品,其出土地的分布、形制特征及出土单位的相关情况等,依然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文化交流长卷。尽管由于历史长河的侵蚀,其若干细节已漫漶不清,但是,随着今后新材料的补充以及认识的不断深入,这幅画卷终会变得更加生动、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