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址的事情远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光天坛医院和丰台区两厢情愿远远不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已经备案，丰台那块地属于首都经贸大学未来发展的预留地，600亩。这规划好的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变更的。
那天，王晨坐在车上，从北京规划委出来，在二环路上已经兜了半个北京城。这下一步该进哪个门？该找哪个人？突然他跟司机说，“开车，进首医！”他想到首都医科大学——自己的娘家，属于教委系统呀，肯定能够着。
进了首医，王晨径直到了党委书记李明的办公室里。他直截了当，李书记您得给我帮忙。我们搬迁的事，怎么怎么，如何如何……首经贸的工作？市教委的工作？总之得让他们放这块地。
说实话，这粒棋子还真下对了地方。之后多少个情节，多少个人物，多少个点，多少个机遇，多少个缘分……都从这里开始。
比如在新建项目的面积上，国家就批二十来万平方米。按照标准，1650张床位，一张床90平方米，多一点不松口。王晨的车再一次开到首医，这回他径直找到吕兆丰校长。我们天坛医院未来20年要招生多少人？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留学生，一二三四……还有检验学系、临床药学系……如此这般，他请求校长给他一个批文。吕兆丰明白王晨的来意，二话没说，当即起草了一个招生计划：我们的第五临床医院（天坛医院）未来的在校生……一直写到2020年，1360个学生将在第五临床医学院（天坛医院）念书……有了招生计划王晨就有了建筑面积。他拿着这个批文直奔发改委。果不其然，项目被追加了五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至少一栋楼呀。
“吕兆丰校长、李明书记对天坛医院迁址的支持是非常具体的，我永志不忘”。
其实当初丰台区并没有一下子给他四百多亩地，是王晨能想辙。那段日子他开着车在丰台那块儿地绕呀绕的，来来回回。他说自己快把那点儿地踏烂了。这就是王晨的韧劲。他会给自己制造压力，而且外力的重压下他可以委屈却绝不轻言放弃。
两年多，搬迁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反复、跌宕、曲折、周旋、过关、斩将，比如北京市委已经决定医院迁到大兴，不能推翻；比如卫生局对北京城区卫生规划有明文，四环以里不能再建医院，必须出四环……一道坎接着一道坎，为了这些，一言难尽那。王晨说，各个环节穿起来故事多了，发改委、规划委；包括温家宝总理、刘淇书记。这里面帮助、支持的事儿多了。记得那天总理的批示回来了，我们的老院士王忠诚拿着批示说，“人民的好总理呀”。刘淇书记也为此多次批文。郭金龙市长也是关注倍加。天坛医院搬迁预算投资三十多个亿。
王晨说自己从小长到大，“特有朋友缘”。一般人和人交往，同学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或多或少有些恩恩怨怨，甚至你见不得他，他见不得你。但是他相信所有的人和他都能保持等距离的交往关系。而且看得出别人总乐于接受他的东西。“关键是我从不去伤人家最深的地方。”他信守办事、说话首要的是尊重他人的感受。“我凡事都会先去考虑别人，考虑别人的感受。我不会先考虑我自己的。”非常简单的道理，“威行如秋，仁行为春”，王晨认为这是做人极重要的一点。
干净
王晨说，顺利的话项目年底能动工，天坛医院迁建是“十二五”北京市重点工程，估计到2015年初步完工。话到这里，天坛医院迁址的事已近尾声。可以推断，眼下有这样的人为之尽心操持，毋庸置疑它的美好预期。
无论今后它是一座怎样奇美的建筑，“我根本用不上，我还有五年半就退了，只是给后人搭个窝。但是我觉得能把这一件事做好，就可以了。”
王晨因为交谈中绝少喧嚣浮夸的字眼而显得格外安静，而没有漂染修饰的发须更袒露着少有的本真。几年的磨砺，走过了九曲十八弯，这个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迁院项目，其实离他又相当遥远。也许正是在这种有痴迷，有钟情的倾注中，才隐隐看到人性的深，生命的深。
……
王晨31岁的时候作同仁医院医务处处长，处长做了七年；然后作主管医疗的副院长，副院长做了五年；（应该是2004年）作党委书记，做了四年；（估计2008年）调到天坛医院作院长。
王晨在同仁医院二十六年，赶上了一个重大事件。那是2003年的“非典”。而且他是身陷漩涡的中心，经过了出生入死的考量。这段经历在他的心里装下了太多的不忍言说的感慨。
那年，王晨作副院长。当时卫生局抽调他到抢救指挥部工作，负责危重病人转运、转诊、治疗和病房巡视等等。总之在这场生死临界的遭遇战中，他始终与“危重”绑在了一起。
“SARS”，王晨用了“恶性刺激”这样的字眼。“太残酷了，太现实了。我旁边一起工作的同事每时每刻都有被感染的。当时有九位牺牲的医护被称为烈士。当然更多的感染后死去的人连什么名份都没有留下。那些侥幸能活下来了的感染者，日后也都或多或少要落下各种残疾……”他说这场惨烈的瘟疫之后，到处可见记述的文章，其中大多是局外人写给局外之局外人看的。真正的东西在哪儿？真正的东西都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这场事件的人的心里。哎，一言难尽。人们的惊慌、恐惧、无助，到了什么程度……他坦言，现在的“SARS”指挥部还留存着很多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那些日子就是一个战争状态，“我那会儿真是横下一条心，准备献身的。”他说自己每每走进病房，穿戴好防护服，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中间他还真的给家里做好了安排。“每一次都有感染的可能，哪口气没喘匀乎就‘over’了”……“SARS”的凶猛是清晰的，紧逼的，在劫难逃的。“我觉得人要真是这么没了，倒挺光荣的，死得其所，跟战士死在战场没什么两样。至少无愧于我的后代……”那时他的女儿才四五岁。一连好几个月他没有回家，也不敢回家。
一场“SARS”，王晨胜读万卷书。“我记得当时我说过一句话：我们中国如果再发生一场战争，肯定会有一批民族脊梁，也免不了有几个民族败类。”他说，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人生百态看得不能再清楚了。“关键时刻谁站得出来，谁站不出来，谁冲的上去，谁冲不上去，不用包装，赤裸裸的，淋漓尽致……人性，品德，高低，真伪，一下就全都亮在那儿了。”他的良知让他欣慰，我们的民族英雄、忠烈无处不有。
王晨对自己前前后后半年多的表现，还是满意的。“我是把国家民族的事当事了。”“至少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医生，更是战士。能忘掉生死。那段日子我的身体严重的透支，一天就睡一两个小时……”
当事了怎样？不当事又怎样？
“我就特别不平的是，在国家存亡，民族危难的时刻，还有人在算计着名利，算计着得失，这种人太可恶了！”……“反正我们和这种人完全不一样，是两类人。”
王晨一说到这些就特别激动，因为历史已经把人性的丑陋一层层地扒开让他看到，忘不了的。除非抽干了他的血性。
王晨感激命运让他介入了这些大事件。他认为真正对他的思想产生作用的，就是这些大事件。“人只有在重大事件面前过一下，才能看清自己。否则你很可能连自己是什么都不清楚。”
“人最原始的状态是先天注定的，变不了。”他相信天性。
家事
王晨说父亲留给他最宝贵的东西是厚道。他从父亲嘴里听到最多的话是“想别人要想在自己前面”。老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王晨最敬重的女人是母亲。“我妈妈刚强了一辈子。”他的母亲不幸在上个月去世了。为此王晨有机会细细整理她老的遗物。其中一张最早的照片，摄于1932年在哈尔滨的照片，让王晨蓦然间读懂了自己的妈妈。在这张老照片上母亲写了一段话。大意是：生她的那一天，她的爷爷听说儿媳妇在医院生产，兴冲冲地往医院赶，走在半道上听说生的是个女孩儿，爷爷掉头就往回走。于是她与她的爷爷终生未得一见。
这位宽容他人、苛求自己的母亲因此立下决心，要用一生的时间做一件事，那就是摈弃所有属于女孩子的、让人瞧不起的嫉妒、小气、自私、懦弱、虚荣……她要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就是我妈”。王晨说，母亲十四五岁就离家出走，一个人参军、南下，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最终成为一名标准的共产党女干部。“母亲从不求人，骨头特硬，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一点歪的斜的都没有……”
一位要用生命来抗争世俗偏见的女性该有多刚强，又有多臻美。王晨能有这样一位母亲，他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