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不同意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说。他认为刘禹锡没有划清天与人的界限，在他看来，强有力者和贤圣都是人，不能把强有力者说成天。社会法制的破坏，悖乱流行，同样是人事的问题，与天无关。人们没有掌握规律，也在于人本身，而不是天胜人。柳宗元认为，把社会悖乱和人们没有掌握自然规律，说成天胜人，会导致误解为天有善恶的道德属性和赏罚的神秘能力。柳宗元对天与人的范围和所谓“胜”的含义，在看法上和刘禹锡不甚相同。应当说，柳氏强调天与人、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强调掌握、利用自然规律在于人类主体自身，是有道理的，但他过分强调天与人的对立，则潜伏着机械论的因素。刘禹锡没有看到强有力者包含了后天人为的努力，他把社会悖乱与天理胜联系起来，也易生误解，这是他论证上的缺陷。但是，他看到人与自然的联系、渗透，要比柳宗元的观点全面、深刻。至于人们或因社会悖乱，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或因没有掌握自然规律，受制于自然，而转向信奉天意，实际上是揭示了有神沦形成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以这样说，刘、柳学说的互补，将使天人关系学说推向新的高度。
三、“天人还相用”
与“天人交相胜”密切相联系，刘禹锡还提出了“天人还相用”的命题，认为天可以用人，人也可以用天。刘禹锡着重强调人可以用天，即“用天之利，立人之纪”（《天论下》，见《刘梦得文集》，第12卷，11～12页。），利用天的有利因素，建立人的法纪，为人类造福。例如：天时有生殖的季节，也有肃杀的季节；水有灌溉之利，也有泛滥之灾；火有照明之功，也有焚烧之祸。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可以春夏种植，秋冬收藏，用水灌溉，用火照明，从而逐渐形成相应的制度。“天人交相胜”是人与自然对立、斗争的一面，“天人还相用”则是人与自然统一、依存的一面。刘禹锡既注意天人的“相分”，又看到天人的“相合”，的确是比较全面地阐发了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四、“人诚务胜乎天”
“天人交相胜”，同时天人两者相胜的情况又有不同，刘禹锡说：“天非务胜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则归乎天也。人诚务胜乎天者也。何哉？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天论中》，见《刘梦得文集》，第12卷，8～11页。）天不是有意识地必定要胜人，人只在不能主宰自己命运时才将原因归之于天命。人一定要胜天，因为天没有意识，而人是“动物之尤”，“为智最大”，人是动物中最优秀者，最富智慧者。又说：“人能胜乎天者，法也。”（同上书，8页。）人能胜天集中表现于人类有一套制度。他还分析了社会有“法大行”、“法小弛”、“法大弛”三种情况，论述了实行社会制度的不同情况，不仅决定社会的治乱，也关系到天命论思想是否产生。这是从人类区别于动物和天的角度来论证人一定要胜过天的道理。柳宗元不同意刘禹锡的观点，他说：“彼（天）不我谋，而我何为务胜之耶？”人务胜天是“过德乎人，过罪乎天”（《答刘禹锡天论书》，见《柳宗元全集》，第31卷，816～817页。）。认为天并不谋胜人，主张人胜天是过分地对人感恩，过分地加罪于天。这里柳宗元从道德观念来论证天人关系，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
五、小结
中国中唐时代这场关于天人关系学说的辩论，涉及人力与天命、人为与天然、社会与自然、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社会道德与自然规律的一系列关系，其中主要问题是关于天的性质、对待自然的态度以及社会悖乱的原因与影响的问题。这是重大的哲学问题，也是实际问题。韩愈主天命论，陷入了神秘主义，但从反面告诉人们盲目开发自然必然带来惩罚，则是有启发意义的。柳宗元反对韩愈的天命论，也不同意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说，强调天人不相干预。刘禹锡反对韩愈的天命论，补充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说，认为天人各有所胜，又可相互为用，还主张最富智慧的人应当超过无意识的天。应当肯定，虽然刘禹锡的论证有某些缺点，但是他的基本观点是比较全面和深刻的。
在简略分析上述几位学者的天人关系学说后，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在古代，思想完全对立的学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确实存在着正确与错误的基本分野。但是，这些对立的观点也是各有所见，即都有可供吸取或经过改造而可供吸取的合理因素。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来看，自然给人类带来生活资源，人们应当加以开发利用，但不应盲目，不能过度，要注意保护，掌握适度；自然也给人类带来不利因素，人们应当加以改造，但改造要科学，不要愈改愈糟，而要愈改愈好。看来，利用与保护相结合、开发与改良（改造）相结合，就是从历史中应当得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结论。
［原载《人与自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一章弘扬陈亮的精粹思想
一、陈亮学说的体系架构
陈亮是南宋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永康学派的创始人。他力主抗金，遭当权者嫉恨，数次被捕入狱，但他始终坚持正义立场，百折不回，特立独行，一身正气。他的学问涉及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军事学和经济学等广泛领域，且都有自己的创见、特点和风格，形成了永康学派。
陈亮生活在南宋王朝偏安于一隅的时代，他最为关心和重视的是如何恢复失地，如何富国强兵，对专注于言心谈性不感兴趣。他针对当时空谈义理的倾向，提倡既坚持儒家伦理价值，又注重事业功利有补国计民生的“事功之学”。陈亮的学说是一个新的人文思想体系。
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价值观理论，是着重阐发人生价值、伦理价值、理想价值尤其是人格价值的思想，它的表述集中为探讨道德价值与事业功利，即“道义”与“事功”的关系问题。陈亮不赞成空论义理，但并不反对义理；陈亮提倡功利，但不是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为道德标准的功利主义。他认为王道与霸道、仁义与功利同出于一个“义理”源头，而不是分别出于两个源头，义理是人的内在道德价值与外在事功价值的统一，王道与霸道并无本质的差异而只是程度的不同，由此，他进而主张道德与功利的关系应当是仁义德性见于事业功利，也就是主张把道德与事功、动机与效果两方面统一起来。这里，陈亮不是以事功代替义理，也不是以事功作为衡量伦理道德的标尺，而是认为事功价值与道德价值不是对立的，不能以道德价值排斥事功价值。陈亮批判朱熹所谓“王霸”、“义理”之辨，认为那是一种把道德与事功、动机与效果对立起来，专讲道德、动机的片面主张。
围绕道德与事功关系的核心思想，构成陈亮“事功之学”思想体系的其他重要思想要素有：
在哲学方面，主要是“道在物中”、“学以适用”和“行重于知”的思想。陈亮所讲的“道”是指客观规律、道德原则。他认为“道”存在于事物之中，是不离开事物而孤立存在的，他反对那种“道”超越时空、超越事物的观点。陈亮强调从事学问要“主于适用”，即学问要以适用为主。他认为空谈道德性命，无补于抗金事业，无补于国计民生。陈亮还和朱熹强调“知”不同，而重视“行”。他提倡造就具有“推倒一世之智勇”的完人（“成人”），而不是专去作“存天理灭人欲”内省功夫的“醇儒”。他认为判断人才的标准是看他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会不会高谈空论。陈亮和朱熹的分歧，看来是儒家内部因人格取向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派别。儒家在人格取向上讲内圣外王，内圣即重修身，外王即治国平天下的事功。朱熹重内在的修养，轻外在的事功，“向内便是入圣贤之域，向外便是趋愚不肖之途”。他以达到“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内圣境界的“醇儒”为人格典范。陈亮不赞成朱熹的主张，他讲内圣也重外王，他主张以有事功的“成人”为理想人格。
在史学方面，与理学家不同，陈亮力图以历史为借鉴，把史学引向讨论政治、军事、经济等实际问题的方向。他重视探讨治乱兴衰，并将其终极原因归结为政治、军事，而不是帝王的心术与道德。陈亮认为“古今异宜”，反对朱熹的夏、商、周三代以下人心日益退化、道德日益堕落的观点，强调人欲是人的自然本性，三代圣贤同样也有人欲。“道不舍人”，道德原则不离开人而存在，历史不会出现空缺，道德文明不会陷入黑洞。陈亮还褒贬历史人物，并认为任人不当是产生一切时弊的最大根源，他重视任人之道，强调重用关心天下人心民命，为人民救时除乱的人才。
在文学方面，首先应提到的是陈亮的词风激昂雄浑、直抒胸臆，具有鲜明的现实内容，体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人格境界。其次，陈亮强调事功与辞章并重，反对那种“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的倾向，提倡撰写有政治功用、实用价值的文章。认为写文章“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意与理”即认识、道理、主张，文章重在内容，反对追逐形式，这体现了陈氏“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文风，也反映了他轻视艺术形式的偏向。再次，陈亮还反对以一家之说统一天下的文化独断论，又提出了只有改变社会风气才能改变文风的精湛观点。
在政治学方面，陈亮除探讨社会治乱兴衰以外，还力主变法中兴。他在《中兴论》中提出了全面的改革纲要，主张变革国家法度，变法图强，坚持抗金，收复失地，中兴国家。
在军事学方面，陈亮阐发了战争的战略策略思想，认为“文武之道”在于两者的统一，强调文士武夫各有所长，应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攻守之道”，要从实际出发，灵活处置。“用兵之道”则在善于运用正兵和奇兵。
在经济学方面，陈亮提倡“农商并重”，他认为“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阐述了农商互利，农商应当互相结合，互相支持的原理。
上面所讲的思想要素，在“道义”与“事功”相统一的价值观支配下，互相联系，互相交渗；又各具不同内涵，发挥不同的功能，从而构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二、陈亮研究的不同看法
长期以来，在陈亮与朱熹的辩论、陈亮思想的性质和作用等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某些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歧似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关于陈朱的辩论。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强调陈朱思想的对立——陈重事功与道德的统一，朱只重心性修养；一种则认为陈朱的思想是一致的，两人都讲儒学，讲儒家纲常。看来这是有的见于陈朱思想之异，有的见于陈朱思想之同，即各有所见，也各有所蔽。
（二）关于陈亮思想的性质问题。一般说，以往学者多认为陈亮片面强调事功，是一种功利主义思想，属于功利学派。有的学者认为，对于陈亮思想的上述概括是很不确切，也不妥当的，其主要论据是，陈亮承认儒学，承认儒家道德，并非片面强调事功。有的学者强调，朱熹称陈亮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是不准确的，陈亮是“王道霸道一元论者”和“仁义功利一元论者”。有的学者指出，陈傅良把陈亮思想概括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违背了陈亮的原意，颠倒了因果关系，对后世的影响很坏；同时又批评了把陈傅良的这一概括当作陈亮本人言论的错误。看来，全面而准确地把握陈亮对道德与事功关系的全部论述，分析陈亮对道德与事功关系的涵义和实质，是摆脱分歧，获得正确论断的理论出路。
（三）关于陈亮的学派属性问题。历史上有的史书把陈亮列入《儒林传》，归属儒家。“文化大革命”时，有人说陈亮是法家，是反儒的健将。有的学者则认为陈亮是非理学的儒家。也有学者认为陈亮既非尊儒，也不反儒，言外之意似乎是，陈亮就是陈亮。
（四）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陈亮为了做状元，而故意“曲学阿世”，在殿试对策中，为光宗皇帝不对太上皇“一月四朝”的不孝行径辩护。对此，有的学者持异议，认为陈亮是反对专讲形式的虚文琐节，并非否定孝道，也非迎合光宗，并认为这个论断推翻了流传近八百年的一桩公案。
（五）关于陈亮系狱的次数，有二、三、四次之说。
（六）陈朱的辩论联系到对朱熹及其理学在文化史、社会史上的作用评价问题。有人认为，朱熹和陈亮不同，在抗金问题上是投降派，有人则认为朱熹也是爱国者，对待收复失地问题只是策略上的不同。有人认为朱熹是历史退化论者，有人持异议，认为朱熹只是认为汉唐时代的道德比三代倒退，并非认为历史是全面倒退的。有人强调理学的消极因素和负面作用，有人则认为天理人欲观念培养了一批颇重名节的垂范千秋的人士。
三、陈亮研究的现实意义
陈亮一生主要做了力主抗战和创立学派两件大事，从而确立了他的重要的历史地位。陈亮的思想、文章、胆略、气节均为人们所钦佩。辛弃疾喻之为卧龙诸葛，明清两代时贤赞扬他的文章生气勃勃，读后催人奋发。今人永康籍作家应加登撰的《陈亮》专书，也充分体现了对陈亮的崇敬。凡此都足以说明，陈亮的形象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陈亮的思想影响十分深远。也说明陈亮研究有着现实意义，这些意义似可从以下三方面来说明：
第一，通过学术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科学地总结陈亮思想的性质与特色、合理性与局限性，确立陈亮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地位，从而利于有分析地区别陈亮思想的不同成分，正确弘扬陈亮的精粹思想。
第二，有助于探寻陈亮精粹思想与现代化的结合点。这方面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陈亮的“道义”与“事功”相统一的理念，是否可以说能给予我们这样的启迪：陈亮的理念多多少少地涉及了人类进步的两类文明，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使两类文明统一、结合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从陈亮的理念中可以体会出这样的观点，即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以精神文明为主导，把两类文明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之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建设事业的根本取向。再一个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问题。陈亮是宋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的含义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我们今天既要继承陈亮的爱国精神，又要加以发扬光大，这就是要努力提高民族主体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坚持改革开放，为振兴中华而奋斗。陈亮思想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还有待我们深入发掘，并加以科学的利用，以推进现代化建设。
“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让我们继承和发扬陈亮的精粹思想、杰出品格与崇高精神，以推进祖国的两个文明建设。
［原载《陈亮研究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